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多的女性加入到外卖员行当，从侧面显示了疫情对传统产业冲击增大，灵活就业成为很多女性的就业选择。相比男性骑手，人们很容易想到女性外卖骑手的体力劣势，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更隐蔽的因素在影响她们。
外卖女骑手
张林的一天，是从凌晨5点40开始的。她通常会在这个点醒来，躺在床上刷几下手机，6点整准时起床，简单洗漱后，打开外卖骑手的APP，点击上线，开始工作。她换上外卖服，戴上头盔和蓝牙耳机，推着一个月699元租来的电动车出门，在手机接到第一个早餐订单后，按照手机屏幕上的蓝线，熟练且迅速地前往目的地取餐。
张林是一名女外卖骑手，今年44岁。不过戴上头盔，穿上统一的装束和装备，与二三十岁的小伙子们骑着电动车在街头上混在一起时，人们既看不出她的年龄，也不会注意到她的性别。
张林做的是专送骑手，每天至少工作8小时。工作范围通常在以她所属的站点为圆心，半径5到6公里左右内，这也是她对北京最熟悉的区域。最繁忙的有两个时段，上午11点到下午2点，下午5点到晚上9点左右。专送骑手的订单通常都是平台分配，而非抢单。淡季时，张林每天只能送出10多单，但繁忙起来，最多的时候，她一天送了55单，算起来，平均12分钟就要送完一单。
（图｜视觉中国）
和所有骑手一样，张林的工资也是按送单量计算的，因此她总是想着，更拼一点，更快一点，送更多的单，多挣点钱。但她也有一些跟其他骑手不同的习惯，那就是，即使在每天中午的最高峰时段，她也会留出至少10分钟，跟远在老家的小女儿通个电话。
电话是用蓝牙耳机打的，一边骑车一边通话，也能兼顾送餐，但张林算过，因为分心打电话，她只能少送一单。不过她觉得，这样是值得的，张林有两个女儿，大女儿24岁已经成家，但小女儿才14岁，这也是张林第一次离开她这么远这么久。
张林是从去年12月份开始做外卖骑手的，她的选择并不特殊。目前，美团和饿了么两个大型平台尚未发布2021年外卖骑手报告，根据两个平台在以往不同年份的数据，2020年及以前，全国范围内，一般会有比例低于10%的外卖骑手为女性。
孙萍是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从2017年就开始关注外卖骑手这个群体，用她的话说，那时的女性骑手还是“稀有动物”。但这几年，孙萍发现，从一线大城市到三四线小城，女性外卖骑手都越来越多，尤其是疫情过后，女性外卖骑手的数量增长更快。她所在的课题组在对北京市外卖员进行调查问卷后发现，2020年里，北京的外卖骑手里，女性占9.04%，与各外卖平台的过往数据相当，但2021年，这一比例增长到16.21%。
越来越多的女性加入到外卖这个传统男性主导的行当里，在孙萍看来，这从侧面显示了疫情对传统产业冲击增大，以外卖等形式的平台灵活就业，正在成为女性就业的重要渠道。
40多岁女性在职场
张林就是“传统产业冲击增大，以外卖等形式的平台灵活就业”的代表。一年前，她的职业规划里，还完全没有外卖骑手这个选项。用她自己的话说，“我的人生经历完全可以写一本书了。”在老家，张林从2000年开始创业，没过几年，便发展到10来个员工的规模，在当地邻里之间小有名气，她自己出门，则有司机接送，“当时在互联网上，你在本地搜我们家公司的名字，都能找到我”。
2015年，张林在经营自己公司的同时，又兼任一家大厂的运营部经理，负责这家大厂在她老家的子项目。那个时候，张林很忙，最晚在钉钉上开视频会议能开到凌晨2点。但也是从那时起，她自己的公司开始走下坡路，直至在2018年完全破产。
虽然还在大厂做运营部经理，但为了自己的厂子，张林不得不大量网贷，并因无法还款和家里闹了矛盾，和丈夫的感情也破裂了，离婚被提上日程。在事业和家庭都跌入谷底后，2021年6月，张林辞掉工作，来到北京闯荡，想挣钱还债。她想在这里找一份跟以前的工作有关的办公室工作，但发现她看中的岗位，招聘要求都有“年龄40岁以下”这一条。
除此之外，张林也能找到一些月薪七八千元的工作，但对于一个身负债务和即将成为单身母亲的人，这样的工资明显不够她开销。正是因为求职和挣钱心切，张林还被骗过，当时她应聘了一家冷链库的搬运工，公司承诺，一周工作5天，每天工作12个小时，月薪1.2万。这份工作很辛苦，但张林没有犹豫，直到干了两月却没有收到工资后。张林不确定自己是一开始就被骗了，还是因为冷库的经营也出现了问题，无法支付工资，只知道自己和工友报警后，也只领到几天的工钱。
后来，身边的朋友推荐张林，可以尝试一下做外卖员。她才开始了解这个平时被自己视为“最底层”的工作，结果发现送外卖，最高时，一个月工资有机会过万，更关键的是，这一行不拖欠工资。了解之后，张林立刻就加入了外卖员群体，并且为了挣钱，连过年都没有回家。因为春节有奖金补贴，春节前后单量也大，工作后的第二个月，也就是今年1月，她拿到了1.4万的工资，是目前她拿到的工资最高的一个月。
（受访者供图）
和张林一样，很多女性外卖员都是因传统就业市场挤压，进入外卖群体的。据孙萍研究小组最近的一项调查数据，全国女性外卖骑手中，有七成是30岁以上的女性，其中41到50岁占17.3%，这里面甚至有1.5%的女性群体年龄在51周岁以上。
孙萍说，在中国人力资源还较为丰富的语境下，职场里的年龄歧视非常明显。而40岁以上的女性，在就业市场上面临 “高龄”“女性”两项劣势，也往往是最先被抛弃的。这样一位女性，如果因为家庭离异，工作突变，想继续在事业上站稳脚跟，可供选择且能维持较高收入的工作非常有限。
相比之下，成为一名外卖骑手的门槛低得多，只需要下载APP，完成资料填写就可以了。在外卖骑手里，像张林这样，有过人生的“辉煌时刻”的女性绝非个例。孙萍团队在调研过程中发现，外卖骑手的来源五花八门，“它是跨阶层的，这里面有破产的老板，曾经开路虎的土豪，也有家庭破产的富二代。这个群体很丰富，像一个三棱镜，照进一束光，它会出来一道彩虹一样，外卖骑手这个群体其实包含着许多阶层。”
性别差异带来的
但没有性别入行门槛，并不意味着女性外卖骑手在工作中感受不到与男性骑手的差异。孙萍团队发现，在骑手里，男女“同工不同酬”的现象很明显。
对于不同种类的骑手类型，平台都会根据骑手的表现，设置不同的单价。以张林所在外卖平台为例，其在2021年的送单计价规则是：专职骑手在全勤情况下（每月只休2天，平时上班不低于8小时）1-500单，每单7.5元；501-700单，每单8元；701单以上，每单8.5元。如果是众包骑手（兼职送餐）会根据送餐时段的不同，设置不同的单价，从4.8元到6.1元以上不等。
2021年6-7月，孙萍团队进行过一项调查，结果在样本里发现，女骑手中，单价10元以上的占20%，单价5-8元的占22.45%，单价5 元以下的，则达到44.38%，最终，超过六成的女骑手每月薪资在5000 元以下；相比之下，男骑手中，单价10元以上的占30%，单价5-8元的占33.07%，单价5元以下的仅为24.29%，因此七成的男骑手每月薪资都能达到 5000 元以上。
（图 | 视觉中国）
孙萍解释，这并不是因为平台对男女设置了不同的送单报酬，而是在外卖行业中，女性面临一些先天短板。人们很容易想到的是体力劣势，但还有一些更隐蔽的因素在影响女骑手。孙萍接触过的女骑手，时不时会碰到保安、顾客、路人或好奇或打量的异样目光，“女的也能送外卖”“哇！我还没见过女外卖员”“一女孩怎么不找个轻松点的活儿”。这让很多女骑手刚开始工作时，会感到拘谨，羞耻。张林说，她刚开始工作的时候，站在男人堆里，也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别扭。
此外，在孙萍调查访谈的30位女骑手中，只有 3个人提到，自己会在生理期休息一天或半天。一位闪送的“单王”女骑手，以前不舒服时会休息一下，但现在，为了保住“单王”地位，她选择持续跑单，以达成平台每周下发的任务指标。也有的女骑手告诉孙萍，有时连“卫生巾也没时间换 ”，回到家才发现“卫生巾从头到尾都红了，没一块白的地方 ”。那位闪送的“单王”女骑手曾戏谑地说: “男的么，他随便在哪个避人点儿的树边儿什么的，就解决（小便）了；不像女的麻烦，五环内还好，厕所多，要是几十公里外的郊区单子，地图上搜（厕所）都搜不着。”
不过，即便面临诸多不利，刚进入这个行业不久的张林，送单成绩在她所在站点的100多人里，也并不总是垫底的。一天送了55单那次，她排在了站点每日榜单前40名。有了更多的经验后，张林甚至能感受到一些性别优势，最明显的就是与客户的沟通方面，“比如出现洒餐情况，我们都会向客户道歉并详细说明原因，通常也能得到原谅，这方面男性似乎就差一点。”
《过保护的加穗子》剧照
这种情况，孙萍在调研中也发现了，她将之总结为，从“示弱劳动”到“优势劳动” ，指的正是女性在送外卖的过程中，会使用情绪、情感、身体表征等各种“软技能”，以更多地与人建立交流和情感的连接。这在一定程度上，依然延续了传统的性别分工，但也的确能帮助一些女骑手获得更好的职业报酬。
适应了外卖工作后，孙萍认识的一些女骑手，甚至开始寻找“女性伙伴”，并建立工作以外的社交关系。她在论文里提到，深圳龙岗区的一个外卖站点里，一个女骑手用了两年时间 ，组建了自己的“外卖娘子军”。这支配送团队由十几名女性外卖员组成，还在各个社交平台开设了账号，随时随地展示自己的工作。
不过孙萍也注意到，外卖骑手流动性很大，一个站点，半年内流转率能达到90%，也就是半年里，100人中有90人离职。女骑手当然也不例外，不同的是，男性骑手往往会离开大城市回老家送外卖，或去工厂做短工，挣几万元后再回来送外卖，女骑手则通常只能转去送快递，或回归家庭照顾老人孩子，或回老家与丈夫一起做小买卖。
而对张林来说，送外卖只是过渡，她还是希望在北京找到新的机遇，甚至未来重新创业，东山再起。
（文中张林为化名。实习记者赵越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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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印柏同 文章来源：三联生活周刊。责任编辑：子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