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伊莎白（Isabel）、大卫·柯鲁克（David Crook）

翻译：炬火与基石

校对：鸡卵是青蛙

激流按：2023年8月20日，国际共产主义战士、教育家、人类学家，新中国英语教学拓荒人，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专家伊莎白·柯鲁克（Isabel Crook）女士，在北京逝世，享年108岁。为纪念伊莎白·柯鲁克，我们从8月21日开始，连载伊莎白·柯鲁克与大卫·柯鲁克（David Crook）合著的《阳邑公社的头几年》（The First Years of Yangyi Commune）。1947年，伊莎白、大卫夫妇为考察和报道中国解放区土改运动，穿越重重封锁来到河北涉县，亲眼目睹了这里发生的一切并为此深深震撼，成为了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完成了《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这部名著。新中国成立后，伊莎白、大卫夫妇尽管在北京有了新工作，始终以极大的热情关注中国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十里店成了阳邑公社的一个生产大队。1959年和1960年的夏天，他们又回到了十里店。《阳邑公社的头几年》主要是根据这两次访问期间所收集的材料编写而成。本书于1966年由伦敦的Routledge & Kegan Paul出版社出版，目前尚无中译版。本书详细描述了阳邑公社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组织，包括农业生产、妇女就业、扫盲运动、青年组织、政治和军事组织等，值得一读。

伊莎白、大卫·柯鲁克 |《阳邑公社的头几年》连载2：第一章公社之前的岁月-激流网阳邑地图

第一部分

阳邑公社两年史

1958-1960

第一章

公社之前的岁月

（1938至1958年）

十里店村的“新民主主义革命”[1]

在土地改革之前，十里店村70％的人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候以谷糠、野菜和“稀得都能在里面看到月亮的倒影”的稀粥为生。对于一个五口之家而言，一家子挤在一张打满补丁的被子里睡觉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情。他们在炕（加热过的用砖砌成的床）上睡成一圈，脚在中间，而头则探出到各处。在最贫穷的人家，丈夫和妻子也许要共用一条裤子，谁出门，谁穿上。在一个附近的村庄，有个庄稼汉，他在结婚的时候终于凑齐了一整套衣服。这一套衣服他穿了三十二年。这件事不太寻常，因为以盛行的标准来看，一套衣服也就能指望穿九年：最初的三年，即所谓“新三年”，它还是崭新的节日盛装；对下一个三年“旧三年”而言，它就是一套普通的衣服；而对于最后的三年而言，“缝缝补补又三年”，它看起来已经变得老旧不堪了。

在1937年，十里店村总共只有1400余人，土地也仅有700多英亩。如果土地被平均分配的话，每人有半英亩的土地可供耕种。但现实情况并非如此。八户地主和富农占据了120英亩；住在其它村的地主另外占据了大概90英亩的土地；40户富裕中农尚有足够的土地可供耕种，甚至每年都会撂荒一点。剩下的373户人家只能耕种仅剩的218英亩土地。很明显，土地没有被平均分配。现任共产党村支书家里的四口人当时只有六分之一英亩的土地。

这就是当时“平常”年份的情况。但在1940年，日本帝国的军队将村庄扫荡一空，给人民带来了死亡与毁灭。

表一：农村各阶级的定义[2]

地主是“占有土地，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的劳动，而靠剥削为生的人。”他们以严苛的地租作为剥削农民的主要方式，此外或兼放债，或兼雇工。

富农“一般都占有比较优良的生产工具及活动资本，自己参加劳动，但经常依靠剥削为其生活来源之一部或大部。富农的剥削方式主要是雇佣劳动（请长工）。”

中农“生活来源全靠自己劳动，或主要靠自己劳动。中农一般不剥削人，许多中农还要受别人小部分地租、债利等剥削。但中农一般不出卖劳动力。”富裕中农“有轻微的剥削，但非经常的与主要的，另外剥削所得并不构成其谋生所需的主要部分。”下中农“总体而言自给自足，但要受到来自偿还地租与利息的部分剥削。”

贫农“一般都须租入土地来耕，受人地租、债利与小部分雇佣劳动的剥削。是否要出卖小部分劳动力是分别下中农与贫农的主要标准。”

工人（雇农在内）“一般全无土地与工具，有些工人有极小部分的土地与工具，完全或主要以出卖劳动力为生。”

在此之后，如农民们所言，“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因为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从太行山腹地的根据地出发东征，组织农民自卫。

1942年-1943年，在与敌人的艰苦斗争中，饥荒袭来了。

无数代人而言，饥荒已经成了中国农业生活中的常规特征。它给数以百万计的人带来死亡和疾病，又迫使更多的人走上行乞之路。

它让家庭支离破碎，逼得父母们宁愿把自己的孩子们卖掉、送人、遗弃，甚至对其痛下杀手，也不愿眼睁睁地看着孩子们饿死。

1942年-1943年的饥荒极端严重，在相邻的国统区，人民遭受的苦难程度之深、性质之恶劣简直无以言说。尽管共产党人刚刚在十里店村取得政权，但他们呼吁人民不要像过去那样屈服于饥荒。在共产党人的倡议下，当地成立了农会组织。农会把征收到的地主与富农家的陈粮放进大锅中烹煮，分发给饥民们。

但这些措施还是有其局限性，尤其是在日本侵略者的大举入侵面前。这些措施只能缓解但不能消除人民的苦难。人民还是要外出行乞，卖儿卖女，自挂东南。在十里店村的400多户人家里的49家，有59人饿毙。

对于大多数人民而言，推进社会、政治与经济改革是生死攸关的大事，因为他们中有70％的人曾是贫农或雇农。他们是最紧密地围绕在共产党周围的一批人，在党的一系列改革运动中，新吸收的党员也主要来自于他们。改革的内容包括减租减息，设置累进税与互助组，最后推行土地改革，改革于1948年完成。饥饿再也不会徘徊于农民们的头顶。耕畜的数量也增加了。房屋拔地而起。农民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

所有的这些都是基于公平的土地私有制。每人仅有的半英亩土地也许能保证公平，却没办法保证过上好日子。个体农户不再饿死。他们活了下来，但还是艰难果腹，劳苦终日——只要他们仍在几乎没有资本、生产工具两千多年来没怎么变过的情况下耕种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克服小规模私有制局限性的第一步就是大规模推动互助。这可以追溯到1942年与日本侵略者的对峙时期。随着1946年至1948年间进行的土地改革，组建互助组的进程也大大加快了。到了1948年，这个地区（在不久之后将成为阳邑公社）成立了485个互助组，这涵盖了当地一半的家庭。在1951年又有一阵互助化的新高潮，互助组的数量增加到700个左右，涵盖了当地85％的家庭。这些互助组一般由十至二十个家庭组成，一套计量人畜劳动时间的体系也逐渐建立起来。

生产力再一次提高。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也提升了，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如此。

疾病或者死亡可能打破家庭单位间脆弱的平衡。传统观念认为，如果双亲之一不幸离世，他或者她的那份土地就要被出售以确保能举办一场像样的葬礼。有些人运气不佳。李宝辉（音译）曾是一位贫农，一开始他靠着买卖耕畜发了财。直到他搞砸了最大的一单生意之前，他还在赚快钱，为了还债他不得不卖掉刚分到的五亩[3]土地。一部分农民要么懒惰，要么劳动效率低下。付周泽是一位众所周知的懒汉，他在土地改革时分到了四亩地。但他荒废了土地，产量不高，为了交税和买衣服，他每年都会出售小块土地；三年之后，他一半的土地都被售出。其他人荒废土地的原因各不相同。他们把太多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公共服务上，根本就没什么时间来经营田地。

另一方面，有的人过得已经比平均水平好上不少——他们有肥沃的土地、充足的人手，家中老小的负担小，并且会抓住一切机会购买那些被厄运打击的人出售的土地。他们不在互助组的体系内，并且雇佣劳动力来在他们富余的土地上工作。在天平另一端，土地所剩无几的人们，也从互助组中撤出，为这些富裕者工作。政治和经济的改革可以让他们得到看着算是合理的工资，但他们还是受着剥削。

短期来看，在土地改革后的几年之内，一些人变得愈发富裕，而其他人变得更加贫穷。土地、房屋、耕畜与工具在市场上待价而沽。仅1951一年，现在阳邑公社所在的地区中，200户家庭卖掉了土地，而100户卖掉了房子。阶级差别正在重现。

就算是在互助体系下，个体农业生产方式绝对不可能是普遍或持久的解决方案。

土地改革已经摧毁了古老的半封建土地体制，为农村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带来了胜利。但现在有两条路摆在面前。一条路指向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的“人各为己”之路，另一条则通向“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社会主义合作化农业道路。

在“资本主义道路”一边积压着陈规旧俗的千钧重量，也自不用说那些买入土地和牲畜的人家的“雄心壮志”了。

在“社会主义道路”一边，打头阵的是在领导抗日斗争、抵御国军和推行土地改革中取得胜利，威望大增的共产党。“党”不是袖手旁观者，也不是外部势力。每个村庄都有自己的党支部，有些党支部已经运行了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每个党支部也吸收了那些在不同阶段的斗争中展现出超群能力、过人胆识和勇于自我牺牲的村民入党。那些受经济状况所迫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土地与劳动力的农民，也站在社会主义一边，他们害怕回到万恶的旧社会。

在土地改革时期，大多数农民并没有意识到前方的道路该如何抉择。但在某种意义上，这个岔路口是由他们的内在性质产生的。因为他们具有双重性质，一方面他们是土地的耕种者与劳动果实的收获者；另一方面他们是土地的所有者，也是产品的出售者。前者使他们倾向社会主义，后者则将他们引向资本主义。

农村社会主义革命下一阶段的主要任务就是进行将大多数人争取到社会主义一边的斗争。导向该目标的第一步是互助，第二步是组织农业合作化。

向社会主义道路进发

互助能够使劳动力更加合理地得到应用。在诸如播种或者收获的农忙时节，一队带着耕畜的农民可以按照先后顺序在不同队的土地中耕作，而不是每一家在缺少人手、鲜有耕畜的条件下工作。在农闲时节，互助化使农民能够从土地上的所有工作中解放出来。从而可以通过贸易运输[4]、制砖或其他副业来积累资金。但互助化也有其局限性。它合理地使用了劳动力而不是土地。每户农民种植其家庭所需的作物，而不是最适合其土地的作物。一旦劳动力应用合理化的优点被广泛认可，有人就会自然地想要把这一原则拓展到土地之上。这样就把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化运动提上了日程。

在1951-1952年，全国设立了三个实验性的农业合作社。其中一个由全国劳动英雄任清美（音译）组织，位于距十里店村不到十华里的小冶陶。在这里收入均分，一半收入根据每家投入土地的数量分配，另一半根据工作量分配。

推行合作化的第一年，合作社土地的每亩产出比村平均产出高出38％。

在1952-1953年的冬天，柏林的织布英雄郭恒的（音译），跟随着任清美的脚步，劝说她们村的16户家庭把土地和劳动力集中起来。当疾病袭击了合作社的绵羊和山羊群，参社的16户减少到了6户。但是这六户挺过了风雨，迎来了大丰收。他们每亩的平均产量比互助组生产高30斤[5]，比个体农业生产高50斤。

在1953年，十里店村的一些干部提出了在本村组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构想。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合作社的建立与运营，这样一个总的转型，被视作没有多大必要的行为。并且当时的政策总结起来就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只是让少数被挑选的地区先行试点。十里店村还要再等等。在那些当地党支部声望高、地方干部显示出很强能力的地区，国家才会批准组织合作化试点。如果在早期阶段合作社遍地开花的话，大部分干部会发现自己解决不了那些必然爆发的问题。在这一进程中，他们可能会犯严重错误，或者整个合作社都彻底失败。这两种情况下，大批的村民会对这种新型的生产组织形式产生偏见。

由于以上原因，一个地区的合作社数量被控制在十二个。一些人对这十二个合作社满怀希望，而其他人则持怀疑态度甚至抱有敌意。

甚至在共产党内，对合作化运动是立即推行还是观望等待，也产生了分歧。一些人说因为中国工业尚欠发达，故不具备农业机械化的条件，快速实现合作化并不现实。另外一些人预言迅速的合作化注定会降低农业产量。还有其他一些人害怕合作化不仅会使富农们，还会使上中农们对政府和党的政策产生不满甚至憎恶，从而破坏农民的团结，让最坏的人获利。但主流的态度还是“趁热打铁”，在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在农村巩固其地位之前，推行社会主义。

问题在于：合作化真的能比个体农民的产量更高吗？每个地区都给出了自己的回答。1953年阳邑的秋收数据表明，此区域内12个合作社土地的亩产都远高于平均值。数据如下：

个体劳作农场：190斤

互助组农场： 210斤

合作社农业： 230斤

合作社产量更高，在阳邑和全国各地都是如此，增产不是简单地通过在集体土地上集体劳动取得的。合作社有四大基本原则：所有成员都受益，而不仅仅是牺牲一部分成员的利益来换取其他成员的利益；持续精进对土地、劳动与资本的管理；不断升级选种、施肥和除虫等农业技术；最后，扩大生产资料，耕种更多的土地，兴建更多的水利设施，增加耕畜与农具的数量。

1953年与1954年之交的冬天，全国上下掀起了一场学习党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运动[7]，在农村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主要形式是组织合作社，这一点引起了特别关注[8]，在这场学习运动后，整个镇的农民都开始将他们的互助组转化为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一镇的合作社的数量增长到105个，包含了18％的家庭与13％的土地[9]。其中规模最大的当属小冶陶村由任清美（音译）所领导的合作社，由125户人家组成。也正是在那时，十里店村建起了有19户人家的第一个合作社。在1954年，合作社的组织进程也大大推进，在1954年年末，拥有1400户家庭的柏林，组成了24个合作社，合作社中包括了1200户家庭，也就是村中72％的人口。

并不是所有入社的农户都是全心全意的。有些人心情复杂。

阳邑镇有个叫老孟的上中农。他家有四口人，他们有六英亩地和一头骡子。当地合作社取得初步成功后，老孟垂涎于高产，在他身为共青团员的儿媳的倡议下入了社。但是他发现入社后的工作非常辛苦，因为他已经习惯了在农忙时雇人干活。并且让他难以忍受的是，他的骡子被其他合作社成员当作自己的骡子一样使用。而且，相当多的富裕农民没有参加合作社。所以老孟决定退社。他的儿媳（他的儿子在外上大学）认为不妥，她尽了最大的努力让公公回心转意，但没有成功。她觉得自己在这样一个家庭里永远不会幸福，于是威胁要申请离婚。老孟不得不在儿媳和骡子之间做出选择。他选择了骡子。他的理由是：“我儿子一毕业肯定能再讨一个老婆。但我想再弄一头骡子可没那么容易。在合作社里，我几乎不能把我的骡子当作自己的。只要退了社，骡子和儿子我都能要回来。过不了多久，我还会有另一个儿媳的。

然而，儿媳改变了主意。毕竟老孟是她的公公，而不是她的丈夫。并且已经是“新社会”了。她打消了离婚的念头，说要坚持她丈夫和她自己建立独立的家庭。这就意味着要分割财产，也就是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包括骡子。老孟左右为难。

女孩是一名共青团员，把这件事告诉了村里的党支部。他们对她说，“分家”对老人来说会很艰难，也意味着对他施加了过度的压力。农民必须有自愿参加、不参加和退出合作社的自由。只有事实才能让他们心服口服。

于是，姑娘答应给老人一年的宽限，于是公公和儿媳就继续按原来的方式务农。这是一项艰苦的工作。这户人家当年亩产210斤（就个人的努力来说是很了不起的）。合作社的则是二百四十五斤。老孟申请重新加入合作社，在被要求冷静一会儿后，他的申请被接受了。

大约在这段时间，当地有一首小诗流传开来。

诗云：

单石难垒墙，独梁难起房。合作莫单干，力量超往常。

1955年一开始，人们就对摆在农民面前两条道路的优劣展开了辩论：是单干，还是加入合作社？

这就使得合作社的优点更加明晰，随之而来的就是合作社的数量增加到214个，包含了87％的家庭。其中的十八个合作社，每一个都由一百余户家庭组成。

组织合作社的行动贯穿了全年。在年末，基本上所有的农民都入了社。十里店村有十二个合作社，包括了97％的人口。周边村庄的景象也大抵相同。1955年是合作化程度大为提高的一年。

这种进步不仅是数量的提升，也是合作种类的增加。辩论让“合作社比单干好”这一观点得到更广泛的认同，但又有人提出了要实现何种合作的问题。增加的产出该如何分配？到目前为止，50％的收益来自成员投资的土地报酬，其余50％来自劳动报酬。那些土地相对较少、有大量体力劳动者的农民家庭，都赞成增加劳动报酬，减少土地报酬，甚至完全取消土地分红。那些拥有更多土地而不是劳动力的人，以及那些不愿在土地上劳动，转而从事贸易或其他更有利可图的活动的人，往往会有相反的想法。一些干部担心，如果减少或取消土地报酬，富裕的农民可能会退出合作社。尽管如此，合作社还是做出了改变。土地报酬降低到30％，劳动报酬提高到70％。尽管干部们很害怕，但是很少有富裕的农民退出，因为他们虽然想退出，但又怕雇不到劳动力。

同时也出现了其他问题，比如如何改进农具，如何充分利用土地、劳动力和耕畜。

这时加入合作社的土地所有者依旧占有土地并对土地进行投资。土地是分散的，比如一些十里店村的村民，在其他村庄拥有土地，而其他村庄的农民在十里店村拥有土地。这种情况不仅浪费了来回行走的时间，而且还干扰了耕作。当时的情况还没有发展到一个合作社要为另一个合作社的土地耕种的地步——除了在个别情况下，有人偷偷地把妨碍耕作的界标移开！这很难培养合作精神。相邻土地上不同合作社种植不同作物的争议也没有发生。以高粱为例，如果它能长到八英尺高或更高，而且根还很宽，把它种在像红薯这样的低洼作物的两侧，那么红薯就会失去阳光、空气和营养。有时两个合作社会就这类问题谈判达成协议。但这些协议并不总是得到遵守。一个十里店村的合作社与它的邻居达成共识，不在这种耕地上种植高粱，尽管这块地已经种了很长时间高粱。后来十里店的这个合作社又想了想，觉得高粱在那儿长得最好。所以又按照原样耕种。另一个合作社的成员认为自己受骗了，就把高粱连根拔起。

农具和耕畜的私有制和集体使用也存在矛盾。有时候，当一只动物要把粪便运到田里去的时候，它的主人就会过来说，他需要用它去磨坊磨谷物，或者他的妻子想骑着它去拜访另一个村庄的亲戚。

还有管理的问题。在集体管理的私有财产之上的集体劳动，这种模式呈现出全新的问题。对没有经验的干部而言这些问题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他们的极限。这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

在这个变化迅速的时期，合作社的数量和规模都增加了，性质也发生了变化，它们仍在摸索前进的方向，因此人们对合作社的发展有不同的估计。它的成长健康吗？还是事情已经失控了？是否需要大幅削减开支？有些人要求放缓进程，甚至退却，因为他们觉得这个运动已经“超出了干部的经验”，即使已经建立起来的合作社也不可能巩固。

接着，在1955年7月31日，毛泽东就农业合作化的问题发表了讲话，开头如下：

“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和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针。[10]

即便社会主义革命还是新生事物，党对此也没有相关的经验，毛泽东问道：“但是怎样去取得这种经验呢？是用坐着不动的方法去取得呢，还是用走进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中去、在斗争中学习的方法去取得呢？”

当一年的农忙结束后，一场研究这篇讲话的运动开始了。今年早些时候，干部们因为工作的新特征而退缩，对自己的应对能力缺乏信心，现在他们觉得自己的立场更加坚定了。他们批评自己“裹足不前”的做法，并以新的眼光看待合作化运动和摆在他们面前的任务。十里店村讨论的结论同整个中国农村讨论的结论一样：必须向完全的社会主义合作社发展，完全按劳分配，土地归集体所有。

这个镇已经有一些这样的合作社了。十里店村的领头人们去参观这些合作社是如何运作的，并就相关问题展开讨论。他们开始确信这种合作化意味着更大的收益；他们有能力和资源来把这种合作社建起来。因此，1956年十里店村拆除了所有的界石，合并了所有的小型半社会主义农业合作社，建立了一个完全社会主义的合作社，土地归集体所有。合作社的范围包括整个村庄。农民称之为“高级社”，以区别于“低级社”。在低级社中，土地由集体耕种，但由个人所有，分配制度部分基于投资。

十里店村社会主义合作社的建立，结束了私有制农业与主要生产资料的买卖，结束了农民中出现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倾向。它更合理地利用土地、劳动力和耕畜，并更有效地灌溉。资源的集中使得可以购买更高效的农具。社里添置了十七台双轮双头犁。更重要的是，随着界石的移除，拖拉机可以并已经第一次投入使用。

另一项历史性的发展是开始建立第一个为老年人、孤儿、丧偶者和无人赡养的残疾人提供保障的公共制度。合作社为他们提供食物、衣服和燃料，为年轻人提供教育，并承诺为老人提供体面的葬礼。以上几条以“五保供养”而闻名。

地方的革命领导者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完成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初步成功并不是一群来自外部的革命者赋予阳邑人民的。这是通过“生根、发枝”，或者“在农业工人和贫农中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通过他们联系群众，使他们行动起来”。[11]三名当地的“活动家”就是在这一进程在阳邑地区的最好阐释。小冶陶的任清美和柏林的郭恒的在土地改革和互助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柏林的金汉成非常年轻；但在他们领导建立农业合作社的运动时，他加入了其中。

任清美1901年出生在小冶陶的“秃头”山上，是阳邑地区第一个入党的人。

他说：“我家以前是佃农。“大多数时候，我们吃的是树皮和野菜。男人偶尔能吃点小米，但女人从来吃不上。一年中有两个月，我光着上身到处跑。如果我真能弄到一套新的土布衣服过年，我就在过年时穿三天，然后把它收起来，等到明年再穿。我过了六七年这样的日子。

“小时候，我只在九岁的时候上过三个月的学。我直到三十七岁入党以后，才学会了读书写字。我年轻时在一个地主手下做工。他有两百多亩地。他还开了一家旅馆。所以每天早上我都要在黎明时分起床，在早餐之前，我必须在半英里外装满五个大缸的水，再把它们搬回来，而且我的背有毛病。但地主帮我治好了。我们好几个人都在给他干活，中午我们在地里吃饭休息。但地主不让我们在阴凉处休息。那里只有几棵树，他说我们会为谁该在阴凉处而争论——所以我们都得呆在阳光下。天气很热，但热量好像治好了我的背。

任接着说“他在其他方面就没那么善良了。早上我去田里时，必须得搬一大堆肥料。当我晚上回来时，我还得拖着一块甚至可以用来盖房子的大石头。他想尽办法从我们这里榨取劳动成果，一年只给十二银元。这些钱平均下来连每天买一斤粮食都不够，他给你的钱对不起你给他干的活。

“27岁以前我还负担不起结婚的费用（按普遍的标准，27岁已经老大不小了）。即使到了27岁，我能结婚是因为我父母加入了一种社团。成员们把钱存入一个账户里，这样每个家庭就有足够的钱轮流置办结婚礼物。我妻子的家人没有期望太多，因为他们是从山西来的饥民。

“那是1928年。在接下来的十年里，我就是这样过着雇工或贫农的生活。国家处于混乱状态，小军阀们争权夺利，鱼肉百姓。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时，仅在这一地区就有几十名军官——他们被称为二十四司令——但是他们不过是土匪，所到之处尽是奸淫掳掠之事。

然后，当日本军队逼近时，他们逃跑了——一支全新的队伍开来了。他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的前锋。八路军与国民党‘二十四司令’这样的乌合之众截然不同，他们穿着打补丁的简单制服，踏着草鞋，和蔼可亲，乐于助人。我认识了其中一位指导员，王铁。他说地主过着安逸的生活，而穷人却在受苦——这点自不用他告诉我。但他又告诉我，总有一天，我们穷人会拥有我们耕种的土地，成为主人，这点于我而言则是闻所未闻的。他给我讲了长征，讲了毛主席所受的磨难。所以我渐渐明白，共产党是劳动人民的党，是像我这样的人的党。同年，也就是1939年，我入了党。”

任清美全身心投入党的工作。他积极参与党在小冶陶进行的每一次改革和运动。日军扫荡期间，他帮助建立了当地的民兵组织，并组织了全村的撤离。他站在反对地主和富农斗争的最前线，先是要求减租减息，然后在1944年至1945年，又要求消除高利率的旧债务。他是早期（土地改革前）互助组的创始人之一。1946年，他在为农民争取土地的斗争中，起到了领导作用。

这是一场痛苦而复杂的阶级斗争，因为地主和富农并没有消极地认输。他们甚至赢得了一些局部的暂时胜利。其中一件事发生在1947年，当时他们发起了一场针对任清美的诽谤运动，乡镇政府和党的领导听到了“村民群众”的指控，暂停了任庆美村支书和干部的职务，等待调查。他从不怀疑自己会被洗清罪名。1948年春天，当事情的全貌水落石出时，他带着前所未有的声望复出。

他说：“我在1950年被选为劳动英雄，并被派去保定参加一个会议。在那里我看了一部关于苏联科学家米丘林的电影。影片展现了用他的方法可以使一个贫穷的山区繁荣起来。从那一刻起，我就决定追随米丘林的脚步。”

这并不是任清美带领村庄致富的第一步，因为在1943年的抗击饥荒生产运动中，他率先在村里种植了小麦。“但是日本人来了，让他们的马在麦田里吃草。”日本人离开后，人们又种了小麦，但1946年小麦枯萎了；所以，任去了平原寻求良种。在1947年土改后的第一次收割之后，他给村中的每一家都发了30斤种子。

追随米丘林的脚步在山上种上果树意味着首先要培育树苗。任清美一家六口在土改后只分到了一英亩半土地，但他拨出近四分之一的来育苗。他的二儿子，一个八九岁的男孩，问他的父亲为什么要这么做。任清美回答说：“党号召我们这样做，如果没有党，我就不会有土地。”

树苗长好后，他把它们分发给村民。当亲朋好友都劝他更“现实”，即把树苗据为己有或者将其出售，任回答说：“我是共产党员。大家都富裕了，我就也富裕了。”

* * *

阳邑地区第一个入党的妇女来自柏林，一个距离阳邑镇两英里、坐落在干燥高地上的大村庄。她的名字叫郭恒的。

郭恒的出生（1919年）之前，父亲去世了，留给他的妻子两亩地。对于孤儿寡母来说，在那个地主军阀横行霸道的中国农村，靠这样的条件生存，需要坚强的性格。母女俩都有如此的性格。孩提时代，恒的就在山坡上搜寻燃料，背着沉重的货物。她十三岁时就成了一名熟练的纺纱工。她15岁时结了婚，但她的丈夫不久就为贫穷所迫到遥远的东北去讨生活。[12]与此同时，年轻的妻子靠做针线活养活自己。她十七岁时，母亲去世了。

两年后，也就是1937年，共产党活动的消息翻越山岭，传到了柏林。到1938年，游击队分遣队已经使这个村庄变成了日本人眼中难以掌控的烫手山芋，共产党的干部已经在村中活动，但根基不牢。依照共产党依靠贫苦农民的作风，一位名叫郭靖的女干部寄住在郭恒的家里。她吃着和贫苦农民一样的食物——谷壳和野菜，穿着家纺的粗布衣服，说着亲切的语言。“我们很快就形同姐妹了。”郭恒的说。郭靖和郭恒的在一起生活了两年，这种亲密的接触帮助郭恒的确定了她的人生方向。

当日本军队进行扫荡时，郭恒的带着共产党干部们去了秘密洞穴，给他们做饭，把文件藏了起来。当一个地主因为她和“赤匪”有联系而威胁要她死的时候，她并没有被吓倒。“我从来没有动摇过，”她说，“我知道他们是为了穷苦人。我愿意为他们献出生命。”1942年，她加入共产党，年仅24岁，但她的一生让她觉得共产党领导的改革是公正的，她应该为之奋斗。

同年，她被选为一个纺纱小组的负责人，小组是增产抗击饥荒运动的一部分。后来，她领导了八路军救济中心，分发粮食和棉花，拯救了140名饥饿的人。郭恒的说：“那是糟糕的一年。四百多人离开村子到山西讨饭去了。但那不是乞讨的好时候。120多人饿死。在这个村子里也是如此。郭大成一家五口，两个饿死了，一个女儿做了童养媳，一个儿子给人家做了小女婿。也有自杀事件。郭汝之交不起租，就上吊自杀了。他的表兄勉强凑够了钱，但在那之后他一无所有。所以他也上吊自杀了。”在一个家庭，丈夫想卖掉孩子，因为他不想听到孩子们因饥饿而哭泣，但妻子威胁说，如果他这样做，就离开他。郭恒的把自己省吃俭用省下的粮食和用纺纱挣来的钱买的半蒲式耳粮食送给他们。这挽救了他们的婚姻。（今天，这对夫妇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他们的一个孩子在上大学；另一个参了军）郭恒的说：“这样的家庭有七户。郭靖和我帮助了他们所有人，因为我们是共产党员。”

郭恒的也帮助年轻的媳妇们站出来反抗蛮横的婆婆。[13]1944年，在全边区会议上，她被选为一级纺织巾帼英雄。[14]同年，她出任柏林妇女协会会长。

1945年，有一场实施减租减息法的运动。这条法律虽然早已写在国民党的法典上，但只在解放区实行，即便在解放区也要经历斗争才能实行。长期以来被地主掌握着生死大权的农民，常常害怕有一天共产党（当时村里只有六个党员）会走，国民党的地主统治会卷土重来。于是，胆子比较小的人就在白天把减租过后的钱交了，晚上再偷偷把余款补给地主。郭恒的和其他村党员不知疲倦地在农民中间做工作，解释共产党永远站在人民一边，只要农民在争取自己权利的斗争中跟随党的领导，就会永远打破旧的压迫。逐渐地，就连胆小的农民也被争取到减租减息以及随后的土地改革和互助运动中来。

郭恒的是柏林第一个互助组的负责人，互助组由8个家庭组成。到了1952年，她第一次听说了农业合作社，就到党委去主动请缨，在村里组织了合作社。合作社当时还是新事物，党委怀疑一个妇女——即便是这样一个能干的妇女——是否有能力经营合作社。郭恒的去到小冶陶村，和任清美商讨他成功领导的那个合作社。回来后，在党支部的帮助下，她把互助组扩大到十六户人家，并说服成员把互助组改为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收入按投入的土地分成四成，按劳动分成六成。

办社并非一帆风顺。合作社在西部山区购买了绵羊和山羊，但缺乏饲养经验。它们一个接一个地死去，直到羊群从126只减少到20只。有三家中农开始抱怨，说合作社不行。其他许多社员都失去了信心，最后，16个家庭中有10个退出了。可是郭恒的再一次“没有动摇”！她说：“我们剩下的六个家庭仍然可以获得大丰收。”他们确实这么做了。他们的亩产量比互助组高30斤，比单独种地的农民高50斤。然后那些退社的人要求回来。郭恒的和其他坚持合作社的人欢迎他们，但并非毫无保留。首先，他们想指出从这次经历中可以吸取的教训。这是在1953年冬天，当时正在开班学习“过渡时期总路线”。当这门课程的学习——以柏林合作社所发生的事情为例——充分说明了合作的好处时，那些退出的人又被重新接纳。但不是一下子全部接纳。首先接受贫农家庭，理由是“农村半无产者”是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最大受益者，从长远来看是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坚定支持者。

此后，郭恒的合作社稳步发展。很快参社的家庭就增长到33个，是原来成员的两倍多。后来，新的合作社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村子里有了6个合作社，一共99户。1954年春天，进一步的学习运动开始了，学习内容是1954年9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这场运动席卷全村，清楚地显示了合作社在农业转型中的重要意义。到1955年年底，又建立了十八个合作社。合作社的总数达到了24个，包括1 000多人，超过该村人口的70％。1956年，郭恒的率先把柏林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改造为完全的社会主义合作社。与此同时，为了帮助解决灌溉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她领导了一场挖掘蓄水池的运动。

在抗击日本人、克服饥荒、组织互助、建立合作社等每一项新任务中，郭恒的都不厌其累。她多年的革命工作为她赢得了“永不凋谢的红花”的称号。

* * *

金汉成和郭恒的一样，都是柏林人。但当共产党在1938年第一次来到这个村庄时，他只有7岁。

“我父亲是一个熟练的木匠，”他说，“但他的手艺对他没有什么好处。他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债务，因此很快他就落入地主的手里。我们一年到头都吃粗粮（高粱和小米），幸运的是过年能吃到一点小麦。即使那样，也只有三斤左右——只够在节日里打打牙祭。我们家里经常没有东西吃。母亲会把锅里的水烧开，然后出去借点东西放进去。如果她运气不好，我会去的。

“我父亲充满了幻想。他相信古老的传说，在传说中他这样的人会依靠地主，认为地主给他提供一份工作是一种仁慈的行为。他看不出来，其实是地主在依靠着他。”

金的父亲和祖父都是文盲，他们认为不幸的根源是自己的无知而不是地主的统治。于是，家里省吃俭用，把汉成送进了一所旧式学校。“但这位老师所做的一切，”金汉成继续说，“就是让你学习经书，然后打你。所以我离开了。不久，八路军建立了‘抗日’学校，我去那里我父亲很高兴。他认为任何形式的教育都一定会带来好运。

“但那是在土地改革之前，生活仍然很苦。我几乎没有衣服穿去上学，虽然我的一些同学是富裕农民的儿子，他们的父母甚至让他们在饺子店赊账。但这是一所“半工半读”的学校，他们过于娇生惯养，工作对他们来说太过繁重，于是他们辍学了。我刚上学一个月左右，日本人开始进军，校长催我回家。他说，情况变得越来越危险。我不想离开那所学校，但最后我不得不离开。校长本人在与日本人作战时手握着枪牺牲了。”

从十三岁到十六岁，他的学业经常因为战争而中断，但他还是坚持了下来，更不用说在业余学校教书，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5]做宣传工作了。十六岁时，他终于读完了高小课程，进了师范学校。这不是一所“半工半读”的学校，但金还是要像之前一样。1946年，在第一波土地改革中，他的家庭得到了一小块土地，但这几乎不足以维持生计。男孩兼职做建筑工人和搬运工，用一根杆子扛着80磅重的货物。他的母亲费了好大的劲，才不时地给他送些好吃的东西来吃——但那不是他想要的。他只关心买书。

他是一名优秀的学生，但当他的父亲生病，无法工作时，金准备离开培训学校。当局不让他去，并向解放区政府争取了经济援助。后来在邯郸（当时的边区首府，现在的地区首府）深造后，他到繁华的北延镇的一所高级小学任教。在那里，他因与学生的良好关系而表现出色，并被选为模范教师。他喜欢自己的教师工作，但在1951年，他觉得自己应该响应政府对年轻干部的紧急需求的号召。

于是，二十岁的金汉成当了干部。两年后，在参加了反对浪费、腐败和官僚主义的运动后，他加入了共产党，实现了在九年前在抗击日本人的战斗中牺牲的校长的遗志。

金汉成、郭恒的、任清美同属一个社会阶层，都出身贫农家庭。这些曾经被剥削、几乎没有土地的“农村半无产阶级”，为共产党所依靠，以为其农村政策而战。这三位领导阳邑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干部是经过考验的。金汉成自己回顾这一时期的合作社时说：“许多干部都是在合作社运动的斗争中磨炼出来的。380名党员和老干部成为合作社领导；873名年轻人也成为了合作社或生产队的干部。一些老干部和党员落后了，但像郭恒的、任清美这样的人总是像乘车般勇往直前。”

“大辩论”

在阳邑一带，从个体农业向集体农业的转变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是互助组，从1942年开始，由季节性的集体劳动团体发展为全年性的劳动或专项群体，并经营集体产业，如油坊、砖窑、石灰窑和绵羊山羊。第一阶段为期十年左右。然后进入了半社会主义农业合作社阶段，从一开始土地和劳动力有同等的回报，到后来劳动力的回报愈发增加，土地的回报逐渐降低。四年以后，到了完全社会主义合作化的第三阶段，土地变成集体财产，只靠劳动分红。

这些变化旨在增加产出，给广大农民带来更高的收入。但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利用由改进组织结构带来的农业技术改进的可能性。因此，在整个过渡时期，有一系列的生产运动——堆肥、改进工具、培育良种、引进新作物。

随着社会主义合作社的建立，中国拟定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 [16]。这是中国农业在12年内（1956-67）实现现代化的蓝图。它的40条纲要涵盖了农村发展的方方面面，从机械化、电气化到花木灌木美化、扫盲以及养老。

随着《纲要》在阳邑地区的所有人——他们都是新社会主义合作社的成员——中推广开来，农村建设有了明显的起色，生产有了飞跃的空间。但是异常恶劣的天气阻止了这一切，春旱之后是夏季的暴雨，通常干燥的洺河变成了洪流。雹暴也造成了很大的破坏，尤其是对小麦。但是，尽管一些合作社遭受了损失，其他合作社实际上保持了1955年的增产。灾劫就这样度过了，这提高了合作社的声望，因为大多数农民认为，如果没有合作社，这一年将会多灾多舛。

这依旧是战斗中的一年，但人们并不仅仅与天气战斗。

管理一个比传统家庭规模大四五百倍的农场需要一整套新的程序。镇里有些合作社难以应对，蒙受了损失；有些只是勉强度日。但是，尽管困难重重，其他人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全国各地发现的这种不协调的成就在共产党内部形成了新的观点分歧。管理不善的案例是否表明合作社运动推进得太快了？或者，优秀社的惊人成功是否表明，巩固较弱社的方法是继续向前推进？（实际上，在1956-1957年的冬天，全国总体上出现了经济减速的情况。与前一个冬天相比，水土保持工程要少得多，堆肥活动也不那么积极。粮食作物的播种面积比1956年减少了1000万英亩。）

这两条路线的分歧是1957年夏天“反右”运动达到顶点后更大斗争的一部分。在党和政府高层看来，这次政治思想斗争要粉碎那些叫嚷停滞不前的人，并宣告那些顶着压力加速前进者的胜利。

在这个高层运动之后的秋天，整个农村的基层党组织都进行了整风运动。[17] 这些运动也发展成同“右倾保守主义思想”的艰苦斗争。

在阳邑，地方党支部曾经深信解决合作社困难的方法是推进而不是后退，并准备改进管理。因此，一九五七年冬天，阳邑地区各合作社进行了五项检查。首先，各社调查社内处理分配的方式，以确保在支付给社员的报酬和公共基金的运行费用之间的比例设定合理。有些合作社犯了错误，不惜牺牲社员的眼前利益来积累资金；还有一些合作社因为向社员支付过多报酬而耗尽了资金。每一个合作社也在考虑主席和其上层委员会与基层的生产队领导之间的权力分配。这在许多情况下暴露出一种倾向，即过多地提及合作社的主席，结果导致整个过程陷入停滞。落实农业任务的责任也在推进。此外，还对合作社的经营是否“勤奋，节俭，民主”进行了检查，任何对生产没有贡献的支出都将受到谴责。还调查了合作社干部动员社员参与管理的方法。检查的第五个目标，也是终极目标，是就合作社的未来，特别是自己的合作社的未来，在各成员之间进行整体规划和宣传。

这次检查进行了一段时间以后，就扩大到涵盖全体农村人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是一场“大辩论”，激辩“中国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调查通过“摆事实，做比较，推结论”进行。

阳邑及其周边地区的人民广泛支持社会主义合作社。但并非所有人都如此。少数人态度冷淡、怀疑甚至反对。例如，据南阳邑村的调查，六分之五的家庭是强烈支持社会主义的，但有近六分之一的家庭是持怀疑态度的，少数是绝对敌对的。[18]

在土改以前，南阳邑村有一个叫苏文和的贫农。他家的土地每人每天的粮食产量不到半磅，所以他们主要靠树皮和野菜为生。即使在新年期间，他们也从不吃肉。老苏有四个儿子，但他太穷了，不能为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安排结婚。在1942年的饥荒中，老苏和他的小儿子都死于饥饿。土地改革后，他们家的土地增加到将近五英亩，还得到了两头驴子。不久，剩下的两个儿子都结婚了。不久，老苏的寡妇发现自己已经置身于一个有三个儿子、三个儿媳、四个孙子、三个孙女的大家庭里，家里还有“十二床丝被、五床棉被、十双胶鞋”。大辩论之前不久她去世了，她被安葬在一副精美的棺材里，合作社的领导们前来悼念。但1942年苏文和去世的时候，他被埋在一个芦苇席子里。对小儿子而言，甚至以这种形式下葬都是奢望，他被埋在路边的洞里。

伊莎白、大卫·柯鲁克 |《阳邑公社的头几年》连载2：第一章公社之前的岁月-激流网

这一切都是苏文和的儿子们在大辩论时讲的。它让许多听众想起了他们自己的过去，让他们对过去的地主统治感到愤怒，对那些反对改革的人感到愤恨，在某些情况下也让他们感到懊悔。一个农民以前穷得没有自己的家，睡在寺庙里或别人家的屋檐下。后来土地改革时，他成了“上中农”，但合作社成立时，他却不支持。他在辩论中说，“我吃水忘了挖井人。如果不是共产党，我早就死了。我怎么能不支持合作社呢？我真是太黑心了。”他打了自己一下。

十里店村有个叫王家文的前富农。“现在个人不能再买土地了，”他抱怨道，“情况比解放前更糟了。连吃的东西都不像样了。”大辩论的时候，一个名叫王令荣的瘦弱青年反驳他说：“说得好像你代表我们所有人一样。但是你不可能代表我们。你只代表你自己和一些像你一样的人。我以前确实没阔过。但现在我们都吃饱了——包括你。让你恼火的是，我们其他人都和你现在一样富裕，你不能再仗势欺人了。所以你认为你的情况比以前更糟了。”

这就是所谓的“摆事实，作比较，推结论”。

这场辩论的效果不仅仅是说服了一些摇摆不定的人，甚至说服了一些反对的人。更重要的是对大多数人，即那些已经支持合作社的人的影响。这场辩论加深了他们对过去和现在的理解，并对未来——机械化、电气化和全面灌溉——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大辩论之后，一种新的精神在农村弥漫开来。人们对“社会主义道路”的热情又高涨起来。

反对的人。更重要的是对大多数人，即那些已经支持合作社的人的影响。这场辩论加深了他们对过去和现在的理解，并对未来——机械化、电气化和全面灌溉——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大辩论之后，一种新的精神在农村弥漫开来。人们对“社会主义道路”的热情又高涨起来。

注释：

[1]毛泽东将中国革命分为两个阶段：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按顺序又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前者始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后，以资产阶级为领导阶级；后者则发生在俄国1917年的“十月革命”之后，以工人阶级为领导阶级。详见《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著，《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劳伦斯－维沙特出版社，伦敦，1955年。

[2]这些定义基于在1933年于江西瑞金民主中央政府发布的两份文件，瑞金是日后中国西南苏区的首府。这些文件经过细微修订，于1948年由中共中央重新发布，用于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它们在1950年被整合出版，用于全国的土地改革。（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及其他相关文件》，外文出版社，北京，1959年。）其他在1948年后短暂使用的定义，如：老中农新中农与老富农新富农，“老”指的是那些在土地改革之前属于这个阶级的人，而“新”指的是在土地改革后成为这个阶级的人。新富农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剥削形式（而不是像老富农那样实行最初的封建主义剥削形式）。合作化运动的迅速成功从根本上阻止了他们在农村形成一股举足轻重的力量。

[3]一“亩”大致等于六分之一英亩，或十五分之一公顷。

[4]在产地购买原材料或者粗加工材料（例如煤炭和棉籽饼）或者手工业品（例如陶器），用马车或者扁担运到一定距离外的市场再次销售，以获取小额利润与运费。亦见本书第八章146页。

[5]一“斤”大致等于1.1磅或半公斤。

[6]见刘少奇，《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为《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而作》，《光辉灿烂的十年》（此文为邓宝珊所著，但原文未标出；也可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纪念文集》，因两篇文章都出自此书），外文出版社，北京，1959年，第十一页。

[7]过渡时期指的是从新中国建立起到社会主义所有制与生产关系确立的一段时期。总路线是：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及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8] 1953年12月，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这些决议是根据执行1951年12月发布的决定草案的经验总结作出的。

[9]到1954年5月，全国共有农业合作社九万五千多个，社员一百七十多万户。

[10]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外文出版社，北京，1956年。

[11]邓子恢，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56年，《中共八大文件汇编》，第二卷，外文出版社，北京，1956年。

[12]
多年来他杳无音讯，因为他不会写字，也没有足够的钱回家。东北解放后，他才这样做。他回到柏林，发现他的妻子（他几乎认不出来了）是一位优秀的干部。这对夫妻团聚成家，但丈夫虽然支持郭恒的作为干部参加活动，但他自己却从未立志成为一名干部。1960年，他在柏林社里的一个食堂当厨师。

[13]在封建或半封建乡村的旧式父权制家庭，哪怕是穷苦人家，都大举声讨臭名昭著的“蛮横的婆婆”。

[14]晋冀鲁豫边区（山西－河北－山东－河南边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