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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天，题为《上海，你欠孩子一个公平》的文章火爆朋友圈。紧随其后，有人针锋相对地写了一篇《听好了！阿拉上海不欠任何人的》，后者认为“素质低下”的外来人口损害了上海的市容和治安，并且理直气壮地宣布：上海“排毒不排外”，阿拉上海不欠任何人的。

地域歧视并不是“中国特色”，而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遗产”。在欧洲，古板严谨的德国人被讽刺没有幽默感，而浪漫风趣的法国人则因为投降次数太多遭到了全欧洲人民的鄙视；在美国，新泽西享受的是超越我国河南人的待遇，热门动画片《南方公园》里甚至有一集讲主角邀请本·拉登用飞机撞向“入侵”南方公园的新泽西人。

不过，这些国家的地域歧视跟久经考验的中国人民比起来就弱爆了。大中华的历史有多悠久，地域歧视的历史就有多悠久。早在春秋战国时代，生活在乱世之中的先秦诸子们不仅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才华，而且都还是会编故事的段子手，放在今天肯定都是百万粉的大V网红。为了更加通俗地表达自己的政治或哲学思想，这些大V的文章中经常会出现一些调侃或讽刺的寓言。这本来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是吊诡的是，这些段子的发生地都千篇一律地指向了当时的宋国（在今河南境内），比如智子疑邻、守株待兔、揠苗助长之类的事情都发生在宋国人身上。当然，这种歧视跟今天对于“外地逼”的歧视是很不一样的，它主要根源于政治原因——宋国是商朝遗民的后代。各诸侯国不是王氏宗亲，就是灭商功臣，宋国作为商朝后裔，当然是被批斗的首选对象。先秦诸子们充分发扬了墙倒众人推的优良民族传统，对于已经被打翻在地的敌人还不忘踏上一万只脚。

（古人的地域歧视）

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地域上的人，由于地理环境、生存方式、经济条件不同，导致了不同的思想观念、人文历史和为人处事的方式，形成了不同的地域文化性格，这种地域文化性格是所谓地域歧视的现实基础。

鲁迅先生说：“中国的人们，不但南北，每省也有些不同的……由我看来，大约北人直爽，而失之粗，南人文雅，而失之伪。粗自然比伪好。但习惯成自然，南边人总以像自己家乡那样的曲曲折折为合乎道理。”南北方人相互看不起是自古以来的传统。来自山东的孟子说楚国人是“南蛮蝎舌之人”，而南方人则直接骂北方人为“侉子”。 南北方文人群殴最严重的时代是在宋朝。宋太宗不知道脑袋里哪根筋搭错了，说了一句“后世子孙无用南士做相”，结果太祖太宗两朝16位宰相，全都是北方人。到了王安石变法时，被压抑的南方人跳出来全都支持变法，而反对变法的山西人司马光看不下去，甩了一句“心术似福州”来黑王安石——堪称地图炮的鼻祖。

不过“北方人/南方人”的划分，是一种最粗略的地域划分方式和地域歧视单位，现实中的地域歧视远比这个复杂。

以尼古拉斯赵四的故乡东北为例。大东北在改革开放之后，被全国人民亲切地赋予了一个“大砍省”的光荣称号，长期名列地域歧视黑名单的前茅。一提起东北人，大家头脑里都会浮现出一个手持砍刀膀大腰圆的金链子大哥形象：剃着炮子头后脑勺子上三道褶子挂个掉色金链子还配着一身貂，旁边一定要腻歪着一个扒蒜的小妹。据说东北人都是5岁喝酒，十岁抽烟，十三四岁纹身，十五岁开始上街打架。街上到处都是瞅啥瞅你咋地，然后等对方接一句“来，你过来咱俩唠唠……”后就可以开始过招砍人了。一般来说，大砍省人砍人有三个要求，快准狠。一秒砍5刀是必须的，看哪砍哪，不能有差错，而且每刀都要到位，插进对方腹部之后一定还要用手旋一旋。总而言之，是不是真的在道上混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一颗“社会人儿”的心，所谓“不是社会人，偏唠社会磕”是也。

除了大砍省之外，每个省都有可以被黑的地域特色。笔者是山西人，每当别人知道笔者的家乡的时候，都要满眼金光，以一种见到活的王思聪的感觉问：“你们家是不是很有钱？”、“你家在北京是不是有十几套房子”、“你是不是开着法拉利过来的？”。每当这个时候，笔者总是会淡淡地回眸一笑：“我们这些挖煤的都用百元大钞点烟，这个你不知道吗？”然后开着我的28杠自行车潇洒地转身离去，深藏功与名。

笔者曾经一位关系密切的朋友是云南人。云南除了盛产老司机这类旋律优美格调高雅的山歌之外，还给人留下了毒品泛滥大烟遍地并且苗家少女都会巫蛊术的印象。网上经常有人发帖：“是不是在云南吃的东西都要小心，有人会在你吃的饭或米线里放毒品，让你上瘾?”而笔者去云南前，担心的却是另外的问题：“我长得这么帅，如果有漂亮美女给我下蛊，不怀好意地迷晕我，那我该怎么反抗？”朋友淡定地回应说，盛情难却，恭敬不如从命。

这种不同地域之间的互黑，与其说是“歧视”，不如说是调侃，跟情侣之间的打情骂俏差不多。云南人调侃东北人都是黑社会和东北人调侃云南人贩毒的时候，跟热恋中的情侣相互骂对方是“挨千刀的”是一个逻辑。因为双方抱着一种礼尚往来和平等切磋的态度，心态是平等的、健康的，你在我的连上捏一下，我在你屁股上轻轻踢一脚，友谊第一，调戏第二。

比较有伤感情的地域歧视集中于帝都和魔都。在帝都和魔都的地域歧视模式中，各地的地方特色都被抹去了，不论是大砍省、大煤省还是大毒省，全都抽象成了一个名词：“外地人”。而如果仔细分析的话，这个“外地人”更多是一个阶层概念，而不是地域概念。笔者之所以用“阶层”而不用“阶级”这个词，不是因为笔者变成了背叛无产阶级事业的修正主义叛徒，而是因为不管是作为歧视主体的本地人还是歧视客体的外地人，实质上都属于同一个阶级。

改革开放之后，计划经济时代用“三线”建设来平衡地区差距的努力被扭转了。市场经济所带来的“马太效应”，造成大量的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向东部沿海地区集中，尤其是集中于北上广等少数大城市。这些地方有更多的就业机会，更好的发展前景，更优越的教育条件和社会保障体系，因而吸引了大批的外地人口。

大量外地人的涌入，在极大地促进了大城市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让处在相对底层地位的本地“中产”感觉到了更大的工作和生活压力，他们感觉就业机会和工作岗位被外地人抢占，生存空间被挤压，生活压力增大。因而这部分人更容易产生地域歧视的情绪，并通过强化往昔的优越感，来弥补平衡如今竞争中失利所带来的失落感。

当这些曾经充满着优越感的都市本地人不得不和他们所鄙视外地的乡下佬置身于同一空间（如地铁、公交等），并且在经济收入上已经丧失掉显著优势的时候。他们唯一可以采取的方式就是用自己所熟悉的规范化的中产阶级标准来衡量一个城市的文明，然后把大部分外地人想象成难以达到这个标准和素质的低下阶级，并以此把他们认定为一个城市的负担和毒瘤。

这就是“老炮儿”中，老顽主六爷之所以念念不忘当年的江湖道义和规矩的原因——这是他在穷困潦倒的境遇中，唯一可以怀念的荣光和骄傲。简而言之，穷得只剩下规矩了——或者说，穷得只剩下“素质”了。这就是我们在《听好了！阿拉上海不欠任何人的》中所看到的景象。上海本地“中产”对于“没素质”的外地人的鄙视，跟裤裆里只剩下2000元银行存款的六爷对于来问路的“没规矩”的外地人的鄙夷，本质是一样的。

更准确地说，他们不是歧视外地人，而是歧视穷人。而歧视穷人的这些人，实际上也是穷人。因为只有本地的“中产”和底层才会与所谓“外地人”在工作空间和生活空间中相遇，形成一种竞争和敌对关系。

这是一场本地穷人和外地穷人之间的战争，而两者之间的差别，要远小于本地穷人和本地富人之间的差别。他们要共同面对高不可攀的房价，激烈的就业竞争，残酷的工作压力，高昂的消费水平和难以承担的生活负担。他们都是资本主导下的阶级压迫的受害者。可是，愚昧而狭隘的地域观念却轻而易举地将阶级矛盾转化成地域歧视，认为是大量涌入的外地人毁灭了他们的家园，造成了他们的生活困境（法西斯主义正是通过同样的逻辑产生的，他们把资本统治下的阶级矛盾转化成种族矛盾，通过对犹太人的屠杀来解决资本主义所造成的危机和困境）。

笔者本科就读于一所北京市属的非重点高校，百分之七八十的学生都是北京人。平心而论，笔者所接触的多数北京人都善良勇敢文明有素质，体现了爱国宽容厚德的北京精神。而且多数北京人的生活，并不像外地人所想象的那么轻松，他们一样要面对高房价、堵车、雾霾等外地人所要面对的一切，一样要挣着卖白菜的钱、操着卖白粉的心，为着生存而奔波挣扎。更悲惨的是，他们逃无可逃——因为这是他们的家乡。他们眼看着自己从小熟悉的老北京的胡同和老建筑，以及养育子孙后代的耕地，被开发商一点一点地蚕食和糟蹋；世世代代生活在老城区的老北京人，被开发商赶出城外之后，被迫在上下班的路上奔波2-3个小时；他们想摆脱上下班拥挤奔波之苦，想要买车却要受到摇号的限制……

我理解他们对于自己家乡的热爱，和自己家园被毁掉的痛苦。可是这不怪外地人。为了资本的暴利毁掉老北京的开发商中，确实有很多外地人，但也有很多像任志强这样的土生土长的北京老土著。老北京人所承受的一切，不是外地人造成的，而是资本——不论是外地资本还是本地资本。因此，他们应该把他们的怒火，撒向任志强、潘石屹、王健林，撒向为了获取暴利而肆意掠夺民众的各路资本，撒向把各种经济和社会资源都集中于少数大城市的不公平的市场经济制度，而不应该撒向比他们更加无辜和弱势的外地低收入人群。

鲁迅先生说，勇者愤怒，抽刀向更强者；懦夫愤怒，抽刀向更弱者。我相信以“爷们儿”自诩的北京汉子和大妞都不是懦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