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惯用的现场整风

整风，是中国共产党纯洁自己的队伍，密切群众联系的拿手戏。也是陈永贵教育干部，解决不正之风的拿手戏。在中国共产党不断整风的大气候下，陈永贵在昔阳县的干部队伍中，在县常委内部也不断进行整风，解决各种问题。比如：刚开始的机关倒蹲点，1973年的解决化公为私、损公肥己的整风运动，1974年的反骄破满，1975年的青年整风运动等等。当这些鲜为人知的新闻冲进脑际的时候，笔者真摸不透陈永贵究竟搞的是什么名堂。时至今日才认识到它的真正意蕴。他做出决定要选农民代表到机关厂矿蹲点，就是当时所提出的倒蹲点。他在一次机关干部大会上批评干部不如农民。说社员们一个早上不出勤就没有二分工，机关干部一个月不上班工资照发。他很不满意八小时和礼拜天，说农民要过礼拜连种子也下不进去。尽管他的言词有些偏激，反映了一种农民意识，但他搞得倒蹲点确是解决了一些老大难问题。农民代表驻进了机关、厂矿，把那里长期解决不了的问题捅开了，解决了。他发动群众给县常委提意见，就是涉及到他自己的问题也要认真对待。他要求县里到他的家里查一下，如果有县里的财产请帮助拿出来交给公家。他从北京回来以后，亲自去阅读群众贴出来的大字报，从中了解群众对领导的信任程度。无论出现什么问题，他一经发现就及时处理，不留尾巴。所以县里的干部既敬他，又怕他。

处理问题不留尾巴，是大寨人对他的一致评价。就是处在多层职务缠于一身的情况下，也还没有忘记参加大寨的支部生活会。

文革中的中国广大农村，不少地方忙于闹派性、打派仗，党组织已经处于瘫痪，党的战斗力更是可想而知，但大寨的支部生活会照常进行。

这次一次大寨的支部生活会。陈永贵两道浓眉拧起了疙瘩，两腮像打上了霜。因为高玉良没有到场，他又动了肝火：“去，去把高玉良叫来！叫不来，就把他抬上来！”

高玉良不参加会也是闹着一肚子情绪。吃饭的时候，他一听说要开支部会，就打定主意要回避。临走时向老婆交待了一句：“如果有什么大人物找我，就到接待站去找。没有什么大人物就告诉他们不知道！”尔后，他就躲到接待站“睡觉”去了。因为他已经两次没有参加支部大会，引起了陈永贵的注意。高玉良呢，也能算得上鸡蛋里头的一根骨头，不怕硬。第一次叫他，他不去；第二次叫他，还是不去；第三次叫他，他犹豫了一下，又“睡觉”去了；到了第四次，多少人催促，劝告，胳膊拧不过大腿，这是人家老陈叫的呀，去吧。到了会场上，他连眼皮也不抬一下，一屁股坐在板凳上，给了陈永贵一个脊背。

严肃的支部生活会上，坐着黑压压一屋子人。除了头顶上漂浮着的几条烟丝外，就是偶尔能听到的几声咳嗽声。会场上，有人低头，有人皱眉，也有人细细地观察着主持会议的人，看他脸上的表情。陈永贵坐在会场前面的一张桌子上，脱去了头上扎着的那块白手巾，一口水就着一句话：“有些人，连支部会也参加不了，什么问题？还像不像个党员？嗯？今儿倒是请上来了，来了为什么不发言？你说嘛！怎么光瞅那窑顶？啊？怕那窑顶塌了哩？”

会场上鸦雀无声，连咳嗽声也听不到了。高玉良看来还不服输，是一种严阵以待的态度。他受到批评的时候觉得眼睛没地方放，就干脆抬起头来，瞅着窑顶。陈永贵觉得对方不软，“啪，”一个巴掌拍在桌子上，把正在沉思中的与会人员吓得咚咚跳，然后用高八度的声调指名道姓问道：“玉良小，你几次不开支部会？”

“问我？两——次！”

“两次不开支部会，怎么办？”

“你，说怎么办就怎办！”

“我说？嗯？两次不开支部会，开除！”陈永贵狠狠地拍了一下桌子。

话音落下，高玉良登时站了起来，一边往外走一边嘟哝着说：“你开除，我就走！”

在场的人都被怔得呆了。谁也没有料到高玉良有这么大的胆量。

陈永贵也“咯噔”了一下，顷刻间进行了一次大容量的思量。往日这个党员的脾气倒是不好，可工作一贯不错。尽管敢和领导顶撞几句，还是比较能够服从领导，主动完成任务的。看着高玉良要走，陈永贵“呼”地站起来，抢先走到窑门口，一把手把这个党员拦住了：“你往哪儿走？”

在这种情况下，高玉良也不敢往出走了，只能在陈永贵面前嘟嘟囔囔：“你不是要开除？”

“开除？就是开除你也不能走。回来，你给我说清楚！”

高玉良又返回原来的座位上，坐下来还是一声不吭。

陈永贵板着一付生铁般的面孔，对他，也是对在场的全体党员说：“有什么话，大家就作声。不要不作声。不作声不好，窝在肚里都是病。你把话说透了，问题也就解决了……”陈永贵的话再不是高八度，而是那么语重心长，循循善诱。很明显地看出，他并不是以一个“开除”了事，而是要弄清是什么问题，以便消除隔阂。

几十年来，陈永贵不知主持过多少次这样的支部生活会。有什么事，只要到会场上一吵，哪怕吵得冒了烟，问题只要得到解决，他心里就舒服了，他吃饭就香甜了，他睡觉就安稳了。一次吵过去，二次再吵，一个比一个嗓门高。这么一吵，思想总归还是统一了。所以陈永贵还是采取老办法，叫大家吵，口气也比刚才温和了些。

一分钟过去了，没人吭声。

两分钟过去了，还没人吭声。

十几分钟又过去了，脾气火爆的陈永贵又火冒三丈。“啪”一个茶杯被陈永贵举起来，狠狠地摔在桌子上，杯里的水冒出老高。落回茶杯以后，它又翻了几次波纹，又把大家吓呆了。

“有些人，心里有话，就是不作声。玉良小，你作声不作声？”

高玉良很干脆，吃了秤砣铁了心：“我就是不作声！”

“你为什么不作声？”

高玉良的态度依然很硬，但声调不高：“我作声，有人就要霍嗦哩！”

“什么？你作声，就要有人霍嗦哩？”

陈永贵终于听出点味儿来了。他往往是通过这种“追”和“逼”，进行调查研究的。有一次，他听几个干部反映，高玉良领着社员在数九寒天耙麦，也是拍头大火。数九寒天，还耙麦？你一耙，会怎么样？他准备在饭场会上解决问题。那一天他从外地回来，在早上的饭场会上，他见不到高玉良，问大家：“玉良小几次不来吃饭？”

有人说：“十来天了。”

“怎么不来吃饭？”

有人回答说：“老婆坐月了。”

陈永贵弄清了高玉良不参加饭场会的原因，脸色稍好看一点，但在耙麦的问题上还生着高玉良的气。等高玉良端碗来了，他问：“你为什么要耙麦？”

高玉良向他解释说：“耙麦能提高地温，有利于小麦生长。”

陈永贵吃惊了，因为他还没有听到这样的新鲜事儿：“怎么，那，地温，长起腿来了？嗯？”

高玉良不吭声，只顾用筷子往嘴里喂饭。

陈永贵看出了他并没有服气，又反问：“你说说，那，地温为什么会长起腿来？”

高玉良也是刚从北京农业研究人员那里学到的一门科研技术，解释说：“割断毛细孔，就能使地温上升，保持水分……”

那一次陈永贵没有被他说通，可是以后一看，耙了的那片麦地，长势不比往常，他打内心服气了。

他是一个典型的农民。只要没有亲眼看见，他是不会认输的。然而科学技术并不等着人的思想通了才迈进大门，

这一点陈永贵说他能够理解，能够想通，尽管他是人们公认的“农业专家”，他也觉得农业上有许多学问是十分深刻的。对农业是这样，对农民的思想工作也是这样。现在陈永贵终于从高玉良的行动中看出门头角道，便趁火加油：“你说你一作声就有人霍嗦，好，我就是叫他霍嗦霍嗦哩！”

高玉良好象把肚里的气泄了一大半，又得寸进尺：“我怕他霍嗦起来得了病哩！”

“我叫他霍嗦，他就能得了病？他病了也好，我，给他看！“陈永贵催他发言，又拍了一下桌子。

陈永贵训起人来就是这么不讲分寸。比如说，他在场上看见一群鸡吃粮食，他就开口大骂：“人死完啦？谁家的鸡？”骂得人们谁也不敢吭声。骂罢再把撒下来的粮食一颗一颗捏起来。今天在会上也照样如此。

问题揭开了。闹矛盾的原因还是因为大队长。他在几件事情上处理的不好，大家对他很有意见。事情澄清以后，高玉良也就没有气了，表示要和大队长搞好团结，协助他工作。

1974年一个冬天的夜晚，陈永贵来到了大寨村。这一个夜晚不是为三战狼窝掌而奔忙，也不是为解决思想问题而消磨，而是为着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解决大队会计赵存棠的经济问题。

当时，在陈永贵的统一部署下，昔阳县正在开展着一场反对化公为私，损公肥己的反腐蚀斗争。大寨也投入了这场激流之中。从贾承让的万笔清会计至今，大寨干部在经济问题上一尘不染，在群众中没有造成不好的影响，所以在四清中就能经得住考验。唯有赵存棠和另一个木匠开贪污盗窃的绿灯，时间不长，问题出得不少，引起了群众的公愤。赵存棠是为建设新大寨而光荣牺牲的赵小和的儿子，却和他父亲的行为相背而行。在大会上，赵存棠耷拉着脑袋交代问题，会场上不时地出现严厉的质问声。陈永贵坐在会场的正中央，详细地听取赵存棠的检查和与会者的发言，用强硬的态度批评赵存棠：“问题已经放在这里了，就看你老实不老实。告诉你，今黑夜说不清楚，过不去！”

天很冷，但会场的温度逐步升高，也使得赵存棠难以忍受。陈永贵是个有心计的人，面临大寨干部三十年来发生的第一次经济案，他不能不慎重考虑。为平民愤，赵存棠在党内受到应有的处分，也使其他干部受到教育。这里要补充的一点是，在陈永贵离开大寨以后，赵存棠的问题却得到了平反，还选拔他当了大队党支部书记。公正地说，赵存棠在陈永贵的问题上没有落井下石，在个人感情上对陈也很好。

由此可以说明，思想教育一放松，问题就很容易出现。而陈永贵所以能够成为一位高尚的人物，是由他的政治远见和细致的工作决定的。这一点，大寨人从陈永贵卸任之后，在几任支部书记身上看得十分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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