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春与长子阳和平）

我出生于美国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是个白人。这样的出身使我在美国社会里生活起来很容易。从小的时候，我就渴望成为科学家。长大以后，我的求学晋身之路也一帆风顺。但是，我所受到的第一个精神打击是，很多有物理学专业的大学都不招女生。我好容易才进入威斯康辛大学。

二战开始以后，学习核物理的师生实际上都被迫离开学校，参加研究工作。我也和大家一起，参加了研制原子弹的工作。我们知道我们在研制什么东西，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打算让这种东西真的投入使用。1945年7月，我们研制的原子弹在新墨西哥州进行试验，当时我们都在现场。试验开始，漆黑的夜晚顿时成为白昼，紧接着是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响彻周围的山谷，顷刻间地动山摇。

过了不久，报纸上就报道说美国在日本长崎和广岛先后投下两枚原子弹，十五万人，象你我一样的人，化作骨灰和青烟。这是怎么会事？我们不是专心致志于“纯”科学吗？我们科学工作者不是专门探究世界的终极真理吗？我们怎么制造出这样的杀人魔王？

我们组织了科学家协会，当时我们认为是军队出了问题。我们中很多人放下研究工作，到华盛顿去做宣传，要求文职政府控制核武器。不久以后，这个目的达到了。很多科学工作者认为噩梦已经过去，可以重新埋头于“纯”科学工作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少迹象表明，世界并非如此简单。我逐渐意识到，做一名从事核物理实验的科学工作者是没有出路的，因为你就象被钳子钳住了，或者你向你所不能把握的现有体制出卖灵魂，或者你退出这个体制。

（寒春和阳早青年时期）

那时候我哥哥韩丁和我的男朋友阳早都去了中国，从他们那里我听到了很多关于中国革命的事情。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我最终下定了决心，于1948年2月毅然退出了美国的现有体制，奔向中国的解放区。我想从外界看看美国是个什么样子。我知道我在违背着什么，但我更知道我在向往着什么。

1949年3月我到达延安，那时阳早已经在延安工作。我们不知道自己会在延安呆多久。我们总想着有朝一日回美国去，但是中国不断发生新奇的事情吸引着我，到1977年我才回美国探亲。

我到延安以后的第一印象，就是人们生活的简朴和精神的富有，两者之间形成了鲜明对比。和我们一起生活的是边区政府的干部，他们日夜忙于工作，每个人的全部个人财产可以随时打成背包背到背上。每个人吃的都一样，只是让老人、病人和身体较弱的人吃得好一点。谁都不把精力放在吃穿问题上，全都一心一意开展工作。

我工作的第一个单位是一个炼铁厂。在这里，每一个人都在学习，有些人学习读书、写字，有些人学习机械，还有人学习数学和英语。识字的人把报纸读给不识字的人听，然后大家一起讨论天下大事。厂里几乎每天都开会，讨论厂里的每一样事情，人与人之间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既尖锐又坦诚，厂长可以批评工人，工人也可以批评厂长。工人们积极参加工厂的管理，而管理干部每天都和工人在一起。

这里的氛围是极易感染人的。在这里工作，我忽然感到某种超我，它既是我自己、又超然于我自己。我在和众多的人共同工作，为了人民的幸福、为了人类的幸福。我情不自禁地感到自己回到了精神的家园。

我原先是个和平主义者，甚至反对杀生。别的同志经常打一些鸟类和兔子来，给大家改善生活，我从不参加。后来我调到一个农场工作。有一次，敌人进犯，我们全体人员要武装起来保卫农场。我们隐蔽在黑夜里，准备阻击敌人。这时，我心里只有一个信念：如果敌人来了，我一定冲上去杀死他，因为他们杀害无辜的人民、因为他们要抢劫农场、夺走人们的劳动果实。原先关于“和平主义”、“不杀生”等等观念一古脑烟消云散了。你要知道，只要是特定的条件下，人的思想在一刹那间会改变。

      我们从美国来到中国的目的，是要帮助当地人民发展生产、改善生活的。直到那天夜里，隐蔽在那里等待敌人的时候，我才懂得，不是人们要打仗，而是有些人要把战争强加给人们，人们别无选择。所以，战争分为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两类。

逐渐地我还懂得了更深刻的道理：无论敌人多么强大，决定战争胜负的不是武器、而是人民。从战术上讲，先进的武器可以杀死很多人，而从战略上讲，决定战争结果的不是武器、而是人。在延安，我逐渐懂得为什么我周围的人如此信任和热爱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因为共产党帮助他们组织起来、给他们指出了方向。如果没有党的组织和纪律，一盘散沙的人们是不可能有力量的。我还逐渐了解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发展，是中国人100年来斗争、牺牲和经验的积累。

（作者：寒春。本文发表于1978年夏季《新中国》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