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洪生：关于鲁迅与托派关系的一桩公案（增订版）（上）

编者按：近些年来，鲁迅与托洛茨基的关系成为鲁迅研究界的热点，特别是随着长堀祐造著『魯迅とトロッキー』 (平凡社、二〇一一年)的中译本（王俊文译，台湾人间出版社，二0一五年）的出版，讨论更多。其中，《鲁迅全集》中《答托洛茨基派的信》和《论我们现在的文学运动》两文的归属问题更是成为研究界的热点。有论者认为，这两篇文章由于是冯雪峰的代笔，故而不能被归入鲁迅本人的著作中，继而文章对托派的批评和对毛泽东的赞赏不能等同于鲁迅的本意。这类问题实质上仍然是一个政治问题。如果认为这两篇文章不符合鲁迅的本意，进而将鲁迅视为一个“托派”，就等同于人为制造出一个对立于中共的鲁迅形象。这难免为苏修利用，“挟鲁迅以令诸侯”。就此，蒋洪生老师在《关于鲁迅与托派关系的一桩公案》中提出了有力的反驳。蒋老师认为，在经过对托洛茨基的深入了解之后，鲁迅就已经自觉开始了对托洛茨基的批判。因此，冯雪峰代笔的这两篇文章确实出于鲁迅本人的意见。并且，从当事人多方描述及鲁迅对这两篇文章的态度看来，鲁迅本人是认可这两篇文章的。这些研究可以证明，鲁迅晚年的思想与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有着相当的一致性。

本文原刊于《文艺理论与批评》2016第5期，推送时得到了作者蒋洪生老师提供的增订版本，该版本比原版在篇幅上有所增加，故分上下两篇推送。感谢蒋洪生老师对我们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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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近年的鲁迅研究界有一个热点问题，就是鲁迅与托洛茨基的关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研究成果，其中还不乏出色的学位论文和专著[1]。在处理鲁迅和托洛茨基的关系问题时，存在着几大研究重点，重点之一就是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对鲁迅的影响问题；另外一个重点，便是原题为“（鲁迅）先生口授，O.V.笔写”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我们现在的文学运动》的问题。在第二个问题上，又以《答托洛斯基派的信》的署名和著作权问题讨论最烈。但是在近年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上，实际上形成了一边倒的舆论，就是认为《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我们现在的文学运动》是冯雪峰的“越俎代庖”之作，其著作权应该归于冯雪峰，而不能归于鲁迅[2]，这两篇文章不能代表鲁迅的意见，而只能代表拟写人冯雪峰，以及冯雪峰背后的中国共产党的意见，而主张将两篇文章从《鲁迅全集》中剔除出去。本文试图根据现有的资料，也来谈谈这两篇文章能否归在鲁迅名下，能否代表鲁迅本意的一己之见。

答托派信的写作与发表背景

《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我们现在的文学运动》发表的背景，是此前在上海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作家联盟内部，发生了“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两大口号之争。“国防文学”这一派以周扬、夏衍等为代表，他们是当时左联的主流派，也占据了左联的主要领导位置；另外一派，则是以鲁迅为代表，包括胡风、聂绀弩等人。鲁迅等人虽然赞成中国共产党在新的抗日形式下所采取的“联合战线”的方针政策，但是对上海左联的领导层周扬、夏衍等人所倡导的“国防文学”非常反感，认为是周扬等人在文化上采取的是一种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有利于国民党的“投降主义”路线，是无原则的和机会主义的。想来，周扬等人受的主要是中国共产党内王明一派（留苏派）的放弃独立自主、“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思想影响。而鲁迅等人所采取的立场，则接近于中国共产党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本土派的立场。这一派不是对苏联的所有立场都完全接受，在关于中国革命的问题上，则更是如此。而周扬等左联领导层对鲁迅的这一立场非常不满，认为这是鲁迅反对中国共产党的“联合战线”的方略，甚至是有意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表现。在论战中，周扬等人甚至有意无意地暗示鲁迅是“托派”分子[3]。

要知道，在当时的共产党舆论内，宣布某某人是“托派”，这是一种后果非常严重的指控。对于周扬等人的这一行径，鲁迅为着左翼作家的团结，迟迟隐忍未发。但是，该来的总是会来的，也就是说，鲁迅迟早会在周扬等人试图将自己打成“托派”这一点上表明自己的态度，迟早会对无原则的“国防文学”的口号发动猛烈的反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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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答托洛斯基派的信（附录）》现实文学 1936年第1卷第1期

蒋洪生：关于鲁迅与托派关系的一桩公案（增订版）（上）-激流网《回答托洛斯基的问题》红旗 1930年第91期

当时在上海真正的托派团体，虽然人数很少，但是也在勉力维持着。中国托派团体的一大特点，就是“拳打国民党，脚踢共产党”，尤其致力于针对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斗争。所以，中国共产党的文艺组织“左联”内部的纷争，他们也一直非常关注。在周扬等人伺机将鲁迅打成“托派”之际，陈独秀的追随者、上海一个托派小团体的负责人之一陈其昌认为有机可乘，在1936年6月3日以陈仲山的化名给鲁迅写了一封信，试图拉拢鲁迅，同时对中共领导的左翼文化群体进行分化瓦解。这封信虽然是一封私信，但是里面谈的内容基本上都是关于“我们这个团体”即陈其昌为中央委员之一的中国一托派团体的“政治意见”。根据冯雪峰的回忆，收到这封信之后，正在病中的鲁迅非常生气。鲁迅对陈其昌的信，一方面觉得“可恶”和气愤，另一方面也觉得寒心。[4]“可恶”和气愤的原因，可能一方面是出于陈其昌在信中对中国共产党以及在鲁迅心目中总体形象是正面的斯大林[5]的谩骂和攻击，另一方面可能是出于陈其昌对自己进行拉拢，庶几引自己为“同志”的行为。“寒心”则应该是针对周扬等人的，对周扬等人企图将自己打成“托派”，将自己视为政治上的仇雠而感到“寒心”。

蒋洪生：关于鲁迅与托派关系的一桩公案（增订版）（上）-激流网鲁迅为良友图书公司编选的《苏联版画集》中，特意收入了多幅斯大林的画像

冯雪峰当时是陕北的中国共产党派驻上海的代表（他于1936年4月下旬再次入沪），也是鲁迅多年的好友，他主张反击。可是其时鲁迅正在病中，鲁迅这次生病比较厉害，乃至于“艰于起坐”，1936年6月6日到6月30日之间，鲁迅连日记都停了，所以无法亲自操持此事。但是这封信不得不反击。根据冯雪峰的说法，鲁迅把回信的事情交给冯雪峰去全权处理。对此，冯雪峰在1966年8月10日（1972年冯雪峰又再次确认了这一说法）回忆说：

我回来后，即以“0. V. 笔录”形式拟了《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都是完全按照他的立场、态度和多次谈话中他所表示的意见写的。发表后他自己都看了，认为符合他的立场、态度和意见的；并且从刊物上剪下来，放到他的积稿堆中去，准备将来编进他的文集。[6]

冯雪峰拟写的这两封信中，《答托洛斯基派的信》直接驳斥托派陈仲山及其所属的托派团体的“政治意见”，旨在划清鲁迅与托派的界线。而《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则正面阐述鲁迅关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和领导责任的观点，明确地解释了鲁迅所倡导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实际上也是对“托洛斯基的中国的徒孙们”[7]反对中国共产党“联合战线”的“新政策”的驳斥。这样来看，《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都可以视为对中国的托洛茨基派的公开的政治答复。

一些论者以为，从冯雪峰这段话可以见出，因为《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不是鲁迅亲自撰写，而是冯雪峰拟写的，所以著作权不能归于鲁迅，也不能代表鲁迅的意见，更不能收进《鲁迅全集》中去，而只能是冯雪峰自己的作品，代表冯雪峰自己的意见或者是冯雪峰背后的当时的中国共产党的意见。这种意见乍看起来不无道理。如果一篇文章不是自己撰写的，似乎一般不能算在自己名下。但是细想起来，如果一篇文章是受自己委托，别人根据自己的“立场、态度和意见”以及相关的“多次谈话”来代笔，自己又认可，同意以自己的名字发表的，则这篇文章不能不算成是这个委托人的作品。这在政治人物的著作集中，这样的授权别人代写（通常是秘书或友人）而经授权人认可、以授权人名字发表的文章比比皆是，人们并不会由此怀疑此种署名的正当性问题。《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主要是一种政治表态，前者主要针对中国托派的拉拢，旨在划清鲁迅与中国托派的政治界限；而后者以访谈录的形式发表，主要是针对左翼内部的两个口号论争，看起来是一个文学问题，但实际上不仅仅是，或者说不主要是一个文学问题，而是关于“联合战线”的“新政策”在文艺界如何运作的大的政治问题。这两篇文章，主要是要表达鲁迅的政治态度和政治意见，文辞、语气等什么的倒还在其次。按照政治性文章署名的惯例，委托别人（比如秘书，在鲁迅的例子，是自己的多年好友冯雪峰）代笔的文章自然可以不署代笔人，而署委托人的名字。

又有论者暗示说，因为冯雪峰是代表党去的，冯雪峰代表党的意思写的拟稿，作为左翼作家的鲁迅，自然是要接受的。这就是不了解鲁迅的性格了。鲁迅认的是理，认的是他以为正确的立场，而不是任何外在的权威。如果鲁迅不认同的东西，就是党的领导人亲自找他去谈，都一样是要被驳回的。这样的情形其实也确实发生过。据冯雪峰回忆，在左联成立之后，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李立三，曾经在1930年5月7日与鲁迅在上海爵禄饭店会谈过。冯雪峰写道：

李立三约鲁迅谈话的目的，据我了解，是希望鲁迅公开发表一篇宣言，表示拥护当时立三路线的各项政治主张。李立三在谈话中曾经提到当时法国作家巴比塞，因为巴比塞不久前曾经发表过宣言（《告知识阶级书》？待查），意思是希望鲁迅也这样做。鲁迅没有同意，他认为中国革命是不能不长期的，艰巨的，必须‘韧战’，持久战。他表示他不赞成赤膊打仗，说在当时那样的时候还应多采用‘壕沟战’、‘散兵战’、‘袭击战’等战术。在我印象中，他们谈话的要点就是这样。谈话的时间约四五十分钟。两人谈话的详细内容我已不记得了，原话也没有一句能够照原样地记得。但上述的要点是记忆得确实的。（如李立三提到希望鲁迅发表一个宣言和提到巴比塞，我是记忆得确实的；鲁迅说中国革命艰巨，不能不长期的，他不赞成赤膊打仗，以及‘韧战’、‘持久战’、‘壕沟战’、‘袭击战’等，我也是记得确实的。[8]

蒋洪生：关于鲁迅与托派关系的一桩公案（增订版）（上）-激流网 1930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李立三曾与鲁迅会谈，希望鲁迅效法法国作家巴比塞发一个政治宣言，被鲁迅拒绝。

在冯雪峰在场的情况下，作为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的李立三尚且无法说服鲁迅作他不愿意作的事情，那么作为仅仅是中共中央特派员的冯雪峰本人，自然也无法强加给鲁迅自己或者是中国共产党的意思，即便是强加给病中的鲁迅。

胡风的说

一种反驳的意见认为，从冯雪峰1966年8月10日的回忆可以推断，《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这两篇文章送去发表之前，并没有送交鲁迅过目，或者说，鲁迅并不知道两篇文章的具体内容，鲁迅只是在发表后通读一遍而已。这种论断旨在证明，这两篇文章冯雪峰虽然有鲁迅事先的授权，但是关于两文具体的内容，冯雪峰是对鲁迅做了隐瞒的，也就是欺骗了鲁迅，冯雪峰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鲁迅之上。但这种推断也不一定靠得住，因为冯雪峰1966年的回忆录里并没有说，这两篇文章在发表之前，鲁迅不知道两篇文章的具体内容。冯雪峰1951年的回忆文章《党给鲁迅以力量——片断回忆》中则说，《答托洛斯基派的信》是先由鲁迅说个大意让冯雪峰笔录的，冯雪峰还说，自己主张早日答复，是认为打击托派固然重要，而同时也实在为了鲁迅可以早日减轻愤怒以免加重他的病。[9] 作为这两篇文章的当事人之一的胡风，在1984年2月的回忆录《鲁迅先生》（最初发表于1993 年《新文学史料》第1期）中，也否定了鲁迅在文章发表前不知道其内容的说法，胡风说：

他（按指冯雪峰）约我一道拿着拟稿（按指《答托洛斯基派的信》的拟稿）去看鲁迅，把拟稿念给他听了。鲁迅闭着眼睛听了，没有说什么，只简单地点了点头，表示了同意。[10]

这就是说，冯雪峰不仅事先从鲁迅那里获得了拟写（或整理[11]）《答托洛斯基派的信》的全权授权，而且在拟写好之后，特意找了胡风一起去鲁迅那里，念给病床上的鲁迅听，鲁迅对该信的内容表示了同意。鲁迅的这一同意非同小可，因为信里提到了“毛泽东先生”。《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不仅完全认同“毛泽东先生”的“一致抗日论”，而且认为“毛泽东先生”们是“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拟稿中鲁迅将“毛泽东先生”们“引为同志”且“自以为光荣”。根据冯雪峰等人的回忆，在平常的谈话中，鲁迅也经常说起毛泽东，但是以鲁迅的名义将“毛泽东”这三个字行诸正式文字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恐怕是唯一的一次。如果不是鲁迅对毛泽东有着肯定的看法、有过相应的言谈，冯雪峰断不敢也不应在拟稿中提到毛泽东的名字，更不会把这种作重大的、公开的、而且是有可能危及到人身安全的政治表态的拟稿念给鲁迅本人听。鲁迅虽然身在病中，但既然能够听读文章，那么说明他的神志还是清醒的，要不然冯雪峰和胡风也不会去找鲁迅宣读拟稿的。如果鲁迅不满意拟信的内容，尤其是不同意点出“毛泽东”的名字，那他是绝对不会点头认可的。

根据胡风的回忆，《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这两篇文章不是同一天写就的，也不是同一天念给鲁迅听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正式发表时署的日期是1936年6月9日，而《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署的写作日期是1936年6月10日。胡风回忆说，他们将《答托洛斯基派的信》的拟稿念给病床上的鲁迅听，两人告辞鲁迅回家后，冯雪峰觉得“对口号问题本身也得提出点理论根据来。于是又拟了《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所以第二天晚上两人又一起去找鲁迅，将《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念给鲁迅听。胡风写道：

鲁迅显得比昨晚更衰弱一些，更没有力气说什么，只是点了点头，表示了同意，但略略现出了一点不耐烦的神色。一道出来后，雪峰马上对我说：鲁迅还是不行，不如高尔基；高尔基那些政论，都是党派给他的秘书写的，他只是签一个名。[12]

胡风在写《鲁迅先生》这一回忆录时，已经82岁高龄了，回忆的是近50年前的往事。他对当晚细节的回忆（鲁迅“略略现出了一点不耐烦的神色”，及冯雪峰拿鲁迅与高尔基比较[13]）能否确当姑且不论。但即使鲁迅当晚的不耐烦是真的，也可以做不同的理解。通常的理解，是病人不愿意被打扰，所以鲁迅显露出“略略”的不耐烦的神态。其实这一点，胡风也点到了，就是：“鲁迅病得这样沉重，应该尽一切可能抢救他，应该尽最大的努力避免刺激他打扰他。”胡风接着说，“鲁迅在思想问题上是非常严正的，要他对没有经过深思熟虑（这时候绝不可能深思熟虑）的思想观点担负责任，那一定要引起他精神上的不安，对病情产生不利的影响。”[14]但是胡风在这里也是马后炮，因为在拟写、刊发这两篇文章的事情上，胡风也是当事人之一。冯雪峰两次去病院向鲁迅宣读拟稿，胡风两次都在场。在他1984年的回忆录中，胡风并未提到自己是否规劝过冯雪峰，让冯雪峰不要以这样的重大事情去“刺激”和“打扰”鲁迅，来引起鲁迅“精神上的不安”。冯雪峰事后的解释，是之所以以回信之事打搅病中的鲁迅，是他觉得，早日回复托派的信实际上有利于减轻鲁迅淤积于心的愤懑情绪，以免加重鲁迅的病情。但是胡风在其82岁时的回忆里作了这样的暗示，就是《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这篇文章（一定程度上可能也包括《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不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冯雪峰不应该“用鲁迅的名义匆忙地作出断语”。胡风这也就是间接否定了这两篇文章是属于鲁迅，因其不是鲁迅“深思熟虑”的结果，所以不能代表鲁迅的意思，只是冯雪峰使用鲁迅的名义匆忙下的“断语”。

但是这也就是胡风在近50年后的一种事后推测，而据他自己的同一个回忆，胡风提到：

到病情好转，恢复了常态生活和工作的时候，我提了一句：“雪峰模仿周先生的语气倒很像……”鲁迅淡淡地笑了一笑，说：“我看一点也不像。”[15]

在这里，不管是当时的胡风，还是鲁迅本人，都没有对两篇文章的内容提出质疑，都没有表示过这两篇文章的主旨不符合鲁迅本人的意思；鲁迅和胡风的分歧仅仅在于，鲁迅认为文章的语气与自己的不相符合，而胡风认为文章的语气和鲁迅平日文章的语气很像。至于胡风提出的文章是否“深思熟虑”的问题，这倒是一个问题，但“深思熟虑”似乎也很难界定。作为论战性的文章，尤其是要在短期内（三日左右）作复的文章，到什么程度才能算是“深思熟虑”呢？胡风认为因为鲁迅在病中，所以对冯雪峰的拟稿不太可能“深思熟虑”地加以评判；但是如果冯雪峰说的是对的话，那么这两篇文章是“完全按照他（鲁迅）的立场、态度和多次谈话中他所表示的意见写的”，则又似乎不能完全算是没有经过鲁迅的“深思熟虑”，因为冯雪峰依据的是鲁迅的“多次谈话”，在文章中表达的是鲁迅其时的一贯立场。实际上，一般作为即时论辩性的杂文文章，即使对健康人而言，也是很难做到完全“深思熟虑”的。鲁迅本人一向是把这种杂文当成是“匕首”和“投枪”来看待的，这就是说，文章的目的不在于以严密的逻辑和充分的论证来争取对手，而在于消灭敌人，在于鼓舞同侪的士气，这样的杂文，能够做到“深思熟虑”当然更好，不能做到“深思熟虑”，也不太要紧。冯雪峰提到了鲁迅的类似态度：

概第三天，我（把草稿）拿到鲁迅家去，说都是按他谈过的话写的，也许可以给他参考；不料他看了后说：“就用这个做一个架子也可以，我来修改、添加吧。”又说：“前面部分都可用。后面部分，有些事情你不清楚，我来弄吧。”其实，这也不足为奇，因为那些话都是他自己说过的，同“口授”的差不多。所以，这件事，关系很小。重要的是他原来要写这篇文章。[38]

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正如无产阶级文学的口号一样，大概是一个总的口号罢”一句里面的“大概”和“罢”三个字，在措辞上就不够妥当和肯定；发表后我也对鲁迅说到过这一点，鲁迅却说：“这也不要紧!”[16]

这就是说，只要主旨不违鲁迅本人的意思，鲁迅是不会计较文章之个别字词、语气等枝节问题的。从现存的资料来看，鲁迅此后一直到逝世前，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表示过这两篇文章不是自己的文章，不能代表自己的意见。

根据冯雪峰的回忆，这两篇文章首先通过王学文在1936年6月15日之前送到洪深、沈起予主编，夏衍直接领导的《光明》半月刊，希望在该刊创刊号上发表，但是两稿均被退回。[17]既然稿子在1936年6月15日前尚未有杂志正式接纳，那么鲁迅仍然有机会对此进行“深思熟虑”，口头提出修改的意见。实际上，在这两篇文章发表之前，鲁迅有许多的机会收回和否定这两篇文章。第一次机会，是冯雪峰和胡风在次晚一起去鲁迅病床前宣读《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的时候，鲁迅完全可以对前一晚听读到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表示不同的意见，尤其是可以收回对“毛泽东先生们”的高度赞扬和对托洛茨基“用敌人金钱”的讽刺和挖苦。但是第二天晚上，鲁迅没有对前一天晚上冯雪峰所拟写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表示过需要再加斟酌的任何意见。鲁迅这晚没有表达反对的意见，或许还可理解，因为根据鲁迅1936年6月19日亲手撰写的《致邵文熔》的书信中所言，自己此次害病，“其间数日，颇虞淹忽，直至约十日前始脱险境，今则已能暂时危坐，作百余字矣。”[18]这就是说，1936年6月9日左右是鲁迅这次生病最厉害的时候；害病之烈，当然也不排除有托派陈其昌来信，企图引为同调，使得鲁迅急火攻心所致的因素。（不过鲁迅对自己病情的描述，也有其不一致之处。1936年7月6日鲁迅在给自己母亲的信中，鲁迅称“男自五月十六日起，突然发热，加以气喘，从此日见沈重，至月底，颇近危险，幸一二日后，即见转机，而发热终不退。”[19]就是说病情最重的时候是5月底，到6月初的时候已见转机，只是发烧不退）但是至迟至6月19日，鲁迅病体稍好，能够自己阅读友人邵文熔来信，并不需要许广平笔录而亲自复信，而这时《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二文并未发表，鲁迅完全可以提出对这封信的修改意见或者全然收回。

1936年6月份，对于病中的鲁迅来说，是很不平静的。6月7日，以茅盾为首的中国文艺家协会在上海成立，在当天的成立大会上，通过了茅盾起草的《中国文艺家协会宣言》[20]。6月10日该宣言在《光明》半月刊创刊号上公开发表[21]。由于鲁迅认为中国文艺家协会实行关门主义路线，且不满意协会所倡导的“国防文学”口号，所以他此前就拒绝加入该协会。在《中国文艺家协会宣言》发表之后，巴金、黎烈文等不愿意入会的人认为，有必要发表一个与此相区别的宣言，这就是由巴金和黎烈文起草、包括鲁迅在内的数十人联名在《作家》、《译文》、《文学丛报》等刊物发表的《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其中《作家》月刊刊发鲁迅等人宣言的时间在1936年6月15日（载《作家》第1卷第3号）。[22]根据宣言起草人之一巴金的回忆，病中的鲁迅参与了该宣言的最后定夺工作。巴金说：

《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是我和黎烈文起草的。当时《中国文艺家协会宣言》已经发表，鲁迅、黎烈文、黄源和我都没有签名。我和黎烈文都认为我们也应该发一个宣言，表示我们的态度。这样，就由我和黎烈文分头起草宣言，第二天见面时我把自己起草的那份交给黎烈文。鲁迅当时在病中，黎烈文带着两份宣言草稿去征求鲁迅的意见，在鲁迅家中把它们合并成一份，鲁迅在宣言定稿上签了名。因此，正式发表的《宣言》很可能经过鲁迅的修改，但鲁迅到底怎样修改的，我就不清楚了。[23]

蒋洪生：关于鲁迅与托派关系的一桩公案（增订版）（上）-激流网如果巴金的回忆是准确的话，那么1936年6月10日至6月15日之间的某天，黎烈文探访了病中的鲁迅，鲁迅审定了他带来的《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的两份草稿，并在宣言定稿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前面说到，这时《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这两篇文章仍然没有得到发表的机会。鲁迅此时既然有精力审定巴金和黎烈文起草的《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假如他认为冯雪峰拟写的答托派文不能表达自己的本意的话，那么鲁迅应该也可以对其进行修订或全然收回，然而事实上，鲁迅没有。

答托派文章发表之后，鲁迅的公开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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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托洛斯基派的信》最终于1936年7月1日由《文学丛报》月刊[24]第四期登出，同时也登载在《现实文学》月刊的创刊号上面。《现实文学》由尹庚、白曙编辑，经理林秩成，则以出版者代表人身份负责具名。出版时间也选在1936年7月1日，是因为编辑部同仁一致主张在中国共产党建立15周年的7月1日出版第一期杂志，以志纪念。《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也同时刊登在创刊号的《现实文学》上，但是没能登载在《文学丛报》月刊第四期上。冯雪峰还将两文通过茅盾送到“文艺家协会”的机关杂志、由周扬主持的《文学界》月刊去，但《文学界》在其第一卷第二号（7月10日出刊）只刊登了《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一文，却在后面附了茅盾的一篇评论文章和一篇千把字的编者附记。茅盾的《关于<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给本刊的信》一文，试图在两个口号之间和稀泥，实际上仍然偏于“国防文学”的主张。编者附记则认为鲁迅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太笼统，不如“国防文学”的口号具体，鲁迅的口号中的“大众”一词因“向来是被解释作‘工农大众’的”，所以不堪用，这就实际上否定了鲁迅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25]《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一文，《文学界》却拒绝刊登，理由是“环境关系”[26]，意思是担心登载这篇文章会引发国民党当局查封杂志。从茅盾的评论文章写于6月26日来看，《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两文不迟于6月26日送达《文学界》。但在6月23日，鲁迅仍然能够口授许广平《<苏联版画集>序》一文。可见在此之前，鲁迅仍然不乏修正冯雪峰拟稿的精力和时间。1936年7月1日，鲁迅恢复记日记。在7月5日的日记中，鲁迅“得文学丛报社信并稿费廿”[27]，似指《文学丛报》第四期刊登《论我们现在的文学运动》一文的稿费，在鲁迅的日记中和冯雪峰的回忆中，没有鲁迅将此稿费交给冯雪峰的记录。也就是说，鲁迅一方面对署名“鲁迅”的文章“文责自负”，另一方面也享受领取稿费的权力。

周扬亲自领导的《文学界》以“环境关系”为理由拒绝登载鲁迅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也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对左翼知识人出版和传播进步读物的行为，当时的国民党政权进行着大肆的迫害。以当时的进步书店、出版过《鲁迅自选集》的天马书店为例，其首任编辑楼适夷和第二任编辑叶以群，甚至一些书店的营业员都被捕入狱。书店经理韩振业因为出版发行了鲁迅鼎力支持的《天马丛书》二十多种，国民党当局竟然使他突然“暴卒”[28]。在国民党的政治和文化高压政策之下，要公开登载左翼文坛领袖鲁迅赞成中共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和高度评价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的文字，在当时是要冒极大的风险的。实际上，刊载《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的《现实文学》杂志的出版者代表人林秩成，就为此付出了年轻的生命。两篇文章7月份刊出，8月份他就被国民党特务不明不白地暗杀身死[29]。在这种严酷的、鲁迅深有体会的血腥政治环境之下，鲁迅授权和首肯以公开的署名文字赞扬中共及其领袖毛泽东，绝对不能说是没有经过思虑的。鉴于仅仅在几个月之后，鲁迅就溘然长逝，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作为政治宣言的这两篇文字可以视为鲁迅之决绝的“政治遗嘱”。

实际上，冯雪峰为鲁迅代笔，这也不是第一次了。1930年鲁迅在左联成立大会上的讲演《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事先并没有文字稿，而是即席的讲演。因为会议的秘密性，所以也没有安排会议记录。一些与会者，尤其是原创造社、太阳社中的一些人对鲁迅的演讲很不以为然，认为鲁迅是“老调重弹”。基于此，组织者在会后也没有安排专人整理鲁迅此次的重要讲演。但是参会的冯雪峰却认为鲁迅的发言非常可贵，是“空谷足音”。所以在过了三四天之后凭记忆追记、为鲁迅整理和代写了《对于左冀作家联盟的意见》，“其中有些话在大会上未说过，是他平日谈话时说的”。鲁迅后来对冯雪峰的代笔作了审阅和修改，比如加上了“汉官威仪”、“峨冠博带”这样的冯雪峰当时不会用的文语。[30]可以说，正因为鲁迅和冯雪峰之间有过这样的成功合作，在1936年6月鲁迅病重期间，鲁迅才可能放心地授权冯雪峰去处理拟写答复托派的公开信这种重要的事情。1930年冯雪峰在为鲁迅代写《对于左冀作家联盟的意见》时，加入了不少鲁迅平日谈话的内容；1936年冯雪峰在代写《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时，也强调自己是“完全按照他（鲁迅）的立场、态度和多次谈话中他所表示的意见写的”。如果此说属实，那么这两篇文章实际上带有记录的性质，也就是说，可以算成是一种记录稿。从这个意义上出发，冯雪峰在二文文末注明“先生口授，O. V. 笔写”，也不为大过。何况根据胡风的回忆，这两篇文章实际上在发表之前给鲁迅听读过，获得过鲁迅的首肯。而根据冯雪峰自己的回忆，文章在发表之后，鲁迅“认为符合他的立场、态度和意见的”，也就是鲁迅对两篇文章进行了再次的确认。

鲁迅在两篇文章发表之后，不管是在公开场合，还是在私下场合，都没有对文章署自己的名字有过任何的否定性的暗示，而肯定性的说法，也就是有意无意地承认这两篇文章属于自己的作品的说法则不乏其例。举其著者，则属1936年8月初冯雪峰根据鲁迅的意见草拟，由鲁迅补充、修改后定稿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因其经过鲁迅的仔细审阅和修改，这篇文章被公认为是鲁迅的作品（冯雪峰回忆说鲁迅大约修改和加写了一两天时间；而鲁迅与他人如姚克、曹白的谈话中，则说自己共写了（也就是修订了）四天[31]）；到现在为止，似乎还没有人主张把它从《鲁迅全集》中删除。正是在这篇文章中，鲁迅提到：“但现在文坛上仿佛已有‘国防文学’牌与‘民族革命战争大众文学’牌的两家，这责任应该徐懋庸他们来负，我在病中答访问者的一文里是并没有把它们看成两家的。”这里无疑是鲁迅确认了自己对《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一文的冠名权。在反驳徐懋庸说鲁迅在《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试图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作为“统一战争的总口号时”，鲁迅认为这是“胡说”，他驳斥说：

我问徐懋庸究竟看了我的文章没有？人们如果看过我的文章，如果不以徐懋庸他们解释“国防文学”的那一套来解释这口号，如聂绀弩等所致的错误，那么这口号和宗派主义或关门主义是并不相干的。这里的“大众”，即照一向的“群众”，“民众”的意思解释也可以，何况在现在，当然有“人民大众”这意思呢。[32]

根据现存这篇文章的手稿，对于上述这段文字，鲁迅对冯雪峰的草稿作了特别的订正，把原草稿中的“我问徐懋庸究竟读过我的文章没有？徐懋庸如果读过我的文章”这一表述改成了“我问徐懋庸究竟看了我的文章没有？人们如果看过我的文章”。在这里，鲁迅明确肯定了《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一文是“我的”文章。这里对“大众”一词的解释，应该主要是反驳《文学界》在刊发《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一文时所加的编者附记，附记中认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一口号中的“大众”一词不能用，因为“大众”只能指“工农大众”，不利于“联合战线”的“新政策”。这就是说，鲁迅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这篇文章改就的8月3日至6日，对6月初由冯雪峰拟就的《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一文是公开认账的，是担负一切文责的。而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的后半部，也就是鲁迅重写和加写较多的部分，鲁迅着重提到当时的小报对他和胡风的造谣：

然而奇怪，此后的小报，每当攻击胡风时，便往往不免拉上我，或由我而涉及胡风。最近的则如《现实文学》发表了ＯＶ笔录的我的主张以后，《社会日报》就说ＯＶ是胡风，笔录也和我的本意不合，稍远的则如周文向傅东华抗议删改他的小说时，同报也说背后是我和胡风。[33]

显而易见，鲁迅在此明确表达了同时发表在《现实文学》上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我们现在的文学运动》是他本人主张的意见，坚决否认了《社会日报》[34]所称O.V.也即冯雪峰的笔录与自己的本意不符的指称。1936年6月份冯雪峰的两篇代笔与鲁迅的原意基本相符，这从冯雪峰的回忆中也能找到更多的线索。在谈到为鲁迅拟写《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的缘由时，冯雪峰说：

当时鲁迅在大病之后，我看他身体确实远没有恢复健康；又因为六月间我曾以“O.V. 笔录”形式，代他处理过两件事情，还符合他的意思，于是我看完徐信后就说：“还是由我按照先生的意思去起一个稿子吧。”但鲁迅说：“不要了，你已经给我抢替过两次了。这回，我可以自己动手。”（意思是说，他身体已经可以写文章。）[35]

这段话经常被论者引为“铁证”，说是鲁迅因为不满意冯雪峰为自己代拟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我们现在的文学运动》，所以不再信任冯雪峰，从而婉拒了冯雪峰再次为自己代写答徐懋庸信的请求。可是明明冯雪峰在这里说鲁迅觉得自己为鲁迅代写的两篇文章“还符合他的意思”。而且从常理推断，如果鲁迅对冯雪峰6月份为自己代写的两篇文章表示过不满的话，那么冯雪峰是绝无胆量再次提出为鲁迅拟写文章的。鲁迅在回答冯雪峰使用的“抢替”一词，也明明白白地表达了鲁迅对冯雪峰关爱自己身体的感谢之情，这哪里有半点不满的意思？！冯雪峰还回忆说，《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发表后，“他（鲁迅）翻着那杂志的时候是高兴的；可是，过几天我去看他时，他笑着说：“我们还是便宜了托派！他们的来信没有比我的回信低两格排，这样，我们就把来信和回信平等看待了。我们当时没有注意，便宜了他们!”[36]在另一篇关于《答托洛斯基派的信》的回忆中，冯雪峰的回忆与此稍有不同：“鲁迅看了，面带笑容地说，‘这次便宜他们了，来信也用同一字号，没加区别，太便宜他们了。’”[37]但是两处回忆的主要精神都是一致的，就是鲁迅没有对信的主旨（是否符合他的初衷）有所质疑，而只是挑了一些形式上的小毛病。如果鲁迅不满意6月份冯雪峰为自己拟写的两篇稿子，认为不忠实于自己的本意的话，那么，8月份冯雪峰重操旧伎，试图再次给鲁迅代笔《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时候，鲁迅一定会断然拒绝的。但是鲁迅没有，而是认为冯雪峰的稿子基本可用。冯雪峰回忆说：

可以说，由于冯雪峰的稿子基本上都是“按他（鲁迅）谈过的话写的”，冯雪峰再次为鲁迅拟写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也是基本符合鲁迅本人的意思的。从冯雪峰忠实地依据鲁迅的意思，拟写约7000字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长篇文字来看，我们没有理由相信他根据鲁迅平日的言论，而为鲁迅所拟写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我们现在的文学运动》是不忠实于鲁迅的本意的。

经过鲁迅审阅和订正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和前此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相比，在内容上也有很大的一致性。《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一方面不相信中国托派“会下作到拿日本人钱来出报攻击毛泽东先生们的一致抗日论”，认为这应该算是谣言，另一方面，对中国托派不遗余力地猛烈攻击“史太林（即斯大林）党”的政治路线，以及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政策的作法，无可讳言，《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也隐隐流露出些许怀疑，怀疑这种行径是否为日伪敌特所主使。而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也有类似的表述：

（因为）据我的经验，那种表面上扮着“革命”的面孔，而轻易诬陷别人为“内奸”，为“反革命”，为“托派”，以至为“汉奸”者，大半不是正路人；因为他们巧妙地格杀革命的民族的力量，不顾革命的大众的利益，而只借革命以营私，老实说，我甚至怀疑过他们是否系敌人所派遣。[39]

我甚至怀疑过他们是否系敌人所派遣”一句，草稿作“我甚至怀疑过他们是否是敌人派遣来的”，鲁迅作了现在的修正[40]。怀疑归怀疑，在答徐懋庸的信中，鲁迅对论敌的诬陷和无端攻击，并不主张“以其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所以，鲁迅在该文的定稿中，把草稿中的“不能提出真凭实据，而任意诬我的朋友为‘内奸’，为‘卑劣’者，我则要×以此道还敬于其人的”订正为“不能提出真凭实据，而任意诬我的朋友为‘内奸’，为‘卑劣’者，我是要加以辩正的。”[41]这句话与《答托洛斯基派的信》的下述一段话，其内在精神是相当一致的：

因为你们高超的理论为日本所欢迎，我看了你们印出的很整齐的刊物，就不禁为你们捏一把汗，在大众面前，倘若有人造一个攻击你们的谣，说日本人出钱叫你们办报，你们能够洗刷得很清楚么？这决不是因为从前你们中曾有人跟着别人骂过我拿卢布，现在就来这一手以报复。不是的，我还不至于这样下流，因为我不相信你们会下作到拿日本人钱来出报攻击毛泽东先生们的一致抗日论。[42]

《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在这里说得很清楚，不能因为某些中国托派跟在自由派知识分子后面诬陷鲁迅拿苏联的“卢布”，鲁迅自己就反过来也要诬陷托派拿帝国主义的钱。这封公开信明确表示，鲁迅“还不至于这样下流”。如果没有证据而造谣，那鲁迅无疑是自甘“下流”了。这个精神，与鲁迅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所申明的，即便对方诬陷自己为拿苏联的“卢布”，如果没有真凭实据的话，自己也不能凿空诬陷别人为“内奸”、为“卑劣”的意思是高度一致的。

[1] 学位论文有张广海《革命与阶级视野中的鲁迅文学观——以鲁迅对托洛茨基文艺理论的接受为例》（北京师范大学2007年硕士论文；刘晓静《鲁迅与“托派”关系研究》（陕西师范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专著有長堀祐造著『魯迅とトロッキー』 (平凡社、二〇一一年)。长堀祐造有关托洛茨基与鲁迅关系的不少文章也在中国杂志上发表过。

[2] 持此论的代表性学者，有朱正、长堀祐造、田刚等。

[3] 冯雪峰：《1928至1936年的鲁迅：冯雪峰回忆鲁迅全编》，上海文化出版社，2009年，第229、230、234、237、265、282页；胡风：《胡风全集》第七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06页。当然，将鲁迅指认为“托派”，可能也不是始于共产党内部的周扬等人，在一九三四年四月六日于上海刊行的《社会新闻》报纸中，就登载有一篇署名“少离”的短文《鲁迅与托派》，文中煞有介事地声称：“鲁迅翁加入托派的动机，主要的却是被火一般的领袖欲所驱使着的。”（见《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1卷，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第943页。）

[4] 冯雪峰：《1928至1936年的鲁迅：冯雪峰回忆鲁迅全编》，上海文化出版社，2009年，第235页。

[5] 比如1936年4、5月间，鲁迅为良友图书公司编选的《苏联版画集》中，就收入了多幅斯大林的画像。根据当时跟鲁迅联络的良友编务赵家璧回忆，在选画时，鲁迅“对于十月革命的历史画和列宁、斯大林的画像一副都不删。他说，这些画，过去一直无缘同中国广大读者见面，这次既印成画册，就应当让读者尽量多看到一些。为了满足中国人民对世界革命导师的渴望和崇敬，让他们对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革命斗争的历史多留下一点形象化的印象，鲁迅想得多么周到啊！”（赵家璧：《编辑生涯忆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08-109页。）

[6] 同上，第235页。

[7] 《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中用语。

[8] 冯雪峰：《1928至1936年的鲁迅：冯雪峰回忆鲁迅全编》，上海文化出版社，2009年，第253页。

[9] 冯雪峰：《1928至1936年的鲁迅：冯雪峰回忆鲁迅全编》，上海文化出版社，2009年，第217页。

[10] 胡风：《胡风全集》第七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06页。

[11] 如果冯雪峰1951年的回忆是准确的话，那么两篇文章实际上是由鲁迅口述，冯雪峰笔写的整理稿。实际上冯雪峰1966年和1972年的回忆中也说到两文是“完全按照他（鲁迅）的立场、态度和多次谈话中他所表示的意见写的”，也就是说，两文都有对鲁迅口述的整理稿的性质。但是为了下文行文的方便，我们一律把《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两文称为冯雪峰的“拟写”或“代笔”。

[12] 胡风：《胡风全集》第七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06-107页。

[13] 前文说到，冯雪峰1930年5月7日参加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立三与鲁迅的会谈，会谈以鲁迅不赞成李立三的意见而无果而终。这充分体现了鲁迅不盲目服从外在权威，不会因为领导人意愿而轻易改变自己的观点的个性。对于参加过那天的会谈，亲身领教过鲁迅这一刚性特点的冯雪峰，是否会发牢骚，说鲁迅不如高尔基盲从共产党？胡风在此的说法，姑且存疑。

[14] 胡风：《胡风全集》第七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07页。

[15] 胡风：《胡风全集》第七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07页。

[16] 冯雪峰：《1928至1936年的鲁迅：冯雪峰回忆鲁迅全编》，上海文化出版社，2009年，第236页。

[17] 冯雪峰：《1928至1936年的鲁迅：冯雪峰回忆鲁迅全编》，上海文化出版社，2009年，第236页。

[18] 李新宇、周海婴主编：《鲁迅大全集》卷10，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149页。

[19] 李新宇、周海婴主编：《鲁迅大全集》卷10，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152页。

[20] 茅盾：《茅盾全集》第2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第142页。

[21] 载上海《光明》半月刊（每月10日、25日发行），1936年第1卷第1期，第 68页。

[22] 《鲁迅大词典》，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第178页。

[23] 上海师大中文系鲁迅著作注释组：《访问巴金同志：谈<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起草经过及其他》，载《新文学史料》第1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74页。

[24] 《文学丛报》：月刊。1936 年4 月在上海创刊，王元亨等编辑，出至第5 期停刊。根据该杂志每期的标识，《文学丛报》每月1日出版。

[25] 《文学界》第1卷第2号第12页，1936年7月10日，上海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