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是改革后俄国一支愈发壮大的社会力量，工人生活水平的变化与工人运动息息相关，其认识价值不容忽视。为了较为全面地展现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工人的生活水平，本文从工作时间、工资、饮食、居住条件等四个方面探究他们的生活状况。为方便论述，劳资冲突与工人运动问题将另文阐述。
一、工作时间
工作时间和非工作时间各占多少是工人生活水平的重要指标。工作时间可细化为日工作时间（以下简称工时）、加班时间、年工作日天数（以下简称年工作日）。
1.工时
考察工人工时非常重要。关于俄国工人工时的信息最早见于19世纪70年代，而19世纪90年代众多记载涉及若干省份的工人工时的上限和下限，20世纪初则有大量史料记载涉及全俄工人的工时。根据史料的特点，我们重点考察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工人工时的变化。从地区而言，19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上半期莫斯科、弗拉基米尔、特维尔和彼得堡诸省的工人工时为12-14小时，其中部分工人上夜班。哈萨克斯坦的矿工、高加索地区的纺织和烟草工人工时不少于14小时，且收入微薄。1885-1887年哈尔科夫地区和明斯克省工厂工人的工时为11.5- 12小时。在立陶宛一些地区工作日较短，4 /5的工人纯工时不超过10. 5小时。19世纪80-90年代斯摩棱斯克省绝大多数工人的工时为13- 16小时。从行业而言，纺织业的工时大多是12-14小时，而冶铁和机器制造业（彼得堡和华沙省）是11-12. 5小时。
在1896年彼得堡纺织工人总罢工的影响下，俄国政府被迫在1897年6月2日出台新的工厂法，规定工人每日的工作时间不超过11. 5小时，节日前夕不超过10小时。但是法律并不能从根本上扭转工人工作时间超长的状况，工厂主会想方设法规避它。
工作时间如此之长，工人的精力被压榨到极限，加之工作条件恶劣，因此极易发生工伤事故，很多工伤直接导致工人死亡。尽管工厂记录的工伤案例多为重大事故，而且工厂主极力压低事故数量，但是工伤的总数仍在不断增长。1901年，莫斯科省登记有2254次工伤，1903年增至2908次；1903年乌克兰登记有7442次工伤，1904年增至11 188次。在莫斯科的普罗霍罗夫纺织工厂，1904-1906年工伤次数分别为525, 418, 725次。由于工厂主的不负责任和工伤保险的阙如，遭遇工伤的工人往往求告无门，生活陷于困顿。因此，长时间的高强度劳动成为工人生命健康的重大威胁。
直到1905年革命以后，工人的工时明显减少。
1904年工人的平均工时为10. 6小时，其中成年男子、妇女和未成年人、童工的工时分别是10. 7，10. 4， 7. 6小时。到1913年平均工时缩减到9. 9小时，其中男子、妇女和未成年人、童工的工时分别为10, 9.7, 7.7小时。1904年-1913年所有工人（童工除外）的工时平均减少42分钟。
就行业而言，工时高于全俄平均水平的部门有：木材加工（1904年和1913年分别为10. 8小时和10. 2小时）、金属加工（10. 6小时和10. 2小时）、畜产品加工（10小时和11小时）、食品加工和调味剂生产（11. 3小时和10. 7小时）。低于全俄平均水平的行业有：造纸业和印刷业（10. 2小时和9. 4小时）、女工居多的纺织业（10. 3小时和9. 6小时）、金属加工业（10. 4小时和9. 7小时）。
1913年，俄国工业企业中2 /5的工人工时少于10小时，其中仅有7. 9%的工人工时为8小时，3 /5的工人工时为10小时或更长，而15. 5%的工人工时高于11小时。值得注意的是，男工的工时比女工更长。仅有8. 4%的男工工时为8小时及以下，20. 3%的男工工时高于11小时；与男子相比，3 /4的女性工时为9-10小时。原因在于：第一，熟练劳动力中男子为主，其就业部门的工作时间较短；第二，耗时较长的行业中广泛使用男工。未成年男子工作时间与女工类似。
上述资料表明，20世纪初大多数工人的工时是9-11小时，其中工时较短的工人比重增加，工时较长的工人比重降低。彼得堡、波罗的海和西南部诸省工时较短，而中部工业区工时较长。俄国工人的工时远高于欧美发达国家工人的工时。
2.加班时间
生产时间并非仅局限于工时。企业主为忙于完成订单，要求工人加班。加班可分为强制性加班和选择性加班两种。在一些生产功率较小或周转资金较少的企业，工厂会放弃两班制而采取一班制，强迫工人加班。根据1897年法律规定，选择性加班必须是工人自愿的，每名工人每年加班时间不得超过120小时。但多数情况下工人不能拒绝加班，只是官方资料很少记载相关信息。
冶金、机器制造和金属加工、印刷、食品加工等行业加班普遍，而缺少当地劳动力的彼得堡和南方工业区加班情况最严重。例如，1899年彼得堡和哈尔科夫强制性加班分别占56%, 57.3%；1913年春彼得堡的印刷工人中未加班、强制性加班和选择性加班者分别为4 % , 40%和56%。 1914年彼得堡制造业工人日加班时间为0. 4小时，其中男工为0. 7小时；1913-1914年全俄工人的日加班时间分别为0. 3和0. 2小时。此外，还存在工时外隐蔽劳动的形式。诸如缩短午休时间或延迟交接班时间以延长工时，让工人班后清理生产现场，润滑保养机器等，这些都是无偿劳动。
3.年工作日
关于工人年工作日的资料很少，这些资料多按不同的方法收集。官方统计资料多涉及企业而非工人的年工作日，这是两组不同的资料。
据官方资料显示，19世纪80年代中期俄国工业企业年工作日288天。1904年，欧俄工业诸部门年工作日287. 3天，丝纺、棉纺、麻纺业低于平均数，为282. 8-285. 7天；造纸和印刷业、食品加工、化工、木材和金属加工行业高于平均数，为290. 1-292. 1天。彼得堡、波罗的海地区、立陶宛和白俄罗斯、南部和西南部地区的工业最发达，企业年工作日290-294天；中部工业区、中部黑土区和小俄罗斯企业年工作日为280-285天；东部地区企业年均270天。
由于工人因病因事不上班而“旷工”，工人的年工作日少于企业的年工作日。这方面没有完整的资料，只有一些零星的记录。例如，1909年对1. 7万名彼得堡工人的调查问卷结果，旷工工人比重为41%，旷工者月均旷工3天，一年为36天，每名工人年均旷工14. 4天。1910年彼得堡省工业企业年工作日为280-294天之间，工人年工作日283. 7天，人均旷工11. 3天。而同年莫斯科和弗拉基米尔省工业企业年工作日为275-284天，工人年工作日为277天，人均旷工17天。1913年全俄工人人均旷工12. 6天。
总的来说，在法律规范特别是工人运动的压力下，俄国工人的工作时间呈减少趋势，一班制逐步向两班制、三班制过渡。19世纪80年代初至1914年，中部工业区年实际工作时间的变化如下：工时从12.5-12.6小时缩短到9. 1-9. 2小时；年工作日从251天增加到259天；年工作时间从3138小时减少到2366小时。另一方面，工作时间的减少同生产过程的集约化、生产机械化、完善劳动组织、提高劳动力技能、增加劳动强度交织在一起。生产集约化如何影响工人地位问题因缺少文献而难以深入研究。但是不难发现，与工时减少相伴而来的是劳动强度一再提高。20世纪初，俄国企业开始采用泰罗制的劳动定额和劳动刺激作为提高劳动生产效率的手段，因此工人为完成定额，或者在物质利益的刺激下，仍旧需要超负荷的劳动。
与欧洲其他国家相比，俄国工人的工时相对较长。俄国廉价的劳动力价格是导致工时较长的原因之一；反过来，工时长本身也压低劳动力价格，即压低工资。
二、工资
工人的收入包括普通工资、实物（企业给工人提供食宿等）、补贴、加班费、奖金和其他收入。工资是工人收入的最重要部分。1901-1913年工人现金工资分别占89. 7%和92.5 %，余者为奖金，奖金以实物形式发放。但这种实物仅允许工人在工厂商店和食品店中选择。工人家庭的收入包括一家之主的收入以及其他家庭成员的收入。
1.名义工资
影响工人工资水平的因素有很多，包括性别、年龄、行业、地区、劳动力数量、知识技能水平以及国家经济环境和企业经营状况等。
就地区而言，劳动力充足、小企业集中的中部工业区工资较低，而劳动力不足、大企业聚集的波罗的海沿岸和波兰地区则工资较高。例如，1900年彼得堡省的工人年均名义工资为299. 00卢布，华沙省为237. 78卢布，而莫斯科省为197. 44卢布，弗拉基米尔省只有153. 39卢布，雅罗斯拉夫尔省与之相近，为153. 88卢布，科斯特罗马省只有140. 87卢布。另外，巴库省和巴统地区年均工资较高，因为这两个地区大型的金属加工和炼油企业多，熟练工多，女工及未成年人等廉价劳动力较少，劳动力供不应求。
1901年、1904年、1908年和1913年全俄年均工资分别为203卢布、214卢布、245卢布和264卢布，各地工人的年均工资变化不一。以1901年全俄工人年均工资为100卢布，1913年彼得堡和华沙地区高于年均工资，分别为132-141卢布和110-122卢布；基辅、伏尔加河流域、莫斯科地区低于年均工资，分别为63-75卢布、82-92卢布和83-86卢布；哈尔科夫地区接近年均工资，为94-109卢布。
就行业而言，俄国工人的工资差异很大，甚至在同一地区之内也是如此。根据1911年的统计，工资最高的职业是电工（年薪485卢布）、机械制造工（418卢布）、印刷工（390卢布）和石油工人（367卢布）。相比之下，纺织工人的工资要低得多。1900年，金属加工工人的年薪为341卢布，而纺织工人为170卢布，只有前者的一半。1908年，莫斯科机械工人的月薪平均为30. 80卢布，而纺织业男工月薪为20. 13卢布，女工为15. 44卢布，缫丝厂男工为23. 98卢布，女工为12. 11卢布。
总的来说，纺织业工资水平低于冶金、机器制造、化学、印刷业等，但高于食品、皮革与制皂业的工资水平。中部工业区工人的工资远低于西北部，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部工业区许多省份以纺织业和食品业为主，而西北部有较多的机械工业。
女工和未成年工人的工资比男工少得多。1900-1902年彼得堡男工、女工的日均工资分别为80戈比-1卢布和55- 75戈比，熟练的男工、女工的日均工资分别为1卢布-1. 55卢布和75-95戈比。1908年莫斯科男工的月平均工资为23. O1卢布，而女工为14. 84卢布。未成年工人的工资就更少了，19世纪90年代末中部工业区未成年人的月工资不超过6. 67卢布。调查显示，1908年莫斯科未成年工人中男孩的月工资平均为8. 87卢布，女孩为7. 63卢布。
知识技能水平对工人工资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彼得堡地区工人工资高，除了前述原因之外，还因为当地工人中熟练工比例最高，识字的比例也高，如男工、女工识字的分别占77. 6%和40.8 %而全俄男工、女工识字的分别占59. 9%和34.9 %。没有专业技能者以及那些所谓“过剩”的工人工资更低。农民大量涌入城市，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常常作为编外工人受雇于工厂从事辅助性的工作。在同一个工厂，织布工一天的工资为1. 63卢布，而编外工人的工资仅仅是70戈比。
随着工业化的深入发展，俄国工人的工资不断增加，1901-1913年间几乎增加了30%。不同地区的工资增幅不同。高于全俄年均工资增幅的有基辅、哈尔科夫、华沙工业区、明斯克、梁赞、科斯特罗马、维亚特卡等地，分别增加54.7%, 49.4%, 35%, 51%, 46%, 36%和35 %。而西北部及中部工业区诸省年均工资增加缓慢，例如彼得堡、莫斯科、里夫兰、爱斯特兰和下诺夫哥罗德省分别增加了27 % , 25 % , 23 % , 22%和22%，整个伏尔加河流域地区仅增加9. 4% 。因此，不同地区年均工资的指标往往抹杀各省的差异。从行业来看，根据官方资料，1897-1913年工厂工人的年均工资从187卢布增加到264卢布，即增加41%，其中金属加工、麻纺、棉纺和化工工人年均工资分别增加42.5%, 41%, 39%和11%，余下行业的资料不可比。
2.实际工资
以上所言是工人的名义工资，名义工资并不等同于实际工资即实际购买力。考察工人的实际工资和名义工资同样重要，而要研究实际工资则需借助于价格指数。如果资料充足，学者们可以计算出若干地区或行业乃至全国的价格指数，根据其与名义工资的变化算出实际工资。影响价格变化的因素有很多，农民改革、严重歉收、战争、工业的高涨与危机等情况均牵一发而动全身，直接影响所有工人的劳动报酬。
1867-1913年彼得堡19种商品零售价指数可评估这一时期的实际工资。1867-1913年间彼得堡地区零售价指数增加45.5 %，其中1884-1913年增加31.9%，而1901-1913年增加29.5 %。林产品（薪柴）零售价上涨最快，农产品（谷物、面粉、面包和土豆）次之，工业品零售价却下降。工农业产品零售价波动未同步。1885-1913年莫斯科农产品的价格指数提高33%，工业产品依然保持原来的水平，而所有商品的零售价提高18%。工农业产品的价格指数变化差别之大，原因在于它们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幅度不一。工业劳动生产率明显高于农业，而农业受制于地主不思进取、农民经济困难重重、政府对农业投入严重不足等因素的影响，生产率提高有限。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工人日常生活中所需的农产品远远多于工业品，因此农产品上涨幅度接近工人名义工资的增加幅度。
根据普什卡廖娃的计算，1900-1904年彼得堡工人的名义工资增加了22.5 %，实际工资增加了16.2%。华沙省工人名义工资增长最为显著，5年内华沙工人的名义工资增加了34.6%，实际工资增长了27. 69 %。在下诺夫哥罗德，由于金属工人占大多数，工人的工资增长尤为迅速，名义工资和实际工资分别增加89. 1%和62. 46 %。相比之下，在此期间内中部工业区省份工人的名义工资虽然稍有增长，但实际收入几乎没有变化。1904年弗拉基米尔省工人的实际工资仅为1900年的101. 11 %，科斯特罗马工人为99. 70%，雅罗斯拉夫尔省为97. 20 %，特维尔省为98. 98 %，莫斯科省为99. 42 % 。中部工业区工人实际工资的长期徘徊，既说明了20世纪初经济危机对当地的打击尤为严重，也是造成工人长期不满并最终爆发革命的重要原因。
C.t.斯特鲁米林对工人实际工资问题也有研究。他指出，1897年、1900-1904年、1905-1909年和1910-1914年工人年名义工资分别为187卢布、198. 2卢布、223. 9卢布、249. 7卢布，实际工资分别为259卢布、253. 6卢布、233. 5卢布和250. 6卢布。因此名义工资明显增长，而实际工资则稳中有降。1900-1902, 1907-1908年因工业严重危机，1905年由于工人持续大规模罢工，1914年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工人实际工资下降。
3.企业主克扣工人工资
企业主用罚款、受贿索贿、部分工资发代金券、拖欠工资等手段克扣工人工资。工人的实际收入因此而减少。罚款的名目繁多，工人迟到五分钟罚一天工资；旷工一天罚三天工资；工作场所容留家属或熟人，工作场所脏乱罚一天工资；护院不提灯笼，厂区吸烟罚款两天工资。还有行为粗鲁、工作打吨、大声喧哗、过早起床、如厕时间长都要罚款。此外，工人因产品质量常被罚款，工人无权提出异议。在1886年的工厂法（该法规定罚款应该用于满足工人的公共需求）颁布之前，绝大多数罚款都被工长或者工厂主直接收入私囊，而在此之后仍然有很多工厂主规避这条法律。按规定，罚款额不应超过单身工人和已婚工人工资的1 /3和1 /4。尽管有限制，但是罚款金额仍过高。1900-1913年罚款占工人年工资的1/10。谈及此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部分罚款用于工人的奖金和补助，二是与19世纪80年代相比，20世纪初罚款明显减少。
受贿行为是搜刮工人的特殊形式，很多工厂受贿成风，工人深受其害。不给工长行贿不给安排工作，不请客不送礼得不到轻松工作，每逢节日和大事小情工人都得孝敬工长，男工献酒，女工献鸡蛋、黄油和土特产。
19世纪下半期采矿业和工业企业普遍拖欠工人工资，20世纪初这种现象有所减少。19世纪80年代上半期莫斯科省许多工厂一年只发两次工资，其中29个工厂一年发一次。顿巴斯采煤企业也是如此。工人为解燃眉之急不得不向企业主贷款，这种贷款不给现金，只给企业出具的可在自己商店购置生活必需品的购物证，工厂商店的物价高于市场价。这种贷款事实上使工人的工资缩水。
代金券代替工资现象确实呈下降趋势，但在一些地区仍然流行。工厂主不仅把工人视为劳动力，还将其作为工厂产品的消费者，因此发放代金券用于工人购买企业商店里的物品，这里的物价甚至比市场高30%-50%，质量却不佳。19世纪80年代科斯特罗马和弗拉基米尔省代金券分别占工人工资的15%-20%和10%。工人对此十分反感，此后这种现象有所弱化，例如，1901年、1904年、1908年和1913年代金券分别占工人工资的5. 7% , 5. 6% , 6. 9%和4. 8 %。企业主通过上述方法，变相克扣工人的工资。
4.工人的工资水平
总的来说，俄国工人的工资水平是相当低的，多数工人的工资不足以维持劳动力的正常再生产；一般单身工人的收支基本相抵，单身技工的收远大于支，已婚的一般工人入不敷出，已婚的技术工人略有节余。事实上，根据C. H.普罗科波维奇的研究，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工人只有在年收入达到400-500卢布时才能养活家庭，而当时工人的平均年工资只有240-250卢布。这也意味着，仅靠这些有限的工资，至少一半以上的工人无力养家。因此，他们要么选择不结婚，要么想方设法寻找其他收入来源。有了这层背景，我们也能更好地理解，为何俄国绝大多数工人都与土地和农业有着直接和间接的关系，因为他们需要后者提供额外的收入。同理，俄国工人家庭中，平均15. 6%的幼童（在中部工业区的科斯特罗马和梁赞，这一比例达到40 %）和85. 2%的少年都必须放弃受教育的机会，提前进入社会，挣些微薄的薪水补贴家用。这也说明，作为保护性的社会机制，工人的家庭也处于危机之中。
三、饮食
饮食是物质生活的最重要内容，是体现工人生活水平的重要指标。工人用餐主要有雇主提供、工人独自开伙和与人搭伙三种形式。由于工厂很少设公共食堂，工人上下班路途很远，工人在何处用餐一直难以解决。彼得堡、莫斯科、波罗的海沿岸等地的部分雇主仅向部分单身工人提供伙食，伙食费从工资中扣除，20世纪初雇主提供伙食的比重愈益减少。独自开伙又分为单身、劳动组合和家庭三种。多数单身工人自带干粮，已婚工人则常吃热乎饭菜。与人搭伙是与熟人一起用餐，除平摊份子钱外，还给掌勺者辛苦费，这种形式很流行。
1.饮食结构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雇主供伙、劳动组合合伙以及搭伙用餐的工人一天三餐为：早餐是面包和茶：午餐最受重视，一般是菜汤或肉汤、粥、马铃薯或通心粉；晚餐是面包、灌肠或食用中午剩餐。家庭用餐、重体力的工人早餐更丰盛，有时劳动组合的早餐稍好些。家庭主妇居家和到工厂上班的家庭的饮食有别。前者家庭需要更多的白面包、肉、动物油、灌肠、鱼、鸡蛋等，生活支出更多；后者家庭需要较多的普通面包、植物油、蔬菜、茶和糖。
斋戒日和非斋戒日的饮食有较大的差别。19世纪80年代，俄国的斋戒日通常为180一190天，占全年的一半左右。非斋戒日的饮食支出通常要比斋戒日高出10%-12%。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彼得堡和莫斯科工人非斋日、斋戒日的饮食差异逐渐淡化，低收入工人的家庭常年清汤寡水，相对富裕的工人家庭的斋戒日仅为全年的1/40。
无论是已婚还是单身工人，无论是彼得堡还是中部工业区，工人的荤食（肉蛋奶）摄入量不足，且常有伪劣食品上餐桌。显然，工人饮食的数量和质量都有问题。体力劳动者的饮食应保证机体的正常活动，按当时的标准热量，纺织女工每天应摄入2800-3000卡路里热量，据此每天应最低摄入蛋白质、脂肪与碳水化合物分别为118, 56, 500克。但是由于工人收入微薄，无力购买足够的肉制品，因此蛋白质和脂肪摄入量严重不足，而碳水化合物则摄入过多，因此俄国大多数工人的饮食无法达到标准。
另一方面，按当时的标准，素食和肉食的比为75： 25和80： 20为最佳。但只有1908年彼得堡纺织工人的素食和肉食比达标。1881-1913年莫斯科多家纺织厂工人肉食的比例逐渐提高，对肉、奶油和白面包的需求量明显增加，对米的需求量减少，证明了个别工人群体的饮食结构确有改善。而且尽管城市低收入工人的饮食差，但仍好于农村的贫民。
2.饮食支出
饮食支出向来是俄国工人消费的最大项目。支出的多与少，既取决于食品价格，又取决于工人的收入。在1887年的诺夫哥罗德省，1俄磅（409克）黑麦面包价格为2-2. 5戈比，白面面包为7戈比，1. 5俄磅土豆为22. 2戈比，1俄磅牛肉为12- 16戈比，1俄磅糖为16戈比，市场上的蔬菜也不能常年供应。按照这些价格，一名成年人要满足一天的最基本饮食需求则需花费26戈比（也就是每月的饮食支出最低为7. 8卢布），能获得的能量是3255卡路里。但是我们看到，即便是后来工资上涨之时，俄国的工人也很难达到这一标准。
调查显示，19世纪80年代上半期至1914年莫斯科省男工劳动组合的伙食支出为：织布工每月从5. 98卢布增加到6. 48卢布；1900-1904年印花工从4. 86卢布增加到5. 31卢布，印染工从5. 46卢布增加到7卢布，女工从3. 82卢布增加到5. 70卢布。1913-1914年在莫斯科最大的纺织厂之一（有职工8000人）普罗霍罗夫纺织工厂，男织布工每月的饮食支出平均为6. 48卢布，女工为5. 7卢布。这些都与1887年的最低饮食支出尚有较大差距，也从侧面印证了俄国工人难以满足所需的最低能量。
人对饮食的需求基本得到满足之后，才会去满足其他物质和精神需求，而用于饮食的支出越多，用于其他需求的支出就会越少。因此饮食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恩格尔系数-是工人生活状况的重要指标。
根据调查，1907-1908年彼得堡工人中已婚工人的饮食支出比重为48.7%，单身工人为37.3 % ；1908-1909年伯格罗达纺织工人中已婚工人的饮食支出比重为57.3%，单身工人为36.9 %；1909年巴库的石油工人中已婚工人的饮食支出比重为45.5 %，单身工人为33.3 %；1913年基辅工人中已婚工人的饮食支出比重为47.1 %，单身工人为45.8 %。1908-1909年莫斯科省鲍戈罗茨克县户均4. 2人的纺织工人家庭，其饮食支出相当于3. 2个成年男子的饮食支出，这类家庭收入为31. 66卢布，饮食支出18. 1卢布，饮食支出占收入的57.3%。
与欧美工业发达国家相比，俄国工人的饮食支出比重无疑是比较高的。1903年美国《劳动局公报》公布的信息显示，1901年接受调查的2567名已婚工人家庭的年均收入为1608卢布，年均支出1494卢布，其中饮食支出635卢布，比重为42. 5 %。这说明，俄国工人在收入较低的情况下，不得不拿出相对较多的钱用于满足最基本的饮食需要（而且还无法充分满足），同时不得不压缩衣服、住房和其他支出，因此俄国工人的生活是非常拮据的。
但从另一方面看，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工人的饮食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在缓慢降低，这是因为工资增加的速度超过了食品支出增加的速度，俄国工人可以拿出比以往更多的钱用于饮食之外的支出。19世纪80年代上半期莫斯科劳动组合的食品支出占男工工资的34%-46%，占女工工资的57 %，到1914年大约是男工工资的1 /4，女工工资的1 /3。各个工种的饮食支出比重都有一定减少，织布工减少14%，印染工减少17%，不同职业的女工减少25%以上。这说明当食品需求大体得到满足时，食品支出的比重开始减少，同时非食品支出的比重增加，这恰恰是生活水平改善的标志。
综上所述，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大部分工人的饮食单一、量不足、标准低。工人的饮食以黑面包和素食为主，肉蛋奶不足。无论是劳动组合，还是家中用餐，饮食的好坏最终取决于工人的工资水平。20世纪初工人工资的提高幅度明显超过物价的上涨幅度，工人食品支出占收入的比重呈下降趋势，但对于低收入工人而言，仍然需要节衣缩食，精打细算。
四、居住条件
工人住在何处、住房面积多大、住房设施如何直接影响工人的生活质量，而住房支出也事关工人的生活水平。
1.工人住宿的基本类型
俄国工人住在不同类型的住宅里：私宅、工厂的车间和宿舍、租赁房。
多数情况下脱离农业的农民到附近工厂打工，有自己的私宅（农村的小木房）。长期做工的熟练工人有一定积蓄，能在农村或郊区购置一套不大的房子，但这类工人并不多。
19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由于俄国工业革命进程加速，一批又一批的农民脱离习以为常的乡村生活，到城市谋生，而工厂接纳的农民工无处安身，只能在车间席地而睡。伏尔加河流域上游诸省工厂工人夏季睡在室外的简易窝棚里。从19世纪末起，大工厂的工人很少睡在车间，但小企业的面包师、皮鞋匠、糊盒工、细木工等多数仍然在机器旁席地而卧。
从19世纪末起，企业主逐渐兴建了大批工人宿舍。宿舍分通铺、单间（住数户人），也有宽敞明亮的成套住宅，但是后者仅给享有特权的工人。很多企业向工人提供集体宿舍。宿舍以通铺为主，整层楼为通铺或隔成不同房间，都走同一条走廊，房间里摆满了上下铺的木床，每人平均0. 5立方俄丈，很少达到0. 7立方俄丈。已婚工人将自己的床位用幔子隔开，房间的角落分给已婚工人或单身工人，工人用薄木板将这样的地方隔成小房间，这些小房间通常宽2-2. 5俄尺，长2. 3-3俄尺，因此房间的容积低于1立方俄丈，多于2. 5立方俄丈的很少。企业主提供的宿舍基本上大同小异。
租房的比重呈上升趋势。19世纪80-90年代工人住集体宿舍和私宅为主，租房的少；20世纪初租房和住私宅为主，住集体宿舍的少。其中北部和西北部地区工人租房比例最高，原因在于其当地劳动力不足，将其他地区的劳动力吸引过来；乌拉尔大部分工人住私宅，原因在于农奴制废除后工厂工人继续保留一定数量的土地，由此很多工人继续住私宅。
1897年俄国工业工人的2 /5住企业的集体宿舍，3 /5的工人租房和住私宅。其中发达工业区工人住集体宿舍的比例低，例如彼得堡和里夫兰省工人住宿舍的分别为10. 1%和6. 6 %。20世纪初，乌拉尔地区有64. 3%的冶金工人、58. 9%的工厂工人和44. 8%的矿工居住在私宅。
1897-1918年冶金、采矿和石油工人绝大部分住企业集体宿舍，而其他工人住企业集体宿舍的比例减少，北部和西北部地区从22%减到14%，中部工业区从48%减到30.5 %，中部黑土区从38. 8%减到23.9%，伏尔加河中下游地区从33. 8%减到22.4 %，白俄罗斯从25. 8%减到17.1 %-19.8%，乌拉尔从31. 4%减到27.3 %。这种集体宿舍免费的多，但不是真正意义的免费。
2.工人的住房面积及卫生条件
工人住企业宿舍、租房和住私宅，并未直接回答工人居住面积、房间的卫生条件。其实这是非常要害的问题，不能不察。
当时的住房名称如下：一套住宅，套房、单间、半间屋、单人床、半张床和小房。
根据工人收支调查、调查问卷、医疗保健调查等资料，可判断1895-1913年工人住房信息。在彼得堡、基辅和莫斯科等地，很少有工人住一套住宅，只有1 /3多的已婚工人住单间，即使住上单间多是2家或者3家合住。而乌拉尔地区的工厂工人和矿工家庭中，47. 8%住一套住宅，14. 6%住套房，4. 3%住一个房间以上，11. 2%住单间，19. 1%住半间屋，还有0. 8%的工人住在厨房和其他地方。
集体宿舍通常也是几家人合住。在莫斯科普罗霍罗夫纺织工厂，在每个不超过25平方米的“夫妻宿舍”都安排进了4对不带孩子的夫妻，而在10平方米的“家庭宿舍”则有2对带孩子的夫妻。
达尼洛夫工厂的工人在1902年罢工时宣称，集体宿舍中每张床都安排了一个家庭，甚至有7口之家需要挤在1. 5俄尺（1俄尺约为0. 71米）宽的床上。
单身工人的居住条件不如已婚工人。单身工人中仅有一小部分住一套住宅或套房，甚至住单间的单身工人也不多，3 /5以上的单身工人住不上单间，只有半间屋、单人床甚至半个单人床。其中纺织工人居住条件最差。
当时评价居民居住条件是否良好的一个标准是考察居室人均空气占有量。俄国城市的一般标准是人均1立方俄丈（9. 7立方米），而夜宿房的标准为人均0. 76立方俄丈，住房高度不应低于3. 53. 75俄尺（2. 5米），住房面积的标准为3. 8平方米。据1898-1899年的调查，只有27%以下的家庭达标，有一扇窗户和无窗户的住户分别占44%和41%。
19世纪70-90年代至20世纪初工人人均住房容积0.
6-1立方俄丈，若除去茶炊、火炉、家具等所占空间，实际容积更低。1908年弗拉基米尔省5. 8万名工人人均住房面积如下：低于3平方米的占65.5 %（其中少于2平方米的占11.8%）3.1-4平方米的占28.4%，4.1-6平方米的占4. 3 %，超过6平方米的占1. 8% 0 1910年顿巴斯9658名矿工人均住房面积少于3平方米的占20.1%，3-4. 9平方米的占48%，5-6. 9平方米的占21%，7平方米的仅占10.9%。因此，绝大多数工人的人均住房面积3平方米或3平方米以下，即绝大多数工人的居住面积略大于普通床的面积，人均住房面积超过6平方米的工人比例不大。在条件稍好的乌拉尔地区，20世纪初工人的人均居住面积如下：少于2平方米的占12.9%，2-3平方米的占20.0 % ，3-4平方米的占17.9 %， 4-8平方米的占36.9%，大于8平方米的占12.0%。
工人的住房一般低矮，墙体厚度不够，地板高低不平或者直接是地面，窗户小且少，大部分住房拥挤、潮湿、阴暗、闷热、通风不畅，汗味、取暖时的煤烟味、家具衣物的霉烂味弥漫，空气污浊；而1 /10-3 /10的地下室或半地下室的条件更差。冬季用俄式火炉取暖，19世纪末巴库开始为一些工人住房里安装暖气，其他地区这种供暖设施甚少，1 /6-1 /2的住房冬季十分寒冷。室内照明普遍差，工人靠煤油灯或蜡烛照明。甚至20世纪初彼得堡的工人住房靠煤油灯照明，电灯很少。莫斯科室内照明不如彼得堡。
直到1910年，俄国18%和3. 5%的城市分别有自来水管道和下水道。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工人住房室内很少用上自来水，好一些的是室外有公用水龙头，绝大多数靠送水马车夫供水，或者去附近水井和河里担水。室内通下水的更少，室内厕所寥寥无几。室外到处污水，垃圾堆积如山。
3.住房支出
住房是仅次于饮食的俄国工人支出第二多的项目。住房支出除了房屋本身之外，还包括采暖、照明和家什的支出，其中房屋占绝大部分。
房屋支出与房价密切相关。1881-1890年彼得堡一套住宅的房价上涨了11.5%，1869-1912年彼得堡已婚工人租不带厨房的小房子的平均月租如下：1869年2. 5卢布，1878-1879年5. 5卢布，1895-1896年6. 5卢布，1905年7. 5卢布，1908年8. 5卢布，1912年11. 5卢布，43年间增加了3. 6倍（至少增加3倍），其中从19世纪70年代末到1912年至少增加1倍。1901-1910年哈尔科夫很多工厂工人生活在市郊，已婚工人租一室（单间）、两室和三室的年租金分别为30-42卢布、73100卢布、142-176卢布，年租金提高幅度小。
根据调查，1907-1908年彼得堡工人中已婚工人的住房支出比重为20.7 %，单身工人为14.7%；1908-1909年伯格罗达纺织工人中已婚工人的住房支出比重为15.2%，单身工人为2. 9%；1909年巴库的石油工人中已婚工人的住房支出比重为21.1 %，单身工人为11.8% ； 1913年基辅工人中已婚工人的住房支出比重为24.4%，单身工人为16.8%。在小城市和工业村大部分工人生活在企业提供的宿舍里，租房支出占支出的比例低，例如，1908-1909年莫斯科省鲍戈罗茨克县已婚和单身纺织工人租房支出分别占7%与2. 3%。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政府，或是企业，还是地方政权机关都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工人的住房问题。工人人均住房面积仍然很低，单身工人居住条件改善慢于已婚工人，纺织工人和矿工的居住条件改变甚少，由此，工人居住条件的进步只是相对的。还有工人租房支出翻番，也直接影响工人生活水平的提高。
总的来看，20世纪初饮食和住房的支出之和占到已婚工人总支出的60%-80%，占单身工人总支出的43%-62%。其余的支出包括购买衣服和鞋、看病买药、帮助亲人、文化教育等等，总共占已婚工人支出的20 % -40 %，占单身工人支出的一半左右。
结语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俄国工人生活水平的特点：劳作时间长、难得有闲、入不敷出或收支相抵、经常食不果腹、衣不避寒、身居陋室，生活艰辛程度可想而知。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很多，无法一一列举。就大端而言，这与俄国的发展道路密切相关。
1861年改革后，俄国步入工业化之路。由贵族和商人兴办的工业企业，生产设备落后，生产工艺简单，工人劳动技能低，劳动生产率不稳不高，企业将最大限度延长劳动时间作为榨取工人更多剩余价值的首选，因此工人的工作时间很长。工业化的推进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入城市，为工业、交通和服务业提供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因此工人的劳动报酬非常低。工人工资有所提高不是企业主发善心，而是迫于工人一再要求提高工资，一再斗争的结果，加上企业改进管理方法，采用新的机器，以绩效工资为依据，工人的劳动报酬增加以提高劳动强度为代价。在低收入的情况下，饮食成为工人最主要的支出项目，每天的辛劳换来的只是勉强果腹。粮食、面粉、肉及肉制品价格一再走高增加了民众生活成本。另一方面，由于农民一直向城市迁移，且其向城市迁移的速度和规模远远超过了城市基础设施，尤其是住宅建设的速度。由此城市住房不仅拥挤不堪，房价也一升再升，而且基本设施和卫生条件长期滞后。农民因收入低，确实别无选择，不得不租借拥挤不堪的一张床栖身，俄国住房问题愈益尖锐。
如何化解上述问题，工人最为积极，向国家和厂主提出种种经济要求，在1905-1907年革命期间，工人得到的让步最多，法律上限制工厂的日工作时间，工资和其他福利规定纷纷出台。厂主待政治危机过后，开始在工资、工作时间、医疗、工伤等方面做手脚，国家对此则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持续的劳资冲突成为工人运动的导火索，上千万的产业大军对专制制度的存废至关重要，这为后来的历史所证明。国家倡导的工业化以牺牲农业发展、牺牲农民的利益为代价，着眼于重工业发展，对工人的工资、住房、食品等最迫切问题很少注意，却格外关心企业主的利益，实在迫不得已不会干涉劳资矛盾；社会有识之士和社会组织为提高工人工资，改善居住条件奔走呼号，力所能及帮助工人。在强大的国家面前，个体和社会组织无能为力。当社会矛盾不可调和时，社会冲突便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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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广翔。来源：摘自《史学集刊》2014年9月第5期。责任编辑：卞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