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防疫离不开生产关系的改革——写在上海疫情爆发之际

文 | 迅行

上海此轮疫情来势汹汹，网红医生曾经的豪言壮语不见了踪影。国内防疫仿佛陷入了两难境地，西方式的群体免疫会造成反复感染和一定的死亡率，以中国的人口基数乘以即使极低的死亡率，也是一个惊人的数字，死者也注定多是底层民众。另一方面，持续性的动态清零造成的生活不便、上班困难、社交中断和服务业萧条也是一个难解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除了在一轮疫情初起时要尽快扑灭疫情，实现社会面清零，缩短封控时间外，改革现实中不合理的生产关系和反对官僚主义乃是更重要的问题。

现实中生产关系有哪些问题呢？首先是大量在私营单位上班和灵活就业的人员处于降薪、失业、单量减少的境地，他们面对的是直接的生存压力，收入下降，但房贷车贷房租花呗账单像雪片一样飞来。最近福建晋江一名男子为了出去做工谎称自己是去买菜，结果被拘留了五天，这让人想起了前段时间的那位流调最苦中国人，疫情下底层民众生活的艰难，让人心酸。

疫情下的失业和降薪，带来的是抑郁和焦虑的大幅度增长。世界卫生组织近期的研究表明，因为新冠疫情流行，全球焦虑和抑郁的发病率大幅增加了25%。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本来是有活大家干，有饭大家吃，如果是在人民公社和传统国企制度下，人们的恐惧、不安和忧虑一定会少很多。

其次，很多网友也许不知道，我们在防疫中看到的大白、小区门卫、地铁安检、志愿者、急救车上的医生护士、援建方舱医院的农民工，绝大部分都是劳务派遣公司派来的，他们处于抗疫第一线，但又处于连劳动关系都不能明确的境地，自身的工资和安全得不到保障。这不得不影响到防疫的效率和效果。

劳务派遣制度造成的第一个影响就是不能负责，不敢负责。救护车医生护士来自劳务派遣公司，他们不是医院的正式工，甚至不是合同工，所以责任心和负责精神都会差一些。制度是按照日常生活制定的，非常时期有很多紧急情况，需要临机处置，而我们现在面对新冠疫情，领导们担心自己的官帽子，医生担心救治不规范导致失去工作，很多紧急的时刻不敢打破常规。在西安，核酸检测本来是保护人的，却成了救人的障碍。近期上海一位患哮喘的老人在一辆救护车已经到达，而且另一户病人已经同意让出的情况下得不到救治而死亡，这不得不说明医护人员在一线缺乏临机处置权力，他们身处非正式用工制度下，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我们的老百姓是非常通情达理的，死者家属在声明中说不能怪医生，相信好医生还是多，“毕竟他们都是经过高等教育怀抱着理想而穿上白衣，治病救人。”

但是，恶到底是怎么造成的呢？网友冯希夷说的好：

背锅的永远是基层工作人员，永远是医生（此次被停职的医务人员）和医院（谁还记得西安的国际医学中心和高新医院呢？），如果尽职尽责也有错，那么还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在我们的奖惩体制下，似乎现在看起来不管是做好分内之事，还是出于医者仁心勇于担责，处理好了没有奖励，处理稍有偏差，那么一定是背锅担责。那么，在这种机制之下，我们又如何能要求人们愿意承担自己的责任，愿意尽自己的道德义务呢？

我们应该苛责那让医生变得冷血的制度，让医疗事业从为人民服务变成为人民币服务的体制，那些高高在上指手画脚的官老爷，还有那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彻底异化的社会形态。（见公众号“无隅”：《浦东新区的艾希曼们——评上海救护车对哮喘病人见死不救》）

官僚主义层层加码也是造成这种一线防疫人员不敢根据实际情况调整部署的原因，最典型的有些地方在全省都处于低风险区域，连续数天无新增病例的情况下，仍然不允许学生出校，最后学生只能通过特殊方法打破这种官僚主义。

在商品货币关系主导下的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也是造成一线防疫人员不堪重负的原因，比如他们有时候要打几个电话，才能确定密切接触者并且获得配合，这种信任和配合本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是很容易做到的。

60多年前，那场挽救61个阶级兄弟生命的行动就非常生动地反映了社会主义制度下为了挽救生命，诸多环节打破常规，迅速反应，形成合力的成功做法。1960年正月初六，山西平陆县61位民工集体食物中毒，生命垂危。县政府紧急求援全国各大药店，终于在北京王府井药店找到特效药“二巯基丙醇”。然而情况紧急，药品如何送达1200公里外沟壑纵横的平陆县？首先打破常规的是县政府越级报告国务院，其次是中央当即决定用部队运输机空投药物，其间又发生了老艄公打破黄河自古不夜渡的传统。从县委书记、普通店员、司药员、医生护士、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飞行员、老艄公甚至那个往火堆里加上煤油的无名群众，都是以主人翁的精神投入到那场伟大的救援斗争中去，正月初八凌晨，61名民工兄弟终于成功获救。

其次，我们那些可敬的志愿者也遭到了劳务派遣公司的盘剥。此次抗击疫情的志愿者招募，有一部分是由政府直接招募，还有的是通过中介公司招聘。相关报道也提到，具有国资背景的当地人力资源公司会将劳务外包给第三方。2020年3月13日，50多名在武汉汉阳体校方舱医院从事安保、保洁等工作的武汉本地志愿者，在结束志愿任务后，没人安排他们进行14天集中隔离，也不被允许继续回到原来的酒店住，等来的只有一纸“马上回家”的通知。但回家之后小区不让进。这批志愿者陷入两难境地。他们的工资还不够隔离的费用。查网上信息，此类志愿者被克扣工资的事情不在少数。

另外，劳务派遣制度造成了援建方舱的农民工经常会遇到拿不到工资的局面。2020年疫情初起时援建火神山医院的农民工被拖欠工资就是因为分包制度引起的，也就是建筑公司出了钱，农民工却没拿到钱。最近吉林方舱医院援建民工的情况则更为恶劣，农民工兄弟不仅没有拿到工资，还大批感染新冠肺炎，被扔在“垃圾场”一样的地方无人管，最后在微博大V的持续呼吁下才引起关注。截至目前，中建八局、劳务派遣公司仍未给出具体赔付方案，工人仍在等一个说法。此类事件中，本来应该率先垂范承担社会责任的中建等大国企却成了劳务派遣和拖欠工资的重灾区。

总之，私营企业员工在企业完全没有发言权，老板既不能同甘也不能共苦，一旦被封在家中没有收入就处于极度焦虑之中，这是很多次生灾难的根源。劳务派遣制度下的医护人员、保安虽然大多很努力地在工作，但连合同工身份都没有极大地限制了他们临机处置的可能，一旦处置不当就会成为背锅侠，这造成了很多突发疾病者得不到及时救治。分包制度下援建民工流汗又流泪，得不到基本的尊重。

但另一方面，疫情期间中国的亿万富翁的数量呈现出增长的趋势，根据胡润研究院发布的《2022胡润全球富豪榜》显示，全球新增153位财富达十亿美元的企业家，总数达到3381人。中国财富达十亿美元企业家的数量为1133人，排名蝉联第一，比去年增加75人。疫情使核酸检测公司、疫苗企业、连锁药店赚的盆满钵满。上海LV大客户、银行大储户疫情期间的暖心隔离餐，携程高管去郑州参加高层聚会期间的奢侈消费，何曾受到了疫情的影响呢？就像老舍在小说中写的，一个不公道的社会，雨也是不公道的。

“共度时艰，我们都是一家人”，要让这些温情语言变成实际，必须要改变疫情下劳动者承担成本，垄断性的医药公司、保险公司、银行还在大赚其钱的状况，保证劳动者在疫情居家期间至少能获得生活费，尤其是国企要带头禁止滥用劳务派遣制度，使得这些抗疫一线的劳动者有基本的安全感和尊严，也必须要改变领导为保自己官帽子层层加码防控措施的局面，不在低风险地区之间人为设置流动障碍。只有这样，疫情的次生灾难才能得到缓解，精准防疫才能实现快速和准确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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