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一封回信里,对总后勤部的报告做了积极评价,并提出应该在工业、农业和学校也应该推广。总后勤部报告的主要意思是军队搞生产具有重大意义,而这个经验在在毛泽东看来也适应其他行业,包括“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这就是著名的五七指示,五七指示的基本精神在1966年8月1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全国都应当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中向全国公布。
五七干校就是为了贯彻毛泽东《五七指示》和让干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将党政机关干部、科技人员和大专院校教师等下放到农村,进行劳动的场所。直到1979年国务院发出《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各地的五七干校陆续停办。
关于五七干校和五七指示,今天的人们并不熟悉,甚至没有听说过。它们的出现经常是因为对文革控诉的需要。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当年的知识分子和干部受到了严重的摧残和虐待。比如让很多干部“种田、挑粪、养猪、做饭、挑水、打井、盖房……要求自食其力。有很多人因不堪重负,被劳累折磨诱发的疾病致死。”大约十年的时间里,其实只有头两三年的时间是“大规模”的下放劳动,总计不过数十万人。到1971年之后,五七干校就已经没有什么规模了。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中国老百姓并不很熟悉这段历史的原因,因为涉及的人和时间并不长。但这段历史又总是被提及,而且受到了不小的重视,那是因为“受苦受难”的主体是干部和知识分子。
当我们来回顾那段历史的时候,如果做一些细致的了解,发现干部和知识分子们所受到的折磨、苦难和屈辱不过是中国几千年来普通老百姓日常生活而已。种田挑粪、养猪做饭、挑水打井、盖房和自食其力直到今天还是很大农民生活的主要内容,更不要说建国初期的农民。五七干校和五七指示的用意无非是让干部和知识分子乃至全国各行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在不需要干部们下放劳动、只需要在干部岗位上“为人民服务”的时候,有些干部是认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认同毛泽东思想的,但是一旦让他们跟群众打成一片、让他们和群众一样参加劳动的时候,他们就不认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不认同毛泽东思想了。近些年来对毛泽东以及毛时代的控诉就包括五七干校这段历史。这段经历在他们的心中痛苦的不堪回首,如果不是为了避免中国“重蹈覆辙”,他们甚至不愿意讲出这段历史。
这正是毛泽东提出五七指示、肯定五七干校的原因,即有些干部高高在上,脱离人民。不光如此,就连干部的子女也是特殊的。许多干部从来不劳动,搞特殊化。他们穿得干干净净,吃得好,还看不起工人、农民,对工人、农民搞瞎指挥,甚至打骂群众。虽然不能说所有干部都是如此,但这种现象毕竟是一种值得警惕的不良倾向。
五七干校对干部的教育是深刻的,很多干部反思到自己的问题并积极主动的与群众打成一片,成长为真正的为人民服务的好干部。这也是今天很多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老人们对那个时期干部的普遍印象。五七干校的客观作用一是使得好干部深化了与群众的联系,培养了对群众的深厚感情;二是使得不怎么好的干部和坏干部无法再颐指气使、为非作歹;三是树立了中国共产党在群众心目中的良好形象。
如果回到现实,看看今天的干部,就会发现五七干校是多么的必要。但对于那些只想在干部位置上享受特权、不想为人民服务(就不提全心全意了)的干部来说,他们不可能认同五七干校、五七指示。有人说毛泽东时代民不聊生,也有人说毛泽东时代官不聊生,到底是谁不聊生呢?准确点儿说应该是恶官不聊生吧。
今天干部的腐败程度远远超出那个时代,那时的干部脱离群众就是严重的问题,今天的干部有几个密切联系群众的呢?群众对他们没有太高的期待,只要不贪污甚至少贪污就很满意了。当这些干部主宰官场的时候,不要指望他们对五七指示和五七干校有积极正面的评价。当然,他们也不要指望群众对他们有什么正面的评价,更不要幻想他们在群众心目中有威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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