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自诞生之日起，马克思主义就一直处于危机当中，因为它总要介入群众运动，而群众斗争的历史要求永远是无法预言的（阿尔都塞语）。在今天，“马克思主义学科”本身的问题如此刺目，暴露出如此多的问题，既就是在“学科建设”的语境里也已昭然若揭。本文对学术队伍、学科制度、人才培养、学风等的分析可视为一种在制度层面上的自省清算，尤其在其中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要“下乡下厂下基层”这样诚恳切实而久违了的呼吁，相信客观的读者能从中看到一种值得尊敬的立场和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把“加强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作为国家重点建设的“五类学科”之首加以强调，这是具有深远政治意义和思想文化建设意义的战略部署，也是对于我国马克思主义学科领域理论工作者的极大激励。问题是有关部门和马克思主义学科领域的理论工作者应该如何响应这一战略部署，切实推动马克思主义学科向着一流学科的目标而扎实发力，久久为功。

一、“要从人抓起”，切实建立起一支具有过硬学术能力和正确学术价值观的人才队伍。

当下一个基本的事实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学科领域虽然聚集着庞大的从业人群。但这个队伍有着国内哲学社会科学界许多共有的问题和毛病，也有着它本身特有的一些问题。例如，由于这一领域本身属于意识形态的重要领域，在复杂的社会思潮冲击下，有的从业人员纠结于学术与政治的迷思之中，职业自豪感、自尊感缺乏；有的单位出于对这一学科领域专业性的不了解和偏见，认为它“不是什么大不了的学问”，因而，对于入职人员的专业门槛要求不高，似乎懂得些许常识，就可以在这里讲学布道，成为导师和权威。导致这个领域中确实存在着既不“真懂”，更不“真信”的突出问题。这虽然主要是过往历史的现象，但却直到现在仍然严重地影响着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教学效果，也降低了这一领域从业人员的整体专业素养的水准。因此，对于这个学科建设的重视，首先需要认真落实“从人抓起”的问题。

“从人抓起”，抓什么？首先，良好的专业训练和较强的业务能力，应该是对这支队伍最基本的前提性要求。这里，具有专业配适性的学历要求是必要的，但更为重要的是学历证书背后的专业学术含金量。尽管对于这个专业含金量要求，不同区域的学术单位基于不同的学科发展定位，可以有不同的门槛，但对于入职人员必须要有专业素养与学术能力的高标准要求，以防止滥竽充数。其次，把“真懂”“真信”作为对于这个队伍人员的基本职业素养加以具体化和刚性化。“真懂”对于专业人员而言，不是一般的熟悉和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而是要求精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经典，熟悉马克思主义的源流演变，通晓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丰富内涵、特定范畴、思维特质与价值取向，掌握马克思主义在不同时期运用中产生的新的理论形态等。除此之外，“真懂”还需要通晓世界学术的发展。因为马克思主义从来都是植根于人类文明，在与其他学术思潮的互动中不断发展的。显然，“真懂”的达成，要求学者毕生付出艰辛的努力。也只有达成“真懂”，学者才有可能养成“深厚的学识修养”，从而产出高水平的学术成果。关于“真信”，主要属于价值论问题。然而，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知识论与价值论相统一的特性，决定了人们仅仅局限于知识论领域是无法真正达成“真懂”境界的。因此，“真懂”的达成还要求人们达成价值论上的“真信”。这就要求人们不仅要精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还要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学习，善于在复杂的社会现象和矛盾冲突中，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去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并始终站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立场上去维护和发展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利益。这一意义上的“真信”，至少具有两个重要的维度：第一，真诚地践行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当作认识和改造社会的理论方法去运用。第二，真诚地站在“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基点上去思考、写作和行动。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本来意义就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学说，“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就是它自觉的基本的价值立场。根据第一个维度，马克思主义不应该被变成某种学院派内部孤芳自赏式的小众化“玄学”，也不应该成为上流社会沙龙的谈资，更不是某些“古董家”鉴赏和静观的对象。有担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不仅要真诚地探索和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经验与教训，还要积极地做好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普及工作，使之成为千百万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行动指南。根据第二个维度，学者要自觉“解决好为什么人的问题”。要有真诚的大众情怀，自觉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知晓民众关切，关心民众疾苦，自觉地维护和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尤其在社会出现了令人不安的阶层分化，弱势群体成为一个突出社会问题的条件下，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大众立场的自觉，不仅具有个人德性的意义，更是推动社会和谐、向善发展的积极因素。总之，“真懂”“真信”的要求，应该在队伍建设的实践中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并转变成为这支学术队伍的学术创造力和政治定力。

徐俊忠老师

二、坚持“以问题为导向”的学术取向，克服过于刚性的学科规制所形成的狭隘学术方式。

重视学科建设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校的一个突出现象。然而，在过强的学科规制下，出现了学科边界的刚性化，学科甚至成为不同学术群体相互孤立的学术“土围子”。它的直接消极后果就是导致学者和学生知识结构、经验结构和思维方式的单一化，甚至成为学术上的“单向度的人”，从而无法适应对于社会发展中复杂问题的思考和解决。这是当下我国学界时常爆发“雷人”观点，政府部门政策制定不时出现“天国化”现象，“专家”蜕变为“砖家”而成为人们调侃与讽刺的对象等等的重要原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以问题为导向”的倡导，学界应自觉克服时下囿于过于刚性的学科规制所导致的知识与思维上的片面性。其实，学科本来仅仅是对于知识的分类而对于知识的一种抽象。它抽离了知识产生的复杂场域，也抽离了知识体系中复杂单元之间的关系，由此形成了基于自身思维习性和逻辑自洽性的知识系统。学科的划分为知识积累与传授提供了便利，也使分化了的特定学科获得某种相对独立性的发展。但任何抽象都不是对于对象本身的全面把握。即使科学的抽象，对于某一学科而言，也只能从一个方面提供对于对象的认识与把握。因此，它不是关于对象本身完整的知识反映。这是持有学科思维的学者在对待自身学科知识的适用性问题时，必须特别清醒和谨慎对待的问题。甚至可以说，社会发展过程中向人们提出的是问题，而不是学科。学科只有以问题为依归，才可能提供某一方面的正确知识。相反，如果囿于学科而忘记了对象，或者以学科的单一知识单元去把握对象复杂的联系，并依据于这种把握去指导社会实践，就必然导致我们在实践上的犯错。对于社会发展中的经济问题的解决，如果仅以经济学家的视角，把它简化为投入和产出的最大化问题，必然带来严重的社会冲突与灾难。对于社会道德问题，仅仅按照伦理学的思维，把它局限于思想教化和道德倡导，那也一定是无济于事的。当下备受关注的农村凋敝问题，仅仅从农村的社会建设着手，而不能有效地解决农村的产业发展和产业价值链的延伸以及相关的乡村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建设，颓势一定无法抑制。时下我国面临着农业发展的突出问题，但人们的思维如果局限于农业经济学的限度，却缺乏农业社会学、农业政治学和农业文化学等等的视野，那也是无法解决问题的。因此，贯彻“以问题为导向”的倡导，学界一定要有克服和走出狭隘的学科“土围子”的自觉，从而把学术研究与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勾连、对接起来，把解决社会问题作为科学研究的主要面向，从问题的解决中，去获取学科发展的灵感，丰富学科的知识，而不是固守着狭隘的“学科”思维和受局限的话语去自说自话。

适应“以问题为导向的”的倡导，学界必须走出过于刚性的学科思维的束缚，学者应有形成多元复合的知识结构和多元复合的经验结构的自觉，以适应把握复杂社会问题的能力要求。为此，学界在推进学术建设的进程中，不应继续强化学科导向，甚至有必要适度降低学术发展中的学科意识，转而强化学术面向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导向”。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精准地指出，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可以说，如果当年马克思陷入于像我们这样刚性的“学科”规制之中，如果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固守于这种学科规制，根本就不会有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与发展。除了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以外，究竟我们还能从他的著作中找到哪一部是纯粹的哲学著作呢？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经典作家不断面向“问题”而解决“问题”的历史。

走出狭隘的学科规制的束缚，要从人才培养着手。人才培养应努力帮助学生养成多元复合的知识结构和经验结构。大学教育应把社会实践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方式，社会调查应该成为文科学生培养的重要手段，人才培养方案应合理配置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社会调查之间的关系，形成系列性、多层次、进阶式的学生社会体验规制，创造学校教育与社会融入良性互动的人才培养模式；人才培养单位应根据各自的人才培养目标设定，淡化人才培养的学科口径限制，创造学生跨专业、跨学系选习课程的宽松环境，努力帮助学生建构起多元复合的知识结构；马克思主义专业研究生的培养，应重视多学科研究方法的比较、借鉴和批判，以打破单一学科思维的局限；马克思主义专业的高层次人才培养，应大幅度增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研修内容，因为这些著作本身就是学术研究中问题导向的典范，它浓缩了历史、理论、方法与立场，应该成为高层次人才培养的最好教科书；马克思主义专业研究生的学位论文选题应强化问题导向的引导，体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鼓励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去总结历史、研究现实、探索社会发展前景，从中提高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收获理论发现、创新和创造的真实成果，吸取继续发展学业的问题意识和现实动力。

学术管理部门应积极尊重和大力支持学术单位向“问题导向”的转型。各级哲学社会科学管理部门在研究课题指南编制时，应减少学科类的选题，大幅度增加体现“问题导向”类的选题比重，引导学界尽快走出单一的狭隘的学科思考空间。教育主管部门在实施学术管理包括学术评估中，切忌以既有的学科目录体系，去对学术单位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工作施以过于刚性的约束甚至束缚。马克思主义学科的学术单位依据于既有学科目录所规定的二级学科，分门别类地开展工作，属于合规范性的工作。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去解释历史，探讨现实社会发展中的问题，更应该大力提倡。但如果有关部门以狭隘的“学科”思维，机械地以“学科”的框框，包括以所谓“学科”研究方法、“学科”特有概念、范畴或词句等等去看它是否“形似”而判断是否符合这个学科的规范，那就是以十分外在性标准去看待问题了。马克思主义研究要坚持“问题导向”就要鼓励走出学科思维的局限，面向历史、现实与未来社会发展的广阔天地。衡量是否合乎规范，主要重在内在的“神”而非外在的“形”，标准应该在于是否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同时，有关部门对于学科目录的管理，应该继续采用弹性化的做法，使其逐渐作为参考性目录发挥指导性作用而不应成为强制性的规范，以赋予学术单位更大的学术自主权。我们高兴地看到教育部的有关部门确实是在朝着这一方向推动着这一发展。这是值得肯定的。

三、要认真对待“学科设置同社会发展联系不够紧密”的问题，把“下乡下厂下基层”作为人才培养的基本规制。

学科设置和学术工作脱离社会发展，确实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目前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这既与日常学术工作过强的“学科”导向有关，也与我们在教育观念上的迷失有关。

近代西方学术与教育的发展，基本遵循着“教育即生活”的哲学理念，强调学术和教育通过与生活的互动而获得不断的发展。恩格斯也讲过，社会一旦有了新的需要，这将比十所大学更能推动科技的发展。这里强调的是社会需要对于科技发展的推动意义。新中国建立初期，国家百废待兴，人才缺乏，急切需要发挥教育与科技的作用，因而政府提出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基本方针，鼓励学术单位把科研、教育与生产活动结合起来，并进行多种改革。为国家的国防现代化发展做出杰出贡献的“哈军工”就曾经提出“面向部队搞科研”，形成了“大搞科研，猛攻尖端”的热潮，由此创造了共和国科技领域上的诸多第一。20世纪60年代后期，我国杰出科学家钱学森还就如何避免中国科学院的研究所设置脱离实际的问题，提出“不能以学科建所”，而应“以任务设所”、以“任务带学科”的发展思路。他以空气动力学的发展为例，指出学科是在解决实际问题中得到发展的。他说，“力学中一个分支，空气动力学，在20年代只是很薄的一本，现在很厚（有半尺多后）怎么来的？决不是坐在房子里专门想发展学科写出来的，是通过航空的飞速发展，当时高速飞行嘛，在解决具体问题过程中总结一下学科就发展了”。其实，研究所是否都以“任务带学科”的模式去构建，这是可以谈论的。但钱学森提供了把研究与需求的解决直接结合，紧密连接的思路，深刻地影响了我国科研方式的转变和教育改革。大学许多直接以“任务”作为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主攻方向，出现了诸如铁道学院，船舶学院，电子科技学院，水利学院等等。与此同时，大学与工矿企业、农村经济组织之间，在政府的行政主导下，普遍建立对口挂钩关系，形成了便利于“产学研”相结合的机制。我在查找资料时曾经看过一份广东省的文件，非常具体地安排了大学与社会机构的挂钩关系。其实，在我国大陆首个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屠呦呦和著名的水稻专家袁隆平等人的杰出贡献，也是在任务导向的思路下取得的。这里，任务其实就是社会发展提出的新需求的凝炼表达。

解决学科设置与社会发展联系不够紧密的问题，哲学社会科学界，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学界必须有调整学术方式的自觉。马克思曾经批评以往缺乏实践指向的学术方式，指出以往的哲学家都是以各种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改变世界由此成为马克思主义学术方式的基本取向。反观时下我国马克思主义学界的实际，许多所谓的学术活动，不仅缺乏为实践服务的自觉，甚至连“解释世界”的热情也没有，全部学术活动就在于“解释书本”。实际上这是一种“从书本中讨生活”的学术，究其实，属于对中国“解经注经”的经学传统的延续。我国学界的马克思主义在国家发展的许多重大发展问题上，之所以常常处于“失语”和“缺场”的状况，与这样的学术方式直接相关。继续执迷于这样的学术方式，我国学界马克思主义就只能不断的自我“边缘化”以至于彻底窒息其自身的生命力。因此，走出从书本到书本的狭隘学术方式，致力于在精通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去研究世界、解释世界和服务于改造世界的伟大实践，应该成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学界的基本学术自觉。

解决学科设置与社会发展联系不够紧密的问题，学界还要有亲近实践，走进一线的自觉。在这种自觉还没有普遍形成起来的当下，建议政府与大学携手做好两个带有辅导性质的工作。一是支持各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与地方党政部门、工商企业、社区、农村等建立紧密型的合作伙伴机制。这种机制的基本意义是提供链接大学与社会需求脉动的便利途径。借助这种机制，大学可以获得教师和学生开展社会调查，参与社会实践以及其他社会体验活动的相对稳定基地。基地所在地也可以利用大学的人力与智力资源，开展文化、思想建设，以及各种社情、民意和政策调研等工作，收获两者互动的积极成果。二是高校的马克思主义学院对于师生要有“下乡、下厂、下基层”的制度性要求。要鼓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教师与地方建立相对稳定的联系站点，长期参与和跟踪地方的实际发展过程，以获得对于国情、民意的具体体验，汲取来自于实践一线的新鲜经验，感悟千百万人民生生不息的伟大创造力，直接感知社会发展中的热点、难点与焦点等。对于学生，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专业的博士生，“下乡、下厂、下基层”应该作为不可缺少的移动课堂形式，成为一种规制纳入于培养方案之中。让学生在基层一线的实践中，体会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戒除脱离实际、夸夸其谈的不良学风，逐步形成真实问题的意识，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养成亲近实践，走进一线的学术自觉。

解决学科设置与社会发展联系不够紧密的问题，最终必须落实于学术研究的具体实践之中。学科设置是一种学术管理规制的问题。我们呼吁有关管理部门应该不断弹性化这个规制的执行，最终把学科设置的权利变成各个学术单位的学术自主权的一部分交还给学术单位。只有这样，各个学术单位才有可能依据自己的学术定位和服务面向去具体地设置自身的学科，从而较好地解决学科设置脱离社会发展的问题。在既有的学科规制之下，马克思主义学科的学术工作必须走好与社会发展积极互动的道路，以亲近实践，走向社会的积极姿态，开展好学术研究，并努力成就出大批对于社会历史与发展具有深刻洞察力和强大解释力的、能够发挥“改变世界”功能的学术成果。毫无疑问，应该要求马克思主义学界的学者把关注社会发展作为自身学术工作的主战场。尽管社会发展的问题，可以有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之分，两者也会涉及不同的方法，但都必须以社会发展的实际为基本面向，并以问题的解决为依归。当然，完整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学科的学术，应该包含对于马克思主义历史的认知性研究，甚至可以说，这种研究是建构马克思主义学科的重要基础，也是一个优秀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的重要基础。马克思主义学科的学者与学生都需要有这方面的良好修养。但是，如果大量的学术研究只停留于这一领域，而不去积极地发挥马克思主义作为立场观点与方法的功能，马克思主义就会被变成仅仅具有历史学意义的研究对象，甚至变成思想“考古”的对象。至少这不应该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合理布局和应有生态。坚持发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的功能，不断面向和解决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始终应该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的大道和主流。这应该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界的学者与学生的基本共识和共同努力的方向。

四、“必须解决好学风的问题”，把抑制学术坏事和倡导学术好事统一起来

学风建设事关学术群体的专业气质与精神风貌。具有良好学风是积极进取、勇于探索和具有社会担当的学术群体的基本特质，当然是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的重要内容。

学风建设有消极性和积极性两个方面的意义。学风建设的消极性意义指的是戒除学术弊端，包括学术浮夸、学术不端、学术腐败，更包括剽窃他人成果、篡改文献、捏造数据等等。虽然这些坏事远未根除，但已成为公害而为社会所不齿，也为广大学界人士所抵制。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看到，在学术上不干坏事不等于就能干好事，尤其就能干出对于国家、民族和人民具有积极担当的好事。因此，学风建设还必须有更加积极的要求。这就是在旗帜鲜明地戒除和抵制恶劣学风的基础上，努力推动具有传承、拓展、发现、发明与创造等积极性和增量性的学术工作。

达成这样的学术工作局面，至少需要重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积极倡导“文章不写一字空”的严肃学风。学术研究的目的都在于获得关于对象的认知和对于这种认知的进一步运用。任何认知都是需要付出艰辛的探索、思考和一系列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研究过程的。问题还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及其支撑性的知识体系是博大精深的，不仅涉及自然、社会与思维的复杂关系，还涉及历史、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科技等等复杂领域。研究者如果不下苦功夫，建构起自身复合多元的知识结构和经验结构，就不可能有融会贯通的理解和对其真谛的把握，更不可能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做出实质性的贡献。在这里，我们需要谨记恩格斯的告诫：“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事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是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

第二，必须坚定不移地把社会发展作为马克思主义学科发展的基本向度。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也不是指点江山、剪裁实践的尺度，而是伟大的认识工具。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这一品格，决定了它的功能与生命，唯有在被运用于解决社会发展与人类解放的过程中，才能得到充分的释放，也只有在这一过程中，理论才能得到不断的校验和发展。因此，从一般的学问方式看，训诂、考证、阐发微言大义，演绎理论体系等等都是十分必要的，尤其对于初涉这一领域的年轻学者的学术训练，尤为重要，但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说，这样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这样的学术既不是“解释世界”，更不是“改变世界”，而是一项解释“文本”的工作，实际上是把马克思主义仅仅看作历史研究的对象。因此，如果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改造世界的立场、观点与方法的判断，那么，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最主要方式，甚至是学术发展的康庄大道，就只能是面向社会历史与发展，不断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去发现、研究和解决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并在这种研究中，不断地达成马克思主义的丰富与发展。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才有可能成就为祖国、为人民立德立言的“大学问”和“真学问”。因此，坚持面向社会发展，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等等，应该成为马克思主义学界养成优良学风的根本前提。

第三，切实改进学术管理制度和办法。时下我国许多学术单位对于学术的管理，大都以年度作为考核周期，以各种量化指标为依据，并与个人的经济收入直接挂钩。这种做法不论自觉还是不自觉，都是以人是懒惰、自私和物欲的存在物这一判断作为预设前提的，它除了刺激起人们对于量化指标的追求外，几乎难以产生其他积极的效果。甚至由于采用这种与个人经济收入直接挂钩的年度化量化指标考核，等于逼迫所有要获得较好经济收入的人，都必须年复一年地产生出尽可能多的量化指标。学界大量出现所谓急功近利、东拼西凑、粗制滥造，甚至剽窃他人成果、篡改文献、捏造数据等等学术不端、腐败的行为，与这种制度设计的诱导不无关系。因此，要改进学风，必须致力于这种管理文化与制度、办法的必要调整。我们应该摈弃把人都看作懒惰的、自私的和追逐物欲的存在物这种人性预设，学术管理制度也不应该建立在对人的完全不信任的基点上，学术管理的过程不是也不应该是一个与魔鬼打交道的过程。当然，我们也不应该由此而把现实人的存在德性化。人就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积极性的学风建设，就是要努力创制出有利于学术工作者不断走向积极、阳光的学术人生之路的制度系统，从而不断消除学术领域上的歪风邪气。这一目标不可能一蹴而就，但需要我们为之坚定不移地努力奋斗。在当下，我们有必要改变过于频密的考核周期的设计，把时下多数单位的年度性科研考核调整为三、五年一次的科研考核，降低过于频密的科研考核而诱发的浮躁和喧嚣。同时，应鼓励各学术单位探索以对代表作的考核取代量化指标考核的办法，突出对于学术成果的质量导向而抑制低水平的学术泡沫。当然，适度降低学术成果与个人经济收入之间的关联度也是十分必要的。因为过强的经济刺激往往是学术投机的催化剂，也不利于学者崇高学术品德的养成。

上述讨论，主要涉及学术主体队伍的建设，学术规制和学术方式的必要调整，以及优良学风的塑造等等。全面落实建设马克思主义学科的任务，实际上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工程。但我们如果缺乏对于学界自身问题的反思和切实改进的努力，实现建设目标就会落空，我们将会错失学术发展的历史性机遇，并错失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价值信念支持的历史性机遇。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文章原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16年第4期，作者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暨哲学系徐俊忠老师授权保马推送此文。（作者：徐俊忠。来源：公众号“保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