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级的”阶级固化”？

笔者在美国一高校当经济学助教，近日刚刚批改完期末考试题。其中令我印象颇为深刻的是，课堂上四十多个学生，竟然没有一个准确答出来“中等收入陷阱”是什么。中等收入陷阱的本意是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经济增长停滞下来的现象。而大部分学生却是这样讲的：中产阶级很难摆脱自己的阶级地位，无法继续向上流动。

学生的答案和正确答案是相关的，但决不是一回事儿。笔者不禁感叹这些美国大学生对自身地位的焦虑。恰巧，在翻阅60多年前那篇提出了发展经济学中著名的刘易斯模型的论文时，发现这种焦虑早已有之：

Mostmembers of the middle-class are engaged in the perpetual struggle to keep upwith the Jones’s; if they manage to save enough to buy the house in which theylive, they are doing well. They may save to educate their children, or tosubsist in their old age, but this saving is virtually offset by the savingsbeing used up for the same purposes.

大意就是说，中产阶级中的大部分成员一生都在竭力维持自己的社会地位。如果他们存了足够的钱，能在住的地方买下一套房子，那他们就相当成功了。他们会存钱用于子女教育，或者用于养老，最后留不下什么东西。

这段60多年前的话是不是感觉特别眼熟，尤其是在看到“买房”和“子女教育”的时候？

中产阶级的“阶级固化”

前一阵子，笔者的微信朋友圈里常常会出现谈论“阶级固化”的文章，大多是讲名校毕业生想要留在北京而不得的无奈故事，让人感慨当今中国社会留给普通人的机会实在太少了。这种故事的核心主题就一个——在北京买房太难，附带的还有落户难、子女教育难等等。

这群名校毕业生的境遇触动着每一个励志向上奋斗的年轻人的心，并由此担忧自己的未来：名校毕业生尚且如此，我等普通人岂不是机会更加渺茫？

可是，这些名校毕业生口中的“阶级固化”真的是普通人体验的“阶级固化”吗？

中产阶级的”阶级固化”？-激流网上图描绘了我国1978年到2015年之间，年收入处于成年人前10%、前5%、前1%和前0.5%的门槛值。

在2015年，如果一个成年人和其配偶的平均年收入（即两口子的总年收入除以2）达到了72371元，他们就处于全国成年人口的前10%；如果平均年收入达到了99534元，他们就处于全国成年人口的前5%；如果平均年收入达到了194356元，他们就处于全国成年人口的前1%；如果平均年收入达到了253242元，他们就处于全国成年人口的前0.5%。

以北京四所著名高校清北人师为例。2015年，清华大学学生毕业五年平均月薪为12807元，北京大学为11315元，人民大学为10132元，北京师范大学为7358元（来源：2015年iPIN.com中国大学薪酬排行榜）。即使每年仅工作10个月，且没有其他收入，这些名校毕业生的年收入也多在73000元至120000元之间。可见，就其收入而言，他们很容易就能跻身全国成年人口的前10%，而且常常是前5%。

收入处于精英行列并不能缓解名校毕业生们面对高房价时的慌张，而抱怨“阶级固化”时其背后隐射的更是代际财富的传递，换句话说，投胎技术太重要了。但如果看看我国的财富分布，就能发现那些能够树立在北京买房子的目标的人，本身就已经相当幸运了。

中产阶级的”阶级固化”？-激流网上图描绘了我国1978年到2015年之间，财富处于成年人前20%和前10%的门槛值。

在2015年，如果一个成年人和其配偶的平均财产（即两口子的总财产除以2）达到了236027元，他们就处于全国成年人口的前20%；如果平均财产达到了420197元，他们就处于全国成年人口的前10%。假如为了在北京买房子，一对年轻夫妻将各自父母的所有财产搜罗过来就能够支付首付，那他们至少是全国人口的前20%，而且更可能是前10%。（将这两个门槛值乘以4，再与北京动辄百万的买房首付比较一下，就能得出上述结论。）

所以当名校毕业生抱怨北京无法提供机会满足自己的物质需求、抱怨“阶级固化”的时候，他们实际是想在前10%、前5%的基础上跃升至前1%，正所谓“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社会关系的再生产

一个社会要想稳定地运转下去，就必须把已有的社会关系再生产出来。阶级社会的稳定运转自然依赖于阶级关系的再生产，换句话说，就是“阶级固化”。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提出了著名的“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

“社会的财富即执行职能的资本越大，它的增长的规模和能力越大，从而无产阶级的绝对数量和他们的劳动生产力越大，产业后备军也就越大。可供支配的劳动力同资本的膨胀力一样，是由同一些原因发展起来的。因此，产业后备军的相对量和财富的力量一同增长。但是同现役劳动军相比，这种后备军越大，常备的过剩人口也就越多，他们的贫困同他们所受的劳动折磨成正比。最后，工人阶级中贫苦阶层和产业后备军越大，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越多。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

简而言之，在资本主义社会，一端是贫困的积累，另一端是财富的积累。资本积累越来越庞大，而无产阶级却仅能维持自身的生存，除此之外，别无他物。上层阶级的子女可以接受高质量的教育、结交上层人士、继承大额财产，而底层群众的子女没有财力接受良好的教育、更没有广泛的社会资源。阶级地位的代际传递也就由此完成了。

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显示：在2012年，在初中招生中，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入学数有1292091人，农村留守儿童入学数有2502401人，共计3794492人。2016年中国统计年鉴显示：2015年，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和农村留守儿童的初中毕业生总数为2490760人。粗略估计一下，这些孩子的初中毕业率仅为65.6%。

这才是“阶级固化”的真相！而名校毕业生的世界里根本没有这一群人。

中间阶级的社会功能

沃勒斯坦在阐释世界体系的时候指出，世界体系的结构是“核心-半外围-外围”，而不是简单的二元结构“核心-外围”。尽管世界体系在经济意义上可以由“核心-外围”结构构成——即少数核心国家通过不平等交换剥削掠夺大多数外围国家，但这种二元两极化的结构在政治上是不稳定的，外围国家会“揭竿而起”。所以世界体系需要“半外围国家”来维持政治稳定，这样一来，半外围国家既作为被剥削者（被核心国家剥削）存在、又作为剥削者（剥削外围国家）存在，所以核心国家就不会面临其他国家的团结反抗。

这对一个国家内部的阶级社会同样适用。资本主义社会除了少量的大资产阶级和大量的无产阶级以外，也需要一小部分中间阶级既作为剥削者、同时又作为被剥削者来维持政治上的稳定。名校毕业生一般处于全国人口的前10%，无疑属于这种中间阶级。

然而，这种社会结构并不会长治久安。“红旗太平洋”公众号曾在其文章《即将来临的资本主义崩溃（上》中指出，

“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半外围地区处于全球政治不稳定的中心。这里说的是东欧、拉丁美洲诸国。大众的骚动、工人的动员、（去）工业化、债务危机和“结构调整”、军事独裁以及“民主”运动都反映了这些地区的社会变化；这些地区，既不是核心的一部分，也不是外围的一部分，因而它们既从“不平等交换”中受益又因此而受损。随着快速的城市化、移民和工业化，中国在社会、经济和政治稳定方面正在经历类似的挑战。随着中国的工人阶级和城市中产阶级开始要求更高的生活水平以及政治和社会权利，中国将可能面临一场与上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东欧和拉丁美洲半外围国家所遭遇的相类似的严重危机。”

当今中国处在世界体系的半外围地位，在对外贸易中仍然是劳动时间的净输出国。由于中国的工人阶级数量庞大，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根本无力承担中国进入核心国家的重负。因此，中国也没有足够的能力来收买工人贵族。在此情形下，随着中国工人阶级开始要求更高的生活水平，资产阶级剥削来的利润面临着被挤压的前景。

这一点也体现在名校毕业生身上。他们作为城市中产阶级、或者未来中产阶级乃至统治阶级的预备成员，在物质上有着更高的要求，但却在现实里被一线城市的房价压得喘不过气来。强烈的焦虑感在他们中间弥漫。去年的“雷某案”更充分地暴露出来他们对自身缺乏社会权利的不安。这也可能成为中国社会危机的来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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