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内作家方方的长篇小说《软埋》出版，并能够在体制内文学第一刊《人民文学》刊出，还得到体制内外的广泛赞扬，这个事件标志着告别革命事业在文艺场域所达到的最新高度。应该说，这个事件首先标志着一种意识形态的颠覆现实——从前各种“反剥削反压迫”话语业已彻底剥离完成，由此，革命的政治后果及其历史叙述，开始赤裸裸地暴露在“任评说”的审视目光之下，《软埋》就是一个这样的代表性作品。

   既然作协方主席要通过讲故事来颠覆土改这样一场标准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及其价值观，显然，文学就已经严重越界走到了为政治和经济体系转换“定规矩”的高度，也因为这样，就可以从政治和经济角度来评定一下方主席的文学想象力在哪里严重越界了。

一、《软埋》发表所标识的历史时刻

   就方方小说中间的情节设计和故事展开状况而言，应该说，作者对于革命的理解过于肤浅，只知道土改这样一场革命颠覆了富贵人的地位，但却不知道为什么以及如何被彻底的革命所颠覆。方方自述这部小说的创作宗旨是：“土改的历史进展时间并不长，但影响了中国整个社会的生态，尤其是农村，因土改而改变命运的人，何止是千千万万！无数人在这个运动中有着惨烈的伤痛，不愿意记忆，或是不想述说，几乎成为经历者的共性。”[①]

   借用亚里斯多德的说法，平民革命是因为他们是相同的人却没有相同的份额；而贵族革命则反过来，他们是不相同的人却只有相同的份额，因此贵族的革命目标是追求不相同的份额。[②]1949年的革命，是一场平民革命，革命后很多旧贵族丧失了曾经拥有的“不相同的份额”，由此带来某些社会成员的心灵创痛是非常酷烈的，方方的小说《软埋》就是专门表现这个的。而1978年之后的另一次变革，则是快速地获得了不相同份额的人士，坚定了自己对于毛时代的不认同。1949年之后的革命，产生了失败群体的不认同，而1978年之后的变革，则产生了成功者的不认同，这两种不认同与近三十年的意识形态生产有着密切关系。作家方方，则同时拥有这两份不认同，两份不认同都能够契合贵族造反时代的意识形态生产需要。

   时间过得越久，有些问题就越是看得清晰，作为贵族造反意识形态的伤痕文学，从产生之日至今，都一直在声言“不相同的份额”的重要性：

   “伤痕文学从来就不是文学回归本体的努力，而是从一种政治控制下挣脱转向另一种政治的表演。从揭批‘四人帮’到彻底否定文革、揭批毛泽东的错误的进程中，文学在不断调整自己追随政治。像李杨所揭示的那样，梳理伤痕文学写作－接受的过程，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政治权力的支配、监督、引导、鼓励、规训和惩戒时时在发挥着作用。”因为伤痕文学特别符合当时的政治需要，作品就率先获得发表机会和评奖机会，一批符合需要的作者成名成家了。“伤痕文学并没有在寻根文学兴起之际走向解体，而是在一种政治合法性依据的庇佑下，作为一种现实中继续书写着的记忆。从七十年代末至今，三十年即将过去，但伤痕的言说至今绵延不绝。”“这种书写，九十年代以来与商业需求相结合，运用着多种形式将作家们能想到的任何罪恶和苦难都涂写在了这一时期，创伤记忆就这样定型并将沿着这样的路向不断地延伸。从1985年开始的以莫言、残雪、余华、徐晓鹤等人的先锋小说，到新世纪以来的种种纪实与虚构的文学形式，一直在重复书写着知识分子关于历史创伤的记忆。”“诉诸这样的表达，与其说这是他们在向历史讨还物质赔偿和精神赔偿，倒不如说他们是在向现实诉求永无满足的现实权益和精神安抚。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伤痕文学的精英意识形态特征。”[③]

   1980年代文学的畸形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发挥了近乎全部意识形态的功能性作用，由此成为那种主导性的符号生产活动。据法国学者布尔迪厄的看法，“占支配地位的符号系统为统治集团提供整合，为社会群体的排列提供区别与等级，同时还通过鼓励被统治者接受现存的社会区分等级而把社会的等级排列合法化。符号系统因此也发挥政治的功能。”“布尔迪厄赋予文化生产者(如艺术家、作家、教师以及记者)在通过符号的劳动生产符号资本以将社会秩序合法化方面以关键性的作用。”[④]

   依据布尔迪厄的符号生产逻辑，显然，在各种学术场域中间，文学场的反应是最迅速的，在变革时代能够率先出场并起到颠覆性的认同塑造作用。而各种号称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领域，其场内竞争和新规则确立，要花很多的时间来沉淀，黑格尔那个人们所乐于不断重复的名言“密涅瓦的猫头鹰要等到黄昏才起飞”，就是说各种带有思想性的总结在时间上存在着“赶不上趟”的滞后性。因此，文学场作为意识形态的首要性，就在于这个时间差方面的优势，不用等到黄昏而是在早上就开始鸣叫。

   从布尔迪厄所揭示的符号资本与政治和经济资本的相互关系出发，可以看到经过伤痕文学及其深化发展之后，政治权力的合法性经过这样的符号生产活动三十多年的逐渐剥离，业已暴露出最核心的危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当性问题，似乎，现在已经到了适合进行深入追问的时候了。方方自己是这样把握的：“我们很多重要的历史阶段，都被交由时间软埋了。尤其在年轻人的记忆里，无数历史的重大事件，都以不存在的方式存在。但是，总归会有一些人，他们不想忘却。他们会把一些刻意埋葬的东西记录下来。这种人，也总是存在。在某一个时刻，忽然人们想起了这些时间段发生的事，那些被记录的东西，就会被翻检出来，连细节都还存在着。我们只是不知道这个时刻什么时候到来而已。”[⑤]《软埋》的出版，还受到官方机构的追捧，作家谈创作宗旨的文章为党建网所转载，本身就是一个对适合时刻的确证。 

二、地主阶级到底是否“配姓赵”——现代化潮流中间的地主阶级出路问题

   也许在方方看来，中国的地主阶级实在是太倒霉了，遭遇到了一场彻底的革命，在革命成功之后他们丧失了一切。那么，在整个世界的现代化潮流中间，西方国家的同类项及其运命又是什么样的呢？

   在十八世纪晚期法国大革命前夕，法国的贵族就被一个名叫西耶斯的人说得一钱不值：“人们怎么能够同意为使三十万人得到可笑的荣誉而愿意这样侮辱二千五百七十万人。这里绝无任何符合普遍利益的东西。”特权阶级汲取了全社会的经济剩余，但只用于支持奢华的生活却不事生产：“农业、制造业、商业，以及所有手艺行业，为了维持、扩展，并为了国家的繁荣昌盛，都要求分享由它们出力积累起来的巨额资金，但是毫无结果；特权者吞下了钱，也吞下了人；而这一切都有去无回地奉献给不事生产的特权者了。”“如果除掉特权等级，国家不会少些什么，反而会多些什么。……没有特权等级，第三等级将会是什么？是一切，是自由的欣欣向荣的一切。没有第三等级，将一事无成，没有特权等级，一切将更为顺利。”[⑥]

   最为糟糕的是，那个西耶斯对贵族的偏见，后来发展成为一种世界性的评判标准，还成为一种历史演化过程中间铁的事实——凡属未能够实现及时转型的旧统治阶级成员，都被历史潮流淹没不见了。从这样的强大经验事实出发，哈佛大学教授巴林顿·摩尔在研究社会转型时指出，旧统治阶级在一个变化的潮流中间是否应对得法是极端重要的，“当我们转向现代化进程本身，会不断看到，土地所有者阶级推行农业商品化的成败，孕育着异常重要的政治结果。……如果地主阶级内部未能发展出真正强劲有力的商品经济态势，革命运动就有可能演变和发展为咄咄逼人的威迫力量。在这种情形下，地主阶级的统治下保留着一个备受戕害却毫无变化的农业社会，地主阶级同它的联系十分脆弱，与此同时，他们却企图加紧对农民敲骨吸髓，从而在沧桑变化的世界上维持自己的生活方式。18世纪的法国、19世纪20世纪的俄国和中国，通常是这种状况。”“中国和俄国，是意义最为重大的现代农民革命的主要发源地，两国的相似之处，是它们的地主阶级都没有完成向工商业社会的转化，也都未能剪除在农民中四处蔓延的社会组织。”[⑦]

   就世界范围而言，除了倒霉的中俄两国的地主阶级之外，其他国家的同类项大都得到了善终。可喜的倒是，就算是法国其死硬派贵族也是少数，大多数都实现了华丽转身。毕竟，欧洲固守着老一套的旧贵族还只是少数，大多数人及时地跟上了时代，由地主转型成为资本家了。在研究历史资本主义制度的形成过程时，美国学者华勒斯坦发现：“1450年的上层家庭中，有相当高的比例到1650年仍然是上层家庭。此外，如果用1900年代替1650年，我们可以发现，与1450年所做的大多数比较结果仍然是真实的。”有这个良好结果是不容易的，从14到15世纪开始，欧洲的封建制遭遇到深刻的内部危机，统治阶级相互残杀、大量地彼此消灭，土地制度向着更为平等的分配方向发展，连意识形态盔甲——天主教内部都有平等运动产生，这一场涉及到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整体性危机，最终通过统治阶级的自我转型而得到克服，“作为一种可行的社会体系，历史资本主义的基本结构建立起来并得到巩固。报酬平等化的趋势被急剧扭转了。上流阶层再次牢牢地控制了政治和意识形态。”[⑧]

   1916年9月，孙中山观钱塘江大潮之后，写下自己的感慨：“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对于这个世界潮流的体悟，很多了解世界历史的人都有所把握，在中国的地主阶级被历史淘汰之前，一位地主子弟费孝通指出，中国的绅士要保住自己的体面就必须转型，但作为一个过时的阶级其绝大多数成员都拒绝费孝通的远见，他们固守着一切直到自己最后被革命强行淘汰，这才带着十万分的不情愿退出历史舞台：

   “他认为绅士文化不适应现代化工业。绅士所受教育使他们轻视技能和技术知识，他们不接触实际，只会揣着手转来转去，要一件小东西也由佣人递给他们。他们关心名誉、地位、‘面子’，整年穿着与劳动人民有区别的长袍，以佣人在旁边侍候为乐趣。在费孝通这一代人中。有的虽然在国外学了科学技术，回国后也不使用它们，而是过着统治阶级的得意生活。如果绅士从事生产，中国工业得到发展，则从事生产的人和受过教育的人之间的心理隔阂就会消除。”“费孝通说解决办法是绅士们从事生产，放弃特权，也就是放弃依靠地租过不劳而获的生活。他说为了他们着想，应自愿放弃，否则贫困的生活会迫使农民采取暴力行动。”“中国现代都市的知识分子，是以前绅士的后继人，他们应当学会实际的、生产性的、技术性的知识，并象牧师一样，把它们贡献给农村。”“绅士迁入城市不仅使农村失去人才，而且他们以地租方式继续榨取农民财富。开弦弓村70%的农民是佃农，他们以40%的收获交给离乡地主。他估计中国大约一半土地为地主、富农所有，他们从农民手中掳夺了四分之一的农产品。而他们仅占全部农业人口的10%。”“他后来称租佃土地为‘剥削’，地主是‘寄生虫’，并警告地主应放弃过依靠地租的特权生活，否则会激起农民的暴力革命。”[⑨]费孝通的姐姐费达生亲自下乡，跟农民一起组织合作社，帮助改进养蚕和缫丝技术，这说明：真正的统治阶级觉悟，不是口头上说说而已，而是要身体力行地抛弃旧身份，向新的方向实现转型。

   同属于地主后代，方方与费孝通相比，缺乏历史远见，更多地体现了旧统治阶级成为历史演进阻力的那种执着劲头，地主阶级做这样的选择其后果当然是把历史僵局最大化：如果历史不能够强行淘汰这个地主阶级、他们就要阻碍历史前进直到最后一刻。中国晚清以来的各种改良包括有限度的革命，都最后失败了，原因不是别的——地主阶级顽固地拒绝一切变革，直到最后的历史审判日来临他们无力抵制为止。正是因为不能够正确地看待历史变革的要求，以及认识地主阶级与中国历史全局的关系，所以，方方未能获得从历史经验和教训中间进行学习的能力，在设计小说情节的时候，就只能够进行简单的哭诉和道德颠覆，这就与老贫农控诉地主有了高度一致性。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是在战场上决出胜负的，这个过程中间有数百万军队对阵和数十万人死伤，付出牺牲的多是底层民众，地主阶级成员牺牲的数量反而极小极小，因为国共两军的士兵有着同一个来源——农村的底层农民。由于蒋介石政权属于半殖民地性质，还得到外部宗主国的巨额美援支持，来巩固自己的统治，美援虽然未能够影响到最后的革命结果，却使得蒋政权垂死挣扎的时间延长了，这不仅延缓了革命胜利的时日，而且也加大了战场上双方的牺牲数量，但这些加大的牺牲数量也主要是由底层民众承担的。反过来，由于反对革命的军事力量最后是在战场上被摧毁的，多数地主阶级成员因其很少服兵役，反而从这一场捍卫其地位的反革命中间幸存下来了。

   地主阶级成员的多数能够经历革命而活下来，不仅是因为地主很少参军上前线，还因为革命的权力基础在最后胜利之前就已经高度稳固了，这个时候就无需通过镇压反对者来巩固政权，这被美国学者亨廷顿称为东方型革命。美国学者亨廷顿区分了东方型革命和西方型革命，他指出东方型革命的最后阶段无需恐怖手段：“在西方型革命中，恐怖活动发生在革命后期，它是激进派掌权之后主要用以对付温和派以及与他们抗争的其它革命集团的武器。……在东方模式中，革命运动变得越强大，它对恐怖主义的依赖就越趋于减少。”[⑩]方方的亲戚们大多数没有上战场，他们不是在战场上而是在土改过程中间，才与共产党的有组织力量相遇的，这个时期政权足够稳固已经无需镇压敌对阶级了，所以地主在战争中间生存下来之后，会进一步因为革命的东方型特点而继续生存下去，当然，要失去他们曾经拥有的不相同的份额。

   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时期，对于旧统治阶级成员的肉体消灭很是严重，这不是别的原因：任何政权都不可能宽容那些足以威胁自己的不信任力量存在，黄巢起义期间，韦庄亲眼目睹过“内府烧成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的悲惨情景。毛泽东领导下的共产党革命，因为采取新民主主义革命手段，能够快速在农村建立起有执行力的稳固政权，革命胜利之后能够迅速地稳固局势并因此拥有高度自信，地主阶级无论是否选择合作都无损大局，这才有消灭一个阶级同时改造地主阶级个人的政策出台。换言之，依据历史经验，与新政权不睦的旧统治阶级成员，其生存机会仅仅联系着新政权是否拥有切实的自信，而这一自信只能够依靠切实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来确立，至少到目前为止，还看不到另外的成功经验。亨廷顿所谓的东方型革命，人类历史上就只有中共这一家符合其特点，苏联革命的过程和结果就完全两样。

   方方可能不想要知道的是：对于革命后的政权而言，不存在符合地主阶级需要的那种好与坏的二选一，而只存在生与死的二选一。而共产党革命后那种较为人道的选择——对绝大多数地主不作肉体消灭而采取改造个人的政策，历史上也只出现过这一次。如果方方打算鄙薄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没有进行过的话，共产党胜利之后的选择就极其狭隘了，方方肯定不会希望出现那样一种情况的。实际上，由于1950年美国军队直接进攻朝鲜本土，国内地主阶级借机发难，在一定程度上曾经降低过一点点新政权的自信，为此出台过较前更为严厉的政策，若非美国侵朝和地主暴动的影响，可以肯定地说，人道政策的执行范围和力度都会更大一些，从而少死一些人。

三、最低限度的统治阶级觉悟是什么——土改的经济内涵

   历来公认孔夫子不是革命家，他有一个著名的说法：“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论语·尧曰》）宋代朱熹为四书作注的时候，说“四海之人困穷，则君禄亦永绝矣。戒之也。”这个说法可以看做是“统治阶级觉悟”的最低要求，任何一个明智的统治阶级成员都应该看到：被统治阶级的生存境况是统治地位稳固与否的函数。

   国民党政权不承认阶级斗争，说中国社会只有小贫大贫和赤贫的区别，但是，小贫家庭对赤贫家庭那些微不足道的聚敛数量，其社会经济后果就是扼杀一切发展潜力。老田老家那个大队的最大地主，也只有300担“锞”——每担锞年收租谷200斤，按今天的稻谷价格年地租收入不到6万元。方方的父母家族号称有几百亩田，年收入也只在10万元上下，考虑到这还是一个家庭的收入，以今天的标准算不上多么豪富。但是，地主阶级聚敛到手的不仅仅是贫困农民家庭的小数量农业剩余，而是整个社会的绝大部分经济剩余，就这样，为了支持了小贫家庭的贵族地位就耗竭了全社会的投资能力，葬送了为所有人谋出路的全部可能性。从晚清洋务运动开始到1949年的近百年时间，累积的工业固定资产数量仅仅120亿元，而共产党掌权之后的一五计划期间，新形成的工业固定资产数量是492亿元（一五时期总投资766亿元），相当于旧中国百年积累数量的四倍多。

   地主阶级从农民手里转移走的经济剩余数量，是农民最低生存需要之外的全部，这不仅导致工业化进程难于启动，还因为这一部分经济剩余的榨取导致农民过度穷困，并由此引发农业生产力水平的长时间退化。潘光旦教授曾经在苏南考察过土改，他真切地把握到地主对农民的剥夺，其后果严重到何等程度：

“苏南农村曾普遍流行一首歌谣:‘农民背上两把刀：租米重、利钱高。农民面前路三条：投河、上吊、坐监牢。’”“在封建社会中，地主阶级有权、有势又有钱。他们的钱是决不再投进生产中去的。他们的钱只有三条出路：购买土地、埋在地窖里与享受奢侈的生活。三条出路其实是一条出路，因为购买土地与埋藏钱财在地窖里的最后目的，还是为了奢侈生活的享受。”“在这种恶性循环的影响下，生产力的提高与发展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呢?有钱的地主不从事生产，不愿从事生产，也可以不从事生产。地主的钱是用来修筑花园了，大吃大喝了，购买土地了，埋在地下了。而从事生产的劳动农民却没有钱，因为劳动农民辛勤所得的钱，通过‘租米重’与‘利钱高’两条路子，已经变成了地主的钱。农民既然没有了钱，便不能买耕牛，不能买水车，甚至不能买一两把铁锄。”[11]

   由于地租和高利贷的榨取力度过大，农民的穷困程度过高，业已到了严重损害农业生产潜力的地步。战国时期已经有了牛耕，唐代就发明了江东曲辕犁，但是到了民国年间，农业已经退化到要用人力铁钉耙挖田了，耕牛和犁具都成稀罕之物了。费孝通调查的江村就主要是利用人力铁钉耙挖田的，与低廉的劳动力价格相比，养牛已经成为不合算的事情了，据曹幸穗研究：“30年代，已有许多村庄完全不养耕牛，农田耕作全凭人力，从传统的‘牛耕’返回了‘锄耕’的落后阶段。只有那些种地10亩以上的农户才养得起耕牛，从而能保持传统的生产力水平。不过，这类规模较大的农户仅占全体农户的15%左右。在新式机器动力出现之前，畜力已被挤出农耕之外。人口超量增长不但排斥机器动力的使用，而且排斥传统畜力的使用。”[12]农业劳动力人均占有的工具数量下滑，导致劳均产出水平下降；还由于农民过度穷困，缺乏必要的投入，土地的单产从清代晚期开始也出现下降的长期趋势。[13]

   农民的穷困，使得高利贷盘剥有了更为理想的对象，地主富农阶级有了更多的机会榨取更高份额的经济剩余。结果是双重的，一个方面是榨取力度远远超过了底层民众的最高负担能力，由此带来农业的逐步衰退，同时，每年每月都有相当数量的农民找不到养活自己的农业资源，被强制地“析出”农业生产过程成为流民。

   大量失去生存机会的农民“析出”农业和农村，成为一种极为特殊的产业后备军——为了生存不得不接受极端苛刻的就业条件，这导致各种腐朽堕落的雇佣制度例如“包身工”盛行起来，据夏衍的调查，包身工在三年的“养成期”内死亡率高达三分之一。就是这种极端低劣的就业机会也是很少的，本土工人数量只有两百万左右，为寻求工作和生存机会的“猪仔出洋”数字则要高出好几倍，因为运输和工作条件过于恶劣，其死亡率更是高得惊人。曾去古巴调查契约华工生存境况的容增祥写有“猪仔”诗八绝，揭露古巴华工苦况，其中一首是这样说的：“肉破皮穿日夜忙，并无餐饭到饥肠。剩将死后残骸骨，还要烧灰炼白糖。”[14]

   不管是选择当包身工的女孩，还是选择出洋卖苦力的壮丁，还都属于“良民选择”，在这个选择之外还有大量的“暴民选择”，邓子恢1929年根据(福建)闽西6县调查提出，“在高地租、高利贷的双重过量剥削下，以及在‘洋货之侵入与手工业之失败’的影响下，闽西地区‘游民阶级’占人口的25%，其中‘半失业者’虽然半匪半民，‘仍可以参加革命;完全失业的，在闽西或做匪，或当民团，或在(地方军阀)卢新铭部下当兵，或在城乡靠赌钱过活，以前大半是附属于反革命势力的’。这个分析表明，过量剥削必然导致农民破产失业，进而士绅‘劣化’，农民‘匪化’。这种过高的制度成本显然是传统社会所承受不起的。”[15]因为大量人口长期处在生存线之下，或者在生存线附近徘徊，小有天灾便会导致大批人口濒于饿死边缘，老田听老一辈人讲述，解放前三两年就会有穷人组织起来“吃大户”的事情发生，方方老家彭泽县离老田的故乡蕲春不远，情况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因为小贫家庭有数量过多的穷邻居，他们构成对地主阶级持久的威胁，因此，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晏阳初、梁漱溟等人切实下农村去组织改良运动，就得到海内外统治阶级的贴心支持，造成人类历史上一个空前的改良主义黄金时代——没有多少成效的事业却得到全世界的过度美誉和热心支持。反观今日的中国，温铁军、贺雪峰两教授老是呼吁要搞农民的组织建设，呼吁不要轻率地分离土地和农民，寻求农民和农村内部的稳定性建设路径，反而被学界主流精英扣上“左派”帽子长期打压，使得这两人守护同等数量的职业利益要多付出好几倍的努力，结果学界的聪明青年谁都不愿意沿着这个“吃力不讨好”的道路走，被扣上左派帽子的学者就成了光荣孤立的“一小撮”。从前得到美誉的改良派观点，在今天却受到主流精英的扣帽子打压，这个变化背后的历史和政治意涵很值得深思。

   即便是不看外部世界的浩浩荡荡潮流，仅仅从农业生产本身来看，地主阶级的地租和高利贷剥削，业已窒息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全部潜力，工业化固然难于展开，农业也在这个过度榨取的力度下逐步衰退了。孔夫子不是革命家，朱熹更不是，从他们确立的统治阶级最低觉悟看，有了地主阶级的富贵，中国的发展和多数人的生存都毫无出路，因此地主阶级的继续存在实在是没有任何“天理”。

   上文费孝通估计地主通过地租剥夺了农民全部产量的四分之一，官方估计数字略高：“到1953年春，全国除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外，土地改革都已完成。全国有三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包括老解放区农民在内）无偿地获得了约七亿亩土地和大量生产资料，免除了过去每年向地主交纳的约七百亿斤粮食的苛重地租。”[16]比照1949年的粮食产量，地租额约占总产量的三分之一左右。1960年非农粮食销售数量达到第一个高点632亿斤（第二个高点是1971年的“三个突破”），大约相当于地租额的百分之九十。共产党政权就是依靠从地主手里夺回来的劳动果实，搞了很大规模的工业化，虽则由于官场机会主义行为的影响工业化没有达到最优业绩，但依然在三十年的时间里建立起初步齐全的工业体系，就这样，晚清以来的历史僵局得以打破。同时，还依靠夺回来的农业剩余，支持农民的有组织努力，在农闲时间进行了二十多年高强度的农田水利建设，大幅度提高了粮食产量并降低了旱涝灾害损失，到1980年前后初步解决了存在了近三百年的“粮食总产量不够全国人口吃饱”问题，以大约三十年的持续努力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

   因此，土改时期的分田分地和废租废债，目的不是简单地剥夺地主来构建经济上的低水平平等，而是要终结经济剩余在地主手上的集中和无效使用方式，这才是支撑工业化和农业进步的起点。从前集中在地主富农手里的经济剩余，现在用于支持快速工业化和农民的有组织农田水利建设，这才是经济解放的应有之义——有限的经济剩余必须优先用于发展经济而不是用于支持少数人的富裕生活。

   经济解放要改变经济剩余的用途，这个变革要求远超中国的地主阶级的最高觉悟，他们也就不可能实现欧洲同行们那样的主动转型，由此带来的问题被强加给被统治阶级——必须通过政治变革拿回来经济剩余才能够实现更有效的利用，最后是通过一场被统治阶级的彻底革命来解决地主阶级的地位和历史出路，然后才有了工业化和农田水利建设的基础。而统治阶级缺乏觉悟的情况至今少有改变，方方作为地主阶级的后代，非常理想地继承了这一阶级的顽固守旧心态，她不看世界性的历史潮流，也不反思孔夫子教导的统治阶级最低觉悟要求，更不考虑工农业发展对于稳固统治阶级地位的必要性，唯一关注的就是拥有不相同份额的贵族地位还在不在？这似乎就是方方唯一认可的历史评判标准：

“汪、杨两大家族各自拥有几百亩良田，‘土改’时，立刻被定性为地主，成为农民批斗和打倒的对象。在惟成分论的岁月里，曾经显赫的家族出身成为每个家族成员避之不及的原罪。”“因为成分不好，大姨的儿孙两代人都没能好好读书。这个祖上多人留学海外的家族，直到重孙这代才有机会再接受高等教育。”“二姨在上世纪50年代再嫁，和同样是地主家庭出身的丈夫重组家庭，大姨把自己的一个儿子过继给二姨。孩子们成分不好，成家都是难事。两家换亲，二姨夫带来的女儿嫁给了大姨的儿子。”大姨“终身没有再嫁。大姨在上世纪80年代去世，”“这六个人就是一部小说，他们是整个中国现代史的缩影。”小说《软埋》结尾，主人公的儿子在心里喃喃，“你既已记录在案，我又怎能忘记得掉？”[17]

四、革命到底“坏”到了什么程度——土改的政治内涵

   方方对于丧失“不相同的份额”感悟很深，但是对于政治方面的剥夺及其重新建设，则茫然无知。从小说情节设计来看，对于这样一场被毛泽东称之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革命，到底坏到了什么程度，方方是完全不了解的。

   毛泽东1948年《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间指出:“土地制度的改革，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内容”。新民主主义作为一个政治概念，原本就是用作旧民主主义的对称，新对旧的差别，就是要夺取旧统治阶级手上的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导权，因此，土改的经济内涵“分田分地”反而是作为革命的结果出现的，革命的过程和着重点在于政治上“夺取领导权”并确立新的价值观，反对和平土改和恩赐土改的目的，也在于建设新的政治领导权。因此，土改的起点和过程要以扎根串联和发展积极分子开始，组织农民起来进行斗争、算剥削账和控诉地主的政治压迫，目的是为了实现旧意识形态的颠覆和价值观的重建，同时，在推倒旧权力的同时要建设新权力，在这个过程中间，土改的经济内容——平分地主富农的田地——只是一个发动群众的诱因和运动的结果。

   《软埋》通过讲故事的方式，说土改这样一场革命发生了各种打人或杀人，给主角丁子桃以心灵重创并带来一生的影响，这样的哭诉无法帮助读者窥见革命到底“坏”到了什么程度、到底坏在什么地方。因此，在讲故事来颠覆革命价值的时候，就只能局限于效法老贫农控诉地主残酷剥削和压迫的模式，诉诸德道判断并在故事中间形成好人和坏人的对比，结果当然是遮蔽了革命的政治内涵。

   老田访问过湖北第一批土改试点——武汉市郊花山——的老土改干部，据他们说：要是把地主打得鼻青脸肿，老百姓很快就觉得出气了，甚至还会有人转过来同情地主，这个就坏了事了；所以，当时开斗争会的第一个安排，就是让民兵严防老百姓冲上台来打人，目的就是让受冤屈的农民胸中憋着的那一口气始终不泄，在这个过程中间持续不断地引导农民去算剥削账和诉压迫之苦，让目不识丁的农民学会甄别阶级利益并觉醒政治意识，借以提高农民的觉悟和政治能动性。土改过程中间，实际上是要把坏地主作为教育道具来进行最大化利用，准确地说，革命的设计之“坏”远远超过了方方的最高想象力。

   《软埋》选定解放后的新区土改作为背景，这个时期土改的政策和干部都相对成熟起来了，即便不算土地革命战争的十年，从1946年的“五四指示”和1947年的“中国土地法大纲”算起，共产党干部已经搞过两波土改了。这第三波土改，都是由老解放区参加过土改的“南下干部”主持，经验较为丰富，而且早期土改中间引发过火暴力的“挖浮财”问题，此时也都有了明确的政策界限。新解放区土改有着非常确定的顶层设计，而且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有组织的运动，还是由有经验的土改干部主持进行的，这是确凿无疑的。方方的小说所说的由村子里的冤冤相报来决定地主的生死，是彻头彻尾的想当然。

   在经过解放战争三大战役之后，旧统治阶级的武力反抗不可能再组织起来，地主此时早已经翻不起什么浪来，除了欠下人命血债和民愤极大者之外，完全不需要对地主进行肉体消灭。但共产党高层本身一贯反对和平土改，要求组织贫下中农的阶级队伍通过斗争实现分田，反对恩赐土改与和平分田，这个被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本身内含了最大化利用地主的目标，利用斗地主的斗争会，来教育和提升农民的政治主体性，讨论到底是谁养活谁，借以确立新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规矩——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容许的。因此，在土改时期随意打杀地主都有害于政治建设目标，算是犯了严重错误，因为这无法实现对地主的最大化利用，无助于新政权追求的利益或者目标的最大化实现。当时农民绝大多数都不识字，因此，教育工作只能是通过开会学习这种“口口相传”的方式来进行，主要内容是结合算地主富农的剥削账和诉苦的方式来展开的，还要以“划成分”和“分田”为诱因来提升民众参与的积极性，就这样，共产党的土改工作队一进村，就开始没完没了地召集群众开会，这个特点给全国各地农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嗣后到处都总结出这样一个说法：“共产党的会多，国民党的税多。”

   方方所设计的讲故事情节中间说，村子里工作队某人就能够决定地主一家的生死，斗争会上人还可以任意打人甚至打死人，基于这样的信息，就有地主作出决策要进行决绝的反抗——软埋自己和家人。据老田访问所知这绝对是不可能存在的，不仅新区土改有着明确的政治建设的目标，而且具体操作方面死刑批准之权都在地委级别。后来在朝鲜战争鼓励下全国地主起来暴动杀了四万干部、受此影响进行了权力下放，并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与土改形成相互穿插，但依然是地委派人到县里复核案件，只是简化了批准程序，任何时候土改工作队手里都没有杀人权，更何况某一个工作队成员。方方自称看过土改资料说很多地主被随意处置，这个恐怕是看错了，建议再回去认真看看。

   长期组织乡建运动而遭遇到“农民不动”困扰的梁漱溟，在土改中间亲眼看到了农民的“动与不动”的条件是什么。1981年八十八岁高龄的梁漱溟重新阅读了1951年5-8月参加西南土改第一团工作时的日记，得出他自己对土改的理解：“当时领导工作者为尚化雨，系山东人。工作中虽不免有些小错误，进退失宜，然使我领会共产党着眼不在分田土，而在农民树起脊梁，昂起头来当家作主，意义甚深。”在另一篇土改发言草稿中他写道：“消除社会上一些不平等的关系，人对人的隶属关系或其近似者之消除。‘站起来’是一目的，不是手段。站起来恐怕要经过斗争。自卑心理必须去掉。过去我最恨的是不关心公共事、国家事，散漫消极，各自关门过日子，不问外事。老区人文化水平不高，政治意识组织能力是强。自己的问题总要自己解决，旁人代他解决是空的。附带说的，我看今天在有领导有计划有秩序有系统的斗争是一种教育，是教学作之作。”“人与人关系的空前变更，每人自己精神上心理上空前的变更。抬起头，站起身来，并且会自己组织起来办事情”。所以，土改斗地主不是可有可无的程序，更不是为了满足有怨报怨、有仇报仇的情绪需要，而是为了激发群众的政治主体性和能动性所绝对必需的，这么操作之后农民才会真正地“动起来”，1981年梁漱溟给此草稿重新加了批注说：“对于土改运动的了解是我在解放后识见上一大进步”。[18]

   土改有着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的重要内涵，从经济上剥夺地主阶级的七百亿斤粮食的地租，这是工农业建设启动的经济条件，美国反共经济学家罗斯托在其成名作《经济成长阶段论——非共产党宣言》一书中间，也说中国的经济起飞始于土改完成的1952年；而通过斗地主来实现人与人关系的空前变更，学会组织起来办事情，这是政治条件，两者缺一不可。在改良派和革命派之间，政见分歧在于：共产党人认定来自统治阶级的社会障碍是决定性的，因此，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发展要以彻底清除与旧统治阶级地位相关的政治和经济障碍为起点，共产党的阶级斗争观点是要斗倒地主求得翻身，清除了这个社会障碍才是农民和农业进步的起点。而改良派的观点则是：社会建设的难度在于底层的行为能力不足，早先曾经是改良派的梁漱溟，虽然一生没有加入共产党，但他对于土改的认识，已经无限接近于“暴民”的边缘了，他在思想认识方面肯定斗地主的政治建设内涵，这可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鹄。

五、抛弃革命精神遗产形成的政治认识衰退和治理内卷化难题的再现

   2002年7月，在北京三联书店楼上，为英国左翼学者佩里·安德森访华而举行的小型座谈会上，他提出过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我不知道那一场伟大的中国革命，其精神遗产今天到底还留下多少？

   梁漱溟自称不是学问中人、不是思想中人，而是问题中人，他看到中国存在着某些问题，投入进去想要找到答案，为此他忠诚于自己的问题，也忠诚于问题的真正答案。他原本是反对阶级斗争的，还说革命是外来的，最后却肯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内容，在1981年别人都打算改变的时候他依然遵从真知。但是，革命队伍的情况完全两样了，有知名权威捏造出一个所谓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还借此重新界定说新民主主义就是指混合所有制，彻底抽空这个政治概念的全部政治内涵。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发酵之后，前些年就有太子党出来说，所谓新民主主义就是共产党领导下搞资本主义。更为搞笑的是，改组之前的《炎黄春秋》杂志每年都要发一两篇毛泽东背弃了新民主主义的文章。

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认识，浓缩了中国百年来几代革命家的奋斗和牺牲，最初阶段是要通过统治阶级自身的变革来实现救亡图存，结果没有希望；然后，是在社会上层精英身上打主意和寻找力量，最后都失败了，最后，寻找中国变革的力量只能够着落在底层民众身上，毛泽东和共产党就是从这里出发的。旧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行不通，只能够走依靠民众力量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为此必须建构新型的领导权。走上井冈山之后，依然还存在如何最有效地组织民众和激励战士的问题，还有一个合适的战略战术问题，三次教条主义错误带来了巨大的失败和牺牲，根据地和红军损失百分之九十而不得不长征，革命就是在这样的曲折道路上付出巨大牺牲而蹒跚前行的，1964年毛泽东说自己写下的那些东西是“血的著作”，“‘毛选’里的这些东西，是群众教给我们的，是付出了流血牺牲的代价的。”[19]这其中的战略战术分歧占有相当分量，这个分歧实际上也与根据地建设的认识相关，而如何稳固地建设根据地并获得农民的持续支持，则根本上离不开正确地在农村开展新民主主义革命。

   2008年老田在大连访问七大代表柳运光老同志时，他根据自己的经验指出：如果仅仅派干部去建设根据地，日本人一扫荡根据地就没有了，如果组织农民实现了翻身，根据地就很稳固了。而农民的翻身就是一个典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组织起来斗倒旧统治阶级，颠覆旧有的价值观，在这个过程中间确立起共产党与农民之间的相互认同和支持关系。而且，只要是农民翻身了，根据地的稳固还会带来一个意外的后果就是匪盗绝迹。战时美国驻华外交官谢伟思经常在红区和白区之间穿梭，他发现一个重要的对比：“一切报道都说明，共产党控制地区不存在盗匪活动。这和国民党统治下的情况形成显著的对照。”[20]匪盗绝迹意味着政权有能力提供秩序，建成那种“守夜人国家”——这在前现代社会通常是无法达成的目标。

   政府的执行力与民众的支持度紧密相关。1940年代，徐复观作为少将观察员在延安，看到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对比，国民党因无法深入到农村和农民中间去，整个组织虚浮在社会之上而毫无力量：“今日现象，中央有党团，至省而实际效能已减，至县则仅有虚名，县以下更渺然无形无影，是党团之组织，乃半身不遂之组织，党团之活动，亦成为半身不遂之活动。故奸伪可以控制社会，会门可以控制社会，土劣可以控制社会，迷信团体可以控制社会，而本党团反不能以独力控制社会。”[21]

   徐复观发现的那个问题国民党解决不了，因此后来只能够转进台湾，今天大陆政府一样解决不了同一个问题。正是因为政府无法有效地联系到农民和得到农民的支持，乡村社会的瓦解和道德秩序的丧失成为严重问题，许多人趁机出来说要重视和恢复“乡贤”的文化整合作用。从抽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内涵的宣传开始，到实际上无法联系到广大农民的现实重新形成，这是一个政治真知和治理能力的同步衰退过程。

   老田相信，方方是真的不理解革命，而不是有意地进行歪曲，认识方面存在着真正的不可通约性。依据美国学者托马斯·库恩的看法，不可通约性的形成，是因为发生了世界观的革命。就中国近三十多年的的意识形态生产者自身的状况看，发生了世界观革命和不同通用性的确立，主要与两个重大变化有关：1977年大学招生之后最初三届毕业生，仅仅在短短几年之内，就神话般地爬上统治阶级高位，这个群体在高校中间被青年教师称为“新三届神话”。由于这样一群成功人士的人生经历中间，毛时代干活多、收入少，邓时代收入多、干活少，这个尖锐的对比支持了一种稳固的政治不认同，由这样的坚硬人生感悟出发，有些人看待一切问题都会与自己的人生感悟“毛邓时代两重天”进行观照，对历史和政治的评价会自然地确立一系列的政治认同或者不认同的清单。在学术界和文艺界中间，最不认同毛时代的政治经济体系的意识形态生产者，就是新三界神话群体中间某些人。正是在这个“神话群体”某些人的主导之下，意识形态生产领域产生了新气象，在文学场域中间，“‘伤痕文学’，就是在官方批评家的提倡、鼓励、刺激下发展起来的。”[22]

   因为追求不相同的份额和贵族地位，某些文学乃至于社会科学工作者，都自觉地与毛时代和革命精神遗产对立起来。发展到今天，已经完全丧失了曾经有过的治理经验积累，不能够准确地把握和解决中国的治理问题了。国民党曾经的困局和问题，共产党在革命年代和毛时代都曾经克服了的，却在今天中国的社会里被再一次复制出来了。

   美国学者杜赞奇对于国民党在华北建政的失败有一个详细的研究，并与共产党人的基层政权建设过程做了对比：

   1920年代末期开始，国民党在河南的政权建设陷入困境，“乡村政权内卷化造成一种恶性循环：国家捐税的增加造成赢利型经纪的增生，而赢利型经纪的增生则反过来要求更多的捐税。在这种环境下，传统村庄领袖不断地被赢利型经纪代替，村民称其为‘土豪’‘无赖’或‘恶霸’。”“国家政权内卷化是整个民国时期的普遍现象”“共产党政权的建立标志着国家政权内卷化的终结”“合作化从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实现了‘政权建设’的目标。”“在一定程度上，近年来中国的‘开放搞活’又使一些历史弊病重新出现，一些学者开始将乡村干部视为国家政权与村民之间的‘承包者’或经纪人。管理机构与集体结构的分离、土地的逐渐私有化以及基层政权的削弱，肯定会造成国家对地方社会的失控。”[23]

   今天文化号称昌明、高等教育尤其发达，在乡村治理这个至关重要的领域，真知识的积累反而无限接近于零了，再一次带来了乡村治理的内卷化过程。贺雪峰教授在多年的农村调研中间重新发现了地方治理的内卷化现象，而这个内卷化又与农民的政治行为能力出现的两极分化有关，背后则是道德丧失规约能力：

   “要么为个人利益而结帮，要么落单成了孤零零的原子化的个人，农民两极分化。”“农民的两极分化进一步加深了实用主义原则，以利益来行事及思考，而无原则与道德考虑更成常规。”“这个社会得以维系的基本道德原则解体。这个社会的感动丧失，侠义丧失，见义勇为丧失，助人为乐丧失，好人好事丧失，奋不顾身丧失，国家民族等超越性关怀丧失，等等。”“国家无法从农民中获得强有力的支持。治安的群防群治不再可能，群众路线代之以线人制度。”“一旦离开有道德和正义感的人民群众，政府和权力就变得赤裸裸、孤零零，政权就失去了权威与力量，失去了号召力与动员能力，政权就不得不与地方势力联合起来维持秩序。”“这样的维持仅仅是一种摆平，是不可持续的，因此是必然要内卷化的。即这种维持是以地方势力不断地攫取利益、不断地侵蚀公共资源为前提的，其结果是社会资源不断地滋养壮大了一个庞大的地方分利集团。”[24]

   应该说，贺雪峰所说的那种有道德和正义感的群众，并不是自然消失的，而是一个人为的过程。1981年9月毛时代的老劳模吕玉兰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根据自己的观察写出提案说，因为宣传导致“老党员、老干部、老模范、老贫农、老积极分子受孤立。有人说他们：年纪老大、思想僵化、没有文化、不懂四化。要改变农村政治思想工作薄弱、涣散软弱的状态，建议：……要充分发挥老党员、老干部、老贫农、老积极分子的作用，依靠他们，信任他们，推动他们去做思想工作。” [25]就这样，精英们通过宣传过程成功地泯灭了群众中间支持政府的健康力量，然后，就恰如其分地泯灭了政府的执行力基础。

六、统治阶级不想要照旧统治下去了吗？

   政府无法联系到农民的同类项，在文学场域中间更为严重地存在着——严肃文学越来越难吸引到读者。今天中国大学的毛入学率业已高达百分之四十，国民文化水平的整体提升，带来阅读群体的扩大。应该说，贵族造反时代的新意识业已产生巨大的社会效果，新一代接受过大学教育的青年人，都希望爬上社会上层的高位，但却无法在现实的政治经济体系寻找到最低限度满足的机会，蚁族、工蜂，IT民工、青椒民工等等各种自况，显现出现实社会合乎需要的出路的狭窄。

   体制内文学的生产过剩和消费不足，要与读者群的变化关联起来理解，新世纪以来最重要的社会现象之一是：“近年来，高房价严重狙击了中国实体经济，也导致白领底层化，青年贫困化，北上广遍布蚁族。”[26]新小资群体没有了现实的上升通道之后，他们心底最深沉的期待和愿望，与以类型写作著称的玄幻文学却意外地契合起来了，就这样，读者群数字在扩大，阅读量也在加大，但是却没有增加在严肃文学这一边，是玄幻文学拉走了大量读者。

   体制内某些文学家在继续寻找进一步增加不相同份额的各种符号生产空间，《软埋》获奖很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点。差不多与此同时，数以百万计的支付了高额学费和持续努力的大学生，却发现到处都找不到向上流动的渠道，这样一种严酷的社会排斥造成了另外一种坚硬的人生经验，这与体制内作家们的重要人生感受产生了截然对立。与白领底层化遭遇到的社会排斥相对应，玄幻文学构造了一个彻底的新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个体的身体能力（特别是各种杀人能力）是决定一切的，政治和经济体系反而要联系着个体能力来运转，这种个人与体系之间的根本性颠倒，是与读者群中间感受到的现实政治经济体系的巨大排斥性，有着密切的因果关系。在玄幻文学构建的新世界里头，已有的分配体系中间进行有序努力是没有可能成功的，需要等待偶然和意外来快速增进个体肉身的能力，并以此为中心，去殖民化往往是不公正的政治经济体系。玄幻新世界的创设原理，把个体与体系的关系彻底颠倒过来了，世界将随时会因为某一强大个人的兴起而改变，个人与体系关系的颠倒、世界随时会改变是玄幻新世界的本质特点。与不可能成功的读者群之间的契合机制可能是：人们在丧失“一朝身服黄金剑，斩断穷根永不穷”的梦想之后，会开始乐意看到“我花开后百花杀”的独霸世界——反正现世成功是不可能的、世界也不是自己的，彻底的新世界没准还能够好点。

   读者对严肃文学的疏离，或者更为准确地说，文学创作对小资白领的疏离，使得文学刊物的生存陷入了困局。方方所在的《长江文艺》依赖政府每年百万数量级的津贴而生存，这是以财政输血去维持某些文学的生产过剩，与网络上玄幻文学作品热销和作者暴富相对照，堪称是一种彻底的打脸：低成本的类型写作竟然淘汰了专业文学家的写作。这里体现了那种执着于不相同份额的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对立。也许由此乐意帮助理解新文学终结的严峻局势，“‘新文学’在今天所遭遇的危机是全面的，这主要包括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文学的基本观念，另一个是文学的运行机制。今天，这两方面都受到了颠覆性的挑战。”[27]如何与读者群契合起来，发挥文学对于社会的引领作用，或者重新赢得读者群的关注，这是需要进行深刻反思的，也许到了文学场放弃惯习去认真关注读者群感受的时候了。

   体制内某些文学生产过程，严重受制于两个不认同的规约，虽则在财政支持下实现了过度生产，却吸引不到足够的消费者，这种生产过剩与消费不足的对照关系，是文学场域中间特别引人注目的现象。这在很大程度上，映照出文学场作为意识形态起作用的上限：能够较好地承担瓦解认同的功能，却无法承担塑造新认同的功能，借用毛泽东那个有名的概括“写小说反党”的能够取得较好的效果，但恐怕指望不上写小说支持党的正面效果，体制内作家方方主编的《长江文艺》在财政支持下的过度生产，及其远离消费者的状况，很好地说明了今日文学场对社会起作用的效果。

   不管是政府治理能力的萎缩，还是学术圈极度蔑视改良政策主张而言，乃至于文学场的生产与消费关系看，都出现了革命导师列宁所说的那种创造一场革命的新形势：统治阶级不愿意照旧统治下去同时被统治阶级也不愿意照旧生活下去了。

   中国曾经是拥有高度政治认同的国度，到现在统治阶级中间的精英成员都拒绝认同体制，方方作为体制内的省级作协主席都认真地宣称“我要找回自己的家族”，这一根本性的变化很值得深思。毛时代绝大多数国民对于政治和基础性制度认同程度极高，自从伤痕文学开始破坏那个认同开始，首先是精英阶层成员中间起到了很好的认同瓦解作用，中国精英阶层中间很多人不仅不认同革命，甚至不认同民族文化（喧嚣一时的《河殇》就是很好的例子），也不认同这块土地上大多数国民的基本生存利益。

   在精英阶层的整体认同彻底瓦解的情况下，加上制度监督缺位和文革后对民众监督的镇压，很短时间内对精英阶层设立的上下两个层次的监督都失效了，由此，一切权力场域都轻而易举地遭到资本逻辑的野蛮入侵，各种利益交易和小圈子关系侵蚀一切规则，种种腐败和乱象足以瓦解最真诚的政治认同，今天的状况是：连一些统治阶级的优秀成员都很不愿意维持“依据职位要求而必不可少”的政治认同了。回顾过去三十多年的历史，我们亲眼看到：政治认同从人为的瓦解开始，走到了今天无法修复而告终，将来伊于胡底，不知道。

   传统社会解体和旧生产方式被历史淘汰，是人类历史上第二场革命（第一次是农业革命和定居），欧洲的贵族大多是通过自我转型来顺应这一次革命，中国和苏联是通过政治革命来强制旧统治阶级退出历史舞台，产生的共同质变内容在于：旧有的非生产性的统治地位与新生产方式的冲突，旧有的权力和权威关系随之瓦解，并且这种变革是一次性的不可逆变革，与这一不可逆变革紧密相关的各种地方性的和家族认同随之瓦解，不再在当今世界具有合法性。

   我们看到，在中国今天的统治阶级成员中间，有一种“自居清流”的话语策略完全成长起来了。许多精英阶级成员，至少口头上是基于今天的精英阶层腐败而选择情绪化的反向暴走，逆着政治认同瓦解而彻底回归业已被历史彻底淘汰的过去，方方就是其中的一个。这种状况不是个别的现象，而是广泛存在，那种自居清流的话语策略，把政治认同或者合法性生产看做是别人的事情也只有别人才受益的符号生产活动，就这样，逆向暴走带来了一个虚假的身份位置：我不是腐败圈中人，由此否定自己作为统治阶级成员需要最低水准的阶级觉悟。自居清流可以获取某种道义地位，同时决绝承担合法性符号生产的统治职责，但并不能够因此合理地生产出合法性所必须的符号误识；显然，整体的统治合法性不是“天赋”就有的，而是需要符号生产活动来加以维持的，自居清流这样一种拒绝姿态，在今天加强了符号生产活动中间瓦解认同的持续努力。

   因为毛后时代民众的有组织力量的彻底瓦解，左翼在网络时代只是一个萌芽状态的批判现实的声音而存在，而且这个声音在思想和组织上都远离了群众基础，底层批判力量极其弱小这个事实对于精英阶层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激励——天下莫予毒也，似乎想要怎么办就可以怎么办。想要按照精英阶层的最高需要而进行革命的呼声，在精英阶层那里浓缩为各种“推墙党”言论，作为资本家的任志强长期公开地推墙，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王长江也是以推墙为志业的，问题现在反而是：假如推墙事业成功了之后，会怎么样？冯友兰在回顾辛亥革命的时候，他在自己的故乡唐河看到的情况是“地主阶级的不当权派打倒了地主阶级当权派”。[28]虽然左翼没有力量，社会上也没有有组织的工人农民，确实可以由此认定左边的监督和反作用很小，这是今日中国精英阶层极其不理性的原因之一；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味着“推墙”之后的零风险，对照冯友兰对辛亥革命的观察，在候补统治阶级成员群落中间会产生对统治阶级的根本性威胁，推墙之后由小资产阶级执行“二次清算”的可能性是很高的，甚至，精英阶层的符号生产活动中间所确立的各种不认同本身，就足以在小资产阶级清算大资产阶级之前，提供了政治上的“再革命”意识和所需的“写小说反资”舆论动员要求。不过，自信的精英阶层总是漠视各种风险的，较为可能的选项是严重目前选定的道路一直走到黑。 

   依照老田的看法，最理想的状态，还是精英阶层自己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回头反思自己，重建与民众的有机联系，再生产国家和民族认同，这是今天精英阶层寻求自身未来统治地位的最合理努力方向。如果把目前的努力方向坚持到最后，最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先把国家带到沟里之后，然后由小资彻底清算大资，最后今天的顶级精英们绝对不可能还有机会爬起来。这是最可能出现的结果，依据老田的估计，推墙成功后，小资清算大资的可能性，甚至要高于推墙成功的概率。

   文学场在告别完革命之后，现在似乎走到了一个积极地参与制造一场新革命的时候了，体制内作家方方不甘落后，已经冲锋在最前头了。

（作者：老田。来源作者授权激流网刊发，如有转载，请注明出处）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