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生活在政治旋涡中的人

陈永贵尽管是一个普通农民，但由于当时那种历史条件和他的非凡经历，使他不可避免地被卷进中国政坛高层生活的旋涡中去。

北方地区十四省农业会议以后，陈永贵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出席了中央于1970年8月在江西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

陈永贵此时俨然要代表中国农民，把意见带在会上，供中央委员会参考。

在“九大”期间，陈永贵作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坐在主席台上，并作为大会的重点发言人在大会上发了言。这次上庐山，陈永贵又被宣布为华北组的会议召集人之一，这在与会的诸位中央委员中显然又露出了峥嵘，无疑也被人刮目相看。但是，这次的中央全会要干什么，有哪些具体议程，对于他来说是一无所知的。直到会议开幕以后，他才知道会议的主要议程是修改宪法。陈永贵更不清楚，围绕修改宪法，还涉及到一个重大问题：设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坚持要设国家主席，毛泽东主席六次提出不设国家主席，核心问题是什么？当时的陈永贵和其他中央委员一样，看得并不是什么清楚的。

在正式讨论新宪法草案的时候，陈伯达突然出现在华北组的讨论会上，成为讨论会上的一个轴心。他是“九大”选举的政治局常委，又是众所周知的文人秀才，他要亲自参加华北组的讨论，自然对华北组产生一定的影响。至于陈伯达本人有什么动机，华北组的成员是预料不到的。陈伯达不愧是个大文人，他在会上并不是直接地提出问题，而是拐弯抹角地从理论上进行煽动。为了达到设国家主席的目的，他首先提出应该选举毛主席当国家主席。为了论证他的建议的正确性，他拿出了理论根据：有关天才方面的理论。在讨论阶段他很少在沙发上落座，手舞足蹈地讲述马、恩、列、斯和毛主席在天才方面的有关论述。鉴于许多人在理论上缺乏营养，陈伯达就毫不掩饰地提出：“有人反对天才论，实质上是反对毛主席当国家主席。”他以为时机成熟后，便指使人匆匆忙忙搞出了一个《华北6号简报》。当时，很有一批出身于工人、农民和军队中的中央委员，他们对毛主席怀有深厚的感情，经陈伯达这么一煽动，情绪就激动起来了。他们根本不知道，反对设国家主席的正是毛泽东自己。

陈伯达点了火，又趁势浇油，说马林科夫上台没有把反对自己的人干掉，我要上了台把对立面都要干掉。还说我当总书记就比邓小平强。陈伯达的话倒使陈永贵看出了问题的复杂性。但真正的内情他并不知道。他对毛主席怀着恩人一般的感情，同时他本人又缺乏高层政治生活的经验，对于一个有头脑的人来说，他的思维要从各个角度进行，所以陈永贵在会上保持了冷静，没有过多地发言。根据华北组的安排，凡看了《华北6号简报》的人都要在所列的名单上签名划圈。陈永贵当时的头脑虽然比较冷静，但他也不可能看到简报会产生什么后果，所以别人划圈，他也只好提起笔来，很谨慎地在名单上划了一个小小的圆圈。

陈永贵头脑的彻底清醒还是在毛泽东主席的一封信《我的一点意见》公布之后。这封信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陈伯达在华北组的活动和搞《华北6号简报》的阴谋。毛主席还否定了陈伯达的天才理论，说陈伯达大有炸平庐山之势。又说“炸平庐山，我也不当国家主席！”林彪一看势头不妙，只好舍出陈伯达，表白自己。他在毛主席表态后也说：“炸平庐山，我也不当国家副主席!”

从那以后，绝大多数不明真相的中央委员也恍然大悟，认识到上当了。陈永贵经过一场政治上的考验，头脑更加清醒了，主动地参加了批陈斗争。那个时候，为了教育全党，中央曾经发过一个文件，要求参加过庐山会议的同志向下边介绍一下当时庐山会议上的情况，陈永贵也照此办理。他回到昔阳以后，在县城中学召集了各公社党委书记，县直属各单位支部书记会议，传达了中央有关文件，并以自我批评的姿态表态说：“华北组我是副组长，责任重大。陈伯达这个野心家大闹庐山别有用心，我没有向中央及时汇报情况，也没有请示，瞎跟着跑了一天，犯了错误。毛主席的一点意见提醒了我，我才认识到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意义。”

陈永贵的话是诚挚的。这段经历只能说明他身上的朴素的农民感情此时还十分浓重。

陈永贵并不是林彪、陈伯达的人。他出名以后，尽管有不少机会能够见到林彪和陈伯达，但没有什么交往。而在这两位人物的眼里，也根本没有他陈永贵。然而，对于毛泽东主席树立起来的大寨红旗，陈伯达在理论上还是有所论及的。

陈伯达作为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对毛主席树立起来的大寨这个典型还是要拥护的。1966年3月21日，陈伯达出席了全国十二省市学大寨现场会，在会上他表示了对大寨的评工办法有兴趣。他说：“我没有去过大寨，为什么知道大寨有个新办法呢？是听张瑞芳说的。他们搞四清时看到有的地方评工记分的办法很复杂，说大寨有个简便的办法，一年评一次工分就行了。我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就建议你们到大寨学习，这是个最好的办法。”接着，他就从理论上来概括大寨的记工办法：“大寨找到了适合中国农村情况的新办法，是中国农民土生土长的创造性经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当然有个国家是修正主义的了。”

作为一个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对大寨的某一个经验提出看法，这也是正常的事。但实际上，陈伯达就根本没有精力来研究大寨，对大寨的出现也并不感兴趣，因为他的心目中还有一个典型叫西右营。到后来，陈永贵和周恩来总理的关系十分密切，而陈伯达已经把周总理看成了眼中钉，这就注定了他和陈永贵合不在一起，他们之间的距离就越来越远了。1967年，北京军区召开学毛著积极分子代表会议，大寨的民兵指导员郭凤莲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开来开去，郭凤莲就觉得这个会不好往下参加了。因为这次会议使她受委屈不小。一次在电影晚会上，陈伯达有意和郭凤莲坐在一起看电影，狠狠地责备了郭凤莲一顿。在大会发奖时，其他单位的人都敲锣打鼓抱着礼品走了，留下郭凤莲拿不动礼品也没人理睬，只好哭哭啼啼地离开会场。当时陈永贵正在太原，郭凤莲好容易才找了个地方打了长途电话，说她不能参加这次会议了。陈永贵一听这话就心里有底，说参加不下去就可以回来。正因为陈伯达和大寨存在着距离，所以陈伯达到太原活动，路经阳泉也不去大寨走一走。庐山会议之后，陈永贵还在一次批陈整风的会议期间对别人说，他不去比去了好，去了还不知道要放什么毒。几位中央领导对陈永贵说：“不对。大寨还是大寨，他去大寨说了什么，并不影响大寨。”事实上，陈伯达到不到大寨，他心里早有谱。为了争取人，陈伯达在太原看了电影《打金枝》以后，就说：“山西过去尽出大官，山西有宝贵人才。”

要说陈伯达对大寨表现的最明显的一次还是在北方地区的农业会议期间。他看了学大寨的决议，一个不管农业的人要在有关农业的文件上大动干戈，把“大寨是毛主席亲自树立起来的一面红旗”字样一笔抹掉了，填上了“大寨是客观存在”几个字。一边勾还一边说，“什么叫树立？”他的用意使人一目了然。

在庐山会议这个特殊旋涡中，陈永贵确实经受了一次高层政治生活的考验，也能看出一个农民政治家的远见和卓识。这也是陈永贵区别于其他劳模的标志之一。因为当时河北、山西好几个工农中央委员在陈伯达的煽动下就轻信盲从，而陈永贵能够独立行事，这也是他能够走向中共中央决策层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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