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在解放战争时期竟然是这样做学生工作的

编者按：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不顾中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建立独立、富强新中国的愿望，坚持独裁，发动内战，出卖民族利益，掠夺镇压人民。这样，“他们就将全国人民放在饥饿和死亡的界线上，因而就迫使全国各阶层人民团结起来，同蒋介石反动政府作你死我活的斗争，并使这个斗争发展下去。”而解放战争的不断胜利又增强了人民斗争的信心和决心。在这情况下，解放战争时期的上海学生运动以空前广泛的规模，激烈频繁的斗争，进一步地深入发展起来。

在激烈频繁的斗争中共产党积累了丰富的学生工作经验。像传阅进步书刊、举办讲座、观看进步电影、创办学生报刊，即使今天看来也有很多可借鉴之处。

具有爱国心、正义感、富于理想和追求的青年学生，面对美蒋黑暗统治下的种种现实，思想上产生苦闷和迷茫，探求着答案：中国往何处去？什么是青年的出路？我们党关心青年学生的生活、学习、理想和思想上的成长，抗战胜利后这一阶段，在放手组织广大学生群众的同时，党积极运用各种条件，广泛地开展了对群众的思想启蒙和宣传教育。教育的内容，主要是根据广大学生当时的思想状况，帮助他们认识美蒋反动派的本质，认识黑暗的现实与社会制度的关系，认识个人前途与国家命运的关系，宣传解放区和人民军队，宣传党的政治主张，粉碎国民党的欺骗宣传等。大量的思想工作是依靠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以强烈的政治热情和对群众的深切关心来进行的。他们生活在群众之中，自己也是党引导下成长起来并且还在继续成长。他们通过和群众日常密切的交往，在一起上学、一同温课、走访家庭、嘘寒间暖、开展活动、参加斗争之中，围绕生活学习、时事形势、理想前途、个人遭遇等各种问题，以平等的态度，共同探讨议论、漫谈体会、交流心得、疏解苦闷、寻找答案，根据不同类型学生的具体情况，有的放矢地进行启发：对于家境贫寒的学生，引导他们从“贫富悬殊”、“毕业即失业”的社会现象，从制度上去找原因；对于埋头“死读书”的学生，既肯定他们学习努力，又帮助他们开拓视野，关心国家、人民的命运，建立正确的学习观；对于出身上层家庭的学生，发掘他们身上青年人共有的积极因素，肯定他们的进步；对于女学生，把她们在家庭、社会受到的歧视，从妇女解放引伸到社会解放。象这样日常的、结合实际的、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是群众宣传教育的基础，是上海学生运动的好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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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阶段，宣传教育活动的条件比抗战后期有利，除了学生系统自己的宣传刊物，“学团联”等大团体提供的条件外，特别是进步文化对学生的作用甚为显著。随着抗战胜利，国民党统治区政治文化中心东移，上海又成为革命进步文化运动活跃的中心之一。中共中央十分重视占领上海的宣传文化阵地，毛泽东、周恩来同志及时指示要尽快去上海等地办报。当时和谈还在进行，国民党还未完全拉下伪装和平民主的面具，在一个短时期内，革命和进步的报刊、书籍、歌咏、戏剧、电影、舞蹈、漫画、木刻等，在上海纷纷出版、传播、上演，这对于在日伪统治下压抑8年的上海人民，特别是青年学生，无疑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和感召力。我们党一向重视革命进步文化对青年学生的影响和教育作用，在这一阶段更是集中地充分加以运用。主要的活动如下；

一、传阅进步书刊

几乎所有学校都组织了读书活动，进行政治理论启蒙教育和时事形势教育。根据学校的具体环境，范围或大或小，形式大都为半公开，避开反动势力的监视和破坏。报刊方面，主要有，《联合晚报》、《时代日报》、《文汇报》、《群众》周刊、《文萃》、《周报》、《民主》、《世界知识》、《经济周报》、《消息》半周刊等，都很受欢迎。书籍方面，首先引起学生注意的是报道解放区的作品，如：《西行漫记》、《李有才板话》、《李家庄变迁》、《晋察翼行》、《环行东北》、《吕梁英雄传》等。有的群众，特别是积极分子普遍学习了《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大众哲学》、《社会科学基础教程》、《中国近代史》、《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新人生观讲话》及其他社会科学著作。文艺作品方面，鲁迅、茅盾、巴金的小说，以及《母亲》、《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青年近卫军》、《铁流》、《士敏土》、《石炭王》等翻译小说广泛流传。许多学校学生为此自办了图书室，虽因陋就简，却极受欢迎。大同附中一院的“生活书库”，实际上是放在学生宿舍床底下的肥皂箱，群众视为珍宝，一直“传”了好几届学生，即是其中一例。

阅读进步书报常与组织讨论或辩论结合，不少学校党组织都根据群众思想认识上带有共性的问题组织讨论，诸如：抗战怎么能胜利？主要靠的什么力量？怎样才能巩固抗战胜利的成果？怎样才能使国家真正富强，不再受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究竟往何处去，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中国？也有讨论：什么是爱国，什么是卖国？内战的责任何在？罪魁是谁？爱国青年的责任是什么？等等。有的学校还结合女学生的特点讨论：封建半封建制度下妇女的地位与出路，妇女怎样才能解放，妇女解放与人类解放的关系等。读了解放区的报道，体会解放区人民翻身、军民团结和生产建设的新面貌。看了茅盾的《腐蚀》，联系对国民党特务统治的认识。学了《大众哲学》，讨论“雷峰塔怎么会倒掉”，从量变到质变的原理认识为什么人民力量必将胜利，反动派终将覆灭。读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新人生观讲话》，议论“人的一生要怎样度过”、“什么是青年应有的人生观”等等。阅读进步书报的活动也推动了各校学生创办壁报刊物的工作，如报道昆明“一二，一”惨案，揭露东北问题真相，抗击国民党反苏反共，助学与敬师尊师，“六·二三”反内战运动等，许多学校的学生壁报就是将进步报刊上的有关文章、报道、照片、漫画，通过剪辑、摘编、转载、复制等方法，及时介绍给同学，起到很好的作用。

二，举办讲座

或一校单独举办（如约大，交大、沪江、之江等），或数校联合举办（如东吴，复旦、震旦等7校联合办“知识讲座”，新本、上海、培成、爱国、中国等女中联合办定期讲座），或结合晚会、庆祝会进行，或由“学团联”举办和依托基督教青年会举办，组织各校参加等。经常为学生演讲的知名人士有：郭沫若、沈钧儒、马叙伦、黄炎培、陶行知、马寅初、许广平、周建人、王绍鏊、史良、林汉达，郑振铎、叶圣陶、翦伯赞、乎心、田汉、雷洁琼、孙起孟、唐弢、杨晦、夏康农等。许多老一辈杰出的知识分子，给予青年学生以巨大的帮助和支持。他们揭露国民党统治的反动腐败，抨击国民党的内战独裁政策，启发青年学生争取和平民主和祖国独立富强，勉励青年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深受群众欢迎，常常座无虚席。林汉达在约大的一次讲座中，热情寄希望于先进青年，勉励大家要象红烛一样，贡献自已，发光发热，造福人民，约大的积极分子听后就把自己的组织定名为“烛光团契”。

三、歌咏、活报活动

青年学生喜爱唱歌，歌声显示他们团结战斗的力量，又使他们自身得到教育和鼓舞。群众歌咏活动是上海学生运动一个十分活跃的部分，一种非常有力的武器，在反对美蒋反动统治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抗战胜利后，“上海联”的歌咏工作先后由瞿希贤。陈良负责，学生系统一些热心歌咏活动的党员和积极分子开始在各种集会上指挥唱歌。“祭于”时，钱春海、成幼殊、任策，周志毅（即朱良）创作了激动人心的《安息吧，死难的同学》和《自由公理在哪里》。“三八”游行时，陈良编写了曲凋昂扬的《姐妹进行曲》。尊师庆功联欢大会上陈良上台指挥全场高唱《反对内战要和平》。在学生运动蓬勃发展的情况下，由于前辈音乐家李凌的推动，1946年春，在“学团联”领导下建立了“新音乐社”，参加者有陈良、杨金豪、茹炜、任策、肖英、张渝民，李长安、庄枫、黄伯春、赵纪舜等人，由杨金豪负责。他们编印《新音乐》，深入大、中学校教歌，举办小指挥训练班，积极推进新音乐活动。特别是音专学生在这些活动中起了重要作用。教唱的歌曲从开始时政治性不太强的新疆民歌、西藏民歌、苏北民歌以及《垦春泥》、《插秧曲》，逐渐教唱解放区歌曲《朱大嫂收鸡蛋》、《兄妹开荒》，发展到政治性较强的《茶馆小调》、《你这个坏东西》、《五块钱》、《唱出一个春天来》、《古怪歌》、《团结就是力量》和大型的《黄河大合唱》等。以后，又根据斗争的发展创作了许多新歌。歌咏活动迅速在各校兴起，上百所学校建立了歌咏队，一些主要的学校几乎有会必唱，重点学校更是班班唱、天天唱，新开辟的学校或力量不强的单位常有以歌咏活动为着手点，从而打开局面的。可以说哪里有歌声，哪里就有党的工作。南通学院仅《黄河大合唱》歌咏队和《垦春泥》歌舞队这两个组织，团结群众就在100人以上。歌咏活动起着团结教育、潜移默化的作用，抵制着黄色和颓废的靡靡之音。许多学生唱着革命进步歌曲：“兄弟们向太阳，向自由，向着那光明的路，你看那黑暗将消灭，万丈光芒在前头！”“年青的朋友快快来，忘掉你的烦恼和不快，千万个青年一颗心，唱出一个春天来！”一批又一批地走进了学生运动和革命行列。

与歌咏同时开展的有活报和舞蹈活动。一些学校排演了《王大娘补缸》、《抓壮丁》等活报剧，进而自编自演了各种很有针对性的讽刺活报《算命》、《测字》、《张开熙竞选》等。从解放区和大后方传来的民间舞、农作舞也丰富了群众的生活。不少学校的学生请周小燕、管喻宜萱演唱，请戴爱莲教舞，请袁雪芬、白杨、赵丹等谈体会，都得到他们的热情支持和帮助。

四、观看进步电影、戏剧

许多学校组织群众观看了在杜美（今东湖）电影院、苏侨俱乐部（今延安中路陕西南路口）等处上映的苏联影片《丹娘》、《夏伯阳》、《庆祝五一节》，还有国产进步影片《松花江上》等。戏剧方面，群众观看得较多的有《升官图》、《裙带风》、《戏剧春秋》、《屈原》、《棠橡之花》、《丽人行》、《捉鬼传》、《清明前后》等。一些学校的学生也自己排演进步的大型话剧，配合助学义卖演出。看了电影、话剧后，还联系实际组织讨论，如看了《升宫图》联系揭露国民党的腐败统治，看了《苏联体育节》电影，引导大家从体育联系到政治，从运动比赛、人民体质联系到社会制度，从而深化主题，加强观看效果。

此外，有的学校党组织还结合举办民校、夜校的工作，组织学生深入棚户贫民区，了解工人和劳苦群众的生活。有的结合“三八”节纪念活动，组织女学生访问了舞女和福州路一些妓院的妓女，了解底层妇女的苦难。许多学校党组织创造性地开展了多种群众教育活动，广大党员和积极分子都积极带领群众一起接受教育，共同进步。

五、创办学生报刊

为了适应对群众宣传教育的需要；抗战胜利后这一阶段，学委及时领导并创办了多种学生界的报刊。

为了迎接抗战胜利，在丁景唐联系下，沈惠龙、冯大文、田钟洛（袁鹰）等以《莘莘月刊》余下的纸张，赶编了一份十六开小型刊物《新生代》，在1945年8月25日出版。

与此同时是《联声》复刊。该刊由基督教上海学生团体联合会（“上海联”）出版，主要对象是以教会学校为主体的大中学生。侧重报道“上海联”及各校青年团契开展的爱国进步活动，反映学生的要求，引导读者做认识时代、追求真理、健全人格的新青年，并开展国际性的学生友谊和国际学运活动。该刊曾创刊于抗战时期1938年11月，后在1941年9月停刊。抗战胜利后，随着“上海联”的恢复活动，《联声》于1945年8月复刊，共出版4期，在同年11月结束。主要编辑人员为陆兆琦、田钟洛。

1946年2月，由社会青年区委负责出版了《新少年报》，以广大初中、高小学生为对象，反映少年儿童的生活和要求，通过时事政治和科学文化知识的传播，宣传党的主张，引导少年儿童开展各项活动，团结儿童文学工作者。创刊号在2月16日助学庆功大会上发行，立即以其多种多样知识性、趣味性和思想性相结合的内容，受到学生群众的欢迎。此后，始终保持其鲜明特色，并开展了许多吸引读者的活动。该报由《新少年报》报社党组负责编辑，蒋文焕领导，主要编辑人员有胡德华、王业康、吴芸红、施德铨、祝小琬等。1947年3月社会青年区委结束后，转归教委领导，出版至1948年2月停刊。共100期。

在出版和发行学生刊物方面，除了借助富通印刷所、利群书报社等许多社会上的印刷、发行单位，生活书店、新知书店、华夏书店等进步书店和广大的书报摊之外，学生系统自己创办的“上海书屋”起了重要的作用。该书店于抗战胜利之初，在金瓯卜、曹宝贞领导下，由圣约翰大学校友的“一九社”集资开设于江宁路。《时代学生》、《新少年报》、《新音乐》等学生刊物和其他进步书刊曾在这里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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