写在前面：国史研究的史料问题
广泛搜集、整理文献是历史研究的第一步，共和国史不过几十年的时间，原始文献易得，今天的历史研究犹未走出“伤痕”时代，标榜“直言”“真相”的非实证主义史学家为了完成伤痕叙述不断发明史料、相互标榜，从而垄断了国史研究的话语。
大学第一堂国史课程老师就开了一长串书单，好家伙，几乎都是违禁书籍。那时的自己有强烈的禁书癖，不久后那批书即被笔者搜罗完毕，这一时期于我最大的意义大概就是掌握了基本的文献搜集能力及地摊史学书目。
这些书哪里是什么禁书，它们不过是另类的畅销书罢了。它们几乎涵盖了所有文献作伪方式，要锻炼史学素养这批书是再好不过的。当时搜罗最多的是李锐的书，李锐大概是今天最有影响力的非实证主义史学家之一。如果一个人信奉李锐提供的史料只能说他读李锐还是太少，如果将李锐在不同书中对同一事件的描述列在一起的话就会有以下效果：
这种浮夸风，当年有些科学家也顶不住，甚至参加了论证。据说当年有人同毛泽东谈话时，问过他为什么相信亩产万斤，他说是相信了一位科学家讲的话，太阳能利用得好就能办到。（1985年4月）《再谈浮夸风》，《李锐反“左”文选》第325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11月版
关于万斤亩，上海会议时，我问过毛泽东为何轻信。他说，钱学森在报纸上发表过一篇文章。说是太阳能利用了百分之几，就可能亩产几万斤，因此就相信了。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62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11月版
到1958年11月的武昌会议，情况起了变化……第三件事是粮食放卫星问题，我特意问他，你是农村长大的，长期在农村生活过，怎么能相信一亩地能打上万斤，几万斤粮？他说看了钱学森写的文章，相信科学家的话。原来1958年农业放高产卫星时，钱学森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说太阳能如果利用了多少，科学论证，一亩地可打几万斤粮。钱的文章对毛固然起了作用，当时我心里想，一个自己种过地对农业如此熟悉的人，恐怕主要还在欣赏群众的冲天干劲，也相信这种积极性或许能创造奇迹，不想给这种“热情”泼冷水，因而对高产“卫星”宁可信其有，不愿信其无吧。说受钱文影响，是否有点推卸责任呢。何况，即便在武昌会议上，他还是相信1958年粮食产量硬有7500亿斤。李锐《给毛泽东的三次上书》，《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第194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9月版
1958年12月武昌会议时，毛泽东找我谈话时，我曾问他，怎么会相信那些“高产卫星”，毛说是看了钱学森的文章才相信的。李锐《大跃进亲历记》第50页，南方出版社1999年1月版
如果不是出版社编辑故意刁难李先生，李先生又没有患帕金森的话，那么我们得出李锐在说谎这一结论似乎并不过分。再精密的作伪也会露出马脚，到头来作伪者不过是在证明自己在说谎罢了。类似情况在李锐的书中非常普遍，奈何在李锐之流的造势下，大部分人会选择去控诉那个“说谎的年代”而拒绝对他们的话进行一丝一毫的考据。最优秀的学者也容易败给偏见，对自己笃信的东西进行史源分析可以有效避免偏见。
由于大部分读者懒于寻找一手文献，“太史公公”们得以以“真相发掘者”自居，除去被发明的苦难，这些所谓“真相”从未被雪藏，它们都是原始文献里极易读到的内容。发掘者往往切断完整的事件，将他们拒绝承认的部分深埋，然后向世界宣布自己发现了新大陆，这些发掘者不过是掩埋者罢了。
历史研究中“言必有所出”是一条底线，涉及史实的地方必须标注出处，这也是笔者一直坚持的，这篇文章也是这一实践的延续。
组织起来：从分地到合作
“我为别人割麦子时，一天能吃五顿饭，可现在我只能吃三顿。五顿饭吃的是什么？早晨起来吃玉米面圪塔，半上午主人把馍馍送到地里，中午吃面条，下午又是馍馍，晚上是米汤配菜……那时候想吃的东西都能搞得到，只要你有钱，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可现在，咱们有什么？他给什么就只能吃什么。”
人们再也听不下去了，他刚一说完就问他：“在旧社会，你真的想吃什么就有什么？那会儿有鱼翅、燕窝、海参、鱿鱼，你吃过吗？”
“我没有钱，如果有钱就能吃上。”
“那你为什么没有钱？”
他不吱声了。
“说，说呀！”人们冲他喊。
“因为我没有挣上钱。”
“可你不是说一天吃五顿饭吗？”
“是呀，可那是在收割季节，割麦子的时候。”
“那，地主为什么平时不给你五顿饭吃？”
“收割的活已经干完了，为什么还要给五顿饭？”
威廉·韩丁
人民公社制度解体以来，乡建派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当大人先生们用乡建派否定土改的时候，他们有意忽略了重要的一点，乡建派代表人物梁漱溟和董时进均认为农业合作化是农村的出路。[2]于是他们一面大谈阶级之虚妄，一面将合作化视作灾难，将分田包产到户视为“理性复归”。[3]
今天乡建派被奉为圭臬的恰恰是“中国无阶级”这一点，这一观点的鼓吹者不仅否定了当时阶级的存在，也否定了今天阶级的存在，这已经严重曲解了梁漱溟等人的观点。阶级并不是一个具体的东西，而是一种社会关系，梁漱溟在当时已意识到这一点，[4]在具体分析中他却出于儒家思想本位而陷入误区。[5]阶级流动恰恰说明了阶级的存在，只是阶级还没有固化，而阶级流动程度也往往是被忽略的。土地买卖从逻辑上确实提供了阶级上升的途径，然而这种交易并非公平的。地主抗灾能力要远高于普通农民，在平等的外力面前，更有可能出卖土地的是普通农民而非地主。维持生活已属不易，更何谈阶级跃升？剥削是生产关系中产生的，与剥削者的主观想法无关，剥削者能控制的仅仅是剥削程度，最有良心的地主也摆脱不了剥削别人的命运，通过地租无偿占有劳动果实本身就是典型的剥削。
董时进将农民的贫困归咎于人多地少，[6]这固然是导致农民贫困的重要因素，而劳动果实被别人无偿占有则是更根本的原因。假如一个人每年维持生活所需要的收入为1，他每年的收获刚好可以达到1，那么他的温饱是不成问题的。假如他每年的收获有一半要用来交租，按照董时进的逻辑，他必须要有两倍同等质量的土地并且付出加倍的劳动才能维持温饱，显然地球上并没有这么多未开垦的荒地，重新分配土地显然是更合适的做法。
在站队的过程中，贯彻群众自我教育，掌握划阶级的新精神（以生产手段的占有及生产关系为标准），纠正过去比生活、查三代等的错误标准。因为掌握群众思想教育与划阶级标准，是站队能否站好的重要关键。《纠正比生活查三代的错误 冶陶群众初划阶级》，《人民日报》1948.3.28
不可否认土改初期存在不少过火的现象，这种情况是多重因素造成的。从干部到群众大部分人不知阶级为何物，这样斗争矛头很容易指向相对富裕的人。[7]土改最重要的一环是土地、牲畜、农具等生产资料的分配，而非生活资料的分配，群众更倾向于关心“浮财”“地财”的分配，而忽视生产资料的重要性，这也是当时存在的重要问题。[8]土改是一个长期过程，对问题的整顿避而不谈，将初期的、局部的错误概括为这一过程的全貌，片面强调对部分地主的过火行为而忽略地主对群众的暴力是反历史的。[9]
只要废除原有生产关系，地主作为阶级也就消失了，对于地主个人没有必要消灭，这一点很早就达成了共识。[10]毛最初的设想是“地主富农在老解放区减租减息时期改变生活方式，地主转入劳动满五年以上，富农降为中贫农满三年以上者，如果表现良好，即可依其现在状况改变成分”，[11]这是符合阶级分析法的。“成分”后来如何固化、如何演变成血统论是真正需要考察的问题。它内在于“动员”结构当中，这一结构本应担负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任务，一旦群众运动变成运动群众，群众的主体性被消解，它便会使一体化结构更加稳固，使这一结构失去超越性。[12]
共产党的真正目的，并非是要耕者有其田。这不过是他们一时应用的一种策略，是在革命过渡时期用来拉拢一部份的平民和流氓地痞的手段。他们的真实意向是要将一切土地社会化，这即是收归国有。……在共产制度下，农人都会成为奴隶，也等于当了耕牛。[13]
董时进因这一段论述而被不愿造神的一批人奉为先知，前面提到过董时进是支持合作化的，他的这一转变不过是因为分地分到了自己头上罢了。49年董时进向毛上书反对土改，他认为“现在像割肉似的将土地从地主和富农身上割下来，已经使他们很疼了，割下来分给贫民之后，不久又要从他们和大家身上再割下来，那恐怕困难更多了。何如现时不必分，待将来真要实行社会主义时，直接把土地连同他种生产工具一齐社会化呢”，[14]土地真正社会化以后，他又跳出来控诉中共专制，董时进生动诠释了“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这句话。
董时进的疑问也是大多数人的困惑，既然合作化是未来的方向，为什么要先分地再合作化这样兜圈子呢？
直接搞合作化会造成极大的问题，合作化必须基于自愿原则，否则绝不会稳固。[15]土改与合作化是不冲突的，土改过程中许多地方同时进行着合作化实践。牲畜等生产资料的不足使自发合作化成为可能，在分配中往往是几户人家分到一头牲畜或一辆车，个人无法享有它们的完全所有权，在使用中必须得合作才行。[16]农村本来就有亲戚、乡邻间互助的传统，抗战时期中共也在边区组织过变工队，这些实践为合作化提供了宝贵经验。[17]
土改后农民分到了土地，由于土地交易未受到禁止，很多人很快失去了刚刚得到的土地。由于农村的普遍贫困，一场大病就会逼得农民出卖房子和土地，土地会重新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因此耕者有其田不会是终点，它是农民自主探索出路的起点。
农业合作化运动经历了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这样几个阶段，这几个阶段有什么区别？互助组类似于劳动交易，我帮你干了多少活将来你给我干同样多的活或者给我一些报酬就行了。临时性的互助组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组织，一旦互助组人员变得相对固定，并积累了一定公共财产，互助组就具备了向更高阶段发展的能力。初级社的特点是土地入股，这样也就将成员固定下来。这一阶段中入股土地越多年终分红也就越多，初期为了鼓励地多的人入社土地分红甚至达到与按劳分配相当的比重，地多的人几乎不用劳动也可以获得巨额的收益，按土地分红实际成为了一种变相地租，高级社区别于初级社的地方就是取消了土地分红。
合作化常被攻击的点是效率低下和平均主义，合作等于窝工，挣工分等于干多干少一个样，这种叙述是极不负责任的，下一章节将详细展开。
找回历史：合作化的具体运作
遇到问题、解决问题是革命小说的经典叙事，尽管在处理中不少小说存在简单化倾向，它们至少说明问题是存在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非实证主义史学家高华认为“只要抽去这些概念产生的历史条件和特定内涵，再将其诗化，根本无须费力去‘开掘’，这样，过去时代的许多概念马上就会熠熠生辉”，[18]当时的叙述固然存在不少理想化的成分，单纯以一个武断的判断否定具体的实践既背离了历史又背离了未来。
56年出版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b站同名纪录片详细叙述了合作化史，这部纪录片也是某著名图片的出处）一书按省份编写，搜集了全国各地的办社经验，结尾处又按专题作了索引，是一部有利于消除偏见的资料汇编。对这样一部书总该有人跳出来诋毁一番，“据说，在写这一百多篇按语和编辑《高潮》一书的过程中，毛处于一种极度兴奋的状态，认为农村中出现的这种农民要求合作化的‘高潮’，其意义有如1949年革命的胜利。他确是过高估计了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过于相信各地报刊各种没有经过核实的书面材料”。[19]一个“据说”就将自己的责任推得明明白白，这也是常用的发明史料的手段。毛对这部书的文风并不满意，他明确表示“本书中所收的一百七十多篇文章，有不少篇是带有浓厚的党八股气的。经过几次修改，才使它们较为好读”，[20]李锐处心积虑塑造毛好大喜功的形象，无奈的是他除了发明史料以外没有任何办法。
这部书采取的也是遇到问题——解决问题这一叙事模式，书中的材料对窝工、平均主义等问题毫不避讳。今天所抨击的合作化问题并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这里简单罗列一下书中提到的问题：
一九五四年在那三个小社里，农具、用品老是丢在外面，风吹雨淋没有人管，残断的绳子扔得满地，三个社光绳子就买了六百多斤，花了四百多元；哪个社都有十几付土篮子，但是不到一年连个“尸架子”也没有了。第91页
三百多只羊，笼统分为四群，牧工的记工办法是：牧畜业的收入全部归社，饲养员都按农业上评出的劳动底分记工分红。因而牧工偷懒，迟出早归，放牧的地点“不管有草没草，离村不远就好”，放牧中只顾自己不关心羊群……当年羊羔的死亡率达到百分之四十一。第195页
一九五四年春季，合作社动员全体社员向社投肥的时候，很多社员表现不积极，有的只投灰土肥，不投细肥，有的甚至把肥料完全用在自留地里。青年团员郭关信，也把好粪上到自己的小块菜地上，把质量不好的肥料投给了合作社。第501页
白庙乡改组后，被改组的社一般都停止了十几天生产。有的上街赶集。有的在家睡觉。正在修的塘，也停下来了。三圣乡的韩庄社改组后，卖掉半条牛。有的因分牛草要打架。社外讽刺是“建社笑，散社闹”。第571页
前进社在开始的时候，不分队，也不划片，乱糟糟地在一起干活。早上社长不喊不上工。做起活来，几十个劳动力哄在一块田里，各人贪多图快，不讲质量。晚上评分，常常争到半夜。以致一切社干部都喊“吃不消”。
如果仅看这些材料，合作化似乎是折腾，是一场注定失败的运动，然而这些问题真的是不可解决的吗？为何在另一条路上叫摸石头过河，撞破头也只算阵痛，而在这条路上遭遇一点点挫折就证明此路不通呢？“不过他们不是消极地避开，而是索性一刀‘砍掉’（这是他们的话）多少个合作社，采取十分消极的态度罢了。他们手里拿着刀，一砍，他们就绕开麻烦问题了。他们说办合作社有怎样怎样的困难，据说简直困难到了不堪设想的地步。”[21]“现在的问题是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很多人认为做不到。”[22]共性的问题完全可以通过借鉴成功经验来解决，这部书也的确提出了不少具体可行的方案：
为防止故意损坏农具实行小型农具修理包干，每队每年发二十元，不够自己想办法，富余自己分配。针对大型农具损坏率高、乱拿会计室的纸、墨、煤油，1955决定把所有农具修理包到队，对于社务管理委员会属下的会计室、牧羊人、运输员实行财务定额包干。第25页
（河北邢台东川口农业生产合作社）易于规定工作定额按件计算报酬的活，就用按件记工的办法；不易于规定工作定额的活，就大致按照社规定的包工数进行“死分活评”；有些农活，在颇大的程度上受了自然条件的限制，谁去也是干这些活，例如放水浇地，一般劳动力都能做得大致相同，就用“死分死记”的办法，规定浇地一天七分工，谁去也是挣这些工分。第51页
检查制度：一九五四年因为检查不严和不及时，曾经发生了耕作粗糙。一九五五年贯彻责任制，实行四级连环检查制度，以社长、队长、组长、社员轮回联合督促检查。
奖惩制度：奖惩原则是长工不补，短工不退，超产奖励，减产处罚。超产部分，以百分之八十奖给全队劳动力分配，百分之十奖给生产中的模范积极分子，百分之十作为社的公共积累。因为不可抗拒的灾害而减产的，不赔。无故减产，要赔百分之七十。
财务管理制度：凡分配各队的农具、物件，都要开具清单。到一定季节，照单检查。并且设保管员，专责保管。第54页
为了使定额定得正确，应该先由社务管理委员会，邀请个别技术员和老农参加，根据以往经验和目前的情况，估出当前各种工作的定额。定额订出以后，能试工的就进行试工，最后再交社员大会通过。但是不少的社在估工方面，都是由少数社干部主观包办定出来，既不听取技术员和老农的意见，又不试工，也不给社员讨论修改，结果很不准确。在试工当中也应该注意几个问题：（一）试工的应该是中等以上的劳动力，试工的时候应该是正常的劳动态度。（二）劳动的对象，应该选择有代表性的。（三）试工的时间不能太短，要试一整天，或者半天。第1021页
在制订定额的时候，不一定都订得很正确。即使正确，由于生产条件的变化，定额也会偏高偏低，所以适当的修改是必要的。有些社不明白这一点，存在“包工以后，万事大吉”的思想，不检查、不修改，定额就不准确。
各种农活有轻重不同，如果完成每个定额都给以同样的报酬，社员就会挑选轻活干，不愿干重活，所以必须分等定分。第1022页
合作化的好处逻辑上非常容易论证，在集体贫困时期大家只有把自己拥有的生产资料拿出来共同使用才能完成生产活动，集体化条件下更容易组织修水利、土地保养，农业实验也更容易展开，连成一片的土地更利于实现机械化生产，而一旦实现了机械化，大量农村劳动力就可以解放出来从事副业和工业生产。单干条件下一旦家庭主要劳动力生病生产将无法继续下去，集体生产可以避免这一问题。单干时卖菜需要每家出一个人上街，合作化一个人就可以帮大家卖。托儿组、公共食堂的建立都极大解放了劳动力。[23]公共食堂一直以来都是合作化反对者攻击的重点，仅举一例进行反驳，反对者大可以试试怎样将学校或公司食堂吃垮。[24]
大逆转：农业政策的轮回
“就整个国家来说，这些贫穷的集体只是少数，贫穷并不是解散他们的很好理由。合作化体系是牢固地建立在现实主义的物质刺激的基础上的”，[25]如同其他一切经济改革，增产与否是衡量合作化是否成功的主要标准，[26]领导这样一项全新的事业是艰难的，财富的积累过程也是异常艰苦的，如著名的王国藩社，“因为接近了旧历年节，有些社员主张把钱分了，大伙过个富裕年。王国藩告诉大家：年好过，节好过，发展生产难，让大家讨论。社员们一讨论，认识到该有个长远打算，不能千日打柴一日烧。根据社内生产的迫切需要，买了一辆铁轮车、一头牛、一头骡子、十九只羊和一部分零碎农具”，[27]合作社注重积累，因此社员生活水平看起来并不高，包产到户后的大发展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这种积累的释放。81年继续推进包产到户时杜润生承认三分之一以上的集体经济是办得比较好的，三分之一左右的队搞好了可以赶上去，还有三分之一左右的生产队收入不足以补偿社员的劳动消耗。[28]当时最先进的地方发展到什么水平呢？河南七里营刘庄大队实现了吃西瓜、吃冰棍、看电影不要钱，住房免费，有的家里已经有了电视机、电风扇这些电器，刘庄是后来少数顶住压力没有单干的大队，今天村民免费住上了三层别墅。
图1：七里营刘庄的住房（由于疫情原因未前往实地拍摄）
图2：刘庄合作化领导人史来贺
改革后，土地被划分为无数的小块分给了单个农户，机械化农业也不得不让位于原始的间断的个人耕作了。农民们没有选择，只有抛弃他们先进的农机，重新扛起了锄头。而银行向村里索要贷款时，村里的头头们说：把机器拿走吧！银行自然是不可能找到买主的，所以直到今天，这些施肥机、平土机、喷雾器、喷灌系统、玉米收割机、干燥机都躺在院子里慢慢的锈烂，默默的述说着那个过去的年代，那个被刻意回避的年代。[29]
包产到户对机械化的打击是致命的，尽管一开始还有“实行责任制后，不但能发挥机械作用，而且加上个‘更’字才合适。地块划小是为了明确责任，加强管理，并不是个人所有，中间打一道墙，根本不改变统一领导、统一耕作、统一播种、统一浇水、统一收打的生产形式”[30]这种论调，事实是否如此大家心中自有答案。
“改革后，货币收入占收入的绝大部分，而在改革前，货币收入（现金或者能兑换固定现金价值的粮食）只占一个人总收入的60%-75%。合作社（Brigade）成员，作为集体经济的拥有者之一，大部分或者全部免费的享有住房，医疗保障，燃料，电，和其他的货物和服务。这些附属利益的总价值是难以估计的。”[31]温水煮青蛙可以让青蛙舒适的死去，阵痛过后依然是一个合理的世界，工作没了，房子没了，看病贵了，新一代人搀着老一代人，从头再来。
伴随着包产到户而来的是集体主义价值观的衰落及个人主义的重塑，所谓个性解放带来的自由不过是一些人的一厢情愿，他们期待的美丽新世界似乎并没有到来，剥削合法性却以“勤劳致富”的面孔粉墨登场。“阶级”“剥削”这样的字眼都变成了可笑的东西，它们似乎是那个年代维护统治的谎言。[32]
前些年孟令骞从实证角度论证了“半夜鸡叫”的虚妄，这种考据同论证“流血漂橹”一样荒唐可笑，[33]《高玉宝》一书中除了有名的《半夜鸡叫》外还有这样一段：
今年，你把我的猪腿摔坏了，少卖了三斗粮；春季，你病了一次，欠了我八九个工，那时雇一个小工，一天二升半粮，你算算吧，一共多少粮？零头我不要了，你回家拿四斗粮来，我就让你下工；不拿粮来，你就给我干到年底再说吧。[34]
当工人真的拿到负工资的时候，孟先生还会赞扬那位勤劳致富的先人吗？
[1] 韩丁《深翻——中国一个村庄的继续革命纪实》第191页，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08年5月版
[2] “要想农业进步，要想农民有出路，只有合作一途”“中国地面广大，农民众多，各地方之情形及需要各自不一致，负指导组织之责者，若能细察各地不同之情形及需要，提倡各种最适宜之组织，谅均不乏成功之希望也”“合作在中国有极力推广的必要”。见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第31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8月版；董时进《农业经济学》第290页，北平文化学社；董时进《农村合作》第7页，北平京华印书局1931年4月
[3] “毛泽东时代的公有制背离人性与社会发展的规律，过分追求理想化的农业经济制度和实施僵化的农业经济体制，从根本上脱离了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邓小平时代中共多少回归理性，但是仍然不愿放弃公有制体系”宋永毅编《重审毛泽东的土地改革：中共建政初期的政治运动70周年的历史回顾（下）》第92-93页，田园书屋
[4] “俗常说到阶级不过是地位高下、贫富不等之意；那其实不算什么阶级。此处所称阶级乃特有所指，不同俗解。在一社会中，其生产工具与生产工作有分属于两部分人的形势——一部分人据有生产工具，而生产工作乃委于另一部分人任之；此即所谓阶级对立的社会。”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第2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8月版
[5] “从第一点土地自由买卖，与封建社会已经不同，土地已难垄断。再加以遗产均分之第二点，更使土地分散而不能集中。”“中国社会可称为一种职业分立的社会。在此社会中，非无贫富、贵贱之差，但升沉不定，流转相通，对立之势不成，斯不谓之阶级社会耳。”同上，第28页
[6] “农民贫穷之最根本的原因，为耕种地面太小。耕种地面小既为全国普遍之现象，可知其非土地集中之结果，乃由于农民人数太多，耕地不敷应用所致。故即将全国所有耕地重新平均分配于农民，亦无多补也。”董时进《农业经济学》第364-365页，北平文化学社
[7] “划分阶级成分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依据人们对于生产资料的关系的不同，来确定各种不同的阶级。由于对生产资料占有与否，占有多少，占有什么，如何使用，而产生的各种不同的剥削被剥削关系，就是划分阶级的唯一标准。”任弼时《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1948.1.12；“过去许多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二元论(甚至是多元论)的错误，将生产关系和使用关系并列，又将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并列，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把问题弄得很糊涂，划错了许多人的阶级成分。”1950.6.4《关于土地改革报告的修改》
[8] “土地改革的中心是平分封建阶级的土地及其粮食、牲畜、农具等财产（富农只拿出其多余部分），不应过分强调斗地财，尤其不应在斗地财上耗费很长时间，妨碍主要工作。”1948.1.18《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为着保险起见，地主豪绅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隐藏到贫穷的亲戚、朋友、佃户和长工家里。很多对地主并不同情的农民，经不住引诱贿赂、欺骗和威胁，只好答应给他们帮忙。”“每当农会干部发现了这些藏匿的财产，受到牵连的农民就得挨一顿毒打，而且本人的财产也要全部或部分被没收掉。”韩丁《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第184页，北京出版社1980年10月版
[9] “这些还乡团由地主的孝子贤孙、狗腿子、雇佣的恶棍和乌七八糟的地痞流氓组成，他们跟在中央军的屁股后面，到了哪里，就在哪里实行白色恐怖。他们不仅迫害、屠杀积极的干部，而且连他们的亲戚家属也不放过。整户的人家都被活埋。他们还剥人皮、砍人头。还乡团还派人潜入解放区，进行暗害、投毒、屠杀、抢劫，制造恐慌等活动。”韩丁《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第189页，北京出版社1980年10月版
[10] “地主作为一个阶级要消灭，作为个人要保护。”1948.1.15《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六月四日下午除对极少数犯了重大罪行的地主，即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及坚决反抗土地改革的犯罪分子，应由法庭判处死刑或徒刑而外，对于一般地主只是废除他们的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废除他们这一个社会阶级，而不是要消灭他们的肉体。”1950.6.4《关于土地改革报告的修改》
[11] 1948.1.18《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
[12] 对“动员”结构的分析可参考蔡翔《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
[13] 宋永毅编《重审毛泽东的土地改革：中共建政初期的政治运动70周年的历史回顾（下）》第38页，田园书屋
[14] 《董时进致信毛泽东谈土改》，《炎黄春秋》2011年4月
[15] “在处理互助组和生产合作社内部所存在的任何问题上，有两条原则是必须绝对遵守的，就是自愿和互利的原则。”1953《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人民公社万岁》第8页，农业出版社1960年1月版
[16] “由于全村一共只有五十头牲口，其中属于劳动农民的不能没收，所剩下来的只能进行分摊。每四户才分到一头整牛是很平常的，这样，使每一户都骄傲地成了‘一条牛腿’的所有者。”韩丁《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第173页，北京出版社1980年10月版
[17] 合作化进程中有合作经验的老解放区往往不会出现共产风、平均主义等问题，新解放区这一些问题较为严重，因此后来包产到户也是从这些地方开始
[18] 高华《革命年代》第243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1月版
[19] 《李锐反“左”文选》第81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11月版
[20]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第1134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1月版
[21] 同上，第3页
[22] 同上，第4页
[23] 托儿组的实践参考《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第66-74页，第328-334页
[24]“农村的公共食堂应该坚持积极办好、自愿参加的原则，粮食依人定量，分配到户，食堂凭票吃饭，节余归己。”“整社以后，各地公共食堂都实行了‘粮食分配到户，各人自愿参加，口粮依人定量，节余全部归己’的办法。同时，采取了各种灵活的方式：可以常年或者只是农忙的时候在食堂吃；可以全家或者只是参加生产劳动的人在食堂吃；可以全天或者是选一顿、两顿在食堂吃；可以主食、副食都由食堂供应，也可以只在食堂定主食或副食；可以在食堂里吃，也可以打回家去吃。有些地方还实行‘一堂多灶’，并设立小卖部，谁愿意吃哪一种就吃哪一种。”《人民公社万岁》第277页，第333页农业出版社1960年1月版。插一句题外话，李锐《庐山会议实录》一书的核心观点是庐山会议后毛一意孤行，打断了纠左。《人民公社万岁》一书是庐山会议不久后发行的书籍，其性质与《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类似，后来江苏等地根据本地情况编写了同名书，这些书编写极其仓促，以江苏编写版本为例，此书虽延续了遇到问题——解决问题这一逻辑，但对如何解决问题基本没有具体描述。农业出版社出版的《人民公社万岁》是一部中央文件汇编，没有收录具体案例，但此书开篇收录的是1953年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这一决议鲜明地反对冒进、强迫命令，强调自愿原则，其意图是非常明确的。庐山会议的确使吴芝圃之流反扑，加剧了地方上的不良倾向，但对冒进和官僚作风的纠正始终没有停止
[25] 韩丁《深翻——中国一个村庄的继续革命纪实》第24页，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08年5月版
[26] “一切合作社，都要以是否增产和增产的程度，作为检验自己是否健全的主要的标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第45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1月版
[27] 同上，第18页
[28] 杜润生《农业生产责任制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红旗》1981年第19期
[29] 韩丁《大逆转——中国的私有化1978-1989》第6页
[30] 《责任制会不会影响农业要机械化》，《农业机械》1981年2月
[31] 韩丁《大逆转——中国的私有化1978-1989》第53页
[32] “根本不能说鲁四老爷剥削了祥林嫂。在封建社会的中国，在当时的情况下，祥林嫂那样的寡妇除了到上等人家当女佣，很难找到更好的工作。而且，当她第一次到鲁四老爷家做工时，确确实实恢复了活力，并找到了新的生活目标。如果不是她的婆婆强行将她卖掉，她会对自己的生活相当满意。”夏志清《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科学”研究——答普实克教授》
[33] 孟令骞以受害者姿态揭露这个故事的虚伪，详见《我所了解的“半夜鸡叫”真相》，《炎黄春秋》2012年第3期。然而小说何来真伪问题，若将小说视作事实，何不控诉高玉宝故意伤人？孟在文中讲到的吃粉条故事本就是农村流行的故事类型，我小时候就听奶奶讲过类似故事。唯一能构成高玉宝说谎证据的似乎是“他公开场合一直在坚持‘半夜鸡叫’是真的”这一点，而除了孟文笔者尚未找到任何材料证明高玉宝本人有类似表述。
[34] 《高玉宝》第11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7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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