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评注以红字显示。因为托派的回应文章洋洋洒洒,不是澄清关节问题,而是企图模糊问题,再用枝节旁生的论述把问题搅浑,乍看上去什么都在说,但实际上根本没说在点子上。有鉴于此,我要对托的回应文章进行逐段批注。我正面应战了,在每一个地方,托提出了什么问题,托是怎么说的,我又是怎么说的,然后读者比较一下,看看托的回应是不是打到了点上。
当然,我也准备用正面叙述的方法,再写一篇总结文章,包括:1.不断革命论的根本错误;2.不断革命论的衍生错误;3.托派欺骗性手法的关键;4.世界革命论的根本错误;5.再谈托式民主和托式自由;6.其他专门问题。——能不能兑现,我不知道,毕竟时间精力有限。但所有主要内容都会以批注的形式在本文呈现。以论战而言,逐段批注是最好的;以说理而言,系统成文是最好的。这里先以批注形式回应论战。
注:我拿到手的时候,原文刊发的《荆棘鸟》公众号上已经因违规而删除了,我后来才知道这篇文章的作者是“若羽”。但文章写的时候并不知道作者,只统称为托派。若羽能不能代表托派当然是不确定的,这里只是申明一下,统称为托派,但实际作者是若羽,希望不要引起误会。
7月21日,“激流网”发表了署名“何宇”的《列宁主义还是托洛茨基主义?》,全篇文章充满了持“阶段革命论”、“包办替代论”的共产主义运动流派对托派思想的误读。
【1】
说我是“阶段革命论”,这是对我的称赞。如果我把“不断革命论”解释为“阶段革命论”,那才是误读;在此,的确存在着两种革命论,存在着对革命的两种思路和两种理解。托派管这叫革命的“阐释学”。真正的问题倒不在于谁对谁错,而在于列宁本人到底是那种思路。托派一贯说,列的思路是不断革命,而我则反对这一点。事实到底怎样呢,按列宁1905-1917年的思想发展脉络,列宁到底是不是倒向了不断革命论呢?
让我们先从“阐释学”和“世界观”的角度来谈不断革命论吧,之后再从实践的和策略的角度去谈不断革命论。
首先,在过去的争论中,托派一直垄断着“两种革命交叉重叠”的解释权。俄国十月革命出现了民主革命成为社会主义革命整体一环的情况,出现了一国社会主义革命成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整体一环的情况。在托派看来,这是对传统的“二阶段革命论”宣判死刑,因而也是对自己的“不断革命论”宣布胜利。
托派高兴得太早。谁说“阶段革命论”只考虑“阶段独立”的情况呢?谁说“阶段革命论”就不会考虑阶段彼此融合的情况呢?如果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世界进程和一国进程已经发展到较高阶段,此时先进国家的问题与落后国家的问题紧密相连,落后国家中的资本主义问题与前资本主义问题紧密相连,国际关系和国内关系的历史发展都表明,矛盾正在累积、形势正在加剧……那么,世界革命的形势与一国革命的形势相联系,一国民主革命的形势与一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形势相联系。此时,矛盾爆发、革命胜利,这个革命将使民主革命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整体一环,然后又使本国社会主义革命成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整体一环。——这种局面和局势难道很难理解吗?
是的,从世界进程和一国进程的客观发展阶段及其相互关系来看,世界革命可能和一国革命分开,落后国家的民主革命可能与社会主义革命分开。因此,从“阶段进程”的分析角度来看,两种革命比较独立也是可以理解的。反之,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全球发展,各国之间的国际联系越来越紧密,落后国家的民主革命可能成为社会主义革命乃至世界革命的导火索、推进器,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对于“阶段革命论”而言,世界与一国,一国资本主义与一国前资本主义等等,所有这些关系都是很好理解的。问题不在于“阶段革命论”者不考虑这些关系,而“不断革命论”者考虑这些关系。不,问题的症结在于,“阶段革命论”者要求对每一时刻的资本主义世界进程和一国进程进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判断它们可能达到的联系情况和联系程度;而“不断革命论”者则认为,结论已经是固定的了,全球已经是一体的了,世界与各部分、该部分的资本主义与前资本主义问题等等,必然是一环扣一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了;因此,世界革命是必然的了,由一国革命来引爆或推进也是必然的了,一国民主革命成为一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整体一环,也是铁板钉钉的事情了。
我们不禁要问,你托派是哪路神仙下凡,能够把话说得这样笃定?革命是按你的日程表规定的不成?你就能这样树立一个无比宏大的终点,然后“不断”“不断”“不断”地“联系”过去?
所以,1917年俄国和西欧的形势,这是没有疑义的。从“阶段进程的革命理论”出发,我们也能得出俄国民主革命与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相联系的结论,得出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与西欧社会主义革命相联系的结论,不仅如此,也和亚洲和其他东方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相联系。
问题不在于“阶段进程革命论者”与“先验笃定不断革命论者”可以得出同一个结论——即被托派当宝贝吹捧的多种革命进程的重叠交叉和世界革命。而在于对这种结论的适用条件和适用范围有不同看法,或者说,对于这种情况究竟是怎么产生的,这种产生条件又是否具有绝对意义和普遍意义等,有不同看法。
“阶段进程革命论者”认为这种结论,或这种情况,只是世界历史和一国历史发展到特定阶段的产物,因而不能绝对化。对于每一时刻的世界联系和一国关系,都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联系起来了,那就按联系的具体方式来准备革命;没有联系起来,或联系得并不特别紧密,那就要按另一种方式来准备革命。总之,没有什么绝对的、教条化的、必然性的东西,一切都以“世界历史和一国历史的阶段进程以及相互联系的具体情况”为转移。所以“阶段进程革命论”既能得出阶段独立的结论,也能得出阶段融合的结论;既能得出一国革命与世界革命比较独立的结论,也能得出一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紧密联系的结论。
而在托派看来,他们已经“先验笃定”一切了,这种全球一体、紧密联系、一环扣一环的模式已经成为唯一正确的绝对真理了。世界就是这样的,从马克思革命以来,也就必然如此。所以“阶段进程革命论”者都是不彻底、模糊、甚至反革命的,只有托派坚持了真理。
至此,全球紧密联系、一国资本主义又与前资本主义问题紧密联系,这种情况是怎么产生的呢?
“阶段进程革命论”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全球发展的产物,是世界历史进程的产物。资本主义可能造成全球紧密联系,而落后国家的民主问题又与社会主义问题相联系的情况,只是这一点不必然如此。不同国家的情况也很不一样,所以不能说得这样绝对。
托派不断革命论则认为,这是“资本主义不平衡与综合发展”的产物,是不平衡条件下,无产阶级在落后国家率先取得独立领导地位的产物。这种全球一体性、不平衡与综合发展、落后国家无产阶级取得独立领导地位等等,在托派看来是“历史发展的绝对规律”。通过这种“不平衡与综合一体”的“绝对规律”,通过“落后国家无产阶级取得独立领导地位”的“绝对规律”,落后国家民主革命成为社会主义革命推动器、该国社会主义革命成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推动器的“不断革命”的理论公式也就建立起来了。这个公式在托派看来无疑是对全球关系的唯一正确的反映,不仅1848年如此,1905年如此,1917年如此,而且直到今天、以后,都是如此。所以“不断革命论”具有资本主义全球关系条件下的绝对真理性,像我等在全球一体化与紧密联系的程度问题上持怀疑态度的人,对无产阶级独立领导地位没有那么高看的人,自然只配得到一个“阶段革命论者”的称号。
总之,在过去,托派一直把“阶段革命论”描述为缺少全球视野(整体性逻辑)、不懂得全球一体化关系、不懂得不平衡与跨越式发展、不懂得无产阶级独立领导地位的无限可能性,只晓得在一国范围内考虑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两阶段抽象对立、彼此分离的那种“机械革命论”。
托派批这种“机械革命论”是很爽的,以对手之低,反衬自己之高。不过,全球视野并不是什么很难的事情,相互联系的规律也并非什么深奥难懂的东西。按照世界范围的阶段进程的理解,融合交叉的革命情况也不是什么难解之物。区别只在于,全球一体了,相互联系了,落后国家无产阶级居于领导地位了,——所以呢?所以民主革命就和社会主义革命交叉重叠了?所以一国革命就和世界革命交叉重叠了?
做梦吧?1917年以后,列宁经常引用一句话,“上战场前别吹牛,下战场了再夸口”。从抽象可能性上说,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也是有可能的。然而谁把策略建立在这种“可能性”上,谁就别说自己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家了,而要说自己是小资产阶级的狂想家。
再说一遍,区别不在于只有托派才能解释不同革命进程的重叠交叉,而在于,对于同一个重叠交叉的情况,“不断革命论”和“阶段进程论”有不同的根据,对它有不同的评价。托派认为这是“绝对规律”,而我们认为这是“多种进程的其中之一”。托派认为这是不平衡与综合一体、无产阶级居于领导地位的必然产物,而我们则看不到这种“必然性”,只是根据世界历史的客观进程作出具体分析和具体判断。
当然,以上只是不断革命论的“阐释学”角度、“世界观”角度,所谓“整体性”的世界观方面,用来解释环环相扣、层层包裹的革命进程是怎么形成的。
接下来要谈不断革命论的“实践和策略”方面,不是解释,而是策略主张。在此,真正的要点不在于全球一体、紧密联系的世界革命方面,而在于论证落后国家无产阶级可能率先取得政权,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面。
落后国家无产阶级通过民主革命取得政权,进而转入社会主义革命,这个才是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关键(在我看来)。这个推论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1. 即将到来的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2. 但无产阶级却可能从中取得政权。(通过工农民主专政)
3. 取得政权的无产阶级可能得到贫苦农民的支持。
4. 进而可以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尽管没有任何条件显示革命是成熟的、充分的)
如果还要加上一点,那就是:
5. 这种革命必然是国际革命,因为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能在一国范围内解决的。(尽管也没有任何条件显示国际革命是可能的、现实的)
关于世界革命的部分暂且不谈,落后国家的民主革命之所以能够转化为社会主义革命,是因为:其一,落后国家的不平衡与综合发展,造成了阶级力量对比的特殊情况(力量与人数不匹配,政治影响与经济影响不匹配);其二,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居于领导地位;其三,通过领导地位有可能最终掌握政权。
综合以上三点,落后国家无产阶级率先取得政权是可能的。——然而,这是一定的、必然的吗?
落后国家的不平衡状况造成了阶级对比的特殊局面,这就是主张社会主义革命的理由吗?
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居于领导地位,这就是主张不断革命的理由吗?
无产阶级通过与农民的联盟建立起工农民主专政,这就是主张无产阶级可以把专政变成社会主义专政的理由吗?
抽象来看,落后国家是不是存在不平衡与综合发展的情况呢?无产阶级是不是在革命中居于领导地位呢?通过工农联盟是不是可以首先建立工农民主的政权呢?——然而,如果说,通过民主专政过渡到社会主义专政是可能的,那么,有什么理由说,这一点就是一定的、必然的、绝对的呢?
是啊,通过工农联盟建立民主政权,然后通过民主专政过渡到社会主义专政;——谁不希望如此啊?谁不希望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啊?这里的问题恰恰在于,从工农民主专政到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之间,可能的联系形式、联系方式到底是怎样的?可能的联系步骤、联系条件到底是怎样的?
联系起来的条件是什么呢?可能采取的转化形式和转化步骤是怎样的呢?紧密的,独立的?缓和的,激烈的?跃进式的,退进式的?
托派似乎认为无产阶级的独立领导与联合执政已经把问题解决了,好像民主专政建立起来,社会主义专政也就跟着送到无产阶级的嘴边了。只要无产阶级想吃,它就可以吃到;只要无产阶级想拿,它就可以拿到。——只要它想,它就可以无条件地办到。事实是不是如此呢?
的确,落后国家有无产阶级率先取得政权、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不是绝对的、抽象的,而是恰恰不一定、说不准的。在没有世界历史和一国历史的客观形势的充分根据下,在没有社会主义革命已经提到历史日程上的时候,“在这一刻”,革命的社会主义前途恰恰是不确定的(更不说世界革命的前途就更加不确定了)。硬说没可能,那是不对的,但硬说它是原则性和策略性的基础,那也太夸张了。不确定,但也不是没可能;不是直接目标,但也不是不争取努力。
假如世界进程和一国进程已经表明社会主义革命正在到来,那么,革命的社会主义前途就可以确定了。此时就不需要第二步、第三步再看了,而是从一开始就可以宣布,民主革命只能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一环来考虑和解决了。(马列都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革命转化论的,只有托才在没有这种局面的时候,也认为民主革命“一定会”转化为不断革命。因为无产阶级“有可能”这样做,所以无产阶级“一定会”这样做)
托派不断革命论的“世界观”和“阐释学”方面,把全球一体、紧密联系、一环扣一环的关系说得太武断、太想当然了。
托派不断革命论的“实践策略”方面,则把落后国家的不平衡发展与无产阶级的独立领导地位看得太突出、太绝对了。
民主革命必然与社会主义革命联系,一国革命必然与世界革命联系。世界这么大,历史这么长,怎么就“必然”“必然”“必然”、“绝对”、“绝对”、“绝对”了呢?
看得出来,何宇先生对托派思想很生气,他有生气的权利。然而,我想说的是何宇先生对托洛茨基革命社会主义思想充满了误读,甚至有主观臆断嫌疑。我想用这篇文章来澄清他的误读。
【2】
不,我生气的不是托派思想,而是托派歪曲列宁本人的思想,硬说列宁贯彻了托洛茨基主义。不是只有你们托派的理论才能得出“融合交叉”的革命策略。像什么不是“二阶段革命论”,就是“不断革命论”,非此即彼制造对立的是你们托派,而不是何宇。“二阶段革命论”,“阶段进程革命论”,“不断革命论”。不是二元对立,而是三元对立。如何评价“阶段进程革命论”,那是你们的事情;但列宁到底是“阶段进程革命论”者还是“不断革命论”者,还请你们好好证明下吧。这是事实问题,而不是价值判断问题,你们至少该做到“诚实以对”,不要像你们批评的何宇这样,尽耍“狡猾”的手腕。
一、“不断革命论”
“不断革命论”最早的论述可以见于青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里,在《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面临1848年革命失败后的退潮期,两位年轻的共产党人写道:“民主派小资产者只不过希望实现了上述要求便赶快结束革命,而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任务却是要不间断地进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全都消灭,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直到无产者的联合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而且在世界一切举足轻重的国家内都发展到使这些国家的无产者之间的竞争停止,至少是发展到使那些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了无产者手中。对我们说来,问题不在于改变私有制,而在于消灭私有制,不在于掩盖阶级对立,而在于消灭阶级,不在于改良现存社会,而在于建立新社会。”[1]
【3】
《告同盟书》是写于1850年3月的,而《共产党宣言》是写于1847-1848年间的。托派自己引文断章取义,只摘那些对自己有利的部分,却在后文说什么“这样一种没有给定语境情况下对列宁著作语录或观点的简单摘录往往会让很多后来者陷入误区”。很好,托派的批评几乎每一个都倒过来对准他自己。现在我们来看看谁才是“简单摘录、陷入误区”吧。
首先,把即将到来的德国民主革命看成是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直接序幕”的,是《共产党宣言》。《宣言》的整个论述都表示“资本主义的外壳就要被炸毁了”,表示了“即将到来的德国资产阶级革命只能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直接序幕”。所以,托派同志,好好学习一下吧,马克思是从欧洲资本主义的整体出发,判断世界资本主义已经濒于崩溃,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已经提上日程。他说的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已经成熟”,是“资本主义的世界发展进程已经到达了毁灭自己的程度”。在这种背景下,马克思说,即将到来的德国资产阶级革命只会成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直接序幕,很难理解吗?恩格斯后来评价《宣言》的时候,说马克思和自己在当时都过分高估了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这究竟是什么意思,难道还不明显吗?
可是尽管如此,1848年《宣言》却只提出“直接序幕论”,而没有提出“不断革命”的口号,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宣言》发表的时候革命还没有开始,而革命刚一开始并取得暂时性胜利的时候,资产阶级停止革命和背叛革命的企图就表现出来了。“直接序幕论”是对世界革命形势的一种肯定描述,它还只是说无产阶级要利用这个机会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1850年《告同盟书》却是革命已经经过几个回合、取得了实际经验以后写的。此时摆在面前的是两个问题,一是民主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直接序幕,二是资产阶级自己停止革命、背叛革命。所以革命第一,要打破资产阶级停止革命的反动,第二,要越过它,进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正是因为多了一个资产阶级的停止革命,联系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总目标,马克思才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不断革命”。否则,好好想一想,“直接序幕”不就是两种革命紧密结合在一起吗?没有人企图停止革命,干嘛还要再提出“不断革命”的口号呢?
因此,托派说马克思是在“革命退却的时代”写这封文字,简直是在公然扯谎。咱们把《告同盟书》的开头引出来吧,而且劝读者朋友把1848-1850年间马克思、恩格斯写过的文字都翻看一遍,看看“直接序幕”——“停止革命”——“不断革命”的“正反合”过程是不是如笔者所述。下面就是所谓“革命退潮时期写下的文字”:
弟兄们!
在1848-1849年这两个革命的年头中,共产主义者同盟在两方面受过了考验:第一,它的成员到处都积极地参加了运动,不论在报纸上……都是站在唯一坚决革命的阶级即无产阶级的最前列。其次,……“共产党宣言”中阐述的关于运动的观点都已证明是唯一正确的观点,在这些文件中的各种预见都已经完全被证实,而从前同盟仅仅秘密进行宣传的关于现代社会状况的见解,现在人人都在谈论,……不过,同盟从前的坚强的组织却大大地削弱了。……结果,当德国民主派即小资产阶级的党派日益组织起来的时候,工人的政党却丧失了自己唯一巩固的基地……
同盟的改组只有通过一个特使才可能实现,……因为目前即将爆发新的革命,工人政党必须尽量有组织地、尽量一致地和尽量独立地行动起来,才不会再像1848年那样受资产阶级利用和做资产阶级的尾巴。
弟兄们,我们早在1848年就对你们说过,德国的自由资产者很快就会执掌政权,并且立刻就会利用他们刚刚获得的政权来反对工人。你们已经看到,这个预言是证实了。1848年三月运动之后,资产者果然是立刻就夺得了国家政权,并且随即利用了这个政权去迫使工人即自己的战斗中的同盟者回到他们从前的被压迫的地位。……革命已经迫近了,而这次革命不管将来是由法国无产阶级的独立起义引起的还是由神圣同盟对革命的巴比伦的侵犯引起的,都会加速这种发展。
德国自由资产者于1848年在和人民的关系上所扮演过的叛徒角色,在即将到来的革命中将由民主的小资产者来扮演,而民主的小资产者现今在反对派方面所处的地位相同。……
民主主义的小资产者至多也不过是希望实行了上述要求便赶快结束革命,而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任务却是要不间断地进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都消灭掉……
如果说德国工人不经过全部较长的革命发展的道路,就不能占居统治地位和实现自己的阶级利益,那么这一次他们至少有一个把握,那就是这一出即将开始的革命剧的第一幕,将在他们自己的阶级在法国直接胜利的时候来演出,因而第一幕的发展一定会大大加速。
但是,为了要达到自己的最后胜利,首先还是要靠他们自己努力……他们的战斗口号应该是:“不断革命”。
以上就是《告同盟书》的大概线索:资产阶级的背叛,小资产阶级的背叛,国际革命的形势,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景,德国无产阶级自己的努力,“不断革命”的策略。
第一,写在“革命退却的时期”是公然撒谎,马克思、恩格斯是在后来才感到革命已不可能,再后来才感到对50年代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整个说来都太高估了。然而,在当时,他们始终是坚持《宣言》中“直接序幕论”的观点的,而且,既然已经以社会主义革命为目标,那革命当然是不断进行的。直到彻底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都不会停止。所以,“不断革命”的关键不是论证社会主义革命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而是要论证民主革命必然联系于社会主义革命。
可恰恰是在这一点上,马克思是根据整个欧洲的资本主义发展进程得出两种阶段融合在一起的。就像1917年列宁一样,认为帝国主义和世界大战已经把俄国和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紧紧联系在了一起。因此,根据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世界进程和落后国家的一国进程,马克思都认为当时已经成熟到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并且直接以此指导自己的革命实践,不仅仅要想办法革命到底,而且更要想办法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
所以,按照“阶段进程革命论”的观点,马克思1848年认为世界进程和一国进程已经紧密结合起来,所以世界革命和一国革命、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都紧紧联系在一起了。马克思当然可以得出这一观点,同时也不必把这种观点绝对化。例如,当谈到落后国家“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时候,马克思就并没有谈什么“不断革命”,而是审慎地考虑世界资本主义与落后国家联系起来的可能性,并且指出一定不能满足于“抽象可能性”,而是要有客观条件和实际根据。绝对说没有这种可能,那是不对的;可是因此说,这就是可能的,那就会犯主观主义的盲动错误。
如果按托派观点来解释,那就是马克思从“原则”上认为世界资本主义已经是全球一体,不平衡与综合发展已经是固定定律,落后国家如德国无产阶级可能争得独立领导地位,综合这一切,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与一国社会主义革命是否成熟,这一点就不需要特别估计了。只要承认不平衡与综合一体、落后国家无产阶级可能争得领导地位,那么,落后国家的民主革命成为社会主义革命,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成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这种“前景”就是可能的、存在的、甚至是一定的、切实的了。
好吧,即便说,谁对谁错,还不能单方面下定论。但是,托派一直是把马克思1848-1850年的理论和实践当作“不断革命论”的证明的。我们就算退一步,不说自己的理解一定正确,我们也要践行马克思的号召,凡是托派提出“不断革命论”的解释的地方,也要提出“阶段进程革命论”的独立解释,以便与它并列。我们至少要达到一个目的,凡是托派认为只有“不断革命论”可以加以解释的问题,我们都会以“阶段进程革命论”的观点作出另一番解释,并且得到文献支持。想要垄断一种话语解释地位是不可能的,我们处处提出“阶段进程革命论”,然后让读者看看,到底哪一个才是更加符合马列主义的革命论。
我们需要注意当时的时代背景,资本主义在这时已经开启了地理扩张。当时的德国在城市里出现了普遍的商品交换,出现了现代工业的雏形,也有了现代无产阶级,另一方面上层建筑领域还保留着反动的中世纪的专制君主体制,在农村还保留有封建的土地所有制。1848年革命里,德奥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一方面给工人和大学生发枪、给经费反抗旧王室,一方面又在革命中同反动派达成最后的妥协。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作这段文字的时候已经是1848年革命退却的时代,资本主义从衰退长波进入扩张的繁荣长波,他们是以“应然”的总体视角看待他们所属时代的革命任务,强调一种政治解放与社会解放的统一,反对割裂开来的庸俗划界尝试。从“是然”的角度得出一种还原论的立场,因为无产阶级组织力量弱小、还不是运动高涨阶段得出什么“能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就不错了”的立场是很庸俗的。更要注意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与后来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并不一样,他们并没有机械划分所谓“民主改良”的最低纲领和“推翻资本主义”的最高纲领,而是强调阶级斗争的合理性以及通过阶级斗争达到社会主义的现实性。
【4】
前面部分在“3”中已经回答了。“写在退却时代”只能当玩笑看看,也许作者只是单纯看错了而已。至于什么“应然”“是然”,翻译成人话就是重叠交叉的情况是绝对的,非重叠交叉的情况都是失败了的“是然”产物。总之,从“阶段进程”看来并不绝对的情况,在“不断革命”看来就是一定的、绝对的。
所以“还原论”立场是在说什么,意义不明。而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不过是应马克思恩格斯的高估言论进行纠正,得出1848年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还并不一定,因此革命首先应该以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为前提,在进程中再去考虑是否有进一步革命的可能性。
至于说马恩在1848年提出的“过渡纲领”和“后来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不同”,这是当然的。《共产党宣言》的10条政策措施就已经体现了“直接序幕论”的革命估计了。更不提后来的《共产党人在德国的要求》。因为,当时马克思已经认定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是即将来临的,所以,提出这种纲领并力图落实这种纲领,是当然正确的。
问题只在于,对马克思1848-1850年的行动是作“阶段进程革命论”的理解呢(即高估资本主义发展程度的理解),还是作“不断革命论”的理解(即原则是正确的,革命就是这样的,只可惜当时的无产阶级主观力量不够,所以失败了)。
托派认为只有后一种解释,我们则提出针锋相对的解释。“两个政权同时并列”,哪个是苏维埃,哪个是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就由读者来判定吧。
整个不断革命论的思路,无论马克思、恩格斯还是托洛茨基,大致是从这样一种立场出发进行阐释的:
【5】
瞧啊,已经自顾自地把“马克思、恩格斯”跟托洛茨基扯到一起去了。
第一、民主革命和消灭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中间并不隔着一道万里长城,青年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就已经提到政治解放是全人类解放的前提,革命不应该在“政治解放”那里见好就收。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成为我们这个社会的普遍性生产方式,当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冲突成为这个地球上本质性的矛盾,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已经作为一个环节被包含在社会主义革命里,革命无产阶级作为行动主体的社会主义革命会扬弃(aufheben)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无产阶级把“旧”民主当作一种过渡诉求或手段,来反对资产阶级把它当作一种“目的”限制工人组织。这一冲突的解决手段只可能是无产阶级革命或资产阶级反革命。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通常意味着被砍头的“工人革命”。
【6】
这段堪称经典。“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间并不隔着一道万里长城”,这完全正确。可能独立,也可能联系;可能分离,也可能结合。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并不隔着万里长城,但是,在目前情况下,或者在每一具体情况下,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一定的吗?没有隔着一道万里长城,所以也就没有差别、自动融合起来了吗?没有一道万里长城,可是相互关系也并不绝对。具体问题应该具体分析,难道这不才是马克思主义吗?
其次,“当……成为,当……成为,已经……已经……”。托派啊,如果真的“已经联系起来”,那我们还争什么呢?问题恰恰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否成为“普遍性生产方式”了呢?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是否成为“地球上本质性的矛盾”了呢?或者,就算成为“地球上的本质性矛盾”了吧,在任何地方、任何地点也是如此吗?旧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是不是“已经”成为更高一级革命的整体一环了呢?
凡是“阶段进程革命论”看来说不定的东西,需要时刻加以研究、加以分析的具体东西、生动东西,在托派看来都成了“已经”、“已经”、“已经”的定理和铁律。——太妙了,你们去“已经”吧,我们则要机会主义一些,说我们可不确定。
第二、革命是以日常改良斗争为起点,它的深入超过了夺取政治权力以及作为其基础的所有制的剧变,超过了劳动组织与分工,无产阶级在日常改良里开启了自我组织的历程,而只有建立工人政府才能保证改良成果不付诸东流。
【7】
谁不是以日常改良斗争为起点?我们从没有说托派不主张以日常改良斗争为起点。分歧不在于起点,而在于终点。到底是“阶段进程的可能终点”还是“不断革命的必然终点”,这才是分歧所在。说什么“革命以日常改良斗争为起点”,好像就你托派晓得,别人不晓得一样。这是转移问题,分散注意力。
其次,“只有……才能……”难道这就是“不断革命”的理由吗?例如,“只有”取得最终胜利,“才能”保证不付诸东流。这太对了,谁都承认的,因为这是根本的、最终的原则。谁能反对原则呢?“只有”革命,“才能”解决问题。当我这么说的时候,决不是号召大家“现在”就要举行革命。相反,革命才能最终解决问题,但现在恰恰还不能革命,而要小心的、扎实的准备革命。
“只有……才能……”,所以恰恰是“现在不要……”。
革命以日常改良斗争为起点,然后就“深入了”、“超过了”、“超过了”、又“超过了”……最后,“只有”建立工人政府“才能”保证不付诸东流……
提问:意思是现在就要主张建立工人政府吗?
全部问题就在这里,我跟你谈“现在”,你跟我谈“原则”;我说,原则上大家都是一致的,所以现在怎么办;结果你还是跟我谈“原则”。
托:只有……才能……
何:我知道,问题是现在呢?
托:只有……才能……
何:见鬼去吧。
“只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工人政府,工人“才能”真正守住成果。——所以,这就是你主张现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理由吗?这就是你主张民主革命一定要成为不断革命的理由吗?
再者,“只有”世界革命,“才能”保证最终胜利。——所以,这就是你主张现在就挑起世界革命,或者一国革命必然要发展为世界革命的理由吗?
“只有……才能……”这是原则,同志!不要空谈原则了,谈谈实际你能做点什么吧!现在你能做点什么吧!
年轻的托洛茨基在纪念巴黎公社的文章里写道:“革命就是各社会力量为夺取政权而进行的公开较量,革命的客观目的就是为了改造陈旧的社会关系而夺取国家政权的斗争。国家并不是最终目的。它只是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力量所掌握放一家机器。它是组织、破坏和改造社会关系的极为重要的工具。它可以成为深刻变革的推动力,也可以成为策划停滞不前的工具,这就要看它掌握在谁的手中。任何一个名副其实的政党都力图掌握政府权力,以使国家为它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利益服务”[2]。
【8】
第一句话就表明了托的错误,“革命就是各社会力量为夺取政权而进行的公开较量”。什么革命?奴隶革命?农民革命?资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革命?
托故意不谈什么革命,而谈一般“革命”。以便鱼目混珠。
其次,革命不是各社会力量“为夺取政权”而进行的公开较量,而是各社会力量“为推翻”另一些社会力量而进行的公开较量。把一部分力量推翻另一部分力量的斗争,说成是各社会力量为夺取政权而进行的斗争。这就使革命的一切确切内容都消失了,不是某些阶级或集团相对于另一些阶级和集团,而是“不同社会力量”为取得政权而进行的竞赛。
革命就是不同力量争夺政权!——所以无产阶级如果也是一支社会力量,那他也要“争夺政权”。
这样就来到了最后一句话,“任何一个名副其实的政党都力图掌握政府权力”。
——好革命啊!好坚定的信念啊!请问是“现在就要”吗?
跟“只有……才能……”一样,“任何政党……都……”。——这是什么意思呢?托洛茨基发现了适用于“任何”政党的普遍规律,所以不谈无产阶级政党,不谈无产阶级在目前阶段的政党,不谈处于具体社会历史条件和革命状况的政党,却谈“任何”政党。
“革命……就是……”,“任何……都……”。
没有抽象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革命并不就是“夺取政权”,“任何……都……”,也不代表“现在……要……”。
无产阶级政党的“最终目的”当然是社会主义革命,但这不代表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它都打算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么讲就太愚蠢了,企图用“革命……就是……”、“任何……都……”的空谈来为“不断革命论”作证,这就是文字游戏、纸上谈兵、逻辑推演。我劝托派不要从“愿望”、“意志”等理由出发来解释不断革命的必要性和必然性。那只能证明你们把革命建立在美好的愿望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客观的甚至悲惨的现实之上。
第三、革命虽然以民族的疆域开始,但不会在他的国境线上停留,只有无产阶级革命在世界范围内胜利,新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才能稳定确立。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反对共产主义是地域性的系统的观点:“这种“异化”(用哲学家易懂的话来说)当然只有在具备了两个实际前提之後才会消灭。要使这种异化成为一种“不堪忍受的”力量,即成为革命所要反对的力量,就必须让它把人类的大多数变成完全“没有财产的”人,同时这些人又同现存的有钱有教养的世界相对立,而这两个条件都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的。另一方面,生产力的这种发展(随着这种发展,人们的世界历史性的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同时已经是经验的存在了)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其次,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普遍交往,一方面,可以产生一切民族中同时都存在着“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现象(普遍竞争),使每一民族都依赖於其他民族的变革;最後,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不这样,(1)共产主义就只能作为某种地域性的东西而存在;(2)交往的力量本身就不可能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的因而是不堪忍受的力量:它们会依然处於地方的、笼罩着迷信气氛的“状态”;(3)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3]在这点上,列宁和托洛茨基跟自己的导师是一致的,即当资本主义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系统的时候,为了废除那种无政府状态的商品经济与生产资料私有制,让生产有计划为社会全体成员需求而运行,只能是在国际层面上进行。
【9】
见“8”,又是“只有……才能……”。托派关于共产主义的“原则”背得多流利啊。“只有……才能……”,可那又怎样呢?那就是“革命不断性”的理由吗?
“只有”世界范围内的胜利,新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才能”稳定建立……所以,这就是现在挑起世界革命的理由吗?这就是不管怎样,都要进行世界革命的理由吗?
这里又把列宁搬出来给托洛茨基站台了。“让生产有计划为社会全体成员需求而运行,只能是在国际层面上进行”。——所以,不能在国际层面进行,国际不让你在它的层面上进行,你该怎么办呢?自杀吗?
所有这些原则是大家都同意的,但无论马克思还是列宁,都不会像你托洛茨基这么偏执、这么一厢情愿的。
社会主义只有在国际层面才能最终建立,这不是放弃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充分理由,尽管“一国建成”是做不到的,但“一国建设”并非是不可能、不重要的。拿想当然的世界革命做赌注,放弃一国建设的可能性,破坏工农联盟,这样做只是偏执和冒险而已。
而列宁自十月革命胜利以后,从来都是一方面密切注意着世界革命、最终建成的可能性,一方面抓紧探索一国建设的可能性,并大大丰富和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过渡理论(新经济政策)等。
列宁恰恰没有把“一国建设社会主义”和“最终建成社会主义”抽象对立起来,尽管世界革命是最终建成社会主义的当然前提,但在此之前,一国建设社会主义也是完全做得到的。不能建成不代表不能建设。相反,列宁一再告诫那些指望世界革命的“左派共产党人”,策略不能建立在愿望的基础上,而要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事实是世界范围内的革命形势正在高涨,而愿望是它很快就会到来、明天就会到来、按照日程表或计划表或某些人的决议或公式而到来。世界革命一定会到来,但不是现在。它一定到来,但谁也不知道会怎样到来、以什么形式到来、何时到来、在何地到来。世界革命一定会来,除此之外,不能再肯定更多的东西。
托派倒好,“只有……才能……”拿这种东西证明“不断革命、世界革命”的必要性。原则都知道,但不是现在!或者证明出来,就是现在!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黑格尔的好学生,他们是以一种“整体”对视角看待无产阶级的斗争的。正因为如此,看似对立的属于历史不同阶段的民主革命任务与社会革命任务,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前资本主义残余(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个层面都存在),只能通过无产阶级革命任务加以解决,这是一个整体性的任务,不能分割开来看,革命的无产阶级需要以民主的诉求作为一个过渡性的中介、需要通过日常改良学会同资产阶级斗争、需要专政国家应对资产阶级的反扑,但如同意识的发展,这只是一个过程而非结果,是手段而非目的。“无产阶级民主”的抽象的“自我”通过社会变革斗争的整体环节达到对“资产阶级民主”这一“他者”的扬弃。
【10】
作者已经暴露出了他的个人兴趣,即喜欢拿抽象的哲学譬喻来代替具体事实的分析,拿思辨空谈来代替具体论证,时不时地卖弄一下术语和词汇,而实际上文不对题、意义不明。
全部问题恰恰在于那个“整体”成不成立,在什么意义上成立,以什么方式成立?
不是只有你托派才有“整体视角”,大家都有。区别只在于,你们能很确定地说,世界就是一个整体,联系就是如此紧密;而我们却看不出“不平衡与综合一体、无产阶级争得独立领导地位”等等,在这些抽象公式里面怎么就能得出不断革命的“绝对”规律。
抽象的说,非洲解放会成为欧洲解放的一环。很好,很正确。可是非洲与欧洲究竟有多大联系呢?非洲解放对欧洲解放将会给予多大的支持呢?非洲解放与欧洲解放可能的互动关系是怎样的呢?
有定论吗?能说死吗?能把某种情况作为规律提出来吗?什么样的可能性都有,除了证明非洲解放必然会有世界意义以外,我们不能再肯定更多的东西。要想肯定更多的东西,就得有事实,有分析,有靠得住的结论。而实际上没有看到这些东西。在这种情况下,贸然提出什么“不断性”是可笑的,应该小心紧凑的着手准备,以便应付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
策略不能建立在想象之上,而要建立在牢固可靠的现实之上。
“不断革命论”在落后国家之所以能落实,与“资本主义不平衡与综合发展规律”息息相关,落后的俄国一方面保留了前资本主义的土地所有制、压迫弱小民族,另外一方面又为了追赶西欧建立起现代工业——工厂集中且工人富有斗争精神。
【11】
一方面落后,一方面先进,“不平衡”是“不平衡”了。然而由此能得出什么结论呢?世界一体?紧密联系?不断革命?
托派搬出一个“不平衡与综合发展的规律”,好像只要指出了某种不平衡和综合发展的现象或迹象,就能自动导出全球一体、紧密相连、不断革命的“绝对真理”。
不平衡是不平衡了,但这足够了吗?
综合发展是综合发展了,所以紧密了吗?
一要定性,二要定量。矛盾的性质和矛盾发展的程度和各种力量关系的相互比例。所有这些就足够证明“不断革命”是可能的吗?这只会导致布朗基主义罢了。
在俄国革命里,给农民以土地、给弱小民族自决权、承认东正教以外的宗教的信仰自由、男女平权、保证性少数权益,这些无不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任务。然而,俄国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因为跟西欧帝国主义和专制政权的利益联系,并不可能真心去落实这些民主改良;
【12】
错误,自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以后,资产阶级就不会再真心地去落实民主改良了(以前也不是资产阶级落实的,或者说,资产阶级就没落实过)。这是马克思1848-1852年间就已经系统论证了的道理,跟帝国主义不帝国主义没有关系。资产阶级背叛革命不是因为和帝国主义有勾结,而是因为出现了无产阶级这一新的力量。阶级斗争影响了资产阶级的革命性,这才是关键。
托派讲资产阶级不能真心落实民主改良的时候,总是把无产阶级争夺民主革命领导权的任务,和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根本解决问题搅和在一起。
要么无产阶级不能领导,要么无产阶级领导,那就只有社会主义专政才能最终解决问题。好像不存在一种情况,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然而又由无产阶级领导,由工农民主专政来落实民主改良,然后再看是能进一步前进,还是会恢复资产阶级专政。
换言之,马列对于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的设想,并不像托派那样,同社会主义专政联系得那么紧。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可以只是实现民主专政,而非社会主义专政。可能从一开始就能断定民主专政要发展为社会主义专政,也可能一开始还不能这样断定,要把民主专政建立起来之后,才能进一步判断。
总之,在托洛茨基看来,这就叫“模糊”、“不彻底”、“形式逻辑”。托洛茨基当然“不模糊”了,他是笃信者、先知、预言人。凡是别人拿不定的东西,他都说,必然要、必定要。然后当别人也能拿得定的时候,他就说:“果然还是我说的对,结果又证明了我的观点。”——很无耻,对不对?在我看来,就是无耻。
同时,农民作为一个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社群,在资本主义社会下必然发生分化,希望进行货币积累的小私有者甚至农村资产阶级肯定会与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发生冲突,俄国革命的前途只能是贫苦农民支持的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俄国无产阶级阶级自卫的需求,
【13】
瞧瞧,资产阶级背叛革命,农民小资产阶级不能领导革命,所以无产阶级联合农民领导工农民主专政来把革命进行到底,这个选项就这么被抛弃了。然后换成,俄国革命只能是贫苦农民支持的无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背叛革命,农民不能领导革命,所以这就是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理由吗?
托洛茨基从哪里分析论证了俄国社会生活的基本矛盾和历史进程,分析了在俄国国内关系的背景下,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已经成熟了呢?
托洛茨基没有分析社会生活的客观矛盾,他只说资产阶级不行,农民不行,只有工人行。所以广大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问题就跳过了,工人的问题直接提到了首位。只有工人行,所以就是工人革命,就是工人阶级领导的、贫苦农民支持的、社会主义专政了。只有工人可以——这就是“革命不断性”的理由吗?
托派又说什么无产阶级的“自卫”需求。“自卫”!天啊,我们罢工了,我们知道如果没有革命,罢工成果是不会巩固的,所以守住罢工成果也是“无产阶级的自卫需求”,或者说,只要还有阶级斗争和阶级压迫,无产阶级无时无刻不会产生出“自卫需求”——这就是你“不断革命”的理由吗?这就是你主张民主专政“必然”转化为社会主义专政,在工人“自卫”需求的作用下,强推社会主义革命的理由吗?
好好想想吧,什么“只有工人可以”,什么“工人阶级的自卫需求”,拿这个作为“不断革命论”的证明,究竟有多么不谨慎、多么有如儿戏!这是布朗基主义,不是列宁主义;是冒险主义和投机主义,不是革命马克思主义!
通过上升为民族的主导阶级拉开了社会主义变革的序幕,但最终解决这一问题却离不开国际革命的胜利,
【14】
这是怎么“拉开”的呢?无产阶级上升为民族的主导阶级,这怎么就“拉开”了社会主义变革的序幕呢?——仅仅因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上升为民族的主导阶级吗?
无产阶级在任何时候都以社会主义为最终目的,无产阶级领导建立了工农民主专政,这无疑是一个有利条件,但然后呢?然后是否就可以宣布社会主义革命呢?然后是否就可以主张采取“过渡”措施呢?——我们始终认为,除非在革命开始就能看到这种前景,否则无论无产阶级怎么“行”,怎么“有自卫需求”,我们都要告诫无产阶级不要贸然行动,而要小心准备。
托派说什么“必然”、“必定”,那就让他去说、让他去干吧。反正我们只根据“阶段进程的客观可能性”,不是有切实的根据,我们是不会贸然主张行动的。
这里又提到“只有”国际革命“才能”最终解决问题。——跟上文批过的一样,“只有……才能……”不是“现在……就……”的充分论据。
“一国的革命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整体:它只是国际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国际革命是一个不断的过程,尽管它有暂时的衰退和低潮。”恰巧在俄国有这样一个富有斗争精神的无产阶级群体,尽管人数少于西方阶级兄弟,但却在日常斗争和俄国社会主义者的阶级教育下逐步成为俄国民族生活里不可小觑的力量。
【15】
这“暂时”的衰退和低潮就足够致命了。说矛盾和相互关系是普遍的、国际的、不断的,这正确。说矛盾的特定爆发形式,即“革命”,也会成为不断的,这点真是敢说。
国际革命可能采取同时革命的形式,采取一段时间内相继革命的形式,采取很长间隔期的一个一个革命的形式。所有这些形式都是“国际革命”,怎么就能把它估计死呢?
国际革命是一个不断的过程,然而现在呢?现在是一个怎样的过程呢?
托说无产阶级群众是民族生活中不可小觑的力量,列宁也是这样说的。然而托说不可小觑,是指工人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领导力量;而列说不可小觑,是指工人是民主制的先锋战士。
区别就在这里。一个只能想象工人作为社会主义战士的身份,一个还能想象工人作为民主制的真正先锋战士的身份。一个认为领导只能是社会主义的领导,一个认为领导还能是比较独立的民主主义的领导。
无论如何,托派会说我们“模糊”、“不彻底”、“形式逻辑”;而我们会说托派“绝对主义”、“教条主义”、“抽象公式”。
事实上,如果不带有任何偏见地去审视1917年俄国革命的进程。我们会发现“二月革命”之后形成的平行政权只是一种不平衡状态,
【16】
又开始拿托的公式硬套了。说什么“不带任何偏见”,请不带任何偏见地陈述列宁本人的观点吧。二月革命之后形成双重政权,原因是英法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勾结俄国资产阶级改变了对沙皇政府的态度。1905年俄国资产阶级和英法资产阶级都站在民主革命的对立面;1917年,俄国和英法资产阶级见形势不妙,就抢在工农革命的前面率先篡夺沙皇政权。资产阶级这一临时立场的改变骗得了“革命民主派”群众的广泛同情,于是乎一方面是真正的政权,依靠直接暴力的工兵代表苏维埃;一方面是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苏维埃群众自愿放弃革命,让渡政权,这就是两个政权并列的直接原因。
说什么不平衡状态,实际是无产阶级强,但他弱;资产阶级弱,但他强;中间的小资产阶级农民群众占大多数,绝大多数群众都相信和平主义、爱国主义。这就是当时的情况。
新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府既不能结束战争,又无法给农民以土地且其中最保守的派别下定决心要维护沙俄帝国的领土完整。正因为这样,才有了布尔什维克的“三条鲸鱼”:“面包、土地与和平”。
【17】
因为哪样?这是指老的布尔什维克吗?老的布尔什维克在推翻沙皇专制以前仍然使用民主革命的口号,在推翻沙皇专制以后则主张“把革命进行到底”,或“进行彻底的民主革命”。——然而正如列宁所说,这只是空谈而已。问题不在于老布尔什维克主张革命到底,列宁不主张革命到底。而是在苏维埃(工农民主专政)自愿停止革命、让出政权的情况下,要“怎么做”才能革命到底。
老布尔什维克和列宁双方都认为民主革命没有进行到底,民主革命还远未完成,所以目前的任务是把它推进到底。但是,怎么才能推进到底呢?光靠“工农民主专政”的旧公式已经不够了,因为它自愿停止革命了;所以空谈“要把革命进行到底”是没用的,问题正在于“怎样做才能进行到底”。怎样做呢?工农民主专政既然不行,那么就只能求助于无产阶级本身的社会主义革命了。民主革命要用社会主义革命来推进到底,这就是1917年二月革命以后产生出来的革命到底的新方法。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老布尔什维克才开窍了,才逐渐懂得了新形势和新任务,从而开始了布尔什维克党的转向。
在此,无论是列宁本人,还是老布尔什维克,都是联系于旧公式来理解新问题的。这就足以证明,列宁和老布尔什维克都是从一贯的思想方法出发,得出十月革命的结论的。而托派革命论恰恰不是这个逻辑,这一点后面还会谈到。
托洛茨基的区联派参加布尔什维克党绝非何宇所认为的短暂同盟,而是列宁与托洛茨基两位革命家在原则问题上的靠拢,
【18】
我什么时候说过列宁与托洛茨基在1917年的和解是“短暂同盟”?我说的是,列宁与托洛茨基在1917年的和解只是“貌似一致”,而非托派所说的“原则一致”。
1917年为什么列宁和托洛茨基和解了呢?因为从“阶段进程革命论”来看,不同革命进程已经结合在一起,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和俄国社会主义革命都已经提上日程。而托洛茨基从“不断革命论”出发当然也主张革命前途必然是社会主义。所以,恰恰是在结论上“看似”一致,而得出结论的理论、思想和方法却“完全不一致”。
一致的地方是“我们都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不一致的地方是双方依据的理由是截然不同的。
而托派先是歪曲我的观点,说什么我认为列、托之间是“短暂联盟”而不是“貌似一致”。然后又自顾自地说什么列、托之间是在“原则问题”上靠拢。——自我吹嘘也要有个限度。
后者接受了前者的“先锋党”理论,而前者制定的《四月提纲》[5]从根本上来说是反映了“不断革命论”精神的:不应该给予资产阶级政府任何信任,坚持独立自主的革命无产阶级政治立场,无产阶级需要将革命进行到底来完成民主革命任务,革命的目的是成立工人政府(“一切政权归苏维埃”),俄国革命只是西欧社会主义革命的序曲。
【19】
看到这种话能说什么好?独立性、领导权、融合交叉、世界革命,所有这些都只能是托派革命论的专利,好像除了托派的理论逻辑,别的理论逻辑就得不出相同的结论、提出相同的主张似的。所以谁提出这些原则,谁就是“根本上反映了不断革命论的精神”,而除了不断革命论,就是机械的二阶段革命论。“阶段进程革命论”就这样被托派无视了、阉割了,偷换成、歪曲成不断革命论的逻辑。所以,看到说列宁《四月提纲》“从根本上说”反映了不断革命论的精神,真是叫人作呕。
这里,革命的最终目的是成立工人政府,而作为过渡环节,则是“一切政权归苏维埃”。列宁恰恰反对布尔什维克即刻提出“工人政府”的主张,因为目前还谈不到工人政府。一切政权归苏维埃,这还不是社会主义的口号,而是民主主义的口号,但在无产阶级的领导推动作用下,在反对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阶级斗争作用下,“一切政权归苏维埃”可以成为“一切政权归无产阶级专政”的可能过渡。
我在《列宁主义还是托洛茨基主义》中说过,只要明确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那么剩下的问题就不是空谈革命的“不断性”,而是具体指出“怎么革命”。而这种步骤必然是一步步的,是根据每一阶段的矛盾发展和斗争情况的(换言之,先根据整个大背景、大关系明确革命目标的大战略,再根据每一具体进程制定出革命行动的小步骤。社会主义作为最终目标是否能直接提到日程上来,这种情况不是绝对的、一律的;但托就一口咬定,就算现在不行,无产阶级也必然会不断革命!所以社会主义最终目标是绝对的,它作为“整体”一定会把民主革命的环节包括进去。就算现在不包括,到时候也一定会包括。总之,“一定”、“一定”、“一定”!)。所以列宁明确革命的社会主义前途以后,一次也没有提过“不断革命”,而是继续像往常那样,坚持“阶段进程”的思想方法,密切注视革命发展的每一进程,针对性地提出策略和口号。
通过“一切政权归苏维埃”,逐渐抵达“贫苦农民支持的无产阶级专政”,这几乎到1918年秋季以后才实现。托派革命史家有一种说法,说什么列宁在十月革命初期实际上坚持的是“苏维埃立宪主义”,这纯属拿托式民主的眼光来看问题。为什么在无产阶级专政之前,一切政权归苏维埃体现了“苏维埃立宪主义”呢?因为这是革命上升的阶段,是革命逐渐抵达无产阶级专政的阶段,不需要贸然提出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小心的、谨慎的,如何一步步通过领导群众和争取群众支持,在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的过程中,逐步达到社会主义专政。而一当达到社会主义专政,再从这种专政退回来就是不可能的,所以乍一看,无产阶级专政以前,好像有“更民主”的“苏维埃立宪主义”;而无产阶级专政以后,“苏维埃立宪主义”就被破坏了、背叛了,变成了布尔什维克党的一党专政主义。
托派理论家自作聪明地杜撰出一个“苏维埃立宪主义”,实际上只是暴露出自己在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陷入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可耻动摇的立场。有立宪会议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比没有立宪会议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好,一切政权归苏维埃比资产阶级的立宪会议好,而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政权,则比“苏维埃立宪主义”的“一切政权归苏维埃”好。难道从一切政权归苏维埃可以退回到资产阶级的立宪会议吗?不,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布尔什维克用暴力解散掉立宪会议了;同理,从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政权,可能退回到苏维埃立宪主义的一切政权归苏维埃吗?不,这也是不可能的,所以托派理论家就说这破坏了“苏维埃立宪主义”。
当然,托式民主和托式自由的问题要后面再谈,这里仅仅用“一切政权归苏维埃”不同于“工人政府”的例子来说明列宁的“阶段进程革命论”,同时揭露托派的“不断革命论”。
革命的结果最终以俄国无产阶级夺得政权告终,列宁和托洛茨基是大时代里敏锐的先行者,
【20】
别这样说,哪比得上托啊。托洛茨基才是大预言家,什么都是“必然”、“必定”,然后就被其他人的实践给“证明”了。列宁说到底也不过是证明托洛茨基1905年的预言而已,而且,按照我的看法,他还很可能只是和托“貌合神离”,实际上还是一个“阶段进程革命论”的死硬分子呢!
他们从一个落后资本主义国家肃清前资本主义残余的民族民主革命任务出发,看到了一个富有斗争精神的无产阶级群体去争夺革命领导权的可能性,
【21】
托派论证手法:先扯一段似是而非的句子,好像是那么回事,然后就塞进托洛茨基的私货,瞧,列宁也是这样看的。
列宁从落后国家清除前资本主义残余的任务出发,看到了无产阶级群体去“争夺”革命领导权的可能性?
——什么领导权?民主革命领导权还是社会主义革命领导权?
托派说,列宁看到了无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可能性。然而列宁早在参加革命的时候起,从1893年之后起,就看到了无产阶级争夺“民主革命领导权”的必然性和必要性。然后1917年主张变民主主义领导为社会主义领导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托派闭口不说列宁真实的思想演进状况,却企图用一句毫无内容、毫无规定的“争夺革命领导权的可能性”来浑水摸鱼。
无产阶级也可以争得民主主义的领导,这也是争得革命领导权的可能性,怎么,这就是说,无产阶级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吗?这就是说,无产阶级要进行不断革命吗?
可见,这一句“他们都看到……争夺革命领导权的可能性”,隐藏了托洛茨基分子们多大的私心!托派从来喜欢谈一般革命、一般领导权、一般政党的“规律”。“革命”——没有任何规定性的革命——就是各社会力量为夺取政权而进行的公开较量;“领导权”——没有任何规定性的领导权——就是要进行不断革命;“任何一个名副其实的政党”——没有任何规定性的政党——就是要尽可能夺得政权。
归结起来三句话:革命就要夺权,党就要夺权,领导权就要不断革命。所以无产阶级参与革命就要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无产阶级的党也是政党,所以无产阶级党也要尽可能夺取政权;无产阶级争得领导权就要把革命推进为不断革命……
一句话:不可理喻。
革命的动力学找到了无产阶级这样的推进器,因此其终点绝不可能停留在机械的经济决定论意义上的“先搞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论”立场上,因为资产阶级绝无可能允许一个强大的无产阶级群体的存在,阶级斗争的最后结果只能是以革命和反革命的公开较量来解决社会的不稳定状态。在帝国主义时代,所谓的“革命只走到民主革命阶段”通常只是说无产阶级因为政治领导的缺乏没办法去落实一场胜利的革命罢了。
【22】
无产阶级是“推进器”,无产阶级可以,无产阶级行;资产阶级绝无可能允许;最后结果只能是……所有这些,就是“其终点绝不可能停留”,或者说,就是“其终点必然是无产阶级不断革命”的根据。
资产阶级绝无可能允许,所以无产阶级就要社会主义革命?
最后结果只能是以革命和反革命的公开较量来解决不稳定状态,所以无产阶级就要不断革命?
无产阶级只有取得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它才能根本求得解放,所以无产阶级就要不断革命?
无产阶级只有取得世界范围的最终胜利,它才能真正巩固、真正稳定,所以无产阶级就要不断革命?
假如说现在真的建立了工农民主专政吧,无产阶级只是参加了临时政府,而临时政府只是保证全民立宪会议或苏维埃代表会议的开展,从而彻底肃清资本主义发展的前资本主义障碍。
就算此时能够看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景吧,怎么做呢?像托派设想的按照所谓《过渡纲领》就能实现吗?
很好,我们大家都承认,无产阶级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不取得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真正稳固下来的。所以呢,现在怎么做?从已经取得的条件和经验来看,现在能采取什么步骤?
民主专政不可能稳定,所以无产阶级就要放手一搏?
算了,空谈这种事情是不可能有结果的。第一,早在革命之前我们就说得清清楚楚,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不抱任何期望,民主革命不会解决工人多少问题,民主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但是,尽管如此,尽管民主革命对工人没有多大好处,工人仍然是民主制的真正先锋战士,工人仍然愿意为了其他阶级的民主任务而贡献力量、担当领导角色。说什么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就不可能解决问题,然而没有人指望民主专政就能解决工人的什么问题。工人的问题是不可能用民主革命来解决的,这一点谁都知道,但只有托派才拿来作为无产阶级要不断革命的论据。
第二,当从“阶段进程”的全球联系和一国联系来看,无论如何都看不出革命进程已经可以提出社会主义任务的时候,管他托派再怎么说“只有……才能……”,什么“绝无可能、绝不会允许”。没有可能漂亮的进攻,也要做到有组织的进行撤退和自卫。
资产阶级绝不会允许,所以布尔什维克就能避免1917年的七月流血事变吗?
民主专政绝无可能稳定,所以布尔什维克就能即刻主张武装起义、或宣布无产阶级专政吗?
如果实在看不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而又必然会遭到资产阶级的进攻,那么可以设想的也就是如何做到有组织的防御和撤退,然后再想办法进攻和飞跃。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能做的就是尽可能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并伺机转入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去;至于这种新的社会主义斗争是否能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如何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这些都不是事先可以拟定的。
不断革命论摆出的姿态再决绝,不确定就是不确定,不可以就是不可以。你说总体进程“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什么时候?以什么形式?从现在到你说的那个“转折点”,你想提出什么口号(过渡纲领),想怎么做,想进行哪些尝试,符合什么实际?
归根结底,当我们得出社会主义革命已经成为可能时,不断革命论就是纯属多余的东西。而当我们还拿不准社会主义革命的前途的时候,不断革命论就始终以反对派的面目出现。
所以,对于已经认定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而言,不断革命论是来自历史的回音;而对于还不能认定社会主义革命前途的时代,不断革命论就总是以革命的反对派或激进派的面貌来出现。
多说两句,“不断革命论”的外化产物除了俄国革命,还有中国革命。毛泽东原来设想的不限制自由资本主义、只反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最终从土地改革开始、驱逐帝国主义势力、没收反共资产阶级的企业、与美国为首帝国主义开战、赎买亲共产党或中立的民族资产阶级企业并进行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结束,咒骂托洛茨基理论的毛泽东最终采取了“不断革命论”的思路,整个变革步骤并没有停留在某一阶段。毛泽东从三十年代至死都是官僚专断的社会主义理论和“阶段革命论”的赞成者,然而国际阶级斗争的客观形势迫使他不得不采取“不断革命论”的战术。“不断革命论”的正确性最终由“不断革命论”的敌人加以佐证,历史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
【23】
托:我预言,“只有……才能……”,所以革命就是不断革命。
托:瞧,你前进了吧!你采取进一步措施了吧!果然还是我正确嘛。
托:我预言,民主专政必然不稳定,一定会向社会主义专政过渡。
托:瞧,你过渡了吧!你采取社会主义革命的措施了吧!果然还是我正确嘛。
结论:反对不断革命论的人最终却证实不断革命论的正确性,历史真是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
我则说:第一,别人反对的是“绝对真理的不断革命”,别人可从没有反对过“阶段进程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前途是早就提出了的,当然,在托看来,都不过是证明了他的正确罢了)。第二,总是鼓吹不断革命论的人,却没有任何机会实践自己的理论并证明自己理论的正确,这同样是历史开的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望托派能再接再厉,争取身体力行一次。
二、列宁与托洛茨基的分歧
何宇先生文章最狡猾的地方是试图强调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分歧。
【24】
所以托派最“狡猾”的地方就是企图抹杀这些分歧,歪曲这些分歧,用自顾自的解释和评价来回避陈述分歧。
如同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一样,通过把托洛茨基打扮成“一贯反对革命导师”的错误思潮代表者形象,来批判托洛茨基的革命社会主义思想。
【25】
我主张的只是“一贯不一致”,“从来不一致”。谁是正统、谁是反对,我都懒得去争,我只要证明二者“不一致”的事实就可以了,剩下的任谁去评价吧。
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是一个封闭和完成了的体系,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写作了大量的手稿和笔记,他们看重的是一种思想生成的动态发展过程,它不崇拜任何东西,因而就其本质而言是批判的、革命的和富有活力的。
【26】
太搞笑了,马克思主义不是封闭的和完成了的体系,但却是有着确切内容和确定内容的体系,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胡乱篡改、胡乱发挥的。
注重思想生成的动态发展过程也是搞笑,且不谈历史发展进程的多种动态过程全被托派“不断革命论”的绝对真理一笔勾销。对历史过程做最绝对、最封闭、最完成、最僵化理解的,恰好就是写下这段文字的托派自己。
马克思主义不是封闭的和完成的,而他却开放和完成为托洛茨基主义了。马克思们看重的是思想生成的动态发展过程,然而却动态生成为托洛茨基主义了。马克思主义不崇拜任何东西,却崇拜托洛茨基和不断革命论了。每一句话都调转笔头打向托派自己了。
恩格斯身后,资本主义进入到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就新时代的无产阶级如何进行革命斗争,各国服膺马克思学说的共产主义者想法各异,列宁在当时也只是其中之一。
【27】
所以不是列宁主义才是马克思主义,各种各样的人都是马克思主义,自然托洛茨基也算一份。马克思主义不是封闭的和完成的体系,所以各种各样的人的理论也都成为马克思主义了。
同时,托洛茨基本人也不过是游离于布尔什维克之外的形形色色的派别分子的“其中之一”。这也是“其中之一”、“想法各异”。
正确的理论不是先验的:把列宁打扮成“一贯正确”的革命导师是后来共产主义运动里官僚造神运动的组成部分,
【28】
谁说列宁主义是先验的呢?“不断革命论”的正确性才是更加“先验”的吧?
同时,谁又说过列宁“一贯正确”呢?马克思不是“一贯正确”,他就说自己犯过高估的错误,然而这不影响马克思“整个说来是完全正确的”。
列宁也不是“一贯正确”,他在抵制第一届杜马的时候犯了高估的错误,在新经济政策的初步退却上犯了低估的错误,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为莱维做了错误辩护等等,在批评托洛茨基的“整刷”政策的时候,还犯了忽视一份实事求是的工会提纲的错误。列宁犯了很多很多错误,然而“总的说来却是完全正确的”。
托洛茨基相反,托洛茨基并非“一贯错误”,他也有很多正确的意见,然而“总的说来却是根本错误的”。
不过,谁正确谁错误我倒懒得争辩了,反正是各说各话,各自说自己正确嘛。我要证明的只是“一贯不一致”,证明“阶段进程革命论”和“不断革命论”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理论。不一致,这就够了,谁评价那都是他自己的事了。
在1914年前,列宁在哲学上基本是所谓“机会主义者”——普列汉诺夫的学生,他的经济学观点从希法亭和布哈林处获益良多。
【29】
搞笑了,列宁还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教出来的呢!美国的商人还给了列宁以启发呢!
托派要别人不要“虚构”列宁的“一贯正确”,自己却开始使用一些卑鄙的手段来“暗示”列宁的老师们也许都并不怎么高明。
列宁进行理论学习,是为了解决现实的革命问题,他的“思考真理”的经历被硬是装饰成“永远代表真理”,这样一种没有给定语境情况下对列宁著作语录或观点的简单摘录往往会让很多后来者陷入误区。
【30】
前面已经证明了,托派“摘录引文”的功力到底有多深厚。
其次,“思考真理的经历”被托派硬生生地抹杀了、歪曲了,这一点,他却不提。
说到托洛茨基和列宁的分歧,可以毫不避讳地说一句:
【31】
不,请再“坦诚”点吧!“毫不避讳地说”,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相比于列宁在1905年以前的“两阶段论”更符合帝国主义时代的革命规律!
换言之,托派革命论比列宁1905年革命论更符合帝国主义时代的革命规律!而列宁1917年革命论“从根本上说体现的是”不断革命论的精神!
——你们管这个叫“毫不避讳”吗?我要说,这叫“毫不避讳”的厚颜无耻。
在一次世界大战前,列宁在“组织理论”上的先锋队学说是更符合俄国革命的斗争需要的,而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相比于列宁在零五年以前的“两阶段论”更符合帝国主义时代的革命规律,两人在大战之前在两个问题上分歧很大,之后两人的接近是建立在托洛茨基对“先锋党”理论的接受和列宁采取了“不断革命论”策略的基础上的。
【32】
瞧,这就叫“毫不避讳”!
让我们首先来看下一般人们作为列宁“二阶段论”的权威文本《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6]。首先,列宁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强调一种无产阶级独立自主的政治立场,反对孟什维克派充当自由派资产阶级尾巴的策略,这一坚决的无产阶级革命立场为它后来超越旧公式打下了基础;
【33】
何:列宁发生观点转变,是因为世界进程和一国进程的矛盾关系都发生改变了,“阶段进程”本身发展到“阶段融合”的地步,所以列宁也就作出了转化革命的判断。
托:不断革命论是唯一正确的理论,1905年列宁还没有发现这点,但1917年他就会发现了。
不过,列宁的问题在于它对革命结果的模糊预计,他提出了“工农民主专政”这个公式,列宁看到了俄国革命需要扫清前资本主义残余,这个任务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以后为了团结农民,要建立“不是社会主义的”、“民主主义性质”的专政,但这个公式是“形式逻辑”的推演,“工农民主专政不是无产阶级专政”是从抽象的概念出发,忽视了可能出现的对自我组织的无产阶级加以力量限制的情况。
【34】
只要“阶段进程”本身没有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明确前景,那么列宁也就只能把民主专政作为暂时可能的东西,而把社会主义专政作为第二步、第三步再看的东西——为此需要做很多准备,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坚决镇压反革命,加强无产阶级的独立组织和团结,开展反对资本家的阶级斗争,向群众宣传社会革命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争得多数群众的拥护和支持等等——但是,这是不是就代表能向社会主义过渡了呢?这是不是就代表可以变民主专政为社会主义专政了呢?
要想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实际经验”和“实际材料”,需要“客观矛盾进程的实际发展”。——说这是目前无法断定的事情,难道有什么错吗?托派口口声声说,结局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那请问目前要做什么呢?
1905年的时候,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已经提上日程了吗?没看出来,俄国国内的无产阶级已经可以夺取政权了吗?也没看出来,只看出工农联合夺取民主专政的可能性,而看不出有谁能即刻赞成和拥护社会主义革命的现实性。
列宁都看不出有什么切实可靠的根据,而托洛茨基则满口“必然”、“必定”、“绝不会”、“绝无可能”。
所以列宁当然是“模糊”的,只有托洛茨基才“笃信无疑”。
于是乎,列宁根据俄国和欧洲的国际关系,根据国内工人和农民的相互关系得出的公式,在托派看来叫“形式逻辑”的推演,叫“从抽象概念”出发。
而托派从“不平衡与综合一体、无产阶级成为独立领导力量”的抽象公式出发,倒成了实事求是、辩证唯物的了。
托派还说对“可能出现的自我组织的力量加以限制的情况”。而实际呢?实际是,列宁不会把策略建立在这种“可能性”的基础之上。能够确定的是工农民主专政会排除资产阶级影响、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其次能确定的是无产阶级在这一过程中要加强自己的组织,特别是在农村中结成贫苦农民和农村无产者的独立阶级组织,以便做好准备,以不变应万变。至于其他的东西,都是不能确定的。无论把“只有……才能……”这种绝对正确的原理重复多少遍,就当时而言,革命要怎么做,革命能够怎么做,却是很少疑问的。
托洛茨基一副急得要死的样子,他想干嘛呢?要人们承认“只有……才能……”这种一般真理吗?果真如此,那我们是赞同的,但现在呢?现在要做的有什么不同吗?还是说,你觉得现在就要宣布无产阶级革命,宣布工人专政?
列宁和托洛茨基都认为,在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无产阶级需要获得农民的支持。
【35】
又在胡说,无产阶级需要农民的支持,是指1917年的社会主义革命。而1905年革命不是“无产阶级需要获得农民的支持”,而是“民主革命需要广泛发动农民、需要农民的支持和参与”。
列宁认为,要推翻沙皇专制,只有发动工农进行联合革命。而托派却说什么“无产阶级需要获得农民的支持”。
在托派看来,问题只是这一阶级和那一阶级,而不是阶级的一种革命和另一种革命。所以“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合革命、民主革命”,被说成是“无产阶级需要农民来支持革命”。什么革命呢?农民来支持什么革命呢?想必是无产阶级的“不断革命”吧。
不过,不同于列宁的是,托洛茨基强调说,这种革命的结果应该是——农民支持的“无产阶级专政”。
【36】
革命开始前和革命进行中,列宁都说革命的直接结果将是工农民主专政。托会不会否认这一点呢?不会,托会说,革命的直接结果是工农民主专政,但最终结果必然是农民支持的无产阶级专政。(为什么呢?因为自卫?因为无产阶级可以?因为资产阶级必然反抗?)
列宁对此能说什么好呢?革命的直接结果只能是工农民主专政,而在可预见的一定时期内,这个专政都无法转化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专政。你说社会主义专政是必然的、可能的,——也许吧,但不是现在。假如社会主义专政真的可能,那布尔什维克会密切注意的,但这只有在阶段进程提出切实可行的步骤以后,才能逐渐办到。一句话,首先的任务仍然是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同时加强无产阶级的独立力量,着手进行反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过程中会注意的,但可以明确说,一定不是现在。
他写道:“列宁从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出发,竭力强调和突出工农进行民主合作的必要性;我也是坚决地从这种合作出发,不过竭力强调的是,不仅在集团中而且在被要求来领导这个集团的政府中都有必要实行无产阶级领导。在这件事情上,不可能还有别的分歧。”[7]
【37】
工人领导的工农民主专政,可这是什么领导呢?民主主义领导还是社会主义领导?无产阶级领导民主专政,这难道意味着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专政吗?
问题不在于是不是无产阶级领导,而是无产阶级的民主领导还是社会主义领导。不是领导者的成分是无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性质究竟是民主主义还是社会主义。
恰恰在即将到来的是民主专政还是社会主义专政的问题上,存在分歧。而托洛茨基却说什么在“无产阶级领导专政”的问题上,“不可能”还有别的分歧。
不,分歧大着呢!列宁认为无产阶级在目前只能领导民主专政,而不能领导社会主义专政。托却说,只要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专政,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就是社会主义专政。
所以“工农民主专政”在托派看来是“含糊不清的公式”,因为“它不考虑谁居于领导的问题”。
而我们则认为托派的观点简直是莫名其妙,工农民主专政当然是工人领导的专政,只是这种领导是彻底民主主义的领导,而非社会主义的领导,所以不叫“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叫“工农民主专政”。这不仅仅是说成分上是工人和农民的联合,而且政策方针上也是工农联合的“民主主义”,而非“无产阶级社会主义”。
简言之,民主专政不是社会主义专政,哪怕工人在其中居于领导地位,民主专政也不自动等同于社会主义专政。
强调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权、农民经济上的非独立性和政治上的不彻底性、帝国主义列强(包括沙俄在内)绞杀落后国家地区一切民主改良可能性的疯狂尝试,决定着俄国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完成民族生活的改造。
【38】
1917年的时候,你能说“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救俄国”,1905年的时候你怎么能说“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改造旧民族”呢?难道1905年的时候民主专政就不能改造旧民族吗?
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农民不能居于独立领导地位,俄国资产阶级背叛革命(这里托派说什么绞杀一切民主改良可能性,不,资产阶级不是绞杀一切可能性,而是尽可能用妥协和交易来平息革命。1905年资产阶级也与帝国主义列强无关,所以归根结底,只能说俄国资产阶级不能真心拥护革命、彻底赞成革命,而是很大程度上成为了反革命)……
以上三点就是“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改造旧生活”的论据吗?
因为无产阶级居于领导地位?
因为农民缺乏独立领导力量?
因为资产阶级不可能真心拥护革命?
所以,就得出了这种“只有……才能……”的绝对性论断?
农民不能独立领导,不代表工人的领导就是社会主义领导。除了工人没有其他阶级可以领导革命,不代表工人因此就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不代表工人领导建立的专政,就不是民主专政而是社会主义专政。
可见,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改造旧俄国,这种结论下得多么轻率,多么不严肃。
抽象的理论争论终于在1917年爆炸性的社会实验里得到了验证 。
【39】
瞧啊,托派的“历史观”就没变过,1905年和1917年在托派看来本质上没变化,问题还是老问题,区别只在于1905年的时候列宁“没有想明白”,1917年的时候列宁“想明白了”。1905年的时候“社会实验”——实验!——没能证实,而1917年就得到验证了!
托派的“历史观”是多么狭隘和僵化啊?
何:1905年世界革命和俄国革命还没有紧密联系在一起,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还没有和民主革命紧密联系在一起。1917年帝国主义的垄断资本关系和世界大战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因此世界革命和俄国革命紧密联系,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俄国民主革命紧密联系。世界进程和一国进程从1905年到1917年有了长足的发展和历史性的飞跃。正因为如此,列宁才随着阶段进程的改变而改变,1905年的时候列宁提出二阶段革命论,1917年的时候列宁则主张革命转化论和革命到底论。列宁的思想方法始终没变,变的是世界历史的客观形势。
托:1905年的时候是那个理论争论,1917年的时候还是那个理论争论。1905年的世界历史和1917年的世界历史在本质上没有区别,所以不是形势变化了,而是认识变化了。列宁1905年的思想还含混不清,1917年就清楚了、清晰了。列宁完成这种转变完全是因为认识上发生了飞跃,至于客观形势,总的说来,1905年适用的,1917年仍然没变!
所以托派说,1905年到1917年,就是“抽象的理论争论”“终于得到社会实验的验证”。——难道托派不懂得“实验”要控制变量吗?难道托派不懂得要进行比较,就先得说明1905年和1917年有实际可比性吗?
自顾自地搬出1905年,又搬出1917年,说什么1905年的“抽象争论”被1917年的社会实验给验证了!难道托派就没想过,1917年相比于1905年会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飞跃吗?
二月革命之后,在俄国并没有出现所谓“工农民主专政”,而是所谓“双重政权”——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和工兵代表苏维埃。
【40】
见“16、17、19”点,二月革命之所以没有成为工农民主革命基础上的工农民主专政,是因为俄国和英法资产阶级改变了对专制政府的态度,抢先窃取了革命。而苏维埃政权不是别的,就是工人和农民的联合政权,因而就是工农民主专政在1917年二月的实现形态。
二月革命后,列宁从西欧回国,他主张“一切政权归工人代表大会”,被原来党内同志认为赞成了托洛茨基的观点,
【41】
然而,托派怎么不引用列宁的原文,指明列宁本身亲口否定了自己和不断革命论之间的关系呢?
难道列宁没有阐述他的观点发生变化的理由吗?难道列宁的逻辑是无据可查的吗?
列宁和老布尔什维克之间的共识在于,都认为民主革命还没有完成,都认为要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区别在于,老布尔什维克只是空谈要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却看不到工农联合政权已经自愿停止革命、出让权力,在这种情况下,继续空谈工农民主专政的旧公式是没用的,必须用新的方法、依靠新的力量,才能把革命重新推向前进。
在这里,争论的每一步,提出的每一种策略和思想,都是严格遵循世界历史和一国历史的客观发展进程的。这里没有推论,没有愿望,只有切实可靠的公认的事实。
列宁是“阶段进程革命论者”,他严格依据客观发展进程的每一具体阶段为革命提出目标和指南。
党内同志说什么列宁倒向了不断革命论,这是不对的;列宁本人也否定了这个说法。列宁之所以能说服老布尔什维克,恰恰不是因为证明“革命的不断性”,而是证明革命在现阶段的必然步骤,以及这种步骤的必然意义——最终导向社会主义革命,但还不是现在。
因此,列宁能够说服老布尔什维克,因为他们都是“阶段进程革命论”的思路。如果要托洛茨基来说服,说什么“不平衡与综合发展、无产阶级居于领导地位、全球一体、紧密联系、重叠交叉,一定、必然、绝对、绝不会……”那才叫莫名其妙!
总之,托派的行文很不诚实,党内同志指认列宁是托派,而列宁自己的反驳却闭口不提;宁愿引证别人指认列宁的话,也不引证列宁自己说过的话。
后来经过辩论,他的《四月提纲》被接受:争取苏维埃多数;通过苏维埃夺取政权;结束战争;实行国内社会主义革命;通过无产阶级国际联合完成世界革命。这样,他在革命策略上与托洛茨基的分歧消除,
【42】
为什么消除呢?因为两人思想方法一致?不,恰恰是思想方法不一致,但结论刚好一致。
而后者在组织问题上放弃了与孟什维克等改良主义者调和的立场,因而两者接近,托洛茨基率领他领导的“区联派”加入布尔什维克派。十月革命的胜利的结果被一些资产阶级学者认为是列宁的“组织术”与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结合的产物,有产学者倾向于高估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事实上,无论列宁主义先锋队理论还是“不断革命论”,都离不开一个客观的前提,那就是一个战斗性的无产阶级群体,这个群体同时又是能意识到自身处境的行动主体。不过,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俄国无产阶级是幸运的,他们有列宁和托洛茨基这样的大脑,最终能够当家作主。
【43】
这里的手法更糟糕,先是搬出一些“资产阶级学者”的看法,又把列宁革命论说成是托派革命论。
然后笔调一转,佯装“客观公正”的样子,表现得“谦逊”起来,说什么有产学者倾向于高估个人的作用(嘿!错误只是他们高估个人的作用吗?他们把列宁说成是托派革命论,在你们看来则是既惬意又欣赏的吗?托派竟连有产学者的胡说八道也拉来作证了!),而“事实上”,自己和列宁“都”——太谦虚了——自己和列宁“都”离不开一个“客观前提”,即战斗性的无产阶级群体。
而实际上呢?对于托派而言,的确仅有这一个“客观前提”了,而对于列宁而言,只有无产阶级群体还是不够的,客观历史进程本身是否造成了类似局面,这才是决定性的、基础性的方面。而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则是正确发挥了其主观能动性,使自己成为符合客观的创造历史的自觉力量。
1927年11月,在党内斗争里倾向于托洛茨基的俄国革命家、外交家——越飞自杀,死前给托氏留下遗书:“从1905年起,您在政治上始终是正确的。我曾不止一次向您提起我亲耳听列宁说,在1905年正确的不是他,而是您,人之将死,其言也真”[8]。
【44】
可以挂块牌子出来,把“我亲耳列宁说,在1905年正确的不是他,而是托洛茨基”写在上面,公之于众。
如果要用这种方式来证明自己正确,那就请读者去判断它的价值吧。
三、革命的主客观因素
我们知道,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是否爆发无产阶级革命,是要有一种主客体向度的统一的。对于资本主义制度来说,利润率下降造成的经济危机常有,但工人革命不常有。也就是说,周期性的危机并不等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性危机。如果无产阶级没有建立起本阶级的政治领导,就无法把矛盾压缩到一种可以颠覆资本主义统治秩序的程度,然而,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的竞争却也促使其自身的否定运动,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发展也带来着群众的觉醒进程,只是这个进程走到什么程度,是不一样的。
【45】
这里开始写一些尽人皆知的常识,不晓得是为了什么。为了用一般都不会招致反对的道理,来模糊自己观点的实质吗?
好比我问你天气如何,你却说鱼是在水里面生活的一样。
在马克思、恩格斯活动的年代,共产党不是那种完全显著性存在的组织,它更多是历史性长征的侦察队。列宁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先锋党”理论,把无产阶级政党作为无产阶级长期存在的战略组织和革命指挥部的作用明确地表述了出来。在列宁的理论里,在日常时期,党通过宣传与耐心解释,启发群众阶级觉悟;普通工人通过罢工斗争学习集体行动的经验;共产主义工人由理论回到实践,建立起先锋队和群众的纽带。何宇的文章把“独立而又强大的革命领导力量”化为客观存在变量的时候,恰恰误解了党的作用,阶级先锋队作为阶级意识的道成肉身,通过日积月累的阶级斗争,完成阶级意识自身的主体的实体化运动,无产阶级在这样的历史建构中获取了一种“整体”的视角,实现了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去魅”,成为自在而自为的阶级,这恰恰是重要的、不可分割的主观因素。
【46】
请看第“43”点的原文文字,托派自己刚说“战斗性无产阶级群体的存在,是自己和列宁所依赖的一种客观前提”。然后说什么我把“无产阶级的领导力量”化成了客观存在变量,就是误解了党的作用。
托派到底有没有认真看我的原文文字呢?原文说,马和列都把客观矛盾的历史发展进程作为社会主义革命是否成熟的客观依据。而托则把无产阶级是否成为落后国家的独立领导力量,作为社会主义革命是否成为必然的客观依据。
我没有说托是把“只有……才能……”的主观意志、主观愿望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充分根据;而说托把无产阶级是否成为一支革命领导力量来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根据。
这倒好,托派反过来说是何宇把无产阶级的领导力量当成客观存在了,还说何宇这样就误解党的主观领导作用了。这样批评不是很方便吗?
何宇提到:“硬说托洛茨基是把客观上联系起来的较高阶段的情况绝对化、教条化,这不会令托洛茨基服气。但是,既然托洛茨基自己只提出新旧两个时代的划分,那么,托洛茨基也就在实际上把历史发展的较高阶段的经验普遍化、绝对化了。虽然这种较高阶段在托洛茨基看来,仅仅是无产阶级已经成为独立领导力量的新时代,因此对于马克思列宁而言,还仅仅是无产阶级独立登上历史舞台的早期阶段;--但是,这能说明什么呢?只能说明,从矛盾发展的客观进程来看,明明还有更加具体得多、重大得多的现实问题,但对于托洛茨基而言,这在无产阶级成为领导力量的客观事实面前,都成为无关紧要的小问题了。无产阶级成为革命的独立领导力量,这在托洛茨基眼中有决定一切的意义。因此,说托洛茨基是把一种较高情况绝对化、教条化,这难道说错了吗?”[9]。如果何宇先生读过第四国际成立大会上的《过渡纲领》,托洛茨基是这样论述的:“我们必须帮助群众在日常斗争过程中去找到当前要求与革命的社会主义政纲之间的桥梁。这道桥梁应包括过渡要求(transitional demands)的整个系统,它们要由今天的条件中,且由工人阶级广大层份今天的觉悟中引申出来,一直到最后的结论:无产阶级夺得政权”[10]。
【47】
我问:托洛茨基如何能把社会主义革命的前途说得如此绝对和笃定,如何能把不断革命论说成是唯一适用的理论?
托答:如果你读过我的《过渡纲领》,看到我也懂得从日常改良斗争开始,一步一步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的结论……
——那又怎样呢?谁都没说托派不会从日常小事做起,我们都是从日常小事做起的,我们还都知道,“只有取得革命的最终胜利,日常改良成果才是稳固可靠、不致付诸东流的”。可那是现在就举行革命的意思吗?
如果不是指现在就能举行,而是指以后必然会举行,那么以后的事情你又如何说得死呢?例如,无产阶级必然要举行社会主义革命,明天吗?后天吗?取得民主专政的第一天吗?或者是取得民主专政的一个有限时间段内?和平手段,暴力手段?……
托派叫我看《过渡纲领》,可我连马克思1848年的《宣言》和其他“过渡纲领”也看过了。是啊,“过渡纲领”,就是从日常小事一直联系到最终目标……
可这又怎么样呢?这就是你主张民主革命必然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整体一环,一国革命必然成为世界革命的整体一环的理由吗?这就是你主张革命必然是不断革命的理由吗?
为此,托洛茨基和他的同志们制订了“根据工资制定工时”、“参与工会工作并反对改良主义工运路线”、“建立工厂委员会”、“工人监督企业账目”等一系列措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阴影里,托洛茨基等人提出了“无产阶级军事政策”——通过武装无产阶级反对法西斯主义侵略战争同时不信任任何“民主”资产阶级政权包括中国的蒋介石政权。
【48】
又是一堆自我欣赏的文字罗列。最低纲领,最高纲领,中间又衔接性地加入所谓“过渡纲领”,所以,这又怎样呢?革命就被你这样连结起来了吗?不同革命进程就这样在纸上融合起来了吗?
托派把“过渡纲领”当成某种重大发现一样,好像如获至宝、如数家珍,叫我们来看托洛茨基的《过渡纲领》。
我们问:“过渡纲领”就是你认为可以过渡、必然过渡的理由吗?“过渡纲领”就是你认为不断革命、必然革命的理由吗?
难道你不是应该反过来,用事实证明你的“过渡纲领”是符合革命的客观发展进程和群众的实际要求的吗?
《过渡纲领》的制定遵循的是一种质量互换的辩证法,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要争取改良,这个改良的争取需要夯实本阶级的组织,三十年代各国无产阶级缺乏的毋宁是一种合格的政治领导,而一旦无产阶级有自己类似俄国布尔什维克那样的先头部队,在资产阶级统治的危机时段,可以像1917年那八个月一样,从基础性的反剥削斗争开始完成推翻资本主义国家机器的任务的。何先生说:“生活既是点,又是线;既是粒子,又是波”[11]。然而,他是以一种非此即彼的视角来看待问题,他提到“全面和科学”,恰恰是他自己没有把真理当作一种过程和整体来考虑。
【49】
第一,《过渡纲领》遵循质量互换的辩证法,这跟实际革命进程有什么关系呢?制定了一个符合“辩证法”的漂亮纲领,然而实际过程却是另一码事,拿纲领体现的辩证法精神来说事,这又具有多大意义呢?
第二,上世纪三十年代只是缺乏一种合格的政治领导?客观矛盾进程呢?现实力量对比呢?要知道,没有什么是一定的。有必然,但没有一定。
第三,当我说粒子,是指步骤的间断性,当我说波,是指目标的连续指向性。托派强调革命的“不断性”,无非是拿革命目标的“一环扣一环”来教训人。只有托才把社会主义革命目标看成是绝对的、必然把民主任务也包含进去的、所谓“整体性”的东西。只有在承认托的这种整体性判断的基础上,才能懂得他所强调的革命的“不可分割性”、“不可间断性”。——什么意思呢?不就是民主革命“一定会”、“必然会”、“肯定会”、“绝对会”,总之就是“只能”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整体一环吗?
假如我们也能得出社会主义革命已经成为“整体性”的东西,那么我们也会这一套的。可问题恰恰在于,你托洛茨基是怎么证明社会主义革命乃至世界革命已经成为一个紧密联系起来的不可分割的“整体”的呢?那就是不平衡与综合发展,就是落后国家无产阶级居于革命领导地位。——仅仅凭借这两点因素,无产阶级领导意味着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意味着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意味着不可能是一国革命,而不平衡与综合发展的全球一体就导致世界革命。因此,总起来说,就是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不间断性(整体性)、社会主义革命本身的不间断性(整体性)、一国社会主义革命到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不间断性(整体性)。
——这究竟谁才是从抽象公式、似是而非的逻辑推理、逻辑锁链来出发的呢?
托派好像只有自己才懂得“只有……才能……”的最终目的,而其他人都不懂得这个“只有……才能……”的最终目的一样。从“只有……才能……”出发,当然是强调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波”的连续指向方面;然而这是无条件的吗?是现在就要的吗?
只有对于一个停止革命的人,才有说明“不断革命”的必要性。
而对于一个明确革命的人,则只有说明怎样一步步革命的必要性。
不断革命强调的是目标上的最终指向性、不可分割性,而实践上则始终是步骤性的。所以关键根本不在于革命是分步骤进行的(不断革命也要分步骤来进行),而在于我们认为革命目标是不一定的,而托派却总认为革命目标是必然的、一定的,只能是社会主义革命直至世界革命。——他简直被“不断”两个字给迷住了,迷得晕头转向了。干脆别叫唯物主义,叫不断主义算了。
什么何宇不懂得把真理当作一种过程和整体来考虑。简直是笑死人了。问题恰恰在于,对于直接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你们的不断革命论是多余的。只有对于间接革命、分阶段革命的时代,你们的不断革命论才好像以更加决绝、更加激进的替代方案出现。换言之,如果过去历次革命都明确社会主义革命的前途,哪里还有你们不断革命论的什么事呢?同理,凡是明确以社会主义革命为直接前途的,你们不断革命论又有什么作用呢?为了抵达社会主义革命的最终目的,需要明确的就是革命实践的具体步骤。所以一到大家都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成为直接目标的时候,不断革命论就被革命实践的具体步骤所取代了。而当大家都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前途拿不定的时候,不断革命论就跑出来,以绝对必然性的姿态说什么自己是一定的、唯一的了。
不断革命论的关键就在于,它在正常说来还不能断定能够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刻,断言革命将不断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它在正常说来还不能断定能够进行世界革命的时刻,断言革命将不断发展为世界革命。(而马列都是在客观形势已经成熟的情况下,提出革命转化策略的。)在现实根本没有显示出社会主义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前景或迹象时,因而在现实根本无法提供社会主义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可靠依据时,托却要求必须以这种前景为依据来制定革命纲领和革命策略,并且说,这是“必然”的、“一定”的。
这就是托派革命论的内在特点,因为托派的唯一优势就是惯于大胆地宣布最终目的的必然性、不断性(所谓波)。而在革命步骤问题上,托派并不比谁强点,甚至还弱于列宁(所谓粒子)。托派的强项根本不是制定和宣传革命的具体步骤,而是宣传革命最终目标的必然性和不间断性。因此在别人都拿不定社会主义革命前途的时候,托派就跳出来摆出一副绝对必然性的姿态了。——这就不能怪别人说你们是“空谈家”、“唱高调”了。
正所谓“上战场前别吹牛,下战场了再夸口”。我们都拿不定的东西,你咋就那么笃定呢?我们都保留意见的东西,你咋就能一口咬死呢?
存在一种情况,从世界进程和国内进程的各种关系来看,矛盾和联系都没有发展到紧密结合的程度,而所谓不平衡与综合一体、无产阶级居于领导地位的抽象公式又始终成立。正是这种时候托派革命论和其他革命论的争论最为激烈,托派革命论的立场显得最为激进。别人都说不一定、不确定,他就偏说一定;别人都说不必然、不绝对,他就偏说必然。
然后,等到客观进程和革命步骤显示,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化是可能的时候,托派又跳出来说:看吧,我早就说过这是必然的、必定的吧,我早就说过这是唯一正确的吧!
这就是点和线、粒子和波的真正意义。我说托派是把“波”的方面绝对化、教条化了,即他们所说的“整体性”、“不断性”。托则说我“非此即彼”,不懂得全面和科学、把真理当过程和整体来考虑。——当然不懂得了,托派思想如此神奇,懂得了才叫奇怪呢。
何宇先生强调客观条件,给老托赠送了顶“绝对化、教条化”的帽子。
【50】
然而托派却好像看不懂这里的绝对化、教条化是指什么意思。那就是不平衡与综合发展、无产阶级居于领导地位,这两方面因素的绝对化、教条化解释;对两方面因素、尤其是无产阶级居于领导地位的意义无限拔高,从而把不断革命论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唯一真理性的理论。——这不是绝对化、教条化是什么呢?只有抽象公式,没有具体分析。
我们知道,任何革命理论,即使判断对了局势,它也只是保证无产阶级在两大阶级决战的时候占据有利的位置,营垒另一边的资产阶级也有自己的指挥部,有一肚子瓦解革命坏水的“太平绅士”、“商界名媛”、“高富帅”和“谄媚文人”。
【51】
按照这一段的说法,应该认为“主观判断正确”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因为有利位置还不代表物质上的优势力量、决定性力量。
《四月提纲》和《过渡纲领》的意义在于,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它们可以凝聚起无产阶级的力量,让觉醒的群众的努力不会白白空耗掉。
【52】
第一,不是只有《四月提纲》才起到凝聚力量的作用,1905年的工农民主专政同样能起到凝聚无产阶级力量的作用。只要目标提得正确,口号得当,它们都能起到凝聚力量的作用。然而,这不代表只有“不断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世界革命”的提纲才具有凝聚力量的作用、才具有唯一正确的可能性和必然性。相反,错误地提出这种《过渡纲领》,结果也不会怎么好看。
第二,把托洛茨基的《过渡纲领》和列宁的《四月提纲》相提并论,又是一次浑水摸鱼的投机操作、蹭脸操作。
何宇试图将托洛茨基打扮成“空谈革命家”,但他忽视了主观意识对于历史实践并非无足轻重的,他从还原论的感性直观角度理解问题,恰恰忘了环境是人来改变的。
【53】
这位作者也许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看多了,不晓得谁会忽视“主观意识”对于历史实践的必要性和能动意义。也不晓得所谓“还原论”是指什么。“环境是人来改变的”,——太正确了,但这就是你主张革命必然成为不断革命的哲学理由吗?
至于“空谈革命家”,请见第“49”条评注,看看不断革命论在什么意义上是“空谈”的、无用的、多余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德国古典哲学的门徒,他们相信说无产阶级是可以认识自己所受到压迫的环境的规律的并在这里获得一种自由行动的主体性,这种主体性将是对失去了现实性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否定”和超越。“危机本身并不能消灭资本主义。繁荣与危机的周期性变化,只会创造出让无产阶级更容易——或更困难——推翻资本主义的形势。要把资产阶级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首先需要活生生的人通过自己的活动,来创造自己的历史。他们不是出于偶然才创造历史的,也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而是在具体的客观原因影响下创造历史。但是,他们自己的行动——他们的主动性、勇气、献身精神,还有他们的愚蠢和怯懦——都是这个历史发展的链条上的必然会有的环节”[12]。三十年代,托洛茨基曾讽刺过各国官僚堕落的共产党,他们测量了资本主义老妇人的体温,但就是不告诉群众体温多少,“共产国际的迂腐医生把体温计放在“历史”这位老夫人的舌头上,这样他们就能准确无误地测出革命的温度了。可他们却把这体温计藏了起来,谁都不给看”[13]。“不断革命论”及“过渡纲领”提出的历史背景恰恰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革命性发展已经创造出建设一个无阶级社会的客观条件,可悲的是,革命的主观力量的缺失使得这个腐朽而不灭亡的资本主义在带来奇迹的同时也继续生产着苦难。
【54】
又在偷换问题,“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是否可能”,与“社会主义革命是否成熟”,这是两码事。原则上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机具体成熟,又是两码事。
马列认为,“革命是否成熟”,与“新生产方式是否可能”是两码事。新生产方式的抽象可能性早就具备了,但革命是否成熟则完全是另一码事。“革命是否成熟”不仅是指主观条件,而且还指客观矛盾的进程及其时机。而托恰恰认为“新生产方式已经可能”,所以问题全在于“主观力量是否具备”。好像只要无产阶级成为领导力量,那就有落实“新生产方式的可能性”了。然而有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的现实性”呢,有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的现实时机”呢?
的确,世界资本主义都为新生产方式创造物质条件了,但是,“社会主义革命及其时机”是否已经成熟了呢?
只要提出这个问题,就晓得,革命成熟及其时机成熟的条件不同于新生产方式可能性的条件。倒不如说,托派在这个问题上才是机械论、二分法、唯心论。革命在这里不是理解为矛盾进程客观发展的产物,而是奠基于某种新生产方式的抽象可能性。于是乎,“意识”、“主观力量”、“领导地位”的重要性就被无限拔高了。客观条件和抽象可能性已经有了,剩下的只是主观力量的问题了。所以一切都归结为主观力量和领导地位了。
过去历史上的革命失败只是因为没有主观力量上的正确领导,这种意见是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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