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年，一篇《用毛泽东思想指导杀猪》的文章在网上流传。文章介绍的是一个叫杨美玲的少女在屠宰厂学习杀猪的故事，这篇文章是山西原平县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代表会议的一份材料，文章可能写于1966年。

我今年18岁，1964年8月到屠宰场当徒工，刚进场干的是洗下水、晒羊皮等零星杂活，正式开始拿杀猪刀到现在仅仅只有13个月，在这较短的时间里，我除初步地掌握了过命、挺猪、吹鼓、退毛、开膛、倒粪、下架、剔骨等有关杀猪的一整套技术外，还学会了宰羊、杀驴的技术。

现在我已经能够：3分钟过命、挺猪、吹鼓；4分钟开膛、下架；8分钟剔完一头猪的骨头。现在我正在继续勤学苦钻，力争把猪杀得更好、更快。17-18岁的姑娘家当了屠宰员，这件事引起的议论可够大了。乡亲们说：自古以来哪有女人能杀了猪的……。

师傅们说：“在旧社会我用3-4年学不到的本事，美玲不用1年的时候就学到了，真快啊！……”我能用较快的时间学会了屠宰技术，我能把人们认为女人办不到的事情办到，这是因为什么呢？是凭我天生的聪明吗？不是的，完全不是，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威力，如果说我有点聪明的话，也是毛泽东思想给了我智慧，给了我聪明。如果说我勇敢的话，这完全是毛泽东思想给了我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胆略。

文章一出来就遭到了那些经常有事没事“反思”一下文革的自由派先生们的轰炸式嘲讽。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山西文学》杂志副主编毕星星的《听毛主席话 妙龄少女杀猪去》。 

在这篇由人民网（哈！）转载的文章中，毕星星先生首先提出了他认为放之四海皆准且超越历史的性别分工理论：“从人类脱离动物的属性开始，男女两性分工就形成了”，而“杀猪是一种费劲、肮脏，在常人眼里还很低贱的活儿，一般都是粗壮的男人来干。”因为两性的生理特征决定了“男主外、女主内”等“一系列成规”。因此“不为别的，生为女人，她的名字是弱者——以生理特征而论。”

美女杀猪的景象，让毕先生开始反思革命对女性特征的摧残：“革命崇尚暴烈，崇尚力量。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从容，那样温良恭俭让。女人若不愿意脱离革命，就请把自己变成男人吧”。杀猪这种职业对女性造成的影响让毕先生不寒而栗：“宽腰松胯，四肢变形，骨节肿大，粗皮糙肉，没有任何女性会以此为美。体现在行业选择，女性尽量避免从事诸如屠宰、兽医、小贩、乞丐等职业”。

毕先生不仅尽到了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本分，而且也为革命派人士担忧：“即使是最革命的革命派，也不会赞成把我们的姑娘放到这样不堪的岗位吧。”最终他用既是惋惜又是悲愤的语气替女性控诉了文革时期她们的血泪史:“从杨美玲杀猪，我们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正是由体力活开始，到粗糙崇拜，到祛除耻感，一步一步围剿女性美的。”“把最怕羞的女性摆到这样的位置，这种恶意十分残忍。如此粗暴地屠杀女性的羞怯，是谁的创意？“文革”中这种异化女性的路径，已经将女性美彻底铲除干净。你能看到到处都是对美的撕裂，彻底毁灭，不留残片”。[1]

从毕先生声泪俱下的控诉中我们可以总结出这样一个核心观点：文革时期中国的女权状况大为退步，以至于杨美玲这种“招人怜爱、撩人心思的美女”居然去从事杀猪这种“恶意残忍”的职业。那我们就来看看文革期间女性究竟遭遇了什么吧。

在发展经济学领域，一般把一个国家女性生育率看做该国妇女地位，以及女性解放的重要指标。女性生育率指的是一名妇女一生所生育的孩子的数量。无论是主流经济学的微观家庭决策理论还是进步的女性主义经济学，都认为当女性受教育水平、收入和家庭地位提高时，会减少生育孩子的数量而将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参加非家庭劳动，参加公共管理和娱乐中。因此，如果文革期间女性地位有所下降，那么中国妇女生育率要么上升，要么维持基本不变，即使下降也要显著慢于那些不在文革炼狱中“自由世界”的国家。事实如此吗？

从“自由世界”的大金主世界银行的数据库里我们找到这样一组数据：

我们可以看到，在度过了三年自然灾害(1959-1961)的困难时期后，中国妇女的生育率在文革开始前的1965年达到了历史高峰6.385。然而，在毕先生认为的女性饱受摧残的文革中，生育率竟然开始飞速下降，这种趋势持续到了人民公社基本解体，国有企业改革尚未完全开始的1982年，该年的生育率是2.533。短短十六年间取得如此成就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而其绝大部分又是在文革十年中取得的。与之相对应，与中国同属发展中国家、一直沐浴在自由市场之光中的印度在1965年的起点与中国差不多，但却整整用了50年才取得了这样的成果。更加令人大惑不解的是，在计划生育严厉执行的八十年代，对，就是对那个自由派先生们来说“思想解放”，而对中国女性来讲却是“铜环上紧（强制节育）”的八十年代，生育率反而回升了，在自由派生先生们最能呼风唤雨的八十年代末，达到了一个历史小高峰（1987年2.676）。 

这就很尴尬了，文革期间的中国妇女用生育决策狠狠地伤了毕先生关爱“弱者”的同情心。那么，这些本该待在家、绣绣花、学学“三从四德”《弟子规》，给自由派先生们端茶煮菜红袖添香，显示周国平先生魂牵梦萦的“母性”的中国女性，在文革时候除了杀猪之外都去哪里了呢？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从1962年到1978年，女学生在小学中的比例从34.8%上升到44.9%，在普通中学中从34.1%上升到41.5%, 在职业中学中从23.6%（1965）上升到了32.7%（1980）。考虑到文革时期中小学迅速扩大的规模，女性受教育程度在文革期间有了极大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女性涌入学校，学文化，学技术。她们确实学会了那些过去只有男人才能干的东西，有的学会了开飞机，有的学会了管企业（如笔者的祖母），有的试验了青蒿素，有的成了拖拉机修理能手，有的成了田间垄头的赤脚医生，有的正如杨美玲一样，学得了一身自由派先生嗤之以鼻但人民群众交口称赞的杀猪绝活，成为一名普通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她们从夫为妻纲、三从四德的陈腐道德中走了出来；她们从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低头认命中走了出来；她们从束缚肉体的裹脚布里走了出来，她们也从束缚灵魂的、“惹人怜爱”的所谓“女性美”的裹尸布中走了出来。文革中的中国女性不是什么需要“怜爱”的“弱者”，她们在学习和实践中，逐渐成为工作的主人、家庭的主人、国家的主人，以及自己身体和思想的主人。

更令自由派先生们尴尬的是，这一切成就取得的原因，正是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中国革命。恩格斯指出，分工是阶级形成的基础，女性解放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大工业条件下女性普遍参加就业。只有女性拥有独立的经济来源，并且在社会生产和管理中有一定地位才会在女性解放斗争中真正有力量。因此，鼓励女性参加工作，尤其是技术和管理工作，是识别一个政权是否是进步政权，一个政党是否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必要条件（必要而不充分），女权主义者不一定是社会主义者，但社会主义者一定是女权主义者。尽管斯大林的苏联和希特勒的德国在自由派先生眼里都是十恶不赦的“邪恶帝国”，甚至前者更邪恶一些。但是卫国战争中英姿飒爽的苏联女狙击手和只能为“千年帝国”在家炖土豆刷盘子的德国妇女之间鲜明的对比足以让我们看出谁是进步的。同样，正是因为苏联女性广泛地参加工作导致的生育率下降，才使其避免了一些杞人忧天的西方经济学家预言的“人口爆炸”。“不爱红装爱武装”，“妇女能顶半边天”反映的女权主义思想，正是粉碎了了毕先生念念不忘的“家庭分工”之后的进步女性的姿态。

国家，阶级，政权，个人，其对待女性，对待自然，对待劳动人民的态度往往是一致的。自由派先生们，以及市场经济中的“成功人士”们对劳动人民嗤之以鼻的态度与其贬低女性，物化女性的态度是一致的。毕先生是多么认为“屠宰、兽医、小贩、乞丐等职业”会让人“五大三粗，凶狠粗鄙，满脸横肉”，他们就越是不想看到作为听话的家务工具和温顺的审美对象的女性从事这样的工作。他们有多么庆幸自己不是“穷逼”中的一员，就会有多么敌视和物化女性。从另一个角度说，真正彻底的女权主义也一定是以解放全世界劳动人民为自己的最终目标。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存在一天，就意味着包括绝大多数女性在内的劳动人民没有从“奴隶般的分工（马克思）”中解放出来。在这种条件下，性别压迫只会一天天地再生产出来。因此，女性的解放，是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中国革命的逻辑和历史进程的必然结论。杨美玲用质朴的语言表达了这一观点，是正毛泽东思想给了她“智慧和勇敢”让她“在较短的时间内”办到了别人认为“女人办不到的事情”。[2]不追求人类解放的女权主义，在现阶段可能尚有其进步意义，但是在不远的将来，面对历史浪潮之时，必然需要作出是跟人民还是跟资本站在一起的选择。

最后还想对自由派先生们说一句。中国的女权主义将会比你们更有出息，中国的女权主义会超越你们“为稻粱谋”的个人主义，超越你们“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宗派纠葛。你们不仅不能领导女权，而且会被女权撞个粉碎。中国的女权主义将会再次引领世界女性解放的浪潮，正像她们五十年前曾做到的那样。

[1]参见：http://history.people.com.cn/GB/198593/17386680.html

[2]根据网上现有资料，杨美玲学习的很可能是《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组成的“老三篇”以及《雷锋日记》。这些文献主要讲的是克服困难，坚定革命意志和全心全意为劳动人民服务。参见：http://www.aboluowang.com/2010/1201/188145.html

(作者：装甲巡洋舰曙光号。公众号“红旗太平洋”授权激流网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