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不断革命论的部分可以看出托派是多么“左”，多么“革命”。这种左不是表现在起点、表现在目前阶段上，而是表现在以后、未来、可能达到的中间点还有终局上，所以这种左就更加精致、更加隐蔽，好像只是因为大家对形势、条件、最终可能性的估计有所不同罢了；好像只是因为托派独具慧眼，我们看不到的形势、客观根据，在托派看来全是铁板钉钉的“必然”事实了。
对于我们阶段进程革命论者而言，无产阶级争取民主制只是因为他需要争得政治自由，而他需要争得政治自由只是因为他要更加有力地争得无产阶级专政。因此，政治自由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达到最终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这一点本是大家都同意的。区别只在于，从争取政治自由到争取无产阶级专政，二者之间到底会怎样联系起来？到底是紧密联系、交叉包容，还是没有那么紧密、因而比较独立、比较分开呢？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只能一方面有所准备，一方面立足于实际。实际达到哪种阶段了呢？已经融合，尚未融合？已经可以看到转化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还是仍然看不到有把社会主义革命提上日程的可能性？已经可以看到把政治自由放在社会主义专政的整体一环中进行解决的可能性，还是说这种可能性并不确实、并不牢固，因而具有很大的主观因素和冒险因素呢？所有这些，都只能根据实际情况来解决。而托派却有自己不平衡与综合发展、领导力量与阶级斗争的绝对规律、特殊规律，能够超脱现在的阶段和材料，看到以后的“必然的”阶级斗争的未来局面，然后断定一切怀疑、犹豫、不确定、不信任、谨慎等，都是多余的、不必要的，而相信未来“必然”如此、“一定”如此、“绝对”如此。所以只能看到现在、却看不到以后的人，他们觉得太机械了。革命家应该学会“预言”，并把策略牢牢建立在对未来“预言”的基础之上。
同理，对于世界革命的估计也是如此。对于我们阶段进程革命论者而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无疑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事件，社会主义革命无疑是国际革命、世界革命，它只会在世界范围内才能得到最终解决。然而，“只有……才能……”不代表“现在……就能……”，只能是国际革命，然而实际上、现阶段，一国革命和世界革命之间的可能的联系形式到底是怎样的呢？这种联系到底可不可靠，能不能成为准确的依据呢？无产阶级在本民族范围内争得政治统治，只是为了在世界范围内也争得同样的政治统治，最终抵达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然而，从一国革命到世界革命，二者之间到底会怎样联系起来呢？几个国家同时革命，还是一定期间内相继革命、连锁革命，还是间断性的比较独立的国家一个一个革命，还是所有这些形式的综合交叉？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仍然只有一方面做好准备，一方面立足于实际。而托派又一次“预言”好了，革命“一定”是世界革命，革命“一定”不会停留在民族的疆域上，而策略就要建立在这种对未来“预言”的牢固基础之上。
上篇的“不断革命”就是如此，它向我们展示了一种小资产阶级的极左狂热的理论面貌，这种狂热不发生在日常改良斗争的起点上，而是隐蔽好、积蓄好、潜伏好，专门等那种“形势特别高涨”、“局面特别紧张”的中间时刻、中局时刻来爆发。所以这种争论也就特别费劲，因为我们也是向往并无限希望这种美好结局的，区别只在于我们没有那种确信，而托派却有特殊的方法来笃定。结果就是我们更保守、更机械、更机会主义，而托派们就是更能发挥无产阶级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革命英雄主义干劲了！
所以托派的全部热情、全部精力，都高度集中在那个“中局”上。它只对这个“中局”特别坚持、特别笃信；而离开了这个中局，一头一尾，一个是日常工作中的准备斗争和党的建设，一个是革命胜利后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党的建设。这两个方面托派就可耻的动摇起来，滚到小资产右的机会主义立场上去了。因此，一头、一中、一尾，在中间表现出小资产阶级狂热的极左性，在头、尾表现出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动摇性、不能坚持的极右性。这样一来，上篇极左，下篇极右，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归根结底都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理论、观点、情绪和兴趣。
而托派既用中间的三分钟热度保持了自己革命坚强的原则性，那他自然也可以用头、尾两边的灵活、放任、多元承认等政策，来标榜自己的“非包办替代主义的多元自由与多元民主性”。是啊，我们是“包办替代主义”的，是搞“父爱监护”；你们则是搞“工人民主”的，是“群众的好儿子、好公仆”。
总之，下篇一方面是谈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民主，一方面是谈革命之前日常准备工作中的党的建设，在这两方面，我们都将看到托派的可耻动摇和歪曲、修正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布尔什维克党的原则竟被削的像泥鳅一样圆滑，丧失了自己任何坚强而刚硬的棱角，这真是只有像托派这样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别才能干得出来的事。
总之，托派小资产阶级革命性的极左极右、摇摆不定，将在本文的上下两篇中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揭露出来。上篇的任务是集中清算左，下篇的任务则是集中清算右。托派立场将动摇到何等可笑的境地，就让我们好好看看吧。
四、无产阶级专政与无产阶级民主
何宇先生的文章强调了“专政”跟“民主”的对立，然而，何宇先生恰恰忘记了基本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是无产阶级民主。
【55】
第一句话就在歪曲，专政和民主是同一个阶级统治在两方面的表现，在镇压和强制敌对阶级的时候统治表现为“专政”，在调节阶级内部关系的时候，统治表现为“民主”。
所以，第一，专政和民主是同一个阶级统治的内外两面，“对外”（阶级外）表现为专政，“对内”（阶级内）表现为民主。说什么何宇把专政跟民主对立起来，简直就是搞笑。
第二，说什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是无产阶级民主”，这就更加搞笑了。
一个阶级的“民主”只有在它争得统治地位的时候才能达到。无产阶级争得统治地位，就是推翻资产阶级专政，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上，建立无产阶级民主。
而托派却说什么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是无产阶级民主——太棒了，你去用民主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吧，你去用民主来进行革命吧。革命就是暴力、就是权威、就是专政，没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扯什么无产阶级民主啊？
无产阶级最大、最高的民主，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没有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根本点，什么“无产阶级的民主”都是假的、空的，是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是私有制神圣不可侵犯基础上的“民主”。无产阶级要求资产阶级的民主，不是因为这个民主是公理、是正义、是永恒真理，而是因为要利用资产阶级民主来达到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
民主，只能理解为消灭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只能理解为消灭资产阶级的自由。因此，民主和自由这类资产阶级的口号，当无产阶级利用它们抵达自己的革命专政的时候，它们也就自然完成自己的使命，为更高的、更新的自由和民主所代替了。而这种自由和民主，无疑要以无产阶级专政为最高目的、最高利益；因为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抵达无阶级社会的政治上最根本的武器。
因此，最大的自由、最根本的自由，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自由；最大的民主、最根本的民主，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尽可能吸引群众参加专政、掌握专政、实行专政、学习专政，这就是无产阶级群众的新自由和新民主。无论如何，不会有反对专政的自由和民主，而只有巩固和加强专政的自由和民主。
通过和资产阶级作斗争，推翻资产阶级，镇压资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建立政治统治，无产阶级也就同时建立起本阶级的民主。在此，民主和专政是同一个无产阶级统治的对内对外两方面表现，这是其一。其二，这两方面表现的地位并不平等，其中专政是主要的，民主则是它的反面，是它的另一面。民主建立在专政的基础上，当专政消失的时候，民主也就跟着消失（社会主义阶段仍然有国家，仍然有强制，即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那时民主和专政都改变了形式，变成了进一步的民主和强制，并为最终消亡做好准备）。反过来说却是不对的，因为一切取决于阶级这种对立关系的存在。
因此，说什么“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是无产阶级民主”，这真是出马克思主义的洋相。请设想一下吧，资产阶级专政的基础是资产阶级民主，地主阶级专政的基础是地主阶级民主，奴隶主专政的基础是奴隶主民主。——你就试着说看看吧，准会令人笑掉大牙。
阶级关系是根本的、决定的东西，阶级内部关系则是建立在阶级关系的基础上的。如果根本没有阶级关系，那还谈什么专政和民主呢？如果还有阶级关系，那空谈什么民主呢？只要还有阶级，那就只有消灭阶级的民主，因而也就是专政。说什么民主是专政的基础，不是出马克思主义的洋相，还能是什么呢？
只有消灭阶级以后才谈得到真正的自由，而在最终消灭阶级之前，专政都会存在。只要专政存在，它作为阶级统治的基础性方面就不会改变。害怕承认这一点，甚至出于这种恐惧心理，还故意捏造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这就是被暴力压倒的惊慌失措的表现，是丧失基本冷静和基本理性，想要随便抓住什么救命稻草（自由、民主）以求能够自保的表现。
如此害怕专政，你还来谈什么呢？去过你的小资产阶级民主、小资产阶级自由吧，无产阶级专政不会因为几个庸人的哀叫就丧失立场、动摇起来的。
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民主的基础，无产阶级的最高利益就是巩固和发扬无产阶级专政。而无产阶级专政就是通向无阶级社会的政治上必要的过渡。
乍看起来，巩固专政和消灭阶级联系起来似乎是不可思议的，因为随着阶级的消灭，专政应该是越来越趋于消失，为什么还会谈到“巩固”呢。像这种问题，其实才叫形式逻辑、线性思维，不妨把民主和专政想象为一个“莫比乌斯带”，不是简单的正面和反面，外面和内面，而是一个面的扭结在不同点上的穿越，只要参照这个比喻仔细想一想就明白了，巩固专政，就是发动群众去消灭阶级、发扬民主，所以越是巩固，专政的必要性就越是消失，巩固到最终阶段就是无所谓巩固了。正像民主到最终阶段就是无所谓民主，自由到最终阶段就是无所谓自由了一样。以为巩固专政就是加强官僚国家机器，这不过是庸人之见罢了。巩固专政的真正意义是越来越广泛的发动和依靠群众，让群众去实施专政、去参与专政、最终把专政巩固到无所谓专政、无所谓民主、无所谓巩固的地步，这就是抵达“自由”的阶段了。
因此，到底是谁把民主和专政简单对立起来，用“全部基础”、“全部内容”这种空话来论述专政呢？恰恰是托派自己呢。
何宇强调了资产阶级在经济、文化上的优势和他们拼死抵抗工人政权的决心。这点，我觉得没问题，不应该对旧的资产阶级抱有任何幻想。
【56】
恰恰不只是旧的资产阶级，相反，推翻、镇压、打垮、彻底消灭旧资产阶级，这是很容易的，真正困难的是建立起无产阶级的纪律和组织，是改造和消灭一切私有制及其残余，是克服工人本身和更广大群众不断复活、产生和残留的资产阶级旧因素以及资产阶级法权（在这个阶段，强制仍然是必要的）。而这不是短期就能实现的，必然要经历一个历史发展的较长过程。
然而，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都认为“专政”只是通往社会主义的短暂过渡时期的“权宜之计”，
【57】
托派这里的说法是多么恶心啊。马恩列什么时候说过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一定是“短暂”的呢？
如果是在最理想、最顺利的情况下，当然可以设想这种过渡阶段将要短暂的多、迅速得多。可是谁向你保证了这种过渡的理想状态、顺利状态呢？谁向你们保证了，只有“理想的过渡”呢？
原来马、恩、列对于现实中发生的不那么理想、不那么顺利的过渡，就是一句“本来就没必要那么过渡”的评价吗？原来这就是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态度吗？
从这里开始，我们就和托派说不到一起去了。他们像普列汉诺夫说“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那样，评价现实的社会主义过渡为“本来就用不着那么费劲”。记住，这就是托派的根本立场，敌对的、根本撇清的、置身事外的批评和挖苦立场。之后的争论很可能是鸡同鸭讲，在立论和驳论的根本前提上就不一致了。我们承认一切错误，但仍然站在同志立场上去评价这些错误，而托派则是站在敌对的、撇清的立场上来评价这些错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无情讽刺、全面揭露，这就是托在现实问题上的政策。
所以，明明知道历史上现实的社会主义过渡都是发生在落后的不发达国家和地区，但托派仍然能够摆出一张扑克脸来，说什么“无论是马恩列，都认为过渡时期其实是很短暂的”。
这就麻烦了，马恩列都说过渡时期是短暂的，结果我们却搞得那么长——这是什么原因呢？是马恩列错了，还是我们这些实践者错了呢？言外之意，就是我们实践中发生的一切恶果、一切丑恶现象、一切错误和失误，他们托派都不背锅、不沾边、没有任何关系。“现实过渡”不是“理想过渡”，不是“理想过渡”，那就不承认那种过渡。
再说一遍，这就是托派在整个下篇中的立场，即敌对的、旁者自清的立场。读者们一定要好好把握住这种立场，然后才能更准确地理解托派和我们之间的差异。
回到正题，“无产阶级专政”哪怕在马恩列设想的最理想状况下，它也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根本原则”。无产阶级专政是通向无阶级社会的必要前提，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谈不到任何严肃的、认真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
因此，托派先是跟现实的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撇清关系，以示“纯洁”。后是歪曲马克思主义，说什么无产阶级专政只是权宜之计。托派在“权宜之计”上打引号，也许是想说，他的真正意思不是否定原则，而是想说这个专政并不长久。但即便如此，这种说法也是不能原谅的，无产阶级专政作为一条根本原则，跟专政本身是长是短没关系，而只与专政本身对应的历史发展阶段、承担的社会历史使命有关系。
不管实际过渡需要花费多长时间，只要还在过渡期间内，只要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还没有真正建立、充分建立，那么，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必要的、必需的。而民主与专政的讨论，也自然只是在这一历史时期才有意义。
如果不想讨论“过渡时期”的无产阶级专政，不想讨论“现实的、已经发生和可能发生的”过渡时期的无产阶级专政，那托派还想来讨论什么呢？讨论“文本的、经典的、理想的、托派心目中的”过渡时期的无产阶级专政吗？于是托派写道：
这种“专政”的基础依靠的是全体武装的人民，而且，在这里，国家机器被认为是有限存在的东西，通过缩短工作时间、普及教育文化、让从前没有资格参与社会管理事务的群众“搞政治”，废除高高在上的官僚机构，直至最后在国际革命胜利基础上废除国家。
【58】
接前“57”。托派还在描述马恩列经典文本中的“理想的过渡时期”，还在描述“国际革命成功基础上最终废除国家”的前景。且不谈“废除国家”的错误，或认为国际革命成功就能“废除国家”的错误。总之，托派搬出“马恩列经典文本中的理想的过渡时期和理想的国际革命”，无非就是在撇清历史关系，自顾自的许诺“美好而又纯洁的社会主义”。
“假如……这样……”
“假如……那样……”
“假如……各种各样……”
——那么，一切都很理想、很美好，什么问题都不会发生，“本来就用不着那么费劲”了！
可实际上呢？实际上托派描述的根本没发生过。不是全体武装的人民，而是正规的阶级军队；国家机器固然是有限的存在，然而在那样一种条件下不能不成为重要的存在；通过缩短、普及、广泛参与和管理等等，而实际上根本没有那样做的短时间就能见效的可靠条件；至于废除官僚机构、废除国家，你能做到，你倒是可以做一下试试？
理想很美好，现实很难看。怎么办呢？托派当然是要置身事外、扬长而去的，然后再以“本来不会”的姿态把锅甩得干干净净。而我们则认为这就是历史上形成的真实形态，我们只有承认这个真实形态，然后才能在这个基础上展开讨论。
因此，现实是，理想中克服矛盾和克服困难的方法不成立，想要简单、快捷地处理问题是办不到，想要打速决战是不可能的。必须把问题建立在打持久战的基础之上：只有经过长期的、艰难的、反复进行的斗争和摸索，除此之外不会再有任何捷径。归根结底，只有千百万群众本身的觉悟和成熟程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这样的群众恰恰是没有的，这样的群众恰恰还需要在历史发展和社会生活本身的磨炼得到长期的培养、提高和教育。而实际生产生活提供的教育手段又并没有理想中的那么强而有力。——在这种情况下能够怎么办呢？在这种情况下谈什么“理想、本来、假如”，难道是严肃的、认真的吗？
马克思曾说过“权利永远不能超过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此结构所制约的文化水平”，当何宇把革命时代的平行政权的“紧急状态”当作无产阶级政权的“道德律”的时候，他在前提和结论上都错了。
【59】
简直是胡乱引文。才只是开头几段，我们跟托派就是在鸡同鸭讲。第一，从原著的角度来说，无产阶级专政也不是紧急状态，而是一个或长或短的过渡时期的统治基础和统治形式；第二，何宇讨论的始终是现实中的、历史中的、真正发生过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过渡，托派自己跟历史撇清关系，我跟他讲现实，他就跟我谈原著和经典文本，完了又说，何宇把紧急状态和常规状态混为一谈了。——像你这样颠倒是非、歪曲对手、自说自话的人，又有什么可谈的呢？
无产阶级民主对于一个“过渡社会”（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绝非无关紧要的。
【60】
而实际上你之前谈论的并不是“过渡阶段”，更不是现实中发生的过渡阶段。而是“你心目中”的过渡阶段，所谓“应然”的过渡阶段。
民主对于专政当然不是无关紧要的，然而只要阶级关系还存在，专政就是民主的必然基础和必然前提。从理论上说是如此，从实践中说就更是如此。
价值和形式不是脱离的。计划经济既然立志于消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必然需要全体劳动者和消费者的公开讨论解决“信息不对称”、“信息失灵”等问题。制订计划的基本因素由经济生活的各种矛盾运动所决定，而政治是经济生活的集中。为了对计划里错误决定进行纠偏、管理实际劳动过程和避免在一部分依然发挥作用的市场里的投机和私人资本积累，又急需要工人监督与广泛参与社会生活机制。基于此，民主形式对于一个实行计划经济的公有制社会是绝对关键的。
【61】
太奇怪了，既然谈的是过渡阶段，那么首先在政治上就应该先谈无产阶级专政，连无产阶级专政都没有，还谈什么工人监督，还谈什么民主形式呢？托派自己才把民主和专政对立起来，忘了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民主的最强大的武器，好像专政就是暴力、就是行政手段一样，而专政同时还是群众监督、群众干预。无产阶级在自己专政的支持下面，通过这个专政，依靠这个专政，建立自己的民主监督和民主干预机制。而托派却好像怕运用这个专政一样，怕触碰这个专政一样。托派扯了无政府状态，扯了信息失灵，扯了经济生活的各种矛盾运动，甚至扯到了市场投机和私人资本积累。——这难道仅仅只是“民主监督”的问题吗？不，这同时还是“专政”的、“强制规范”的问题。不如说，离开了无产阶级专政，托派所说的“民主形式”就是一派空话，民主了干啥啊？不就是为了巩固专政、消灭私有制吗？
其次，既然谈的是过渡阶段，那么在经济上首先就应该是谈如何消灭私有制、为公有制形式建立基础，怎么会把“消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作为一个专门问题提出来呢？
瞧啊，不是消灭私有制，而是消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而消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需要计划、需要调节，而调节需要“民主”和“监督”……天啊，难道就不需要“专政”吗？
你会发现，为了竭力避开专政这一恐怖的、暴力的、官僚主义的野蛮字眼，托派在想问题和叙述问题的时候费了多么大的劲啊！一定不要谈到“专政”，一定只能谈到“民主”，而且只是“民主”，纯粹的“民主”，没有任何专政的纯属工人的民主！——可笑吗？非常可笑。
因为有几个官僚，就吓得你专政都不敢提了；因为有一群、一堆官僚，就吓得你专政都不敢坚持了。是啊，有官僚，而且是一堆官僚，但我们仍然坚持专政，并决心在专政的基础上同官僚做斗争。我们可能在斗争中失败，但失败了就应该重头再来。怎么会像托派这样“谈专政而色变”，被一堆官僚吓得连原则都不敢提了呢？专政都解决不了，民主就更解决不了，因为民主就是为了专政、为了消灭一切阶级。
总之，过渡阶段的问题，在政治上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上建立民主监督和民主管理。在经济上则是如何消灭私有制，先是建立起国家调节和国家监督，然后是建立起国家资本主义和合作社资本主义，然后是建立起全民所有制工业和集体所有制农业，然后是在这一基础上进一步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差别、消灭资产阶级法权、为普及和提高群众文化觉悟水平而努力。
而且，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启蒙思想传统的继承者，他们批判了资产阶级拿本阶级特殊性遮蔽其他阶级利益的伪善普遍性，要求通过社会革命，把不仅仅是无产阶级而且包括资产阶级从资本的统治法则下解放出来。非本真的“资产阶级民主”没有被简单消灭，它作为一个环节被扬弃，被包含在本真的“无产阶级民主”里。
【62】
话里有屎。马恩是“启蒙思想传统的继承者”，这能说明什么？马恩是黑格尔的学生，这能说明什么？说明启蒙思想传统是对的？说明黑格尔是对的？启蒙思想的什么思想？黑格尔的什么东西？一句笼统的、含糊不清的、正确的空话，你想从这种“继承者”的空话中得出什么具体的、确切的结论呢？你想主张继承什么样的具体观点呢？
自由只能理解为消灭阶级的自由，民主只能理解为消灭阶级的民主。自由的最高形式是无所谓自由，民主的最高形式是无所谓民主。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超阶级的民主，一般民主，无论如何都不是什么“简单消灭、扬弃、包含、本真”的关系，拿这种抽象议论是想说明什么呢？无产阶级民主是资产阶级民主的继承、扩大、改造？
这里只看到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形而上的抽象公式，却看不到任何马克思主义的明确具体的结论。字里行间只让人感到对资产阶级民主的形式崇拜，光是这种令人误会的表达方式，就已经为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解释敞开大门了。
什么无产阶级民主是资产阶级民主的“扩大”，什么无产阶级民主是资产阶级民主的“继承”，什么无产阶级民主是资产阶级民主的“发展”，什么无产阶级民主是资产阶级民主的“扬弃”……
别玩弄字眼了，怎么扩大、怎么继承、怎么发展、怎么扬弃的呢？全部是些模糊不清的抽象议论。
无产阶级民主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资产阶级民主是资产阶级专政的民主。资产阶级民主是剥削压迫无产阶级的民主，是私有制的民主，是财产的民主；而无产阶级民主是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消灭压迫、消灭阶级的民主，因而是最终消亡的民主。谈资产阶级民主，就要谈它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关系。谈无产阶级民主，就要谈它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关系。这样谈才是马克思主义，除此之外的其他提法都是什么玩意儿呢？
无产阶级作为阶级固然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然而，我们必须承认这种统一是有机的统一，是建立在对现象多元承认基础上的差异同一。
【63】
从上面几节开始，托派在民主、阶级等问题上，都开始陷入了不同程度的动摇。标志就是折中主义，含糊不清，模棱两可，繁琐缠绕，哪里看得到坚强有力的明确文字，全是些吞吞吐吐、弯弯绕绕、拐来拐去的东西。
无产阶级作为阶级“固然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在什么意义上统一呢？不过是在生产关系的一致性上是统一的罢了，至于成分上、思想上和具体组合上，无产阶级从来处于动态变化之中。无产阶级同其他阶级、其他社会成分之间没有隔着一道万里长城，因此，无产阶级作为统一体，只是生产关系上一致的统一体罢了。
托派说不出明确的意见，却用了“固然是”这么一个词。肯定，又不敢彻底肯定，否定，又要绕着弯子否定，而不敢明明白白地否定，于是用了“固然是”这么一种有保留的肯定、与有保留的否定的折中主义说法，因而也就是庸人的说法。
然后，我们“必须承认”这种统一是有机的统一，是建立在多元承认基础上的差异同一。
第一，无产阶级当然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具体的无产阶级当然有着各种各样的差异，这种差异不是“认识”上的，而首先是“存在”上的，但无论有着怎样的差异，具体的无产阶级仍然是无产阶级，而不会成了别的什么阶级。
第二，为什么要“必须承认”无产阶级是有机的统一，是差异基础上的同一呢？为什么不能“承认”另一个方面，即无产阶级不管有何种差异，它在根本上都是一致的呢？
无产阶级又是差异的，又是一致的；既是多元一致的，又是根本一致的。
为什么托派只“必须承认”差异的方面，而不“必须承认”另一个方面呢？为什么托派只“承认”多元的方面，而不“承认”根本的方面呢？
差异和一致的方面能够相提并论吗？多元与根本的方面能够等而视之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主要矛盾、支配方面、决定地位等等，所有这些哲学上的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辩证法上的常识都忘光了，却来谈论起“哲学”！而且还到处卖弄起黑格尔，说什么形式主义、A=A，思想上幼稚的认识等等！——出丑啊，托派！
理论只要彻底就能征服人，而彻底就要求具体，要求明确，而不是卖弄公式、含糊其辞。
从“总和”的无产阶级出发，无产阶级既有落后方面，也有进步方面；既有分化方面，也有团结方面，既有这个方面，又有那个方面……
马克思主义者应该牢牢抓住哪个方面？你们托派又在抓住哪个方面？
托派在各个方面离开了坚定的、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开始捣腾起一堆烦琐哲学的大杂烩。而又不敢公然表明自己的修正立场，所以才这样吞吞吐吐、含糊其辞。越往后面托派的立场会动摇得越厉害，托派的言论也就会越是似是而非、像泥鳅一样圆滑、一点棱角都抓不住。不信，我们且往下看！
自身包含自身及其差异，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设想的革命的无产阶级或自为阶级的形成不是步调一致的，为了协调这种同一—对立—统一—矛盾的情况，这就需要承认无产阶级有组织不同政党的权利。
【64】
当一个人想要发表谬论的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故作高深、佯装哲学。
第一点，“自身包含自身及其差异”？这难道是在说消灭了阶级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吗？难道是那种令人羡慕、令人向往的美好的“多样性”与“丰富性”吗？如果不想帮资产阶级文过饰非，那就不要空谈“自身包含自身及其差异”，而要谈，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资产阶级压迫的条件下，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能够以什么样的形式存在？能够很整齐、很团结、很一致、很觉悟的存在呢？还是说必然以不断瓦解、不断分化，而又以不断联合、不断加强的形式存在呢？显然，只能以矛盾的、参差不齐的、自为的和自发的形式而存在。
第二点，资本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必然充满瓦解、充满分化、充满敌对、充满不团结、充满矛盾、差异、不觉悟、和落后心理……所以，结论是什么呢？托派在这个问题上居然不谈列宁《怎么办》，却搬出马克思的自为阶级概念，说，自为阶级的形成因此就不可能是步调一致的。而列宁则能直接得出结论，因此要牢牢立足于觉悟的、进步的方面，要牢牢立足于先进分子，立足于党性，因此要建设党，要由党来领导阶级、组织阶级、团结阶级。而托派却连“领导”都不敢谈论，说什么要“协调”统一。立场多么软弱啊、多么“平和”啊！
一方面说是阶级，一方面说这个阶级是自我矛盾着的（而不是资本矛盾着的）；一方面说要步调一致，一方面说不可能步调一致。
马克思列宁主义向来抓矛盾的、辩证的总和，既承认总和的落后方面，又牢牢抓住和立足于总和的先进方面。既承认落后趋势，但又不迁就于落后趋势，而是不断提高和克服落后趋势。而小市民庸人却得出什么结论呢？得出“存在即合理”，这也很好，那也不坏；这也是必然，那也是应该……
托派恰好如此，第三点，在一方面要步调一致，一方面不可能步调一致的矛盾状况下，托派写道，“为了协调这种同一”，——而不是“领导”这种同一。应该怎么办呢？
第四点，“这就需要承认无产阶级有组织不同政党的权利”！
——为了协调同一，所以要承认他们“自由”组党的权利。
——为什么不是“为了协调同一，所以要使他们具有建设统一政党的权利”呢？
为什么是“自由”建党的权利，而不是“统一”为一个政党的权利？
为什么是“承认”不同政党的“自由”，而不是“承认”捍卫统一政党的“自由”？
为什么不同政党是“主要方面”，而统一政党却不是“主要方面”？
为什么谈“自由”就如此兴高采烈、正义凛然，谈“统一”就一副要了你们命似的“色彩单一的形式主义”、“僵硬而静止的绝对物”、“形式逻辑A等于A”、“用预先设定结果的标准来判断实际斗争”？
说吧，托派们，你们的“不偏不倚”、“大公无私”、“辩证唯物”都是什么玩意儿？
如果把无产阶级的阶级团结、利益统一和革命性看作一种僵硬而静止的绝对物，这是一种色彩单调的“形式主义”和“无差别的同一性”，它只有形式逻辑“A就等于A”，
【65】
见前一节“64”，托派批判得非常起劲，就是不晓得现实中到底有谁，把无产阶级的团结、统一、利益一致、革命性等等，“仅仅理解为”绝对的静止的抽象物，而不是客观实际，实践与实存。托派不谈在一致性和差异性、多元性和根本性问题上，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立场是什么，却把僵化理解一致性、根本性等等错误做法拿出来大批特批。托派这样批判僵化理解的错误例子，是为了什么呢？为了“正确理解、生动理解、科学理解一致性和根本性”吗？不，是要我们像他那样，都去醉心于“承认差异性和多元性”呢！原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就是“承认差异”。朽木可雕乎？
然而他看不到也不愿意承认，觉悟无产者的革命之路是一个历史过程，在不同的阶段，他会选择不同的党派，直到最后来到革命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先锋队里。
【66】
是啊，觉悟无产者的革命之路是一个“历史过程”。而历史中有“各种各样”的过程，也有“各种各样”的分子。有落后分子的过程，有中等分子的过程，有觉悟分子的过程。“在不同的阶段”，不同分子的确会选择不同党派、不同过程。“直到最后”，那些原来不够觉悟、不够进步、尚未触动的分子也就来到“革命共产主义的先锋队”这里了……
由此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
托派说，所以“必须承认组织不同政党的自由”。
而我们则说，所以“从一开始就要站在先锋队立场上，牢牢地捍卫统一、巩固统一、加强统一”。
托派已经越来越堕落到俄国经济派们的“策略-过程”、“组织-过程”的立场上去了。什么“觉悟、革命，是一个过程”！
当然是一个“过程”，而且过程有不同方面。全部问题就在于对“过程”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然后在这种分析判断的基础上搞清楚，过程到底“要求”我们什么？过程到底在“要求”我们做过程的尾巴，“要求”我们单纯“承认”过程；还是要求我们“领导”过程，“克服”过程，“团结”过程，“提高”过程，而不要听信什么“过程自由”、“过程必然”的空话？
托派在组织问题上堕落到“孟什维克”的立场，决不是偶然的。在革命策略问题上搞左的极端狂热，然后在日常组织准备和党的斗争中，就倒向了“过程自由”、“过程必然”等经济派的立场。唱起高调来，比飞机还高，软弱起来，则比鸡雏还低。这是小资产阶级空谈症的本性！
以一种预先设定结果的标准来判断实际斗争里的情况，是一种空洞的说法。如同黑格尔所嘲讽的“它宣称它的绝对者是一个黑夜，在其中，就像人们惯常说的那样，所有母牛都是黑的。这样一种知识是缺乏认识的幼稚表现”[14]。
【67】
这句话是革命马克思主义之耻！意义堪比“运动就是一切”、“批评自由”等伯恩斯坦主义的名言。
全部问题恰恰在于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预先设定的结果”，而是概括反映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总和的“科学的、真理的思想体系”。不是被最终实践、无限遥远的实践，而是被每一实践、每一时刻正在发生和已经发生的实践证明了的客观真理的思想体系。
把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划分、社会客观进程的认识和分析、结论和判断等等，说成什么“预先设定的结果”，就好像马克思主义之前还没有人实践过似的，好像在得出任何结论之前，都没有可供判断、可供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丰富材料、总和材料、现实材料和历史材料一样。
说什么不能用“预先设定的结果”！——我到底要怎么说才能显得更客气点呢？——托派啊！你特么是从石头缝里、从天上掉下来搞革命的吗？你特么在你实践之前、在你形成观点之前，全部人类历史、世界历史、一国历史、革命历史、思想观点、精神材料等等，都是不存在的吗？
难道历史是到了你参加革命、开始思考、开始说什么“不能预先设定结果”的时候，才从零开始的吗？
庸人，你去从零开始吧，你去从洁白无瑕的“没有任何预先设定的结果”出发，去从历史真空和社会真空和思想真空开始干你的“不断革命”和“自由民主”去吧！
如果自信正确，那就说出来，捍卫自己，要求纪律、要求组织、要求团结一致、要求共同前进——这是马克思主义。如果自己都没有定论，那就不要说什么了，去搞你的托洛茨基主义吧！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你有批评和表达意见的自由，我们也有批评和检查意见内容、并针对内容采取措施的权利。批评自由，同时也看批评内容，还看批评的方式方法、态度和时机（适宜性）。怎么会有什么绝对的、抽象的、形式自由呢？自由建立在纪律之上，建立在必然之上。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实践，除此之外的“自由”都是空话。
无产阶级专政的全部内容就是无产阶级民主，即通过全体劳动者能够予以控制的机构介入社会生活。
【68】
见开头“55”。所谓“全部内容”就是毫无内容，说什么“民主”就是“全体劳动者”——还有农民和小生产者呢，那也是劳动者！劳动者中还有自私自利、老想捞一把的懒汉，以及一辈子受尽压迫和折磨、而本身成长也很少受到文明和文化影响的落后分子和保守分子呢，甚至还有隐蔽的反动分子呢！
其次，“民主”就是“劳动者”通过“自己能够控制的机构”——没有专政你能控制什么，例如，在资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许诺给无产阶级的“民主”能够让你去控制什么？再例如，“自己能够控制的机构”，那是什么“机构”呢？“民主机构”？别闹了，你能控制、并且首先应该保证控制的，不是别的机构，就是“专政机构”。所以，民主就是工人阶级在本阶级觉悟分子的领导和帮助下，通过自己控制的专政机构，去“全面改造社会生活”，而不是仅仅“介入”进去。
只要无产阶级群众能够自己做到一切，那就无所谓民主了。只要无产阶级群众还不能自己做到一切，那就总需要领导、帮助、指挥、教育的部分。问题是不断提拔觉悟因素、进步因素，克服腐败因素、变质因素，有什么切实的好方法都可以提啊，都可以检验一下啊，但除此之外，不会有别的出路。
何宇先生对立“专政与民主”的简单思维很可笑，况且无产阶级专政时代，劳动者在经济和文化上享有的权利都比资产阶级社会要多，政治上却要限制群众权利，让一个党控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实在是令人费解的。
【69】
被庸人嘲笑为“简单思维”是没办法的，因为思维简单的人也不可能理解更加复杂而又辩证的科学东西了。
无产阶级专政下，工人群众在经济上和文化上的权利都比过去要多，为什么呢？难道不就是因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缘故吗？难道不就是因为在这个专政的基础上剥夺了剥夺者、扫除了一切文化上、经济上的害人虫吗？因为把这些腐朽因素、剥削因素、压迫因素专政掉了，所以无产阶级才拥有了更大的自由和更大的民主。——这是通过口头宣布“承认享有某某自由、某某权利”的形式吗？不，是靠实际行动领域和活动领域的扩大和丰富、靠实际活动条件的改造和提高来实现的。不是“宣布集会自由”，而是无产阶级已经在集会了，已经剥夺了场所、占有了场所，并实际进行这种集会了。不是“宣布出版自由”，而是无产阶级已经夺得了印刷所，夺得了纸张，夺得了出版发行的渠道和运输工具，从而在实际上已经在进行出版、进行议论了。不是“宣布结社自由”，而是无产阶级已经组织起来，建立了各色各样的组织，成立各色各样的群众机构和专门机构，从而已经在组织、在结社了。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有“集会自由”，但没有集会；有“结社自由”，但没有结社。
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没有“集会自由”，但已经在到处集会了；没有“结社自由”，但已经到处都组织起来了。除非有什么必要和必须，需要专门承认和肯定某某“自由”、某某“权利”。否则，无产阶级专政本身已经囊括了一切、概括了一切，无产阶级专政本身已经意味着无产阶级在“事实上”、“实质上”、“实际活动上”享有最大的、最完备的自由和权利了。剩下的只是无产阶级专政必要的组织、纪律、监督、和协商，需要有一套“事实上行之有效”的联系方式、活动方式，能够把无产阶级专政有效运行起来，能够把社会生活有效运转起来。很难想象，在这种一切问题都归结为“实际解决方案和解决办法”的时候，为什么要有人主张“必须宣布某某自由、某某权利”。这样做的人本身到底是为了什么？他到底想怎么样？想达到什么目的？因为一切问题都是可以从“事实上”加以解决的，既然“事实上”出了问题，那么针对这种问题应该“从事实上采取哪些改进方法和改进措施”呢？现在，人们却不谈事实上应该采取哪些方法和哪些措施，却争论说“必须宣布某某自由、某某权利”——这不才是真正令人费解的吗？
托派说，“政治上限制群众权利”，怎么限制了？没有“宣布某某自由、某某权利”，就是限制了无产阶级群众的政治权利？如果说，我们限制了无产阶级群众参加专政的权利，那才是限制了无产阶级的政治权利。因为无产阶级的“政治自由”的口号已经为实际的无产阶级专政所代替了，因此“政治自由”表现为“无产阶级专政”，表现为无产阶级群众可以自由的参加专政、运用专政，这对无产阶级群众而言应该是很好理解的事情。当口头上说要有政治自由的时候，恰恰是政治上不自由的表现。真正达到政治自由（专政）的时候，“政治自由的口号”就只能具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无产阶级事实上的政治统治自由”的意义了。
所以，谈“政治自由”的时候，恰是政治上不自由的表现；当政治上真正自由的时候，没有人会想要宣布“政治自由”，因为那只能意味着给反对无产阶级事实统治地位的人们，以“反对和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自由”。这种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无产阶级为什么要干呢？无产阶级当然是理直气壮地宣布说，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自由就是自由的参加和运用专政，除此之外的自由是没有的，那样的自由，我们无产阶级专政不承认，敢挑战，你就试试看？
至于说变质以后更凶残、更无底线。那是另一码事。连自由参加和运用专政都不能防止这个专政的变质，那你还能说什么好呢？想要这样的专政承认你的“自由”，那是不可能的，还是乖乖的、小心准备好你的革命吧，尤其是如何把日常改良斗争同最终的革命目标相联系。不去启发群众和教育群众，却一味指责对手太野蛮，居然不给我“自由”去干革命。那就不晓得你的目标到底是要组织和启发群众，还是表面决绝、实际上软弱不堪，只想诅咒和空谈对手太凶恶罢了。
所以，没有“托式民主”，这就叫不民主，没有“托式自由”，这就叫不自由。没有“托式政治权利”，这就叫“限制政治权利”。小资产阶级一贯“以己度人”，拿自己的情绪代替别人的情绪，拿自己的世界观代替别人的世界观，以为自己代表“普遍”、代表“中立”，实际上却不晓得自己满脑子都是庸人的市侩偏见。
所以，“一个党控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不是危言耸听，就是想把变质以后和变质以前的情况混为一谈。变质以后，一个党控制方方面面当然匪夷所思。但是，在变质之前，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过渡阶段，一党制，即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党的领导制，难道有什么不可思议的地方吗？
早在革命时期，就是这个党在团结群众、依靠群众、教育和启发群众去夺得自己的专政。在革命胜利以后，这个党领导无产阶级，帮助无产阶级完成自己的专政、建设自己的专政、发扬自己的专政、巩固自己的专政，这难道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吗？党领导专政，全赖于党和群众之间的紧密联系一致。不从这种事实上的党群联系入手，在党群辩证法中用党联系群众、群众提高为党、最终无所谓党的方式，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阶级斗争的方式来解决问题，难道还能有别的什么解决问题的方式吗？
托派在任务的艰巨和困难面前退缩了、屈服了，于是把肩上的担子一撂，摆出一副旁者自清的姿态，说什么你们不民主、你们不自由、你们本来用不着这么费劲、你们想当群众的爸爸、群众的父亲，你们不相信群众、不信任群众，你们不让群众“下水游泳”、限制群众“下水游泳”、不让群众“有机会亲身实践”、不让群众“在干中学、在学中干”……说什么，只要相信群众，放手让群众去“下水游泳”，一切问题都会解决的。说什么“本来”应该世界革命、不断革命，否则就“不会这么麻烦”的。
——话说得多漂亮啊？托派纯洁的可爱，革命的可爱，同时没有任何野心想要“凌驾于”群众，因此平和的、谦逊的令人可爱。可爱啊，托派！
无产阶级再推翻资本主义的过程里，必然会因为策略、战略以及理论问题发生分歧，即使承认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并保卫无产阶级的整体历史利益，但剥夺其他工人群众组织政党的权利，也就在客观中限制了群众走向觉悟的道路。
【70】
有产生出分歧的“必然”，也有分歧被克服的“必然”。然而托派却只承认“分歧”的必然，而不承认“团结”的必然。真奇怪，坚持团结、坚持党性的派别没有帮助启发群众，反而是那些坚持分歧、坚持自由的派别“在客观上”帮助了群众的觉悟（作为反面教材吗？）。
瞧啊，一方面“承认”党代表了先锋队、代表了群众、代表了阶级利益；一方面却说什么“即使……也……”。托派啊，不要玩弄外交手腕了，直接说你不相信党能有这种代表性，你根本不相信党能“代表正确”，这岂不是更加痛快些吗？
一方面“承认”党代表阶级利益，一方面却说，“不能剥夺组织不同政党的权利”。
说什么“剥夺权利”真是太可笑了，除了资产阶级专政有这个权利，“革命时期”谁能剥夺你的政治权利呢？我们根本不会“剥夺”你的建党权利，然而，我们在沟通过、交流过、批评过、邀请过、总之，尽了一切可能的努力，也没能叫你放弃自己的独立、放弃自己的“自由”。——请问，我们该怎么评价你呢？我们该怎么确定对你的态度和对你的方针呢？原来，马克思主义的方针就是，“必须承认这种自由”，对吗？
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这是托洛茨基主义。
事实上，无产阶级内部的分层化以及思想意识发展的多元性在现象上是确实存在的，不同性别、种族、文化背景、生活体验、宗教习惯以及对改良和革命路线的认可程度,会带来现实里无产阶级意识发展的纷繁复杂，矛盾根植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衡发展。
【71】
对，“确实存在的”！所以，无产阶级作为整个阶级的一致性，就是“不确实存在”。确实存在的只是无产阶级的多元和分化，而无产阶级的统一则是事实上不存在的东西！
纷繁啊、复杂啊、怎么办啊？——托派还有什么原则上的明辨力和是非上的判断能力吗？遇到三个松树就迷了路，开始晕头转脑的说起昏话来了，不是明确分析、肯定判断，而是来一句“纷繁复杂”。我也知道世界是“纷繁复杂”的，我还知道“人性”也是纷繁复杂的。怎么办啊？这就是你崇拜自发性、赞成落后性的理由吗？显然，这不是一个战胜了纷繁复杂现象的自觉的理性的人，而是一个被纷繁复杂战胜了的丧失了理性的人。
具有总体视野的阶级先锋队尝试通过把阶级意识赋予给群众促进群众自我解放，并作为一种中介，在国家日益消亡的过程里扬弃自身。所以，无论是革命前还是无产阶级专政时代，先锋队只能通过参与群众运动（工人运动、女权运动、酷儿运动、民主运动）和工人代表大会并以纲领影响无产阶级和其他被压迫的小资产阶级，而非将党凌驾于群众斗争之上并要求工人代议机构预先服从某个党的想法。
【72】
“作为一种中介”，作为“哪种”中介啊？先锋队“通过尝试”（而不是通过领导），促进群众解放（托派还自作聪明地加一个“自我”解放，难道还有人能替他解放、强他解放吗？），这样之后，所谓的“中介”，不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吗？
群众的自我解放，阶级斗争，结果必然是无产阶级专政。托派羞羞答答地不敢直说专政，说什么先锋队在促进解放之后，就“作为一种中介”，然后在“国家日益消亡的过程中把自己扬弃掉了”。
所以通过“中介”，然后国家就消亡了，然后先锋队就扬弃自身了？——托派把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国家消亡理论说得多么庸俗不堪啊！难道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明确的、科学的提法吗？难道托派连这些最基本的说法都不了解吗？明明知道有不容任何含糊、任何修改和篡改的准确的、精确的说法，为什么要自己编一套话语，把问题说得不伦不类、模糊不清呢？
“所以，无论是……还是……”，且不谈这个所以根本没有任何逻辑上的因果联系。瞧瞧啊，无论在革命时期还是专政时期，先锋队都只能“通过”……感谢上帝，感谢托派，先锋队居然还能“通过”什么东西……
“通过”什么呢？（1）通过“参与”；（2）通过“纲领”。——这就完了，这就没了。恨不得一本《怎么办》丢过去，看看能砸到几个托派。
通过“参与”，通过“纲领”，组织呢？纪律呢？职业革命家组织呢？技术呢？政治领导和思想领导呢？
无组织、无纪律、无领导、无章程。仅仅有一个“参与”，一个“纲领”，这就没了。——这叫党？这叫先锋队？就凭这玩意儿还想不断革命、取得政权？
可见，党组织不是工人阶级的组织，要工人“自我”组织的组织，才叫工人组织、阶级组织，是不是？
最后，“而非凌驾于群众”、“而非要求于群众”、“而非预先服从某党”等等。那你的群众要不要服从你党呢？你的党和群众要不要建立纪律、建立组织呢？
说什么“不能凌驾、不能要求、不能预先服从”，所有这些都是“包办替代主义”。
正所谓“闭口为金，开口为银”，不说话、不活动是最好的，省的“凌驾了”某些先生、“要求了”某些庸人。党深入群众、领导群众，这就成了凌驾于群众、要求预先服从。托派说自己坚持的是列宁主义，反映的是革命无产阶级分子的先进情绪？这岂不是要完蛋了吗？幸好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决没有托派情绪，不然，那就真的要绝望了。
何宇先生说到了“同资产阶级因素作斗争”，脱离具体社会历史发展得出这样的观点，是非常低级的“变戏法”。在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和生产资料公有制后，
【73】
不晓得谁才是脱离“现实过渡”、“历史过渡”，一直在拿“理想过渡”的历史发展阶段来说事。
所以第二句，“在建立了……公有制后”。建立了公有制？这是说私有制“已经”被消灭了吗？这是说阶级“已经”被消灭了吗？那就不用什么无产阶级专政了，直接就是社会主义国家，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了！
什么是“资产阶级因素”，也许何宇和其他官僚社会主义思想的赞成者会说是“内外资产阶级的反扑”或“群众落后心理作祟”：
【74】
只是群众的“落后心理”？算了，反过来说吧，难道群众已经克服了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的一切因素的影响了吗？
对于前者，不承认“不断革命论”和“社会主义无法在孤立民族国家内建立起来”的官僚专断分子是决计无力解决这个难题的；
【75】
所以瞧，托派还在许诺一个理想中的“国际革命”，用理想中的国际革命，来许诺同样理想中的社会主义过渡。所以托派根本不承认现实中发生的历史上的过渡问题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坚韧性，而是说“本来不用长期的”，“本来可以国际革命、不断革命的”……哈哈，有什么可说的呢？
不能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不代表不能一国“建设”社会主义。在没有国际援助、没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基础的情况下，落后国家虽然充满了困难，但尽可能建设社会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还是有可能的。要想最终建成社会主义，当然需要国界革命，但在国际范围内显然不具有革命可能的前提下，牺牲一国建设的可能性，盲目赌注在国际革命的愿望上，这是正确的吗？
事实是，恰恰因为起点较低，所以从资本主义甚至小商品经济一直过渡到为最终建成社会主义打好经济基础，这段期间可以做到很多事情，并且每一步都具有重大意义。
从资本主义到世界革命+最终建成社会主义，中间一段过渡时期，在政治上都是无产阶级专政，在经济上则分别经历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阶段：（1）小商品经济、私有制经济，（2）私人资本主义，（3）国家调节和监督的资本主义；（4）国家资本主义+合作社资本主义；（5）公有制初级阶段，全民所有制工业+集体所有制农业；（6）公有制高级阶段，尽可能向消灭三大差别、实现完全公有制的目标靠拢，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也会有长足发展和充分提高。但是无论如何，无法最终建成社会主义，并且在一国建设的任何步骤中，我们也不会放弃、忘记和忽视国际革命，忽视通过世界革命最终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区别只在于，我们不会把“世界革命+最终建成”与“一国建设”对立起来。好像不能最终建成社会主义，就连可能的一国建设社会主义也不做了，或放弃了、忽视了。只有世界革命才能建成社会主义，但不代表一国建设也是不可能的。反过来说，一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可能的联系形式和中介形式，就是在一定时期用一国建设做准备，通过一国建设社会主义，以此支持国际革命、参与世界革命。
托派在困难面前不能坚持，不能冷静，不能沉着、耐心，形势一旦发生变化，表现紧张，就开始忽一下“极左”，忽一下“极右”。最终结果就是，以“左”的不断革命、国际革命的姿态，完成了“右”的反现实社会主义、反无产阶级专政的功勋。极左和极右最终统一在同一个托洛茨基身上，这不是偶然，而是阶级分析的规律。
对于后者，由于何宇为“一党制“和“职业官僚”辩护，如同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的那样，
【76】
不，是理想中的过渡、理想中的国际革命和不断革命的公式在“告诉”你们、“指导”你们，让你们非此即彼的看问题，描述历史。
在虚假意识形态作用下被告知自己是社会主人的群众却一再被官老爷们板起脸来教育，而他们却始终不能通过试错来真正管理这个社会，最终，这种限制“下水游泳”的做法只会让群众对政治生活冷淡，然后官僚专断的徒子徒孙们把结果当作了原因，“哎哟喂，你看啊，工人本来就不行，他们辜负了xx主席的一片良苦用心”。
【77】
见“69”，有关“限制下水、限制试错”的评论。反过来，托派是不会“告知的”，群众只是因为官僚主义才冷淡的。“本就不行”当然是错误的，然而“生来就行、很快就行、只要一放开、给机会就行”，这就是正确的了？
没有什么生来就行、一开始就行，也没有什么本就不行、绝对不行。抛开这些不切实际的空话，唯物主义、实事求是的说，真正的问题不就在于群众是可行的、能行的，但仍然需要时间、需要锻炼吗？完全不行的结论是没有的，但起点不高、矛盾很多、困难很大，不也是历史发展的实际水平吗？
托派倒好，把锅甩得干干净净，再用一套自己理想中的“不断革命、国际革命”去标榜“本来就毋须如此”。这不是很方便的批评手法吗？
不过，马克思主义者有必要告诉今天真诚的共产主义青年和起来斗争的觉悟无产者，
【78】
少来了，马克思主义承认所有失误、所有错误、所有悲剧、所有恶果。但我们不会撇清、不会摆出一副好像还有更好的、更理想的方案的姿态。历史不会重复，今天的基础和条件已经迥然不同，但尽管如此，历史经验和教训也不容我们忽视和否认。我们不会害怕承认错误，只是不会因此而撇清。我们仍然站在同志立场上看待这些问题，而托派则已经自绝于“现实社会主义”之外了。托派是站在敌对的立场上批评的，而我们是站在同志的立场上批评的，这就是分别的关键。
历史上的共产党执政国家——从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到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之所以拒斥“工人民主”纲领，不是因为“怕群众犯错误”，而是因为自身的物质特权，
【79】
第一个提出“工人民主”纲领的是俄国十月革命后的“民主集中派”和“工人反对派”，还有你们托洛茨基的“工会整刷派”和布哈林的“缓冲派”等等。
而第一个全面、系统、彻底驳斥“工人民主”纲领的人，不是别人，正是列宁。
列宁之所以拒斥“工人民主”纲领，难道是“因为自身的物质特权”吗？
托派又在淆乱是非。不是只有“物质特权的官僚”才会拒斥“工人民主”纲领，无产阶级专政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也会拒斥“工人民主”纲领。
当全部问题在于如何落实无产阶级专政，发扬工人阶级的“事实”民主的时候，把“工人民主和政治自由”当口号提出来，这才叫匪夷所思。
这些“革命官爷”们寄生于国有财产上，消耗了大量的剩余产品，而群众的消费需求被抑制，经济发展比例严重失调，最终在尝试引入市场机制解决问题的过程里重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毫无疑问，在过渡的无产阶级专政时代，劳动分工依然存在，资产阶级法权依然发挥作用，那么，旧的意识形态的余烬依然不可能完全消散，
【80】
现实中的丑恶现象还可以揭露出一大堆。列宁就说过，谁向他抱怨苏维埃政府中的一个问题，他就可以反过来向他指出一百个、一千个问题。丑恶现象多得是，甚至多得令人发指。然而结论呢？实际能够怎么办呢？
无产阶级专政时代，基本问题恰恰不是“资产阶级法权”，而是还有私有制和商品货币关系的残余，是还没有彻底建立起公有制，因此首先的问题是如何改造私有制经济，向公有制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过渡。
而到了托派这里，无产阶级专政就只有“劳动分工”和“资产阶级法权”和“旧意识形态残余”了，这是社会主义阶段的主要矛盾，而不是过渡阶段的主要矛盾。
托派这样描述问题，无非就是想“缩小”问题的范围，“缩小”问题的评价。“问题其实没那么严重，用托的一套办法就能轻松解决掉”。实属骗人。
然而，与之作斗争绝不可能依靠什么官僚式的政治运动或“批斗”，
【81】
第一，没有人主张依靠“官僚式”的办法，自始至终谈的都是如何才能吸引群众自由运用专政的办法。
第二，托派又一次自作聪明的从极左跑到极右，托派是不敢反对群众运动本身的（那就遗臭万年了），所以只好竭尽全力污蔑和中伤这个运动的“上层”，说这个运动是“官僚式”的。抗战的时候也是，不敢反对群众的抗日热情，就竭尽全力攻击抗日的领袖和领导者，说他们背叛革命、迟早要葬送革命！
只有劳动者对国家政治权力实施真正政治的控制，才能阻止说客观的经济障碍（依然需要价值规律起作用、依然需要社会分工、依然需要国家机器存在）成为造成物质特权的根源。反之，按照“包办替代”对思路，脱离劳动群众监督的国家机构由于掌握了对社会剩余产品的分配权利，最终成为吞噬无产阶级的一个异质的社会集团。
【82】
第一，“劳动者”是分阶级的，无产阶级专政时代阶级仍然是广泛存在的！
第二，“真正政治的控制”，你都不能参加专政、自由地运用专政，还谈什么“真正政治的控制”？
第三，“对国家权力（看来这是个不同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某个特殊国家的权力）的控制”，“才能阻止某某演化为特权的根源”。仅仅只是“阻止”而已，无产阶级群众对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运用，不仅仅是“阻止”祸害转化为根源，而且是不断的和根本的消灭祸害。托派在这里其实已经不是谈论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一个已经蜕化变质的官僚国家政权了，只有控制这个政权，才能“阻止”祸害发生转化。这就是托派的雄心和壮志。
第四，把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说成是“包办替代”，对于庸人，你是没法跟他解释清楚的，只能用群众的事实教育来说话了。
第五，为什么会“脱离监督”呢？因为没有托式民主和托式自由吗？专政本来是在群众手里，然后就逐渐变质，脱离了群众的监督，这是为什么呢？托派只会说，因为不民主，而我们说，恰恰不是因为“没有宣布形式民主”，而是因为事实上发动群众参与专政、实施专政的“事实民主”遭到了破坏。一方面是物质生活基础本身对群众进行腐蚀，一方面是党和国家机器本身也不健全，遭到各种资本主义关系或小资产阶级的腐蚀，在两方面作用下，没有受到合理的、及时的斗争和攻击的情况下，政权就会最终蜕化变质。而托的说法多简单啊，“民主”！“自由”！然后工人群众就能自由运用专政、参与专政了。——而事实上托连“运用这个专政”都说不出来，只敢轻飘飘的说什么“要监督和控制”，以便“阻止”云云……托派是没有武器、没有獠牙的，托派是温顺的羔羊，自然要主张缓和和文雅的。
基于此，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需要创造出让从前阶级社会里“无资格”搞政治群众搞政治的权利，这就需要保障群众进行思想交流和宣传的权利，保障他们组织不同社团的权利（只要这些社团不诉诸武装颠覆工人政府）。
【83】
瞧啊，夺取政权以后，需要的不是吸引群众参与自己的专政、发扬自己的专政，而是“保障思想交流的权利、思想宣传的权利、组织结社的权利”……难道工人们不是已经在到处交流思想、到处进行宣传、到处建立组织、并着手组织起来了吗？
对于“事实交流、事实宣传、事实结社”，托派一个也看不见，却说“要保障自由、保障权利”。
嗯，很好，那我们就要考虑一下了，托派主张“结社自由”，他想干嘛呢？托派主张“思想自由”，他想做什么呢？我们都在思想、都在宣传、都在组织和结社，而托派却不能参与进来，也不能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上进行新拓展，那，他想干什么呢？他主张“自由和权利”，到底是要做什么呢？
说了无产阶级组织不同政党的权利，我们再来说说先锋队里的“派别自由”吧。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没有把他们的学说当作一种封闭的体系，
【84】
我相信这篇文章已经在到处背离马克思主义。说什么“从来没有当作封闭的体系”，好像就没有确实的、能够经得起检验的客观内容了似的。
不能作为“封闭”的体系，所以就要“开放”吗？所以就要“派别自由”吗？——托派到底想说啥？
无产阶级解放需要社会主义纲领作为工具，
【85】
仅仅只是“纲领”。
不同的纲领因为思想者本身的认识论不一样，会产生各种歧见，
【86】
够了，仅仅因为“思想者的认识论”而发生歧见，那歧见就算不得什么歧见了。真正具有重要意义的分歧，是反映了社会存在的重大矛盾问题的分歧。只有这种分歧才是有理由、有内容、有根据的，只有这种分歧才需要从党的高度、从政治的高度予以评价和剖析。所以分歧不是“为分歧而分歧”，不是随随便便没有任何规定性的莫名其妙的分歧，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反之，分歧也就一定会随着社会存在本身的发展而逐渐明确自己的内容、面貌和性质。而托派开口就是“思想者认识论的分歧”，党不是哲学家进行思辨争论的俱乐部，谈分歧，总要拿得出最起码的事实根据，符合最起码的标准和纪律。
但这种歧见的解决不是靠某个领导机构的立法，而是靠历史事件的发展。
【87】
又来了，一方面，重大分歧只有在历史发展本身到达一定阶段的时候，才会最终解决；一方面，对于任何重大分歧的分析和评价，历史都要求党主动解决、从一开始就加以解决。
还是那句话，托派只看到分歧是必然的，却看不到克服分歧同样是必然的。在历史过程的总和同时包含这一方面和那一方面的时候，托派总是不能坚持原则，坚持根本的、能动的方面，而满足于消极的、落后的方面，说什么“都要承认”。
分歧的解决不能“只靠”领导机构的立法，然而分歧的解决却“要求”领导机构来立法。
分歧的解决只能在历史事件的最终发展中才能实现，然而，历史事件本身的发展却在“要求”我们提前作出结论，并用全党公决的形式来终结这个矛盾。
托派做了历史过程的尾巴而不自知，他所辩护的全是软弱的、消极的、暂时的、落后的、必将被历史所淘汰的东西，而肯定的、积极的、根本的、必然的趋势，他则做不出半点反应。
何宇把“消灭派别”作为努力方向，其实即使托洛茨基也没有否认过派别存在的某些摩擦力，
【88】
仅仅是“摩擦力”？托派，你们祖师爷的“即使……也……”真是没有半点值钱的、实在的东西。
我们说的不是什么派别之间的“摩擦力”。我们根本没有否认过派别和分歧必然会产生，我们根本没有否认过党要有“争论自由”，要有“批评自由”；但前提是承认“民主集中制”，承认“行动一致”，承认党的组织和遵守党的纪律。党有“批评自由”，但没有“派别活动的自由”。党不承认“派别组织、派别纪律、派别活动”。党只有党的组织、党的纪律、党的活动，除此之外不允许有高于党的其他派别组织、派别纪律、派别活动。
因此，问题根本就不在于是否承认派别和分歧必然存在，而在于明确党的纪律和党对派别的方针和态度。党对待派别、对待分歧，应该持什么态度呢？（1）具体问题具体分析，（2）避免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3）实事求是、科学处理，（4）坚持党的组织和党的纪律，（5）努力克服分歧，达到党的团结统一。
一方面必然有分歧、必然有派别；一方面必然要克服分歧、要消除派别，决不迁就于派别。
结果托始终只强调分歧的必然性、派别的必然性，而完全忘记了自己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作为一个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应该在派别问题上负有的责任。
“什么是派别（faction）？就是由党内的一批思想最为接近的人自愿组成的临时性的、没有具体规定的集团，它的目标是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让全党相信它的观点是正确的。即使是在最成熟、最和睦的政党内部，也会由于自己的影响力已经达到了新的阶层、突然出现的新问题、形势的急剧转折、领导层的错误等原因，而不可避免地出现各种派别。从铁板一块的观点来看，派别斗争是一件“坏事”；但这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坏事，而且，无论是在任何情况下，它的危害都远远小于禁止一切派别而造成的危害。
【89】
见“88”，问题不在于“必然”，而在于党对于这种必然的态度。一方面说是不可避免，一方面说是坏事。那么，到底是不可避免还是坏事呢？归根结底，托还是倒向了崇拜不可避免性。而我们说，不可避免，不是不去避免的理由，不可避免，但是要努力避免，决不能对它放任、对它迁就，而要在不断的斗争中去捍卫党性，捍卫进步的和正确的东西。
党也不是“禁止一切派别”，而是“禁止一切派别活动”，同时允许争论，允许发表和交换意见。党并不是必须用强硬手段“禁止一切派别”，在紧急情况下它会动用这种措施和手段。但这决不代表党承认“派别自由”，承认“派别活动的自由”，不，党坚决同这种儿戏作斗争，坚决教会自己的每一个党员服从党的组织、坚守党的纪律。
因此，说什么“任何情况下”绝对禁止一切派别都是错误的，或危害最大的，这是撒谎。不仅有批评自由，而且也要看批评内容，也要看批评的方式方法，态度和时机。绝对的形式自由是没有的，自由建立在纪律的基础之上，建立在必然的基础之上。因此，当形式上说，某人有批评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时，从内容上说，从时机上说，从发表意见的方式方法上说，这个人可能都在犯下大错。
派别禁令就是你们托派自己活动挑起的结果，你们祖师爷心血来潮，不顾一切时机和后果，只顾自己形式上的“批评自由和批评权利”，然后就发起了一场“整刷工会”的党内斗争。结果在形势危急的情况下，不得不考虑以后为防止这种情况再度发生时，而备下的紧急预案。
归根结底，不是你们祖师爷咎由自取是什么？而且这个例子本身也说明，存在着更危机的时刻，此时，压制意见保持统一，绝对要比纵容某个派别分子发表轻狂言论要好得多。而托派恰恰就是这一问题的实证。
当然，在缺乏足够的原则基础的情况下，由于政治上的不成熟、个人的野心、企图升官发财等原因而尝试建立派别的情况也是很常见的，这种情况在年轻的政党内部特别常见。在所有此类事例中，党的领导层的任务就是要揭露（但不能动用警察手段）这些人的野心的空洞性，让他们在全党面前名声扫地。
【90】
野心分子，然而不能动用警察手段，只管让他名声扫地？不，能够用思想斗争和组织斗争解决问题当然好，但拒绝采取极端行动是不对的。就算在革命时期还有专门的“肃反”组织，一定禁止这种手段，那就是束缚自己的行动。
只有这样做，才能培养出对党的深切忠诚，这样一来，无论发生多么激烈的短暂争执，都不会动摇党的团结。
【91】
不，果真如此，那就应该放弃对你的培养，还请你们另立门户，到那里去“培养”你们对自己党的“深切忠诚”去吧。
派别的存在，天生就会造成摩擦，会消耗人们的精力，但这就是民主制度必须付出的代价。
【92】
所以“集中制”就成了你们托派要付出的代价。
一个能干的、有威信的领导层，会尽量把派别摩擦减小到最低限度。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有一个经受了集体经验的考验的正确政策；要用诚挚的态度去对待反对派；要逐渐加强领导层的威信；但是，禁止一切派别，却永远做不到这一点，反而会使斗争染上虚伪的和有害的性质。禁止派别就等于取消了党内民主，并向建立极权统治迈出了第一步”[15]。
【93】
哈哈，开明“专制”。还要什么组织、纪律和集中制呢？没有这样的“领导层”，所以你们托派自己去建一个吧。
至于说，仅仅靠“派别禁令”，当然做不到这一步，然而“派别禁令”本身就不是常规措施，且无论如何也不会成为“派别自由”的论据。
列宁是系统阐释先锋党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者，除了早期跟马尔托夫和普列汉诺夫的冲突，即使在布尔什维克内部，围绕着是否参加杜马选举、怎么看待无产阶级文化，一战前的党就分歧重重。四月革命后，持“阶段革命论”立场的加米涅夫和斯大林主张“批判性支持临时政府”，列宁经过组织起一个以彼得格勒和莫斯科战斗性工人为主的派别争取了党内的多数。十月革命以后，围绕着布列斯特条约签订、经济建设、军事问题、工会问题，党内形成了不同的派别，各自以纲领争取对先锋队的政治影响。俄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禁止了党内派别，现在看来这个决议弊大于利，它为之后官僚层压制反对意见埋下了伏笔。即使如此，彻底变成植物人前的列宁也向托洛茨基提议，为新的党内派别出现而努力。可惜的是，何宇先生不曾从盛年时期的布尔什维克主义里学到哪怕一丁点东西，他在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尸体上把那种腐臭的分泌物当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如果你不说这个东西好闻，那就是非无产阶级思想。
【94】
托派从“盛年布尔什维克党”的经历中看到了什么？他只看到“冲突”、“分歧重重”、“少数和多数”、“不同派别”、“争夺影响”、“为出现新派别而努力”……而对于这是什么和什么的冲突、什么和什么的分歧、谁的少数谁的多数、谁的派别、谁的影响等等，却只字不提。
哈，“都是”派别，“都是”分歧。所以A是派别，B是派别，C是派别，结论就是，A=B=C，都是一个东西。原来这就是托派推崇的“辩证逻辑”？原来这就不是著名的“A=A”了？
布尔什维克的盛年时期充满了派别、充满了分歧。
所以，托洛茨基由此得出结论，党“应该”承认派别，承认派别自由，承认派别权利，承认多种派别相互斗争，“自由”斗争。
而我们得出结论，党应该唯物主义的处理派别，同时坚决同落后派别、错误派别做斗争，坚决捍卫党的统一和党的路线，坚决使党担负起自己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伟大历史使命。
在托派看来，党的“历史使命”在于承认派别、放派别自由；而在我们看来，党的“历史使命”在于捍卫党性、坚决克服派别、坚决同派别现象作斗争。
托派看到斗完一个派别，又出现新的派别，可见派别现象必然产生，结论是要承认派别自由、甚至自由派别。
我们看到斗完一个派别，又出现新的派别，可见派别斗争还会持续下去，结论是出现派别，还要不断的把它斗下去，直至最终消灭阶级、消除一切派别。
从列宁主义身上没有学到任何东西，不仅没学到任何东西，而且还肆意修改和歪曲，结果不仅等于零，而且还是一个负数，是极其有害的反面影响。而托派却说何宇没有“学到任何东西”！
五、文化问题
行文至今，该说的都说完了，继续批注下去也没意思。托的手法，搬出一套谁都承认的抽象道理，让大家产生“说得不错”的印象，然后下一句就开始夹带私货，却不提事情本身是如何提出的，解决的要点在哪里。当然，如果我听到回应，说什么“何宇黔驴技穷，不敢写下去了，驳不动了”，那么，我就准备提笔再战。
只有斯和毛的部分，我懒得多说什么，全部承认下来吧。这不是“事实问题”，想罗列丑恶和罪行的地方，简直太多了。我们和托派的区别在于。他是旁者自清，一副山人自有妙计，其他人都是官僚主义的罪魁祸首。而我们承认一切错误，同时仍然坚持同志态度和同志立场。所以，托要攻击，就让他攻击去吧。根本问题是：（1）不断革命论、世界革命论；（2）无产阶级专政和自由民主；（3）党的组织和党的纪律。
结束。
何宇先生提出“在文化思想领域对资产阶级因素进行全面专政”，如同我之前指出的，这样的专政的尺度在官僚专断之下，不过是可笑的“变戏法”。
一贯重视上层建筑领域斗争的列宁，从来就没有否认过文化斗争的必要性，他持有着战斗唯物主义的立场，在十月革命之前，他就写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和《哲学笔记》等小册子反对那种经验主义、神秘主义、机械唯物主义立场的世界观。然而，列宁从来没有认为斗争的解决需要靠行政命令。革命之后，在旧俄罗斯落后的废墟上，新的工农政府花费了很多精力普及文化，这类文化在官僚专断分子看来都是“封资修”的，无产阶级的小孩革命前还在垃圾堆里玩耍，革命后在大剧院里欣赏莫扎特的《安魂曲》。列宁、托洛茨基以及他们的同志很清楚，在经济、文化上处于劣势的无产阶级要真正能成为社会的主人，必须着手学习（“下水游泳”），所谓的“资产阶级文化”对于俄国工人来说不是过剩而是匮乏，他反对轻率地谈论“无产阶级文化”的做法。在他死前的《宁肯少些，但要好些》里，他曾说“只有那些已经深入文化、深入日常生活和成为习惯的东西，才能算作已达到的成就”[16]，旧的剥削阶级靠让奴隶们愚昧、短视来维持自己的统治，新的工人政府应该创造条件让无产阶级学习从前人类社会的文明成果，而这些文明成果——从文学到音乐、绘画，在阶级社会里，不可能不是由经济上占主导地位的社会集团的精英们创造的。
至于托氏的文学观点，推荐有兴趣的读者阅读他的《文学与革命》，加以了解，中文世界的很多作家包括鲁迅先生深受托洛茨基文艺理论影响，于闵梅老师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普及了托洛茨基的文艺观[17]。托洛茨基看到了文艺创作相对政治活动保持独立性的必要，他高度评价当时西方现代文艺创作的尝试，并帮助布勒东与里维拉起草了《超现实主义宣言》，但他意识到，现代艺术对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的现代性的反抗是无力的。然而，在俄国，饱受帝制时代愚昧和斯大林主义官僚专断双重影响，需要给艺术创作以生命力，避免希腊艺术在中世纪的毁灭。这种尊重文艺工作者自主性的自由，不是资产阶级所鼓吹的抽象的个体特殊性的自由，现代艺术如同一切上层建筑的衍生物必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会受到其象征法则的约束，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建立起来的无阶级社会才能带来一种艺术上自由创作的可能。然而，这种新艺术的可能性绝非靠厚颜无耻的党官僚用行政命令或整风运动能激发的。
反智主义的做法和把文艺作品按照官僚命令的驱动做成样板，固然其中的确有若干控诉旧的剥削秩序的元素，然而其中散发的宫廷文人的奴颜卑膝与歌功颂德的气息，纵使有再精妙的艺术表现形式，其内容上也是无足轻重的行尸走肉了。
另外，反对“封资修”文化产品的同时，少数高层干部却可以有“内部参考”、“内部放映”，不仅享有经济上的特权，还有文化上的特权。不知道何宇先生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呢？是不是说那些先锋队里的“领袖”们对资产阶级因素的抵抗力会更强一点，群众必须要有一个“父亲”的角色对他进行监护——避免误入歧途。如果是这样，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有必要揭露这种在文化上“双重标准”的欺骗。
六、斯大林问题与毛泽东问题
何宇先生说托派在斯大林问题和毛泽东问题上同他们存在巨大分歧，但限于篇幅，他一笔带过。何宇先生很狡猾，他通过强调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分歧来制造出所谓“反列宁主义的托洛茨基主义”的神话，他不提斯大林和毛泽东思想以及实践，因为一旦认真讨论到这个问题，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主义败坏国际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真相就不得不放在进步青年面前进行讨论。
胜利的俄国革命，在列宁还健在的时候，从来不曾把自己的范围局限在民族国家内，因为列宁和他的同志们知道最先掌握政权的俄国无产阶级要保证那种新潮流不被逆转，必须积极积极帮助其他国家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内战中大量觉悟工人的死亡与欧洲革命的退潮，配合着列宁、托洛茨基等党的领袖不妥当的做法（“禁止党内派别”），为一个高居于无产阶级之上扮演“社会宪兵”角色的官僚阶层出现——打下了基础，篡权官僚阶层依附在国有财产上，控制着社会产品的分配权，他们找到了斯大林，希望借助后者的威望，以虚假的“革命意识形态”进行统治。当时在党内出现了托洛茨基等人组织的“左翼反对派”，他们提出了以下一些政纲：改变在国际层面同改良主义者、落后国家民族资产阶级无原则的阶级合作战术，为推动新的国际革命浪潮努力；加速俄国工业化，改善工人待遇；逐步在自愿基础上实施农业集体化，对富农征收高额累进税，防止私人积累货币；重建工人代表大会（苏维埃）的民主。官僚层镇压了党内的反对意见，并放逐了托洛茨基。1923年，共产国际对德国革命发生了预判上的错误，之后是一系列革命的危机———英国煤矿工人总罢工、中国革命，斯大林和其他苏联官僚要求中国和英国工人服从国民党和工党的领导。1927年中国革命失败后，斯大林们又转向了极左的“第三时期”路线——拒绝在反法西斯斗争里同社会改良派影响的无产阶级合作、要求中国的农民游击队攻打大城市，法西斯在德国上台后，共产国际在西欧最大的支部——德国共产党不战而降。“第三时期路线”的溃败也迫使托洛茨基开始着手为成立新的国际革命指挥部做准备。当然，之后斯大林还有更无耻的表现：共产国际的法国支部在法国总罢工里扮演了可耻的“资产阶级警察”的角色；西班牙支部在莫斯科指示下以“先反对弗朗哥与法西斯，再进行社会革命”的名义镇压了当地工人占领工厂、农民夺取土地的革命，并为弗朗哥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苏联国内”，斯大林领导下的官僚层发动了“大清洗”，通过残暴的反革命犯罪行动，杀害了大量的革命者（包括已经跟官僚层妥协的革命者），一些官僚层内部的干部和旧统治阶级成员也受到波及，在西欧法西斯主义崛起的威胁下，大量外国共产党干部被消灭，波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连一棵独苗都没留下；后来，为了同德国达成“互不侵犯协定”，斯大林把几十名德国和奥地利流亡的共产党人递交给纳粹政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了讨好英美帝国主义，斯大林主动解散共产国际，最后羞辱了列宁和他同志们建立起来的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指挥部；二战后，斯大林又同丘吉尔达成共识，允许后者在希腊自由行动，镇压希腊革命，当地的斯大林派一度配合向资产阶级缴枪，后来因为无法控制住群众反抗，被迫领导革命，但为时已晚。总体来看，在斯大林担任苏共总书记的时代，国际阶级斗争只是苏联外交部同各国老板讨价还价的筹码而已。
毛泽东作为斯大林的学生，跟斯大林略有差异。在二十年代末中国大革命失败的情况下，毛采取了一种不同寻常的“武装斗争”的策略，这一策略在十月革命历史大背景下对于落后国家革命斗争的意义，在当时可以说是被低估了。然而，在理论上，毛泽东依然沿着斯大林的“阶段革命论”路径进行叙述，他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幻想中国无产阶级跟中国资产阶级和平相处，把社会革命的路径安放在遥远的未来。即使在后来五十年代革命胜利后，中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而毛也通过实践推翻了自己错误的理论之后，为了营造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后第五位伟大导师的形象，毛的小册子和文章如《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还是翻译成多国文字，输出机会主义理论到外国革命运动里害人不浅——苦头吃得最深的是印尼共产党，按照毛主席联合苏加诺的设想，印尼的群众运动也成了中国外交部和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筹码，最终，苏哈托发动的“反革命政变”打得印尼工农至今没有恢复过来。而其他做法，如在党内大搞专断做法和个人独裁，毛泽东对自己的导师是“有一学一”，其类似“精神治疗”一般的“向党交心”的做法比斯大林主义有过之而无不及，完全把革命者变成了党机关驯服的螺丝钉，美其名曰“改造思想”，复辟之后，毛的学生又把责任推给刘少奇等中共领导人，然而，事实上，《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之类的小册子在“文化大革命”前大量印刷发行是得到毛泽东首肯的。
至于毛派津津乐道的“文化大革命”，工人群众自我组织的权利，毛老人家都不答应，毛从来没有想过放弃哪怕是放松“官僚阶层”的领导作用，也不允许有独立于官僚党以外的群众组织存在，甚至“罢工自由”也是他快去世前才被承认而且很快被取消了，即使在“文革”的政治地图里，不满的群众的反抗也要预先得到牧羊人（毛及其政治伙伴或中共内部正确路线代表）的同意：临时工造反组织被取缔，众多试图从马克思主义角度解释毛语录的“地下左翼”或被下狱或被处决，“解放军”武力血腥镇压起来反抗官僚层的不满群众。“十年”文革实践里，毛泽东主义的经济实践的拍脑袋做法对群众生活影响很大：毛时代中国重工业增长速度确实很快，但起点过高的计划指标下放到地区、部门又被重重加码，给一线职工造成极大压力，以至于要靠加班加点和“革命传统教育”让老工人们少说多干，动不动提“追赶美苏”的拍脑决策也时有发生，为了“抗美援越”进行的“大规模三线建设”对促进内地经济发展起了积极作用，然而，固定资产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低下，浪费严重。片面侧重重工业是以牺牲人民群众正常消费为代价的，“从1967年到1970年，'重大轻小'、'先全民后集体'的经济管理思想再次抬头，认为日用工业品生产的产量和品种可多可少，修理服务可有可无，电力和原材料分配与运输安排可挤可让，计划调节没有保证，与此同时发生的，则是上述二轻工业管理机构被撤并，日用工业品生产失去统一指挥；划归其他工业部门的原二轻系统的企业，或长时间的'停产闹革命'。结果是二轻集体工业总产值增加：由1966年的134.1亿元，增加到1970年202.1亿元，（按1957年的不变价格计算），而日用工业品产值却下降”[18]，也就是说，在轻工业总产值没有下降情况下，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消费品生产减少。“1976年比1966年，人均占有的布、糖分别下降4.29%和22%”[19]，至于毛派热衷说“文革”社会依然在进步，但其实“1966-1970年，工业劳动生产率平均增长率由1963-1965年的25.9%降到4%。1971-1975年，工业劳动生产率不仅没有增长，反而降低1.20%”[20]，鉴于“文革”不属于历史上典型的革命与战争的年代，毛泽东及其同道只是重整了官僚秩序，经济数据的如此糟糕的表现只能解释为“唯意志论”和不顾人民福祉的“瞎折腾”。在农村，甚至七十年代还有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的农业区域，以至于今天一些毛分子试图向年纪大的移民工人解释官僚社会主义好的时候，大部分老工人是呵呵一笑的；在城市里，虽然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工资总额增加66.4%，然而，“全民所有制职工的平均货币工资下降4.9，平均实际工资下降6.6%”[21]，联系到“文革”里毛泽东及其学生张春桥等人对工人要求有尊严的报酬的“反经济主义”的粗暴镇压，官僚层又一次通过勒紧群众裤腰带加速了工业的发展，并缓解了因为帝国主义和苏联阵营的封锁带来的经济困难，而且由于工业发展比例失调，上海等大城市消费品短缺现象明显，官僚层又片面强调“先生产，后生活”，继续让任劳任怨的工人阶级老黄牛们出力；关系到群众健康的医疗卫生机构，“1971年全国卫生机构数为13.14万个，比1966年减少了36.4%。1972年逐年增加，到1976年，全国卫生机构数为15.8万个，仍比1966年低23.5%”[22]，同期，官爷们的医疗条件未受太大影响，毛派们喜欢强调主席对党内斗争失意者如刘少奇等人的宽容——比如刘临死前依然有专家组成的医疗组替其看病，由此可见，这样的医疗水平下降波及的只是普通工农；文化领域，群众合理的文化需求受到压抑，“封资修”标签漫天飞。毛把所谓官僚阶层的实践简约为旧意识形态的残留，似乎不取消官僚层的物质特权，只要改造好思想，革命官爷就可以继续骑在群众头上作威作福。它制造出来的虚假的“革命意识形态”只是成为逼迫工人干得多、拿得少的驱动口号，新中国前三十年“勒紧裤腰带”的实践为后来中国资本主义崛起打下了扎实的工业化基础。十年“文革”不仅不是毛派思想所声称的那样是“工人民主”实践，而且重组的官僚层从理论到实践上更加仇视群众自下而上的抗争，更加快抛弃中国革命里残留的进步的反抗传统的步伐，被毛派咒骂的“改革开放设计师”也是在七十年代被毛安排出来主持工作的，同期各种在“清理阶级队伍”里被打倒的造反派骨干已把牢底坐穿。毛之后的资本主义复辟看似是一个偶然的事件，但其实这是依附在国有财产上的官僚层面临内外压力下重新构建自身并为在国际剥削秩序里找到位置的必然行动，当然，这并不妨碍官僚社会主义的信徒们一边拿“前三十年好后三十年不好”忽悠起来斗争的群众和进步青年，一边抱怨工人没有保卫工厂、农民没有保卫公社——低觉悟的群众辜负了伟大领袖的苦心。
当然，每一次提起问题，官僚专断的门徒们总是说“不要背历史包袱”。没错！在革命斗争里，不该持宗派主义立场。然而，马克思主义者有必要提醒同路人，可能斯毛派里是有真诚的革命者，然而作为一种“反资本主义”思想，斯大林主义及其中国变种毛泽东主义是毫无出路的。至于，把“革命”当作搞“政治”，想着问别人收门票的斯大林毛泽东主义掮客，我是不吝于跟他们斗争到底的。
七、结语
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地在发展的。在第二国际时代的俄国革命里，列宁和托洛茨基作为当时他们那个时代的革命者，以自己不同的方式阐释了马克思主义。他们的共同点远大于差异，而这种共同点即在于“坚持无产阶级独立自主政治立场、尊重无产阶级自我解放传统”，这和后来机会主义与包办替代的斯大林主义及其中国变种毛泽东主义是不一样的。
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思想基于“资本主义的不平衡和综合发展规律”，它准确地预见了落后资本主义国家在帝国主义时代下民主革命任务与社会主义革命任务的交叉重叠。他在流亡国外时所写的《过渡纲领》回答了一个革命政党如何从日常改良开始帮助促进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在斯大林主义猖獗的年代里，他坚决维护“无产阶级民主与无产阶级专政”的统一性，反对“伪造学派”篡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
2008年以来，世界资本主义进入了长达十年的衰退期，群众在危机里首先选择了改良主义思想，然而，改良派如同在希腊那样，无力解决社会弊端，排外的、号召“反全球化”、主张自给自足的极右翼民粹派别开始取代了部分左翼改良主义流派的位置，由于目前群众运动依旧缺乏力量，法西斯和准法西斯组织只是资产阶级的一支后备军。与此同时，各种革命社会主义组织碎片化，陷入争论，缺乏共同的努力方向。然而，在三十年代斯大林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双重肆虐的情况下，托洛茨基曾分别提出过无产阶级统一战线和革命左翼联合战线的主张：共产党要团结改良派、无政府派工人反抗纳粹的挑衅，并在群运发展过程里逐步争取他们的支持；为了建立新的国际革命指挥部，抵制斯大林主义叛卖，即使分歧巨大，托洛茨基还是积极说服其他派别的共产主义者一起为“新国际”努力。这两个遗产，对于今天陷入低谷的国际工人运动和碎片化的国际左翼运动来说，是很重要的。
我相信，托洛茨基的思想不仅没有过时，而且将以新的方式影响我们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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