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音常请我看戏，那是她的专业。舞台上下的活儿，从编剧舞美到念唱做打，她熟极了;好的丑的，谁跟谁学，都能说出个道道。要是写下来，该有多精彩，我想。终于，盼来了这本《舞台上的新中国》。书拿到手，不觉莞尔：封面这幅老版画，几个手捧小红书攥紧拳头唱歌的宣传队员，会不会刺痛一些评论家的心，引发几声哀怨?回她一个字：赞!

多少年了，大学教育甘愿给主流媒体跑龙套，依旧是“伤痕文学”的余绪。且不说文艺的萎靡，连城管打人、法官嫖妓、病人家属杀医生，都稀里糊涂记在早已“拜拜”了的那个“新中国”的账上。是不是教条主义作祟?而教条之培养能如此奏效，背后必有一种高明的政法策略。只是有一点尴尬：新时期的舞台，佳作实在不多，戏剧一如音乐美术，远不及新中国的成就。怪不怪所谓“体制”呢?如果还一味数落前三十年，那是在遮掩之后的什么，在蒙蔽谁的眼睛?

我想，这便是高音此书的一个贡献。她以严谨、平和又富于“同情之理解”的笔触，发掘梳理了诸多被人遗忘的历史细节，仿佛拉开大红帷幕的一角，让我们重温先行者的伟业，吸取牺牲与挫折的教训。合上书，再去剧院，那金碧辉煌里，满眼是重新包装的“旧”——旧故事旧人物旧思想旧风格，旧的雇佣关系的契约之下，艺术理想和专业精神的迷失。两相对照，官学的喋喋说教如过眼烟云。令人深思的，仍是那个老问题：红色何以经典?经典为什么走向了失败?

(高音：《舞台上的新中国》，中国戏剧出版社，2013)

书里讲到解放初的新气象，引光未然一句话作讨论的切入点，我以为颇有见识：“鲁迅活着的时候曾经梦想……无产阶级自己会写文章，出现真正的普罗列塔尼亚的文学，鲁迅的梦今天实现了，工农兵自己写作剧本，已不是什么稀罕的事”(页35)。“稀罕”意谓原先没有，或者即使有，也只是受苦人无力的叹息、零星的抗议。而“鲁迅的梦”成真，乃是把文艺从精英阶级手里解放出来，将作者的才智与思想感情融入大众的革命，故而侧重集体创作。于是戏剧家的成败，往往系于他对集体创作的态度和利用，如老舍、曹禺先生。

老舍先生解放后保持多产，原动力无疑在热爱新中国、视歌颂新社会为文艺家的职责(页25)。一九五八年，他不顾腰痛腿伤，两星期完成《红大院》初稿。写一场，排一场，边排边修改。没等演员背熟了台词、走位固定，即上演了。那份“粗糙”，欠心理描摹，反倒让工人观众感觉亲切，说：戏中那个忙乱劲儿同现实生活一模一样，“比如扭着秧歌去区里报喜，游行时把嗓子都喊哑了”。演员们也兴奋不已：“老舍先生的笔不停地与现实赛跑，这次又跑到现实的前面”(陈徒手，页96)。但显然，这样的赛跑式创作，光有政治热情是不够的，文艺工作者须忘掉“小我”，善于听取批评意见——像于是之说的，那年头他们演戏，心里都藏着一个批评家呢——否则，就不可能运用好基本的创作要素而推陈出新，如主题先行、程式化的人物性格，以表现社会主义理想的迫近。

集体创作的这些形式要素，正是旧时代的个人创作所忽视或不擅长、不愿承认的。由此可以解释为何一批著名作家，尽管要求进步，也学习革命理论并积极接受改造，却不知如何下笔，乃至文思枯竭。高音着力分析的是曹禺的代表作《明朗的天》。

(《明朗的天》剧照)

《明》剧一九五四年末首演，连续两个月场场满座，盛况空前。其时曹禺“春秋鼎盛”(毛泽东如此嘉勉)，志向极高，正决心把旧思想的“包袱”一个个“暴露出来，加以清除”(费孝通先生语)，脱胎换骨做社会主义新人。晚年做访谈，却不愿意提此剧了，只说：不反对用马列主义观察生活，但“理性的东西”应“化为自己的血肉”;不能把革命道理“生硬地灌到自己的作品里去”(页86)。似乎归咎于理论水平低，或者过于“理性”，实际是失败者当了受害者的翻悔。因为放在别人身上，如老舍先生，他决不会说《茶馆》之为“classic”(经典)，第一幕一口气介绍二十来人，“一句话就是一个人物”，是因为作者弄通了马列。毋宁说，是他“做新人”的努力受挫，旧的创作法失灵了。

现在的人贬抑曹禺，喜欢拿他的成名作《雷雨》来对比《明》剧。但《雷雨》恰是集体创作的反面，一人冥想的灵感所得。曹禺写《雷雨》的情形，据原配夫人郑秀回忆，是这样的：一九三三年夏，两人约定暑假不回家，留在清华复习备考。每天上图书馆西文阅览室，一张长桌，面对面坐着用功：“他时而用手轻轻敲自己的脑袋，时而……抚摸右耳边的‘拴马桩’，每当他想不出如何处理剧中关键情节或者忽然灵感来潮，就狠狠地揪一下那个小疙瘩……名叫灵感球”(《清华校友通讯》2010下，页145)。

显然，《明》剧写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揪“灵感球”就不顶用了。遂采取口授，秘书记录，然后修改定稿。不过高音指出，历史地看，《明》剧其实不能算失败。人物刻画，尤其反角十分出彩，例如医学院教务长江道宗，一副“gentleman派头”，可谓曹禺的神来之笔。按导演焦菊隐先生的讲解，这位“阴间秀才”“绝顶聪明，是教授而不是学者”，又文雅又精明能干，“好像不是医生”(页122)。难怪李默然说：演他是“极大的创造的喜悦”，因为这角色“一扫脸谱化、概念化之弊端”，是“活生生的人”(页125)。这种人，今天在我们周围，简直太多了。

这么说，《明》剧是早演了六十年。倘若有机会重演，稍作一点《雷雨》式的改编，那会是怎样一出历史剧呢?辛辣的讽刺加上心理剖析，改造者跟被改造的一道让人厌恶、同情，说不定竟成了经典。

二〇一四年五月于清华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