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时的客观情况，还是容易给只观察当前表面现象不观察实质的同志们以迷惑。特别是我们在红军中工作的人，一遇到败仗，或四面被围，或强敌跟追的时候，往往不自觉地把这种一时的特殊的小的环境，一般化扩大化起来，仿佛全国全世界的形势概属未可乐观，革命胜利的前途未免渺茫得很。所以有这种抓住表面抛弃实质的观察，是因为他们对于一般情况的实质并没有科学地加以分析。
——毛泽东《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
3月3日，张跃然先生在“政见”公众号发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如何解释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一文。该文随即被“现代资本主义研究”转载。
在这篇文章中，张跃然先生提出了这样一个核心观点：意识形态是促成法西斯主义兴起的决定因素，经济利益“不仅不是决定一个阶级政治立场的唯一因素，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连主要因素都不是。”
这种观点认为，法西斯主义上台的原因是：垄断资产阶级需要转变“国家形态”，把“自由放任式”国家扭转为“积极干预式”国家；小资产阶级则出于对论断资本的“羡慕嫉妒恨”和对无产阶级的恐惧，以及坚持社会“公正”的理念自觉充当自带狗粮的帮凶；无产阶级则是由于“梦想破灭”之后的“感伤主义”，和期望大小资产阶级内斗的看戏心态而放弃了抵抗，任人宰割。其中，法西斯主义主要的意识形态：“本土排外主义，国家权力崇拜，对资产阶级财富积累过多的不满和对经济再分配的渴望”恰好符合了小资产阶级的“公正”观，而且填补了深陷“感伤主义、浪漫主义”泥潭的无产阶级的空虚心灵，于是在大资产阶级的操控下翻身上马，一统江山，造就了“二十世纪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片段之一。”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想就张跃然先生文章中的一些观点表达一下自己的看法。
历史唯物主义与“经济决定论”
张跃然先生既然自称想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法西斯主义的兴起，那么势必会赞同历史唯物主义的国家理论。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讲到：“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是建立一种“秩序”来抑制阶级冲突，使这种压迫合法化、固定化。”那阶级又是如何形成的呢？恩格斯这样说道：“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而张跃然先生自称坚持的历史唯物主义，也是“从下述原理出发”的：“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如果我们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关于阶级和国家问题就只能有一条逻辑线：物质生产和分工造就了对立的阶级，统治阶级为维护其攫取剩余产品的能力而建立了用于镇压被统治阶级反抗的国家机构。因此，包括法西斯国家在内的一切国家机器（包括未来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都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当然，当阶级力量势均力敌时（而不是由于某些奇妙的意识形态在某些个人脑中炸裂），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国家权力作为表面上的调停人而暂时得到了对于两个阶级的某种独立性。”（《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当然，这种独立性是现实斗争的产物，并不是意识形态的虚构。
具体地，对于法西斯统治所依赖的资产阶级而言，其“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共产党宣言》）”。所以，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任何可能威胁到1、私有制；2、资本积累的行为都会遭到资本家的抵抗。
从根本上讲，无论是阶级本身的产生，阶级斗争的成因和结果，都是物质资料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方式决定的。这些一再被历史证明的东西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理论和国家理论。如果这些都能被张跃然先生称为“经济决定论”的话，那么任何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都应该骄傲的宣称自己是“经济决定论”者。
张跃然先生自己也承认，在“普兰查斯看来，一个社会的经济形态和生产力水平……创造出了推动历史发展的主体—各个阶级”。按照张跃然先生的看法，那种应当受到批判的“经济决定论”的本质，是“将政治现象简单归因为生产力发展程度（粗体是笔者加的）的解释框架。”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这种“经济决定论”将所有的政治经济现象不加区别，不顾抽象程度地挂靠在某些具体指标上，仿佛只要达到了某个指标，各个社会形态，生产方式的变革就会自然来到，共产主义的天国就会自然到来。这种观点当然是庸俗的，它有一个专门名称叫“线性历史观下的唯GDP主义”，它是二十世纪末某些“转型经济体”（资产阶级经济学名词：指那些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演变的前社会主义国家）如越南等国的腐化变质的统治阶级建立自身合法性的借口。张跃然先生批判这种庸俗的“唯GDP主义”当然是正确的。
不过，张跃然先生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摒弃了经济基础的作用，试图绕开现实物质利益，而用意识形态解释阶级斗争和法西斯主义的兴起。这就将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了。
意识形态的大饼能喂饱民众吗？
在讲到小资产阶级和工人时，张跃然先生的观点立足于他们在作出历史抉择的时候，出现了“政治和意识形态倾向的统一，而不是经济状况的统一”。简单地说，是小资产阶级由于自身的心理疾病，无产阶级由于前一段时间受到的失败以及坐山观虎斗的心理，受到了法西斯意识形态的诱骗，做出了明显有违自身利益的选择。其中，小资产阶级被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继续挤压，无产阶级遭受的剥削也“大大强化”。照此说法，法西斯统治下的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遭受了巨大的苦难。
事实如此吗？
张跃然先生指出了两种“小资产阶级”的来源。一种是掌握部分生产资料，但是不能支配别人劳动的小业主，另一来源是不掌握生产资料，但是可以掌控一部分别人劳动的官僚、职员。但是在文章中张跃然先生并没有仔细分析当时德国小资产阶级的情况。事实上，在法西斯主义兴起的时候，小业主无论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已经不是具有重大影响力的阶级。真正发挥作用的是以官僚、职员为代表的现代小资产阶级，而他们在纳粹党上台时是得到明显的好处的。
首先，作为给大资本和国家机器打工的官僚和职员，德国经济形势，尤其是经济增长状况对于他们的饭碗和工资都是极其重要的。据历史统计，德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扣除价格因素的实际值，单位为1990年国际元），从1932年的3362国际元上升到1939年的5406国际元（数据来自麦迪逊计划）。其中，德国的人均GDP自1935年起就超过了经济危机前的最高水平，而法国直到1939年，美国直到1940年才恢复到危机前最高水平。迅速发展的国内生产和扩军备战的需要迅速吸纳了被经济危机和凡尔赛条约排挤出去小资产阶级。以德国国防军规模为例，1933年，国防军只有凡尔赛条约规定下的10万人，到1936年，德军就组建了包括三个装甲师在内的超过50万军队，而到了开战前的1939年，德国武装力量总数已经超过了450万（德国国防军报告网）。过去被迫在外当打手、当保安的职业军官团和以各种名义存在的法西斯民兵组织被大量吸纳进国防军，成为了吃皇粮的正式雇员。像莫德尔、古德里安、隆美尔等在校官乃至尉官位置上窝了十几年的老油条，在三、四年之内以火箭般的速度被提拔成了将军。为了搞基础设施建设和重化军工投资而扩编的官僚和专业技术人员队伍也满足了小资产阶级对于就业稳定性的要求。所以，小资产阶级事实上是从法西斯政权中获利的一部分。
无产阶级的情况呢？宏观上讲，纳粹政权相当清楚魏玛政权的倒台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无法解决就业问题。所以，在其上台之初，就一方面缩减工作日，另一方面实行经济扩张政策。根据《纳粹德国劳动者保护政策研究》，德国工人的工资总额从1933年的113.2亿马克上升到了188.37亿马克，同时失业率从1932年的30.1%下降到1938年的2.1%（《帕尔格雷福世界历史统计（欧洲卷）》），到1939年，德国甚至发生了劳工短缺，以致不得不从工厂里直接征兵。同时德国工业产量指数在1932年到1936年之间翻了一倍。1932年到1938年，德国工业工人名义工资上涨了约27%，同期消费物价指数上涨了约13%，两相加减其实际工资大约上涨了12%。所以，在法西斯上台后，德国在消灭失业的基础上还为工人提供了更好的生活水准。
微观上讲，从1932年到1938年，德国的一岁婴儿死亡率从千分之七十九下降到千分之六十。纳粹政权尽管号称自己“要大炮不要黄油”，但是黄油产量却从1932年的42万吨上升到了1940年的62万7千吨。肉类产量也从1932年的310万吨上升到1938年的接近370万吨，这个增长甚至还快于后来联邦德国同等产量时的增长。啤酒产量从1932年的33.5亿升提升到了1939年的51.3亿升。由于黄油，肉，啤酒基本不能用做再投资，它们都是直接的消费品，而德国资产阶级的肚皮就那么大，所以我们基本可以判断，平均而言，德国无产阶级在纳粹上台到战争爆发前确实是吃得好了，喝得也好了。
梳理德国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状况，我们并没有发现意识形态与现实利益的乖离，反而是法西斯为了保证自己的执政地位，不得不对工人做出妥协，而正是因为这种妥协有效地（当然只是暂时的）收买了德国小资产阶级和至少是部分的工人，德国才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民众不满。所以，德国工人阶级并不傻：意识形态的说教，SM（萨德马索克主义）的迷狂，国家至上的宣传和雅利安民族的神圣都不能喂饱德国工人阶级，要想暂时收买德国工人，暂时麻痹其斗志，要真金白银，啤酒腊肠才行。
抛开意识形态的迷雾，唯物地看待法西斯的兴起
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并不是因为它的意识形态有什么特殊的魅力。作为资产阶级统治的一种特殊形态，它的出现是为了解决资本积累危机。从资本主义历史整体出发，我们可以看到，1929年到1933年的大危机是资本主义历史的一个标志性时期。随着自由贸易和金本位制度的崩溃，以往自发调节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的国际机制不复存在，各国都开始向后来的“大政府资本主义”转变。这并不是因为什么大资本要击垮小资本，而是为了挽救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
排除金融投机的表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基本上都表现为利润率和投资恶性循环式的交替下降。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范围越广，程度越深，世界市场联系愈发紧密时，这种恶性循环就越有势如山崩的效果。生产萎缩，投资崩溃，民众失业吃不上饭开始上街闹事，或者争着向当时的苏联移民时，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也就陷入危机。为了挽救整个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代表——国家，就出面试图打断这个恶性循环。要么给资产价格兜底，要么扩大投资，要么干预货币，只要能够走出这个循环，救资本主义于水火，什么偏方都会被病急乱投医的资产阶级使用。法西斯主义的扩大重化军工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一定程度的劳资妥协和收买小资的阶级政策，以及拒缴战争赔款的政策恰好能够缓解德国资本主义当时最紧迫的危机（利润率、阶级冲突）。
所以，法西斯主义上台的原因，不是因为它能忽悠，而是因为它至少部分地，暂时地解决了资本主义危机。当危机没有那么严重时，资产阶级对纳粹党基本上是一副弃之如敝履的态度。这也是为什么1924-1927年德国经济状况暂时好转，纳粹党的支持率就开始下降，甚至发生斯特拉塞（北方纳粹党领袖，一度与希特勒分庭抗礼）、鲁登道夫（德国一战将领，纳粹党早期领导人之一）等人领导的分裂运动的原因。而如果有危机却不能解决，不能在资本主义基本制度不变的框架下暂时满足各阶级最紧迫的利益，别说工人阶级，就是经常拿着自己打仗的本事待价而沽的军官团都不会搭理纳粹党。这也是1944年7月国防军军官团在三名元帅的组织（维茨莱本、克鲁格）和默许（隆美尔）下，利用国防军反政变演习（女武神计划），试图刺杀希特勒的原因。
法西斯不是从脑子里蹦出来的，它是由特定时代、特定国家、特定世界体系的经济基础决定的阶级斗争中产生的。既然法西斯政权不是什么“天上神物”，那它就和其他一切的资产阶级政权一样，是“两个肩膀扛一个脑袋”，也要处理利润率，处理阶级关系，养活占人口比例越来越大的官僚机构（参见“红旗太平洋“上一篇关于法西斯的文章：《纳粹德国都那么怂，你怕个什么法西斯》），也可以被打倒和消灭。战胜法西斯的第一步，就是停止自我恐吓，从思想上对其”祛魅“。惟其如此，法西斯才能成为可以被分析的事物。
战术上重视敌人，战略上藐视敌人
“现代资本主义研究”公众号在转载张跃然的文章时，对“红旗太平洋”上一篇关于法西斯的文章做了个简短的评论。他们认为，我们上一篇文章表达了一种“盲目乐观”的态度。他们认为当“工人阶级的组织力量已经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和破坏，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只会比法西斯上台前更难，而不是更容易。”
坦率的说，“现代资本主义研究”的同志并不是特殊地害怕法西斯，而是一般地害怕一切有可能对“工人阶级的组织力量”造成“毁灭性打击”的事物。说白了，就是害怕在阶级斗争中受到损失。我们非常能够理解这些同志爱惜其他同志们生命的想法。但是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从来不会因为工人挂上“免战牌”而停止。资产阶级，如往常一样，会主动在工人阶级脆弱的时候发起进攻，这是工人如何害怕都不会避免的。对于工人来讲，抛弃幻想，准备斗争是必须要有的姿态。
那么问题来了，工人阶级为何而战？为了牺牲？为了虽千万人吾往矣的个人英雄主义？为了视死如归，冲向黑暗的蛮勇无畏？都不是，工人阶级是为胜利而战。既然是为了胜利，而不是牺牲，那么明确分析敌人的弱点，寻找可能的突破口，积极研究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才是战胜法西斯应有的态度。否则就难以避免在对抗法西斯问题上陷入“速胜论—亡国论”之间无头苍蝇式的摇摆。
历史上，在1927年国民大革命失败时，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但是，只要反动派解决不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矛盾，无论他蒋介石再怎么模仿法西斯，都会有千千万万人站出来继续革命事业。我们相信，当年的中国革命者“杀了我一个，自有后来人”的勇气与乐观，决不会在今天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泯灭。
（作者：装甲巡洋舰曙光号。本文首发于“红旗太平洋”，作者授权激流网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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