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夏日消融，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毛泽东《念奴娇·昆仑》

这首作于一九三五年的诗词可谓气势非凡，昆仑山横空出世，搅得天翻地动，如今也不得不屈服于诗人之手，被宝剑裁为三截；诗人手中所执，分明是笔，却化作剑，亦笔亦剑，挥抽天利剑，奋神来巨笔；下笔成文，亦诗亦檄，抒挑战天地之豪情，发改造世界之伟力。

至于以利器劈山，中国古代实际早已有之。陕西华山的西峰顶上有一块十余丈长的巨石也断为三截，传说乃沉香以巨斧劈山救母处。不过沉香劈山只为救一人之母，而主席裁山却要令全球都分享昆仑山的温度，其中的境界自是不同。

（图：华山西峰顶，传说沉香劈山救母处）

本文上篇（《红星照耀亚非拉》）说到毛主席思想在亚非拉第三世界的深刻影响，下篇就说说这位来自东方的领导人如何“走进”欧美日第一、二世界，以至席卷整个西方。毛主席在西方世界的影响，恰如他的诗所言：“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西方世界也由衷感受着这座东方昆仑的温度。

一股来自东方的风

上世纪六十年代，毛主席思想席卷欧美，不但在工人中间，而且在学生、教授们中也颇受推崇，几乎成为一个时期里“中国”与“共产主义”的文化符号。由于与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的情况不同，欧美日“东风西进”的原因也更加特殊。

大体而言，西方世界受到“MAO”影响的背景有三条：

首先，当然是二十世纪以来日益深重的西方社会危机。十九世纪时，资本主义尚处于自由竞争时代，而到了二十世纪，全球资本主义迈入新的垄断阶段，即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阶段。对内，欧美各个先进国家陆续出现了生产和资本的高度集中，产生了卡特尔（在某一生产部门内瓜分市场、规定产量和价格）、辛迪加（联合采购原材料和销售产品）、托拉斯（统一掌管参加企业的业务和财务活动并以独立的企业进行经营活动）及康采恩（以实力雄厚的大公司为核心的不同部门企业结成联合集团）等各种形式的新兴垄断组织，大集团们为争夺市场发起了日益激烈的竞争，使社会的矛盾更加复杂尖锐。对外，各先进国家积极扩军备战、摩拳擦掌，在世界范围内争夺原料和市场，瓜分殖民地，并进行资本输出；垄断资本与国家的联合加深了国与国之间的矛盾，局部的争夺战争一次次打响，最终酿成了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伤亡万亿。所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人民的生活状况并没有随着帝国的崛起或覆灭而改善，资本主义所产生的贫富差距、阶级分化仍在继续，引起千万人失业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仍在一次次到来（最著者就是1929-1933年的“大萧条”），而战争更加剧了人民的苦难。二战结束后，虽然各西方国家采用了凯恩斯主义，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提高社会福利，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仍然没有根除。到了六十年代，西方社会的危机终于从各个方面爆发了出来，五十年代的保守主义遂被此时的反叛潮流取代。这股反叛潮流导致了这一时期整个西方世界的学生抗议运动。资本主义西方在这边摇摇欲坠，社会主义中国在那边冉冉升起。

（图：二战中被炸成废墟的德国城市。德国人民为“第三帝国”的侵略扩张付出了惨重代价）

其次，是国际反殖民主义运动和“第三世界主义（Third Worldism）”的兴起。二战后迎来了反殖民主义的大浪潮，原属于殖民地的国家和地区纷纷争取独立，标志着第三世界普遍觉醒的“第三世界主义”思潮出现，在国际社会中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与此相反，西方的自信已经由两次世界大战的破坏而遭到削弱，接着又因去殖民化运动而被严重打击。1954年法国在越南的溃败以及随后签订的《日内瓦协议》被普遍视为欧洲衰落的证据（尽管法国败退后美国又顺势介入，但这个地球上最强的军事大国仍然没能阻止越南人民实现要求独立自决的政治意愿；美军在伤亡三十多万人后终于于1975年完全撤出越南）。1955年召开的万隆会议上，不结盟国家进一步宣告了独立于美苏竞争集团之外的自治政策；欧洲已被“去中心化”了，非西方国家的声望则相应地壮大起来。第三世界向欧美强权的挑战也使得在第三世界有广泛影响力的毛主义成为西方社会里足以对抗传统观念的“显学”。

最后，是中苏分裂引起的中国国际形象的提升。尽管苏联曾经是共产主义的全球旗手和榜样，但在五六十年代以后，苏联革命的锐气逐渐消退，革命走向堕落。一边是国内日益转向保守的官僚主义，一边是国际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妥协的“和平共存”战略，苏联已对寻求反叛的西方年轻人失去吸引力。赫鲁晓夫上台后，东欧连续发生了1953年的“东柏林事件”、1956年的“波匈事件”以及1961年柏林墙的修建。苏联对东欧兄弟国家的粗暴压制使得苏联社会主义的光芒黯然失色，引起西方国家人民的普遍反感。

（图：1953年6月17日在柏林发生一场东德人民的示威游行，遭到苏军坦克出动镇压，死亡55人。史称“东柏林事件（六·一七事件）”）

而在这时，中国高举理想主义的大旗，捍卫自己的革命锐气，重申马克思主义的理念和原则，公开批评苏联已背叛马列主义，成为新的压迫其他国家的“社会帝国主义”。毛泽东通过发动文化革命的方式回归延安式的共产主义和群众路线，希望以此找到防止党从带领群众革命的党转变为与群众日益分离疏远的新官僚阶层的办法（毛提出“造反有理”的主张，使中国成为当时社会主义国家中唯一公开鼓动群众造反的国家）。中国对内发起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对外团结全世界受压迫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中国革命高涨的理想和热情，都冲击到西方世界，对当时已经对苏联失望的西方青年们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和感召力（苏联不行了，传统的西方社会党们又已经被资本主义同化的不像样了，只能看中国）。在当时不少西方人眼中，中国成为可以替代苏联的东方新社会的样板。毛作为这个新社会的领导人，也在西方青年中得到广泛推崇。中国的国际形象大大提升。

（图：“造反有理”红卫兵袖章。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只有一句话：造反有理。”）

正如福柯所言，“1968年以前，至少在法国，如果要做一个哲学家，你必须是马克思主义者，或存在主义者，或结构主义者”。诸多原因促成了六十年代西方一大批青年学生和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左转，其间还伴随着从中国来的毛泽东思想的风行。

由于与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状况及矛盾不同，欧美日第一、二世界所受毛泽东的影响主要是一种精神层面、象征意义的影响；而受到影响的主体，也主要是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群体（西方普通工农所受的影响比起学生来说不是主要的）；这形成了相对于第三世界国家的不同特色。下面将按欧、美、日、港澳台的顺序依次介绍毛泽东及中国对六十年代以后西方反抗运动的影响。受篇幅限制，本篇主要以法国“五月风暴”为代表介绍六十年代欧洲的反抗运动，而在下篇《环球同此凉热》中继续介绍美、日和港澳台的反抗运动。

法国的“文革”：六八年“五月风暴”

法国人民有着悠久的革命传统，从1789年推翻君主制的大革命到1871年首创工人政权的巴黎公社，再到1968年的“五月风暴”，每一次都惊心动魄、跌宕起伏。在1968年的高潮时刻，全法有1000万工人罢工，300多个工厂被工人占领，30多所大学被学生占领，学生们高举着毛泽东的巨幅画像，游行示威在“3M（马克思、马尔库塞、毛泽东）”的口号声中遍布每一个城市。这场运动直接导致了执政十年的戴高乐政府的下台，并在意大利、英国产生了大规模工人罢工的连锁反应。有人说60年代的世界有两个“革命中心”：一个是北京，一个是巴黎。在60年代，法国无疑是全欧洲最红的地方。

（图：举着毛泽东画像的六八年示威者）

（图：“Mai 68”宣传画。红旗飘扬的六八年五月）

与法国历史上的历次革命不同的是，六八年的“革命”并不是由于不堪忍受的国内经济状况导致的。相反，在二战结束后，法国伴随着“马歇尔计划”的推行实现了快速的经济恢复；五十年代又通过“欧洲经济共同体”削减关税，扩大市场，法国成为世界第四大出口国，进入了空前繁荣，经济年增长率长期保持在5%上下；1958年戴高乐当选总统后，以强硬手段推行了有利于法国的独立外交政策：一方面退出北约，努力摆脱美国控制（直到2009年才重新加入）；另一方面与中国建交，出访苏联，加强与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反对大国核垄断，还在1960年制造了自己的原子弹，加入核国家行列。实际上，整个60年代法国都处于战后重建的“光辉三十年（Les trente glorieuses，1945-1975）”的途中。

但是，外表的“繁荣”之下藏不住逐渐积累起来的社会危机。尽管戴高乐总统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来提振法国经济，但经济增长速度还是在60年代中期以后不可制止地下滑了，产能过剩、经济失调、失业增加，一些工厂开始关闭，工人罢工事件增加，最终发生了1967年的经济困难。同时，戴高乐还开启了法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消灭小农运动（此前法国一直是西欧先进国家中小农人数最多的国家），实行快速的农民城镇化和农村土地流转，鼓励土地兼并，发展农业公司和大农场，引起小农们的不满和抗议。

（图：强人总统戴高乐，民间谓“戴上高帽他就乐”，曾为法国二战英雄）

可见，60年代法国的经济-社会状况总体繁荣，尽管社会矛盾在积累，社会危机在酝酿，但都没有达到激化为“革命”的程度（经济滑坡的作用在此时还主要是滋长社会上的不满情绪）。在这种情形之下，青年学生对陈腐教育制度的反抗、60年代世界各地民族解放运动的鼓舞和由中国、古巴传来的革命思想的感召就成了矛盾的突破口。于是，1968年1月发生的巴黎大学楠泰尔学院学生抗议学校关于“男生不得访问女生宿舍”禁令的行动就十分意外地点燃了法国学生被长期压抑的苦闷情绪，进而激发全社会对法国现存社会制度的抗议。

按照法国社会学家洛朗·若弗兰在《五月风暴真相》一书中的概括，68年“革命”在学生方面的原因有：1、“出生率激增，大学生人数骤长”（二战后的生育高潮）；2、“大学生对大学教育和旧的教学法不满”（60年代的法国大学仍然是西服革履打领带，男女分班，循规蹈矩）；3、“两代人之间的鸿沟加深”；4、“对物质消费无止境进步的忧郁”；5、“经济发展了，但文化还是老样子，它们之间的差距是爆炸性的”。其中，第1点不但意味着大学生数量增加、在社会中的影响力增强，也意味着在经济下行、失业率升高的情况下，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越来越多。第2、3点是法国大学生对法国陈旧教育制度的不满。而第4、5点则是当代中国人熟悉的“经济发展了，但道德堕落了”、“物质充裕了，但精神空虚了”、“信仰缺失了，金钱成为唯一的信仰”、“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盛行”（这些话是不是经常被中国人提起呢？）。可以想象，四十年代二战后出生的人都在六十年代“扩招”上了大学，结果考上大学后发现这教育制度太tm压抑创造力、摧残人性了，学校管理又真tm官僚死板；学生毕业前是考试的机器，毕业后是赚钱的机器，而且考试答题必须符合法国的核心价值观；学习的目的就是为了毕业后找好工作赚大钱，然而经济下滑，工作没以前好找了，弄不好就是毕业即失业；同学们都没有理想，不知道人生的意义是什么，生活压抑沉闷，单调重复，找不到价值感，都得“空心病”了。遭遇精神危机的法国大学生们对自己的命运忧心忡忡，十分苦闷，要求变革的渴望越来越强烈。

就在这个时候，思想界左倾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在战后强劲复苏，“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阿尔都塞、“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萨特等花花绿绿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派别流行整个知识界，学者们不说几句马克思都不好意思上街。这些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学者和活动家们大声疾呼，告诉法国的大学生们我们周遭的一切痛苦都是资本主义造成的，而资本主义社会是充满异化和奴役的，异化导致了人的不自由，使人失去批判性和创造性，成为物化的、非人的机器，我们的经济是资本主义剥削剩余价值的工具，我们的政治是资本主义愚弄群众的游戏，我们的文化是资本主义建构其合理性的宣传机器；“空心病”是异化造成的，我们必须通过拒绝异化来拒绝它（“拒绝”是马尔库塞的词），重新获得意义和自由。法国的大学生们一听都连连鼓掌，说的太切中他们的心理了。

（图：德裔美籍哲学家马尔库塞，1917年至1918年曾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左翼，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被杀后退党，此后再无加入任何党派，从事哲学研究。60年代被西欧和美国的造反学生拥戴为精神领袖，“3M”之一。）

对1968年的法国青年产生巨大影响的，还有中国的“文革”。“文化革命”提出的反对苏氏官僚主义、主张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提倡打碎旧制度的首创精神、消灭“三大差别”（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体差别）、彻底改造教育制度、以及以巴黎公社的精神实行群众的直接管理，都深深地吸引了法国的青年们。来自中国的“毛”的思想让迷茫中的法国青年们如获至宝，不少投身“五月风暴”的青年都自称“毛派”，他们模仿中国“红卫兵”，穿绿军装，戴军帽，在巴黎的街道上挥舞“毛主席语录”的“小红书”，好不威风！

      （图：金发碧眼的法国“红卫兵”形象。1966-1968年间，“小红书”在法国重版四次，发行达上百万册）

活跃着的左派思潮使法国大学生们具有了质疑权威和现存秩序的信心和勇气，而对个性解放日益强烈的追求也让他们越来越不满大学教育中的陈规戒律，世界各地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运动、声势浩大的反越战浪潮让他们大为振奋，从中国传来的、毛和“文革”的信息激励着他们以“中国同志”为榜样，走出校园去迎战不合理的旧秩序，以期创造属于他们自己的新时代。现在，只待一束火星将他们点燃了。

1958年戴高乐上台，军人出身的他对教育不甚重视，既没有推行学生们期待已久的教育改革，也没有和学生组织搞好关系，教育界依旧死气沉沉。1959年，当法国学生联合会指责当年的预算中高等教育没有得到重视时，戴高乐却告诉他们一边凉快去；1963年总统顾问雅克·纳博纳担忧未来几年或将要爆发一场大风暴时，也未得到总统的重视。戴高乐心里琢磨着：“你们吶--我感觉你们大学生，还要学习一个。你们非常熟悉共产主义那一套理论，但你们毕竟还trop jeune（法语）--明白吗？我可是身经百战，见得多了！共产主义哪个国家我没去过？苏联的勃列日涅夫，比你们不知要高到哪里去了！我跟他谈笑风声。你们呀，还要提高自己的姿势水平！我今天是作为一个长者，跟你们讲的。我没学过3M，但我见得多了，有必要告诉你们一点人生的经验。你们呀naïve ，je suis en colère（法语），你们这样子是不行的！”于是，不可一世的戴高乐终于要见识见识法国学生和群众的伟大力量了。

1968年1月，巴黎大学楠泰尔学院的学生与来校访问的法国青年和体育部长弗朗索瓦·米索福发生冲突。学生们借反对“男生不得访问女生宿舍”禁令的机会向部长提出抗议，遭粗暴拒绝。愤怒的学生们高喊“打倒性别隔离区”，惊慌失措的部长仓皇逃离学校。一颗火星引燃了火药桶，学生们的反抗开始了。

3月21日，一支抗议越战的示威学生占领了巴黎的美国捷运公司大楼，随即遭到警方拘捕，其中一人为楠泰尔学院学生。3月22日，楠泰尔学院学生在其领袖科恩·邦迪的带领下占领了学校行政楼抗议警察的拘捕行为。这成为法国历史上第一次学生占领教育行政机关的事件，引起学动的快速蔓延，史称“3·22运动”。

（图：巴黎学生在抗议队伍中）

另一个标志性事件是1月和3月之间发生的“朗格鲁瓦事件”。1968年2月，法国文化部长马尔罗解除了享有盛誉的电影收藏家朗格鲁瓦的电影资料馆馆长职务，导致自称“朗格鲁瓦的孩子们”的新潮派导演们和大批影迷的示威抗议。成百上千的影迷聚集在“电影圣地”法国电影资料馆周围，抵制政府对文化界的“法西斯”干预，并与前来驱赶的警察发生了暴力冲突。这一事件使得几乎整个法国电影界和大量新潮派导演在随后的“五月风暴”中站在了学生的一边，推动了法国“战斗电影”流派的兴起和60-70年代法国大量左翼电影的出现。

到了5月份，学生运动已经发展到难以控制的程度，范围遍及全国。5月2日，楠泰尔学院遭校方强行关闭；5月3日，整个巴黎大学被关闭（为巴黎大学700年历史上第二次被关闭，第一次是纳粹占领期间）。同时，警察进驻校园，强行驱散集会学生，造成恶劣影响，使得大多数教授、学者都站到了同情学生的立场上。当日，数百名学生在抗议中遭到拘捕；学生们高呼“还我同志”进行抵抗，却遭到催泪瓦斯和警棍的镇压，于是，愤怒的学生和围观青年在卢森堡广场筑起了象征革命的第一道街垒，战斗开始了。自3日起，抗议活动一浪高过一浪，街垒一次次被筑起，整个拉丁区（大学区）到处都是烟雾、瓦斯、爆炸和叫喊，巴黎变成了战场。罢课开始扩展到全国的高校，外省大学生也纷纷起来声援他们的巴黎同学。

（图：拉丁区的街垒）

5月6日，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UNEF）和全国中等和高等学校教师工会（SUESUP）号召全国总罢课和罢教。8日，数万示威者挥舞着旗帜，高唱《国际歌》举行大游行；学生与警察发生冲突，导致422人被捕，超过900人受伤。9日，萨特等学者名流联名签署署“向用一切手段摆脱异化秩序的学生们致敬”宣言，爆发更大规模示威抗议。10日，五万人在巴黎街头游行，国营电视台报道示威的节目被禁播，巴黎学生占领了拉丁区并大量构筑街垒，拉丁区成了街垒的世界，这一夜被称为“街垒之夜”。10日深夜，学生与向街垒冲锋的警察发生激烈冲突，360余人受伤，500多人被捕，100多辆汽车被焚毁。骚动波及其他城市。巴黎30个高等院校中有20个举行了罢课，全国有350所高校被学生占领。萨特、列斐弗尔、高兹等左派思想家再次发表宣言，指出学生运动所要求的不仅是改革大学制度，而且是避免社会的“异化制度”。运动向高潮发展。

（图：法国哲学家萨特在街头发表演说）

（图：人潮涌动的巴黎街头）

5月11日，见大事不妙的法国总理乔治·蓬皮杜匆忙结束对国外的访问返回巴黎，希望用怀柔的手法平息事态，表示将同意学生们的要求，宣布赦免令，释放被捕学生，并重新开放巴黎大学。然而他的答复为时已晚，而且被发动起来的学生此刻已经不仅仅满足于政府在教育方面微小的让步了。13日，法国的几大工会为声援学生决定发动罢工，总工会（CGF）、法国民主劳工同盟（CFDT）和巴黎学生一起发动了80万人的大游行，喊出“学生、教师、工人团结起来！”、“十年太长了！”、“戴高乐辞职！”等口号。

（图：5月13日大游行）

戴高乐总统对学生闹事的最初反应是不屑一顾的，依然在14日牛逼轰轰地出访了罗马尼亚，表示能奈我何。随后，法国国家剧院、法国作家协会等单位相继被示威者占领，正在南方海滨举行的戛纳电影节也因一大批导演和影迷的抗议而宣布停办。一些受毛主义影响的学生组织开始奔赴工厂和全国串连，号召“工人阶级从瘦弱的学生手中接过领导权”，推动了罢工浪潮。5月17日，数家航空公司工人罢工，几乎全部空中交通瘫痪，邮局工人也举行了罢工。学生们开始了从巴黎大学索邦学院到雷诺工厂的“长征”。18日，巴黎公交系统罢工，公共汽车站、地铁和邮局全部被占领，巴黎的交通彻底瘫痪。19日，社会党领袖要求政府辞职。戴高乐宣布：“改革者，行！社会渣滓，不行！”学生们回答：“这种人，就是他！”20日，全部矿场和港口因罢工而关闭。21日，政府下令驱逐学生领袖科恩·邦迪，引发了大规模的反驱逐抗议。到22日，参加罢工的人数已接近千万，法国的生产秩序全面瘫痪（文化行业也被全面波及，先是博物馆和电影院纷纷关门，到5月25日时，法国的电视台也发生停播，因为媒体工作人员为抗议政府封锁罢工消息而拒绝播报新闻）。同时，随着左翼的政治人物公开表态支持抗议群众并加入到运动中，学生运动便逐渐演变为左翼主导下要求现政府下台的政治运动。

（图：示威者举着象征戴高乐的“高帽”进行抗议。此时的学生已不满足于简单的几项教育改革。）

全国性工人罢工的威力终于让戴高乐服软了，他在24日的电视演讲中表示同意改革，并建议进行全民公投。示威者以“再见，戴高乐”的呼声来回应，没有认可总统的表态。为挽回学生和工人的信任，法国政府召集支持自己的工会与资方谈判，与27日达成“格勒奈尔协议”（格勒奈尔为法国劳动部所在街道），将工人最低工资提高35%；同时，政府颁布《大学和教育改革法案》，承诺进行教育改革。不用说，工人和学生拒绝了政府提出的方案，政府的挽回尝试失败。在戴高乐政府岌岌可危之时，在野的社会党领袖密特朗提议筹建一个以自己和前总理弗朗斯为首的临时政府。29日，“五月风暴”达到最高峰，这一天共计有1000万工人罢工，300多个工厂被工人占领，30多所大学被学生占领。

然而，就在最高潮的5月29日，戴高乐总统突然失踪，整个巴黎流言四起，有人甚至传言他已经自杀。实际上，戴高乐在这一天秘密飞往德国会见了法军驻德司令雅克·马叙将军。在得到军方的效忠后，戴高乐重回巴黎，于30日发表广播演说（因为电视台已经罢工），宣布将解散国会，重新选举。当天晚上巴黎出现了支持政府的反示威。

（图：夏尔·戴高乐在检阅军队。“枪杆子里出政权”，在军队支持下，戴高乐于5月30日返回巴黎，采取强硬手段对示威者进行反攻，形势迅速反转）

31日，加油站重新开业，有媒体称军队的坦克正往巴黎附近集结，警察和军队重新控制了广播电视大楼。6月1日，示威和集会被禁止，大批罢工工人遭解雇。此后，虽然示威游行仍时有发生，但各行业的工厂在压力下已经开始逐渐复工，生产秩序渐渐恢复。一些外国学生被驱逐出境，工会领导人被开除，一批左翼组织被查禁，之前被学生占领的高校由防暴警察重新夺回。国家广播台的一批记者、制作人被解职，政府的宣传机器重新开动，戴高乐被塑造为混乱局面下的唯一救星。6月10日，国会开始重新选举，一些学者嘲讽道：“如果政府不喜欢人民，为何不解散人民，再选另一群人民呢？”尽管示威者试图抵制选举，但此刻的主动权已经在政府一边。6月30日，选举结果揭晓，戴高乐派在新国会中获得了72%的席位，大获全胜。轰轰烈烈的“五月风暴”运动至此结束。

（图：警察重新控制街道）

“革命是不朽的”：“五月风暴”的结局与再思考

尽管6月30日的选举标志着着戴高乐重新掌握局势，平息了5月的危机，但法国的社会矛盾和人民对政府的不满并没有消除。他在整个6月对示威学生和工人的强硬打压也使他的政治声望大大下降。终于，在“五月风暴”的第二年，戴高乐在一次公民投票中遭遇失败，被迫辞职下野，原总理蓬皮杜继任总统，法国历史上的“戴高乐时代”谢幕了。可以说，1969年戴高乐的下台就是1968年运动的直接后果。

而运动的间接后果，就是68年以后法国整个政策的转向，政府陆续颁布改革措施以回应68年期间学生和工人提出的政治-经济诉求（法国的高等教育法、新选举法、最低工资法、私人电台和电视台法都是在68年以后出现的，此后30年，法国的高等教育和用工规范都有了质的飞跃），社会福利普遍增加，行政机关的官僚主义得到削弱，公民和社会的力量得到增长。这个过程尤其以80年代左翼政府的上台为显著：1981年，法国社会党党魁弗朗索瓦·密特朗代表左翼竞选成功，上台执政达14年之久，期间与法共合作进行了一系列具社会主义倾向的国有化改革（70年代末80年代初正是新自由主义在全球兴起，大搞私有化的时候，而法国居然在此时逆势搞了一波国有化）。社会党主政时期，扩大有薪假期、削减法定工作时间、废除大学入学考试，废止死刑等以及把私人企业国有化、扩大社会保障费用等政策得到实行。可以认为，正是68年群众运动的震撼迫使统治阶级对法国的资本主义进行了相当规模的改良。

（图：弗朗索瓦·密特朗，1971年当选法国社会党第一书记，1981年以51.8％的得票率胜出，成为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第四位总统，同时也是法国历史上首位社会党总统）

回顾68年的五月，尽管在一时声势浩大，但“风暴”并没能持久，学生和工人很快就被压制下去，“革命”迅速失败了。应该说，这个结局的出现与“五月风暴”自身的特点是分不开的，甚至可以认为，运动最后的失败是从运动一开始就已经酝酿了的。

首先，“五月风暴”缺乏统一和有力的领导和组织，几乎全部依赖群众的自发性，使得运动看似“强大”，实则松散，一呼而起，一击而溃。尽管法国当时存在着力量较大的左翼政党（如法国共产党和法国社会党），但它们在运动兴起后反应非常迟缓，既没有采取措施介入和领导运动，也丝毫没有利用机会深入群众开展工作--它们已因长期泡在议会斗争的竞选游戏中而精神麻木、丧失行动力了。可以说，法国的左翼政党在面对突如其来的群众运动时和执政的右翼戴高乐是同样不知所措的。直到5月13日的大游行时，社会党的密特朗、弗朗斯和法共总书记罗歇等左翼政治人物的身影才出现在游行队伍中，此时距“3·22”运动已经过去了将近2个月。而密特朗所以在5·13游行后活跃起来，是因为他们判断学生和工人的运动在当天已达最高峰，即将退潮，而运动已经对自己的竞争对手--执政的保卫共和联盟（戴高乐党）造成了重大打击，下一步就是利用运动造成的政治声势进入和平谈判，获取上台执政的机会。在预期的运动退潮没有实现并愈演愈烈后，密特朗又开始准备政府倒台后的替代方案：筹备由自己领导的临时政府（但是最终政府没倒台，计划泡汤。于是在1974年蓬皮杜去世后又来代表左翼参加竞选，以49.2％的得票率落败，直到1981年才获胜）。比起法国社会党在运动中比较有限度的参与（出于自己政党利益的小算盘），法国共产党就更加拘谨保守，毫无作为，完全听任运动发展。比起传统的左翼政党，不少学者教授反而发挥了更大的组织和领导作用，萨特、比托尔、阿拉贡、拉康、福柯等新锐学者经常出现在学生运动第一线，发表演说，进行鼓动，萨特更以其“介入政治”的态度闻名。

（图：哲学家福柯在游行队伍中）

在缺乏左翼政党进行组织的情况下，“五月风暴”只能由参加运动的各个自发团体自行组织和领导（实际上它们也只能领导自己的团体）。在其中，既有受中国影响的“毛派”组织【“共产主义（马列）青年联合会”、“马列主义联盟”、“马列主义小组”等。他们向中国使馆索取宣传材料，依照“中国战友”的榜样，进行大串连，深入工厂，联合工人，扩大运动的规模。它们虽然人数不多，但影响力不容忽视，正是它们的存在和号召，使得起初漫无方向的学生们学会了“如何革命”。在它们的影响下，巴黎街头出现了“文革特色”的大字报、大串连、和飞行集会，甚至喊出了“与工农结合”的口号】，也有与第四国际联系密切的“托派”组织【“革命青年联盟”和“共产主义革命青年”等，提出建立由学生和工人联合组成的“中央罢工委员会”。第四国际领导人曼德尔也在运动爆发后赶到巴黎，发表《从反对资本主义大学到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演说，产生很大的影响。曼德尔还亲自冲上街垒第一线，直面警察和催泪瓦斯。】，当然，也有相当多的无政府主义者【68年运动中涌现出的著名学生领袖科恩·邦迪就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主义也成为“五月风暴”的整体基调】。法国作家埃尔维·阿蒙在《那一代人》书中将“红五月”比作一场小型歌剧，种种主义者都挥舞着他们的旗帜，上台就是为了谢幕，但那些旗帜在街道上挥舞，在街墙上停留，在记忆里留下了颜色。无数有着不同主张、不同倾向的青年和团体自发参与和推动了运动的发展，使“五月风暴”呈现出自由、奔放、无拘无束甚至纵欲的面貌（有一句著名的反战口号，“要做爱不要作战”），提出的口号，有反对保守的教育制度、反对异化、反对种族歧视、反对越战，也有提高工资、争取资产阶级改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还有女权主义、环保主义、思想宽容和性自由，等等；崇拜的偶像也各不相同，毛泽东、格瓦拉、胡志明、鲁迅、列宁、托洛茨基都被抬了出来，一些观点大相径庭甚至针锋相对的革命领袖的画像也被支持者摆在一起。这带来了“五月风暴”不同思想同台竞赛的“异彩纷呈”局面，但也反映了整个运动的松散无力和无组织性。比起一场严肃的“革命”，这更像是一场的肆意发泄不满的宴会（Party）。没有组织力就没有战斗力。起来一群人，乱成一锅粥，组织不统一，诉求不一致，根本无法完成统一运动力量、与政府进行持久有力抗争的任务（群众中缺乏统一有力组织的另一个后果是，每当运动发展到关键性时刻，他们就因无法选出能代表自己的人，而不得不被已有的左翼政党代表）。

（图：格瓦拉和托洛茨基被张贴在同一面墙上。右一为托洛茨基画像）

另一个方面，已有左翼政党的立场退化也是68年“革命”最终不能成功的原因。在当时的法国，社会党和共产党都已经放弃“领导无产阶级进行暴力革命”的目标而被资本主义政党政治收编，成为资产阶级政党中的左翼。合法斗争和现存秩序是他们与右翼政党共同坚持的底线。放弃“暴力革命”就等于放弃无产阶级自己的武装，卸掉了枪杆子也就失去了对抗资产阶级控制的国家机器的能力。法共控制下的工会系统在“五月风暴”中毫不含糊的拒绝考虑任何以暴力夺权的想法，成为抑制运动向前发展的重要原因。相较于俄国1917年革命所经历的从“经济罢工”到“政治罢工”再到“全民武装起义”三个阶段，法国的“五月风暴”只是发展到“政治罢工”阶段便停止了。到5月29日运动最高峰的那一天，法国工人“政治罢工”的能量已经释放到极致，除了以大罢工要求戴高乐下台之外，已没有任何新的作为，运动到此已经无法突破了。29日戴高乐的突然失踪，本可被法共利用来号召工人直接夺权（当时就有人分析过这种可能性），然而工会却按兵不动，最后只好等戴高乐回来把大家一一制服了。毛主席说“枪杆子里出政权”，戴高乐政府有枪，“造反”的工人和学生没有枪，谁胜谁败，一看便知。军人出身的总统更是明白这个道理。因此，在得到军队的背书后，戴高乐才能恃重器在手，气定神闲的返回巴黎宣布解散国会和取缔左翼组织。而戴高乐一返回，原先声势浩大的示威抗议运动就迅速退潮了。可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令人扼腕叹息。

后来，当政府的反攻开始，在工会与政府达成协议、学生组织偃旗息鼓、大部分左翼派别停止活动之后，“毛派”成为了战斗到最后的少数几支左翼力量之一。

结语

1968年5月，在“五月风暴”风起云涌之时，“文化革命”中的中国对大陆另一端的人民斗争给予了高度关注和热情支持。在“风暴”的高潮时期，《人民日报》几乎每天都进行相关报道，整个五月内竟发表了多达60余篇报道、评论、社论，高度赞扬法国学生和工人的斗争是“巴黎公社革命的继续”，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伟大的人民运动”。5月21日至25日，全国二十多个省、自治区省会首府、直辖市举行了20万至100万人的游行示威，声援法国人民的斗争，其中北京群众的游行队伍在三天内经过天安门广场的就有2000万人次。东西方的革命人民在68年5月相互呼应，盛况空前，为60年代的世界反抗运动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法国人民在“五月风暴”中表现出的英雄主义和反对压迫、争取自由的精神在“革命”结束后继续吸引着全世界的理想主义者，激励着他们为理想而前行。

（图：中国人民声援巴黎）

附录：“五月风暴”口号集锦

要么现在死，要么永远不死。

消费社会不得好死，异化社会不得好死，我们要一个新的独创的世界，我们拒绝一个用无聊致死的危险去换取免于饥饿的世界。

直到用最后一个资本家的肠子勒死最后一个官僚之前，人都是不自由的。

不要改变雇主，而要改变生活的被雇佣。

行动一定不要是反应，而是创造。

禁止去禁止。

没有什么东西叫做革命思想，只有革命行动。

前进，同志，旧世界已经被你抛在脑后。

你们虽富犹惧，虽生犹死。

商品是人民的鸦片。

下集预告：在革命浪潮风云激荡的60和70年代，毛泽东的思想又对美国、日本和港澳台的抗争运动产生哪些影响呢？敬请关注《环球同此凉热--纪念影响世界的领袖毛泽东【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