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后,武汉先进知识分子便自觉承担起向群众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使命,并意识到马克思主义必须与工人运动相结合,进而开始学习俄国革命,对群众进行宣传和组织动员。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积极开展了组织建设和群众动员,尤其是中共武汉地方委员会成立后,到1922年10月便建立了全国最大的产业总工会——汉冶萍总工会。武汉是近代中国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工商业城市,工人阶级总量大且分布集中。据统计,到1920年,湖北产业工人总数已近30万,大部分集中在武汉[1](P111)。这十分有利于武汉党组织开展工作。探索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开展自身组织建设和群众动员的方式,有助于我们从历史视野中把握和总结经验,认识中国共产党如何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以及如何进行自身组织建设,将广大劳动群众组织起来。
一、组织起来:观察早期党组织的一个视角
现代学者认为,组织是由两个以上的人组成,为实现共同目标,以一定形式加以编制的集合体。人类社会的组织活动,随着社会分工日益复杂,组织种类也愈加繁多,如行政组织、工商企业组织、文化教育组织等。马克思主义为观察组织和组建组织既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南,也提供了重要的认识视角,这一理论和视角即是阶级理论。
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是由一定历史阶段与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形成的一种社会集团。其中农民阶级处于一种自在状态,难以形成自己的政治力量和思想力量,而与社会化的大生产相联系的无产阶级,可以团结起来、联合起来、组织起来,为本阶级的利益进行斗争[2]。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参与建立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之初就十分重视党自身的组织建设,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中,明确规定了同盟的组织机构,强调必须建设独立的、组织完备的工人政党,健全党组织的各机构、支部设置,并且“应该使自己的每一个支部都成为工人协会的中心和核心”[3](P558)。
武汉早期党组织的组织建设,主要是受苏俄革命实践的影响。1921年初武汉地区新闻媒体——《汉口新闻报》上刊登了《俄国少年共产会的组织法》,它详细介绍了苏俄共青团的组织经验。列宁一贯重视工会等非党组织的建设,党组织的主要任务是要在工人阶级中进行理论宣传和鼓动,提高工人阶级的阶级觉悟,建立一般性的群众组织[4](P167-168),主张党的每一个地方组织都要由领导者(主要是职业革命家)和广泛的外围小组组成,即“必须成立区小组(指在很大的城市中)和工厂小组(无论何时何地)”[5](P6)。可以说,只有加强工会、农会等其他非党的群众组织建设,才能把群众团结起来,凝聚群众所蕴藏的磅礴力量,这对于党组织做好群众工作具有重要意义。同时,组织发动群众也是扩大党员队伍,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重要方式。列宁提出,无产阶级政党要建立起铁的纪律,而铁的纪律靠什么来维持?“是靠它善于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首先是同无产阶级劳动群众,但同样也同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联系、接近,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同他们打成一片”[6](P5)。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为把人民组织起来以及如何组织起来提供了重要的认识工具和行动指南。早期党组织正是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并在这一理论指导下,进行党自身组织建设和群众组织建设。
二、组建支部:武汉早期党组织的建立与活动方式
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有严密的组织形式,这是党发挥其作用和功能的前提,“任何政党没有组织都是无法存在的”[7](P519)。自身组织建设是武汉党的早期组织成立后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总的来看,武汉党的早期组织在自身组织建设方面尽管处于探索阶段,但还是取得了明显的进展。
1. 成立武汉共产党早期支部
马克思强调,独立的工人政党必须加强党的各级组织建设[8](P428)。党的自身组织是壮大党的队伍和做好群众工作的基础。在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产阶级的残酷剥削与压迫下,武汉工人群众从诞生之日起就不断与之进行着艰苦斗争。据不完全统计,从1895年至1919年,武汉工人阶级举行过20多次自发性罢工斗争[9](P1),但这些罢工斗争因为缺乏明确的斗争目标和坚强的组织领导,大多遭到失败,武汉党的早期组织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建立起来的。1920年8月,武汉早期党的组织在董必武、陈潭秋、刘伯垂等的组织下正式成立,成为国内最早建立的6个早期党组织之一。武汉党的早期组织的成立也标志着湖北人民革命斗争进入以共产主义为目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崭新的历史阶段[10](P4)。
武汉党的早期组织建立后,先后在武汉地区开展了一系列活动,为党在武汉地区开展工人运动、传播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组织力量和基础,培养出了在后期产生重要影响的革命骨干,如施洋、黄负生、刘子通等,同时也助推了此后武汉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1921年中共武汉地方委员会成立后,为了适应武汉地区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需要加强党对工人运动的组织领导,武汉地方党组织迅速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及各支部,分别领导各地群众运动。为了统一领导武汉地区的农民运动,武汉地方党组织建立了专门的“以调查农民生活状况,唤醒农民自觉养成其反抗地主、军阀、官僚、乡绅之勇气,并训练其团结为宗旨”的农民运动委员会,统一管理赴农村从事农民运动的委员,监督其做好农民运动的调查、宣传、组织工作。
2. 重视组织成员的理论学习,加强组织队伍建设
中国共产党注重学习的传统,从党的早期组织活动中可窥一斑。武汉党的早期组织甫一建立,便把党员的教育摆在重要位置,不仅十分重视提升其成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而且自觉承担起“向工人传播和灌输马克思主义的职责”[11](P31)。1920年秋,在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大会上,党的早期组织成员即研究了党的组织生活制度,决定党组织每周召开一次组织生活会,进行集体学习,并且每次会议都安排党员作读书报告或国内外时事报告,为党员提供《共产党宣言》《〈资本论〉浅说》《马克思传略》等著作,还有《新青年》《共产党》月刊等杂志作为学习材料,以此教育和提高党员的觉悟[12](P146)。之后不久,湖北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它以“研究社会主义,实践社会主义的思想”为宗旨,把研究科学理论作为其主要任务。青年团也像党组织一样,每星期开会一次,进行集中学习。党组织还积极组织青年团成员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研究活动,指导团员和进步青年学生阅读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关的进步书刊。陈潭秋等经常为青年学生讲课辅导,介绍马克思、列宁的生平及学说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13](P45)。总的来说,武汉早期党组织十分注重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传播,推动了党的早期组织自身发展和群众动员工作的开展。
3. 依托特定的场所或机构成立党的外围组织机构
党的外围组织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事业发展的重要依靠力量。事实上,由于党的早期组织自身不够健全,党的早期组织的活动主要是以外围组织的活动方式体现出来的。这包括:一是成立利群书社和共存社等组织。五四运动后,以董必武、恽代英、林育南等为代表的青年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开始在武汉地区创办社团和学校等组织,以团结青年知识分子,传播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经验,这为党组织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培养了新式人才和准备了革命力量。1920年2月1日,由恽代英、林育南等发起成立的利群书社,经销出版了《共产党宣言》等马列著作和《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共产党》《少年中国》等进步刊物,书社成员还参与创办《互助》《我们的》等进步刊物,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阵地[14](P2-3)。1921年7月16日至20日,利群书社和与之有联系的各团体召开代表大会,讨论书社的工作和改造社会的问题。会议决定成立“波歇尔”(布尔什维克)式的组织,定名为共存社,明确宣布其宗旨“以积极切实的预备,企求阶段斗争、劳农政治的实现,以达到圆满的人类共存为目的”。共存社的宗旨表明,它是一个具有共产主义小组性质的革命团体。它的成立,标志着恽代英、林育南等先进青年已经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不久,当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共存社的多数成员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许多人成为了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二是成立了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武汉共产党组织成立后,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随着武汉共产党支部的建立,武汉中学逐渐成为党的活动中心,在董必武、陈潭秋的帮助下,武汉中学最进步的一批学生被吸收为团员,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组。1920年11月初,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举行成立会议,确立团的宗旨是“研究科学理论,实现自由和平等,消灭资本主义,消除阻挡我们发挥才能的各种障碍。简而言之,我们团的主要任务就是实现社会主义”。不久,陈潭秋、包惠僧、刘子通等人又利用他们在武昌高师、省立一中、省立女师、高师附小、启黄中学、勺庭中学任教的机会,在进步学生中发展团员,与此同时,还在其它一些大中学校开展建团活动。
三、组织群众:武汉党的早期组织群众动员方式
武汉早期党组织成立后,深入群众中间,保持同群众的密切联系,在群众中进行理论宣传,提高人民群众的阶级觉悟,以达到引导群众和组织群众的目的。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甫一建立,就显现出其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的特点和优势,即把动员、发动群众和组织群众作为工作重心,把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主要工作内容,把教育群众、促进群众觉醒作为主要任务,进而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群众动员工作。
1. 探索符合群众特点的社会动员方式
针对当时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群众识字率较低和整体文化水平不高的情形,董必武、陈潭秋等通过开办识字班、平民学校、劳工学校、女子补习学校以及农民夜校等方式,向工农群众传播文化知识,讲解革命道理。武汉早期党组织通过这种方式,推动了先进的知识份子到工农中去,把马克思主义带到工农中去。后来伍修权在回忆录中也指出,创办平民教育学校等方式,“是和工农群众接近、深入群众的有效方式”[15](P40)。例如,工人出身的项英,正是通过识字班才得以深入工人群众,“他白天和工人一起干活,晚上教工人识字,与工人群众鱼水相交,建立了深厚的情谊”[16](P13)。
在对群众进行宣传教育的过程中,武汉早期党组织注重分类施策,针对不同受教育者采取不同的宣传教育方式,教育的内容和侧重点也有所不同。针对劳动群众普遍没有接受过文化教育,文化程度整体偏低的状况,武汉早期党组织采取文化教育和思想启蒙相结合的方式对其进行分类教育。对于识字的工人和农民,采取开办工人或农民学校等方式对其进行文化教育。对于不识字的工农群众,采取开办识字班的方式对其普及文化知识。同时,在教育过程中,通过聊天、闲谈等方式向工农群众讲解革命道理,启发工农群众的阶级觉悟。学习与群众打交道、交朋友,通过促膝谈心的方式对其进行宣传教育,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1922年2月,林育英在与大冶煤铁产区工人们交流时,就启发工人们说:“为什么说‘劳工神圣’?因为是我们劳工创造了世界。矿是我们工人开的,铁是我们工人炼的,没有我们的辛勤劳动,压迫阶级就不能生活。我们的奴隶地位是帝国主义、封建官僚、地主阶级的压迫剥削造成的。我们要向俄国工人阶级学习,团结起来,就一定能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铲除不合理的剥削制度。”[17](P65-66)此外,歌谣、标语和散发传单也是通俗易懂的群众教育方式。
早期党的组织还通过切实走进群众,营造相似性情景来增进与群众的关系。社会心理学认为,个体会对与自己社会地位、生活环境和价值观念等具有相似性的个体或团体组织产生亲切感。在党的早期组织活动中,事实上运用了这一理论来开展群众动员工作。如派遣党员干部到自己的家乡或单位等与当地群众熟悉的地方开展工作,通过同吃、同住、同衣、同劳动等方式来营造这种相似性。中国的农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农民之间彼此熟悉,不仅会更容易产生亲切感、信任感,而且具有相同的语言习惯和相似的思维方式,沟通起来也更为方便。在近代中国,长衫是知识分子的典型着装,而工农群众穿的是方便活动的短衣。1921年秋,包惠僧、李书渠、陈潭秋、林育南等人到徐家棚粤汉铁路机车处进行罢工斗争的组织发动工作时,“他们脱下长衫,放下知识分子的架子,与工人群众广泛交流,打成一片,赢得了工人们的理解和信任”[18](P141)。在1921年12月汉口租界人力车工人罢工中,“林育南打扮得和车夫一模一样,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人力车夫深受鼓舞,一个个心中像有一团火,精神抖擞,斗志倍增”[19](P50),最终取得罢工的完全胜利。
2. 探索宣传教育方式以促进群众觉醒
传播马克思主义、促进群众觉醒是党的早期组织活动的重要任务。为此,武汉党的早期组织在对群众的宣传教育方面开展了多种探索。武汉党的早期组织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是武汉地区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公开组织,董必武、陈潭秋等人常在研究会作自己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心得体会报告,同时,组织青年学生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研究活动,指导团员和进步青年学生阅读《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入门》《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和《新青年》《共产党》《武汉星期评论》等书刊,陈潭秋等经常为青年学生讲课辅导,介绍马克思、列宁的生平及学说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13](P45)。研究会的活动促进了群众的觉醒,吸纳和培养了一批革命骨干。
青年学生是当时知识分子群体的代表之一,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理解能力。武汉早期党组织主要通过学校教育的方式对青年学生施加影响。在董必武、陈潭秋等人推动下创办的武汉中学,在武汉共产党组织建立后,逐渐成为武汉地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进行革命活动的重要场所之一[14](P3)。在董必武、陈潭秋等人的亲自培养教育下,青年学生中的进步分子有不少人先后加入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恽代英、李汉俊、钱介盘、陈荫林、刘子通、黄负生等人都先后在武汉中学讲过课,向学生们传播新文化、新思想。这样,武汉中学就成了宣传十月革命、传播马克思主义,发展党、团组织,以及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进行革命活动的重要基地。董必武、陈潭秋以武汉中学为基地所进行的革命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为湖北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做了必要的准备,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受“女子无才便是德”等封建观念的影响,中国妇女一直被排除在传统教育体系之外,20世纪初,妇女地位低下的情况并没有得到多大改善。董必武、陈潭秋等人发起创办专门的妇女学校——武昌女子补习学校,针对没受过教育或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妇女群众进行文化教育和进步思想宣传,同时在已有的女子学校中开展活动,建立妇女读书会,发展进步力量。此外,李汉俊在《武汉星期评论》和《妇女评论》等刊物上发表的文章也起到了教育妇女群众的积极作用。
3. 动员、发动群众,显现群众力量
有效动员群众既是党有力量的体现,也是群众力量的彰显。动员发动群众进行罢工斗争的活动主要发生在1921年中共武汉地方委员会成立之后,但这些斗争实践无疑和党的早期组织的活动具有密切的联系,武汉党的早期组织的活动为武汉党组织建立后的活动奠定了重要基础。1921年10月,在成立不久的武汉地委领导下,粤汉铁路武昌徐家棚机车处工人举行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粤汉路局被迫接受工人所提条件,罢工取得完全胜利。随后不久,汉口租界人力车工人罢工,也迫使相关各方答应了罢工工人所提条件,并成立了人力车夫同业公会。参与领导罢工运动的包惠僧、郑凯卿、施洋等人,均是党的早期组织的组织者或重要活动家,其中包惠僧在武汉早期党组织成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担任了武汉早期党组织的负责人,并组织开展了一系列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工人群众的活动,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组织和动员群众的经验。
四、结语
武汉早期党组织是继上海之后,与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几乎同时诞生的中共第二批地方党组织。武汉党的早期组织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下,积极探索符合工人群众特点的组织方式和活动方式,坚持党自身的组织建设和群众组织建设一起推进,为武汉地区革命运动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 在科学理论指导下有效组织和动员群众开展革命斗争
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和思想成为党的早期组织开展组织建设和群众动员的主要工具。在党的组织成立之前,工人群众也自发进行过罢工斗争,但均告失败。而农民群众在封建军阀和土豪劣绅的剥削压迫下,更是缺乏反抗的手段。武汉党的早期组织成立后,在群众中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活动,并运用阶级分析方法,采取正确的群众动员方式,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团结组织起来,进而使工农群众的革命斗争取得了显著成效。
2. 坚持党自身组织建设和群众动员一起推进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先锋力量,党的组织建设和群众组织建设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相辅相成。党的自身建设能为群众组织建设提供坚强领导和思想指导,帮助群众组织起来。武汉党的早期组织成员通过宣传教育和身体力行,促进群众觉醒,使群众了解和认识马克思主义及其科学性,促进工人群众从阶级角度认识自身的状况并开展联合,从而为后来吸引工人群众踊跃参加党、团组织,自发参加工会、农会等群众组织提供了思想认识基础。同时,教育群众、发动群众和组织群众的过程,也是壮大党员队伍,加强党自身组织建设的过程。这既体现了马克思所提出的使党成为群众组织的核心和中心的思想,也实现了党的早期组织发展革命力量、壮大党员干部队伍的历史任务。
3. 尊重实际,推进群众动员
组织和动员群众是党的组织的一项重要工作,但发动群众又是一项不容易做好的工作。尤其是在党的早期组织成立之时,在组织和动员群众方面没有经验可以借鉴。武汉党的早期组织成员在群众动员方面,形成了一些工作特色:一是以渐进的方式推进群众动员。认识到“发动群众是艰苦、细致、长期的工作,于是修改计划,深入群众”[1](P111),派遣党员接近工农群众,通过长期的启发教育,逐步使群众克服思想中存在的封建落后观念,提高阶级觉悟,引导工农群众认识到组织起来的必要性。二是根据群众特点和实际推进群众动员。根据工人群众缺少文化知识乃至不识字的实际,以他们喜闻乐见和通俗的方式宣传马克思主义,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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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华 郑天骄。来源:来源:《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21年第1期。责任编辑:郭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