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谈第一次国共合作与蒋介石

本文是埃德加▪斯诺1936年在陕西白家坪对周恩来的一次采访，在这次对话中周恩来讲述了中共一九二七年在大革命中失败的原因和蒋介石在抗日战争中与其他国民党将领的矛盾。

在陕西白家坪，我在周恩来隔壁的一间窑洞里住了两天。当时他同我谈话，为我的旅行提供背景材料。他认为这次旅行路线会使我对共产党统治区得到一个比较切实的了解。白家坪那时是离西安最近的红区前哨，是个通讯和运输中心，设有一座手摇发电的军用无线电台和交通站。再往西走一天就是红都保安。下面的札记在《西行漫记》中没有使用。因为我写那本书是在西安事变以后，当时周恩来往北京给我写信，请求我不要引用他的谈话。作为那次事件和事件解决的结果，共产党在西安设立了由周恩来负责的联络处，同蒋介石进行谈判。假如我引用他的谈话，他担心会阻碍这顶工作任务。相当有趣的是，因为他的谈话可能揭示，在周和我谈话的时候，周和共产党还没有想到建立可能包括蒋介石在内的统一战线，而只是建立一种和脱离蒋介石的人的组成的既反蒋又反日的统一战线。

周恩来谈第一次国共合作与蒋介石-激流网埃德加▪斯诺和周恩来

一九五四年我在为《星期晚邮报》，写的一篇文章中，把我所知道的有关周恩来和他的夫人邓颖超的事情差不多全都写了进去，当时省略了这里的一段传记札记。

一九三六年七月九日，白家坪

埃德加▪斯诺：“一九二七年反革命成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共产党的主要错误是什么？”

周恩来：“我们的第一个错误无疑是没有在农民中把革命深入展开起来，特别在广东和广西，那里的农民已经武装起来了。在这方面，我们的党执行了机会主义的政策，只是在水平面上（数量上）发展，而不是深入到下面去发展（从农民中间直接组织战斗人员）。

“第二，我们未能在国民党军队干部中建立必要的革命领导权。我们放弃了许多能够被争取过来的优秀军官。假如我们那时大力争取这些军官，在一九二六年我们仍然有可能为共产党部队招募和装备十个师。

“第三，由于策略上的错误，我们抛弃了对国民党保持控制权的机会”，当时国民党还是一个革命的政党。仅举一例；在上海，我们没有利用当时存在于国民党内部和存在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失去了我们对国民党的理应属于我们的控制权。假如我们执行正确策略，在一九二六年三月以后，我们是可以取得这种控制权的。所有的右翼分子都暂时被赶出了政府，左翼分子汪精卫正和我们紧密合作，当时的中间派蒋介石孤立了。假如共产党全力加入国民党并且为争夺控制权而斗争，而不是留在国民党外边（译者按：原文如此），我们就能与左翼组成联盟，取得并且保持领导权。¨军队，商人，学生，以至海外华侨，当时都赞同我们的主要策略纲领。

“再者，当蒋介石进军上海时，仍然有时间去组织一个反对蒋和其他右派分子的联盟。那时，大部分军权还不在他手里。北伐军中的第二军、第四军、第七军和第八军，蒋介石都不能控制。他只有三个师，而他们又是全军中最不可依靠的。”

问：“你怎样解释这样的错误或错误估计呢？”

答：“这是由于几件事造成的。第一，中国缺乏经验和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我们的党才成立了几年。第二，党自身的领导成员分裂了，一方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陈独秀，另一方是一批刚刚出现的精通马克思主义的年青人。第三，是由于国内不同地区和不同集团之间革命发展的不平衡。第四，是由于无产阶级在组织上和经验上的不足，以及小资产阶级分子在党内占了主宰的地位。”

问：“你认为描述这一革命时期最好的书是什么书？”

答：“《中国革命基本问题》，是我们江西的一位党员写的。这本书在事实上和分析上都有错误，但却是迄今已写出的最好的书。”

问：“你对观在局势的展望乐观么？”

答：“无疑中国革命现正接近另一个高潮。它可能通过抗日运动取得政权。它的成败，在最近的将来取决于群众运动的开展，以及怎样把作为动力的群众组织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粮食与土地依然是革命农民的基本要求，但接着就是全民族抗日的问题。一九三五年红军长征到达陕西时，所以受到农民的热烈欢迎，大半是由于农民乐意接受这一<抗日）口号。”

问：“你认为蒋介石现在的地位比几年前是强些还是弱些？”

答：“蒋介石在一九三四年到达了他权力的顶峰，现在正迅速下降。当他在江西发动第五次战争的时候，他能动员五十万军队进攻和封锁我们。那是他力量最强大的时期。在他消灭了十九路军并迫使我们撤退的时候，他在长江流域主宰一切。但是，他为取得这一切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自那时以来，他的内战口号已经完全失去了吸引力。在国民党的上次代表大会上，他已不敢用反共口号，因为害怕遭到批评。”

周恩来论证说：蒋介石试图把他的势力扩大到所有边界，因而愈来愈分散他的兵力，这样做，就是到处削弱他自己，“他缺乏集中的能力，现已成为他的弱点”。从求得政治上的真正巩固这个意义来说，他自己承担了过于广泛的责任。周继续说：

“如果他容许红军在西北建立一块根据地，那么，最后他就不可能象他在江西所作的那样来集中力量进攻我们。他现在既不能阻止这个根据地的建立，也不可能阻止它的迅速扩展和巩固。

“第二点要记住的是：假如抗日运动发展起来，蒋介石的独裁权几乎一定会被剥夺（丧失独裁式的控制）。他的军队既不象在第五次反共战役时那么大、那么集中，也不象那时那样忠诚于他。如果抗日战争发生，抗日部队（那就是红军）将取得他的指挥权的一大部分。蒋介石很知道，抗日战争的第一天就将在他的控制权上打上毁灭的印记。无需举出国民党军队的将军们和部队会在什么地方首先发生这种背离。然而，他的最有才干的指挥官之一陈诚，对于同红军打仗没有什么热情，则是众所周知的。胡宗南甚至更少热情。他们两人都是黄埔的左派学生，并且是许多红军将领从前的同事，都是爱国的。蒋介石是不能长期依靠他们两人把他个人的反对红军的战争进行下去的。如果抗日战争发生，他们几乎肯定会拥护统一战线的。”

问：“你对蒋介石作为一个军人，看法如何？”

答：“不怎么样（高？）。作为一个战术家，他是拙劣的外行，而作为一个战略家则或许好一点。

“作为一个战术家，蒋介石采用拿破仑的方法。拿破仑的战术需要极大地依靠士兵的高昂士气和战斗精神，依靠必胜的意志。而蒋介石正是在这方面老犯错误；他过于喜欢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带领敢死队的突击英雄。只要他带领一个团或一个师，他总是把他们弄得一团糟。他老是把他的士兵们集中起来，试图用猛攻来夺取阵地。一九二七年（应为一九二六年——编者）的武汉战役中，蒋介石带领一个师在别人失败后进攻那个城市，把全部力量用于进攻敌人的防御工事，这个师全部被打垮。

“在南昌，他又重复了那种错误。他袭击了由孙传芳防守的那个城市，并拒绝等待增援而用了他的第一师。孙传芳撤退，让蒋介石进入部分城区，然后反击，把蒋军赶入城墙和河流之间的陷阱。蒋的军队被消灭了。蒋介石拥有第一师、第二师和第二十—师三个师，但他只用了第一师。叶剑英（现在是东征的红军参谋长）那时统率第二十一师。蒋的愚蠢使叶厌恶，不久就离开了他的指挥部。

“在这次陕西战役中，蒋介石命令陈诚将军派两个师进攻红军并歼灭他们。陈诚是个比较高明的战术家，他拒绝这么做，怕遭伏击。我们截取到他给蒋介石的复信。我们实在欢迎这种集中，正是在这种进攻中，我们于去年（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把张学良部队六千人解除了武装。对南京说来幸运的是，蒋介石并不经常亲自在前线指挥，原因之一，是他不会骑马。

“蒋介石是一个较高明的战略家，却不是一个高明的战术家。他的政治意识比军事意识强，这是他能争取其他军阀的原因。他常常相当熟练地制定一次战役的全面计划。”

问：“你认为南京最有才干的野战指挥官们是谁？”

答：“陈诚是一个很坚定的苦干的人，但是他并没有什么出色的地方。胡宗南或许是蒋介石最有才干的指挥官，他进行了攻打红军的最有效的战斗。何应钦从前不是一个太蹩脚的指挥官，但是一九二七年他遭到严重的挫败（被孙传芳打败？）吓破了胆，丧失了战斗勇气，自从那时以来，他（在战场上）已经没有什么用了。”

问：“从军事观点看，红军在江西第五次战役中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答：“两个重要因素使得蒋介石取得第一次胜利。第一，他采用德国人的建议，在纵深地区建立碉堡体系，把他的进展限制在短促出击和巩固既得地盘上，最后以优势兵力（五十万国民党军队对十万红军正规军）逐渐有效地包围红军。第二，我们未能在军事上与（国民党）十九路军领导的福建反叛进行合作，并支持它作为一支重要的牵制力量。我们本来是能够成功地和福建合作的。但由于李德（红军的德国顾问）和上海顾问团的建议，我们没有这样做，反而撤退了，在瑞金附近对蒋介石集结的部队发动了进攻。这使蒋介石能够迂回包抄十九路军的侧翼并消灭了他们。”

注：本文系埃德加▪斯诺《中共杂记》（《Random Notes On Red China》）中的一节、标题为译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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