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2023年1-3月，法国总统马克龙执意推行延迟退休法案。各大工会号召各行业工人进行了多次大罢工，罢工规模和频率均达到罕见的历史高峰。3月17日，由于提案无法在议会中获得多数通过，马克龙援引宪法第49条，绕过议会强行推行延迟退休法案。这个法案的主要内容是将退休年龄由62岁推迟至64岁；且从2027年起，法国民众必须工作满43年才有能获得全额养老金，而法国此前对此的规定是工作满42年。面对目前的局面，议会反对派已发起针对马克龙政府的不信任动议。法国主要工会号召工人在本周四（3月23日）进行大规模罢工和抗议，以让整个国家陷入停顿。本文作者安妮·埃尔诺（Annie Ernaux）是法国著名左翼作家，于202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3月14日，现年82岁的她去到一处工会大厅，与正在罢工的工会代表交谈。而早在2月，她就已经写作了本文来公开表达对罢工的支持。文章简短回顾了法国过去数十年由各届政府所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回忆了她曾参与的1995年大罢工行军，并感谢今天的罢工者让劳动者重拾大规模团结的斗争传统。
本文原载于Le Monde diplomatique，主要基于英文版进行翻译，并根据法语版进行了校对。英语译者为Lucie Elven。原标题为Walking Tall Again。原文链接：https://mondediplo.com/2023/02/14pension-strikes-ernaux#nb2
再次昂首阔步
作者|安妮·埃尔诺（Annie Ernaux）
译者 | Xiaowu
校对 | 黄大壑
排版 | 佳佳
像往常一样，没有人看到它的到来。那是1995年，雅克·希拉克 (Jacques Chirac) 刚刚通过谴责“社会鸿沟”赢得法国总统大选。他体现了一种至少关心工人阶级选民的右翼道德。与当前马克龙政府的养老金改革计划不同，1995年的计划（包括削减社会福利、调整公共和私人养老金以及其它改革）没有被跟进，也没有通过辩论打下基础。
所以1995年11月，它来得令人措手不及。人们花了好一小会儿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但这个计划的作者——总理阿兰·朱佩 (Alain Juppé) 显得傲慢自大。他自鸣得意，以至于让任何听他讲话的人都感受到羞辱，好像大家都不过是愚蠢的庸众。我认为人们最初反对的正是这种傲慢。这让他们觉得必须重新揭竿而起。
1995年11月24日是反对朱佩计划的第一个大罢工日。这是一场牵涉到所有国营部门的动员的开端。火车，地铁，学校，统统停止运转。天气很冷。我记得那种令人振奋的不确定感，那种我正在经历创造历史的罕见时刻的感觉，因为这一次是劳动人民成为了行动者。
1968年的大罢工
那一周，我敢肯定不止我一个人认为我们处在革命即将到来的时刻。与68年5月不同，全体民众都支持罢工。没有罢工的私营部门工人会对公共部门工人说，“你们罢工是为了我们，代表了我们。”我们突然走出了 1983 年之后的地道以及那种备受吹捧的政治之终结。通过捍卫自己的权利，铁路、法国电力公司 (Électricité de France) 和邮政系统的工人反对经济秩序不可避免的支配，甚至挑战世界秩序。
新的认识
“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 （图片为在巴西阿雷格里港论坛现场，海报上用葡、意、法、英四种语言写着这句口号）
我不记得我们是否听说过在阿雷格里港论坛（Porto Alegre Forum）以及稍后在西雅图和热那亚街头使用的“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 ）口号。但直到1995年12月，法国人才意识到市场、贸易全球化和自由欧洲的建设正在支配他们的生活。他们开始将欧洲的建设与社会权利的破坏联系起来，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认为这些改革是对布鲁塞尔欧盟委员会的让步。1992年，我和其他许多人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Maastricht Treaty）的全民公决中投了反对票。弗朗索瓦·密特朗 (François Mitterand) 的欧洲一体化计划及其在竞争和废除公共服务方面所涉及的一切，都以毫厘之差通过了。
我们曾预计，让社会党掌权会让他们像承诺过的那样改变生活。确实，1981年出现了许多重要的社会措施，例如第五周的带薪休假和新的60岁退休年龄。然后，随着 tournant de la rigueur（紧缩转向）——这实际上是转向新自由主义，我们与1936年人民阵线风格的政府相距甚远了。我自己与左派不可避免的决裂来自1991年的海湾战争：密特朗冷若冰霜的自负（“枪声会说话”）、法国跟随美国人的卷入、巴格达轰炸造成的数千人死亡以及媒体对美国领导的沙漠风暴行动（Operation Desert Storm）的热情。
1995 年，愤愤不平的左派、记者、“专家”都团结在朱佩的身后。连米歇尔·罗卡尔（Michel Rocard）领导的反密特朗的社会党右翼派系也支持朱佩的计划。而CFDT （Confédération Française Démocratique du Travail，法国劳动民主联合会）工会总书记妮可·诺塔特 (Nicole Notat) 竟然要求政府对公共交通实施最低服务水准（在 11 月 24 日的抗议活动中，她被自己的成员质问）。主流媒体，包括France Inter等公益媒体，都对政府的举措表示赞同。
在那个时刻，左翼知识分子群体出现了分裂。一部分人签署了一份支持改革的请愿书，其中包括哲学家保罗·利科（Paul Ricœur）、社会学家阿兰·图海纳（Alain Touraine）、政治学家皮埃尔·罗桑瓦隆（Pierre Rosanvallon），以及当时颇具影响力的杂志 Esprit 编辑委员会的乔尔·罗曼（Joël Roman）和奥利维尔·蒙金（Olivier Mongin）。我对利科的作品有些钦佩，却震惊地（在请愿书里）读出，本质上来说，站在一边的是拥有“对世界的理性认知”的精英，站在另一边的则是被激情、愤怒和渴求所奴役的群氓 。在皮埃尔·布尔迪厄 (Pierre Bourdieu) 于里昂火车站 (Gare de Lyon) 发表的精彩而令人难忘的演讲中，他对罢工的铁路工人说过下面这句话，它在 2023 年仍然适用：“将所谓开明‘精英’的长远眼光与人民或其代表的短视冲动对立起来，在任何国家、任何时候都是一种典型的反动思想。”
布尔迪厄是另一封知识分子请愿书背后的主要人物之一。他们支持罢工者。因为我显然站在那一边，所以我签了字 (1)。这是一个让我得以介入、和那些在我思想解放和成为作家的道路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的人站在一起的机会。正是在 1971 年阅读了《继承人》（Les Héritiers）之后，我觉得我获得了许可来创作我的《空柜子》（Les Armoires vides），这本书在1974 年出版。从那时起，我持续地阅读布尔迪厄：《区隔》（La Distinction），《国家精英》（La Noblesse d'État），以及一本既是法国社会肖像又是分析的书（在朱佩计划两年前出版）——《世界的苦难》（La Misère du Monde）。布尔迪厄对罢工的政治介入使我认为，作为一名作家，我有责任在公共生活中不做一个被动的旁观者。看到这位国际知名的社会学家卷入社会冲突，并听到他的声音，是一种巨大的快乐，一种解放。当朱佩和他的朋友想让我们屈服时，是他让我们振作起来。
一次记忆的行动
1995年总罢工
漫长而艰苦的罢工总是会打破日常的习惯性节奏。1995 年的情况截然不同，因为一部分人仍然不得不去工厂或办公室，并且除了汽车之外没有其它交通工具。涌现了很多团结，很多足智多谋。我们组织了拼车。自行车销量猛增。我记得为了从巴黎到郊区通勤，我儿子不得不买了一辆山地自行车，而在他去的大卖场，职业自行车赛车手雷蒙德·普利多（Raymond Poulidor）正在推销这款车型！但我们都走了很多路，步调一致，在时常是空空如也的人行道上，比如在拉德芳斯和格兰德-阿梅大道周围的街区，穿过纳伊桥。天气很寒冷。下着雪。在《悠悠岁月》（Les Années）里，我将这些冬季行军描述为一次记忆的行动。当人们在没有公共汽车或地铁的情况下艰难地穿过城市时，他们的身体似乎以某种方式接纳了一个不为人知的古老故事，那是属于旧时代的大罢工，一度在我们这里失传了。
我还记得晚上读《世界报》（Le Monde）时那种奇怪的感觉，就好像报纸上的报道只是对事件、对当下的苍白描述。这是任何社会激变都会引发的一种感觉。总的来说，报纸和广播中充斥着自称理智的社论，以及对挣扎中的工人的仇恨。几年后，我很高兴 PLPL (2) 诞生了，它是“咬人后转身逃跑的报纸”。
两位工会领导人在对政府项目发起如此迅速而强烈的抗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FO（Force Ouvrière，工人力量）的 Marc Blondel 和 CGT（Confédération générale du travail，劳动总工会）的 Bernard Thibault。CFDT 中的持不同政见者也参与了抗议，后来他们创建了工会 SUD（Solidaires、Unitaires、Démocratiques，团结统一民主）——在 1995 年后成为工人斗争的主要运动。但如果你不理解朱佩计划给法国社会带来的强烈冲击，就很难理解抗议活动。它威胁到法国解放后刚刚获得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养老金——这些东西是基本的，甚至是必不可少的。
改革针对的是公务员和公共企业的员工，但这无关紧要；人们意识到，国家通过攻击公共服务部门的工人，间接地攻击了每个人的生活方式。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这确实是后来20年里发生的事情。1995年的抗议者对此深有体会。他们唱着“一起来！”（“All together!”），以捍卫来之不易的“社会进步”——我相信这个表达就是那个时候深入人心的。
今天我们听到的少了。几十年来的经济新自由主义已使得用这个口号的人几乎会感到可耻或内疚。一切都是为了从人们的头脑和生活中消除这种想法，而最富有的人的收益现在被视为是合法的。法定退休年龄成为一个出于经济利益考虑而可调整的变量。这就是今天令我们的生活危在旦夕的事：国家意识到自己对公民的生命拥有一切权利，因而国家可以用自己的手段推迟人们最终能够自由享受生活的时刻。
马克龙想要的改革瞄准了我们对休息、自由和快乐的期望。因此，它遭到了人口中所有劳动者的反对，无论老少。另一方面，总统当然可以指望富裕的退休人员——这些人从一开始就是他的选举基础——支持一项绝不会影响他们自己生活的改革。
1995 年挥之不去的记忆是最后一次胜利的（或者更确切地说，半胜利的）工会动员。虽然朱佩政府放弃了调整公共部门的养老金，但它确实通过了法律的另一部分：重新将社会保障的控制权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措施。最重要的是，我们未能改变未来。尽管在医院、学校和大学一直存在斗争，但在经历了 25 年肆无忌惮的新自由主义之后，我们生活在一个公共服务（学校、大学、医院）已被摧毁的国家。
每个人都见证了工薪阶层挫折感的空前上升，但他们再也不能容忍不稳定的合同或荒谬的工作。没有人应该对一个参与反对高中和大学教育商品化运动的年轻人感到失望。现在他们正在各个地方进行气候斗争，反对那些无用的面子工程。自2017年#MeToo运动以来，女权主义重新获得了非凡的力量。最重要的是，对工人阶级，或者对我所称的“我的种族”（有人诋毁我，说我要报复这个“种族”）的蔑视，让人感到另一波愤怒肯定会再次升起。
1月19日已经进行了特别动员。那天早上打开收音机，当我听到罢工日不间断的声浪而不是早间节目主持人虚伪的问题，听到歌曲而不是对灾难的报道，我是多么快乐啊。那天晚上我心潮澎湃地发现法国各地有 200 万人走上街头反对政府的计划。
尽管我们失败过许多次，即便有时在我看来，对 1995 年冬天和寒冷夜晚的记忆都像是一个正在消逝的遥远梦境，但2023年1月的那些示威者——人数如此之多，以至于他们甚至难以离开共和广场 ——再次让我想起保尔·艾吕雅（Paul Éluard）的诗句：“他们只是一小撮/在宽广的大地上/人人觉得他们孤身一人/他们突然间成为一群”。我要感谢他们。别再低下我们的头颅！
原文注释：
(1) Pierre Bourdieu, Contre-feux , Raisons d'agir, 巴黎, 1998.
(2) Pour lire pas lu PLPL 是一份批评媒体的报纸。它于 2000 年 6 月推出，于2006 年成为Le Plan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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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恰帕斯东风电视机。责任编辑：子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