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诚调查令”的缘起与历史走向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苏两国由战时同盟转变为竞争对手。潜伏在美国社会数十年的恐慌情绪逐渐抬头。国际方面，美苏矛盾日益凸显；美国国内方面，经济萧条，通货膨胀，罢工运动再起，黑人运动盛行。共产主义被美国资产阶级执政党视为威胁美国社会利益的重要因素，无法有效治理“共产主义的危险”，就意味着执政的软弱与无效。为此，1947年3月21日，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签署第9835号行政命令，成立调查委员会，对政府官员进行忠诚度调查，目的是开除其中有“不忠”倾向的人，挖出政府中的“共产党间谍”，史称“忠诚调查令”或“联邦忠诚计划”。这一法令的实施，在美国国内制造了恐慌情绪，形成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对立敌视态度。

“忠诚调查令”的执行和推进主要有3个阶段：

第一阶段，扩散阶段（1947～1950）。1947年，调查令一经签署，司法部部长汤姆·克拉克便对外公布了一份列着“有颠覆倾向”的个人和团体名单，作为“忠诚调查”的依据。随着冷战局势的弥漫，“忠诚调查”的范围越来越广，审核标准也越来越泛化。一旦有“合理”的怀疑依据，便强制被调查者离开工作岗位。在这种强势调查与处罚氛围中，恐慌情绪开始在全国扩散。

第二阶段，极化阶段（1950～1953）。两大苏联间谍案、苏联核武器试爆成功和朝鲜战争爆发加剧了美国政府和政客对共产主义活动的恐慌。1950年，共和党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在惠灵市公开抨击民主党政府纵容205名共产主义者在政府内部活动，并在接下来几年的讲话和发言中随意捏造数据，指控美国各个阶层的疑似“反共”分子。麦卡锡的此类言行引发以打击共产主义者为名的无端指控，为无证据的诽谤行为开了绿灯，推动了社会恐慌情绪的升级。“忠诚调查”从联邦政府进一步扩散到地方政府、私营企业、文化机构和宗教界。“反共”成为美国政客党同伐异的工具，任何异议的声音都可能被视为“亲共”。生活在这个年代的人们噤若寒蝉，后来被称为“沉默的一代”。

第三阶段，退潮阶段（1953～1956）。1954年4月，针对麦卡锡“陆军已被共产主义渗透”的指控，国会召开“陆军部—麦卡锡”听证会。麦卡锡在会上随意捏造诬陷，声誉急剧下滑。同年12月，参议院通过投票赞同对麦卡锡进行审查，麦卡锡的个人生活和职业就此一蹶不振。在此之前，艾森豪威尔也于1953年签署第10450号行政命令，中止杜鲁门的“忠诚调查令”。“忠诚调查令”和随之而起的麦卡锡主义终告一段落。

“忠诚调查令”的实施过程持续多年，导致一种情绪化的妄想与迫害情绪蔓延，破坏了美国正常的社会秩序。对于美国民众来说，成千上万的人受到匿名指控，大量的人被剥夺就业机会；对于美国的政治体制来说，左翼组织近乎销声匿迹，保持中立的政治组织也生活在随时被指控的恐慌中。舆论整体右倾，失去了理性进行公共讨论的空间。“忠诚调查令”最终演变为一场极权主义的政治镇压运动。

“忠诚调查令”落幕后，西方学术界反思了这段时间的行业表现。其中，新闻业的表现引来许多批评。一种很主流的看法是，对于以麦卡锡为代表的政客提供的虚假信息，新闻媒体未能尽到批评之责，反而为政客所用，协助了社会压迫的形成，是“自愿成为权力附庸的机构”，是社会规则的“共谋者”。西方学术界为何有此种看法？这涉及一个基本问题：新闻媒体在“忠诚调查令”过程中有哪些表现以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表现？

“忠诚调查令”期间的美国新闻媒体表现

“二战”之后，美国的新闻媒体结束了对战时新闻检查制度的遵守，把注意力转移到了国内劳资争端、民权运动、美苏国际争霸等焦点问题。一时间，关于政府对共产主义在美活动的严格管理问题，新闻媒体中充满指责与反指责的声音。随着杜鲁门签署“忠诚调查令”、正式向民众宣告美国要在国内遏制共产主义活动的态度，如何报道与共产主义有关的事务成为新闻媒体在战后新时期的难题。

总的来看，“忠诚调查令”期间美国新闻媒体的表现主要分为两种类型：

一种是“传声筒”类。包括散播言论、扩散恐慌、煽动战争情绪等。比如，“忠诚调查令”一经发布，美国媒体大规模在头版报道。随后的黑名单、行政处罚、政界人士的言论等，也被铺天盖地地传达给民众。即使遇到麦卡锡随意捏造的数字和前后矛盾的言论，记者也是逐一报道出来，极少联系麦卡锡先前的言论和社会背景进行分析和阐释。还有许多媒体在报道中的新闻标题简化了听证审讯和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在标题上大量使用“猎杀间谍”“调查红色”“57个红色的名字”“清理红党”等字眼。这类触目惊心的标题促使读者强化了“猎杀红色”的印象，也加强了“共产党”和“危险”之间的联系，导致恐慌情绪进一步升级。尤其是不少媒体并未对“忠诚调查令”实施的合理性进行客观判断、对其实施过程中的过火行为进行监督，而是把这一法令与所谓“爱国主义”结合在一起，在报道与社论中甚至具有战前鼓动的味道。据美国历史学者弗莱明的考证，冷战期间，大多数新闻界都在持续煽动战争热，任何人在读过报纸、收听了广播之后都会意识到准备保卫国家的必要性。

一种是批评质疑类。包括批评指控、拒绝发声等。比如，1947年12月，对于“忠诚调查令”如此大规模地“无中生有”与“党同伐异”，《新教徒》期刊上的一篇社论敬告读者警惕“忠诚调查令”的纳粹倾向。《纽约时报》也提出质疑，指出被指控为“颠覆分子”的人拒绝了政府的“反共”指控。新闻人爱德华·默罗对麦卡锡的批评最具代表性。1954年，默罗在电视节目《现在请看》中谴责麦卡锡以“爱国”为名义在全国范围制造恐慌氛围。默罗的指控被视为公共媒体行业给麦卡锡最有力的抨击，他本人也因此被视为麦卡锡时代的“美国广播业守护神”。有的媒体选择不发布与“反共”指控有关的新闻，进行“无声的反抗”。比如，《每日鹰报》拒绝刊登非美活动委员会对“反共分子”的无证据指控。在麦卡锡主义风行的3年中，该报纸有长达10个月的时间拒绝刊登一切有关麦卡锡的消息。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虽然新闻媒体声音各异，但他们都遵守“共产主义活动对美国国家安全有威胁”这一“共识”，默认“反共”活动的合理性，没能阻挡“忠诚调查令”发展为一种政治压迫的浪潮，公众的恐慌情绪愈演愈烈。有人指责新闻媒体是“恐惧情绪的放大器”，有人认为官方和媒体是共同警示民众的合作关系，认为这些报纸是美国决策者的代言人，认为媒体与政府都在用同一个“反共”框架讲故事。诸如此类的评价数不胜数。这些评价都指向一个学术界百论不厌的话题：新闻与政治的共生关系。

“忠诚调查令”实施中的新闻与政治：政治媒介化与媒介政治化

进入20世纪，随着通信技术的进步与新闻媒体传播力的增强，新闻媒体与政治体制发生了更紧密的互动。在“忠诚调查令”实施期间，新闻媒体深度嵌入两党的竞争中，成为党派与政客使用的工具。而在美国的选举政治中，通过媒体操纵民意、通过民意影响决策也成为常态。这种互动凸显了美国党派的鲜明特色：政治媒介化与媒介政治化。

政治具备了“媒介化”特征。杜鲁门非常重视对新闻媒体的信息控制。为了给国内外的“反共”斗争造势，新闻媒体成为杜鲁门亲密的伙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杜鲁门的反对派也发现，指控杜鲁门“反共”斗争的低效是他们与杜鲁门政府抗争的有力武器。一时间，“反共”在政治舞台及新闻报道中占据了焦点地位。麦卡锡更是被视为政客中操纵新闻媒体的高手。他擅长与记者保持友善关系，擅长根据报刊新闻给出有看点的关键词。如果报道不合他的本意，还会威胁记者和所属的报刊媒体。

媒介具备了“政治化”特征。由于畏惧政府法令对人身安全、职业前景、媒体发展的负面影响，新闻媒体和新闻记者普遍自觉遵守“国家安全”的报道红线，不去触碰违反政府禁令的信息，也很少质疑行政命令的合法性、合理性。更突出的问题在于，新闻媒体把少数政客言论作为政府指令，加剧了新闻媒体对政治乃至极端政治思潮的服从。梳理“忠诚调查令”时期的美国新闻媒体表现可以发现，一些记者和评论员虽然不同意“忠诚调查令”过于粗暴地为反对派打上“共产主义”标签，也批评麦卡锡捏造数据、制造恐慌情绪，但他们并没有质疑杜鲁门发动“反共”斗争的合理性。更突出的问题在于，新闻媒体把少数政客言论作为政府指令，加剧了对政治乃至极端政治思潮的服从，“冷战”作为一种“看不见的审查制度”影响了报刊，事实上，长期以来，美国媒介政治化的突出表现正是这种“无形的自我审查”，尽管无形且非外力强制，但却极其有力。

“二战”后的20年，是美国新闻媒体与政府关系发生重要变化的20年。在国家安全、政党斗争、市场利益等一系列原因的挤压下，所谓“新闻自由”的空间一再缩小，促成了一种新的新闻模式的生成——被誉为“政府第四分支”的新闻模式。在这种模式中，新闻被列于立法、司法、行政之后，成为美国政治体制的组成部分。而主张“实事求是”的新闻人，更有可能被保守派攻击为“自由主义”新闻，被定义为“反美”分子，这是美国新闻人“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而“忠诚调查令”时期严苛的政治气氛和杜鲁门、麦卡锡等人对新闻控制的态度，正是新闻业发生这一巨变的关键节点。在美国，新闻与政治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尽管美国新闻界不愿意承认，所谓“政治正确”深刻影响了新闻选择与言论立场。

注释略

来源：《新闻战线》2020-09-08，转载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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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胡钰 石文婷。来源：《新闻战线》2020-09-08。责任编辑：郭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