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农运大王”澎湃是怎么样让乡村运动动起来的

内容摘要：本文分析和回顾了彭湃开展农村工作的三个历史阶段：对农村问题的早期关注、“从教育入手”发起农村启蒙运动、深入农村开展农民运动；并从讲究实际、讲究对象、讲究方法、讲究策略和讲究用人五个方面，归纳和总结了彭湃开展农村工作的经验和做法。

彭湃（1896-1929）不仅是中共党内最早认识到农民问题重要性的领导人，也是最早开展农村工作的领导人之一。他生于农村，长期在农村居住、活动，与农民打交道；尤其是1922年6月至1928年11月间，他在家乡海丰农村及广东农村集中精力从事农民运动，长达6年多。为此，积累了丰富的开展农村工作的经验。他结合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从工作对象、方法、策略乃至农村基层组织方式、干部培养等各方面都开展了灵活多样的工作，在动员组织农民参加我党领导的农民运动、革命中起到不可磨灭的作用。他的经验，不仅对党内较早从事农村工作的毛泽东等人有直接影响和深刻启发，也为后来党开展农村工作提供了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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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彭湃开展农村工作的历史回顾

从19 世纪末到20 世纪中叶，中国社会正处于剧烈的转型和变革过程中。由于封建势力的残酷统治和帝国主义的野蛮剥削，中国传统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纷纷破产，农村日渐衰败，广大农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国革命一触即发。激荡的时代、严峻的现实，加上农村生活的影响，使彭湃很早就开始关注农村问题，彭湃从事革命斗争后，更是把农村作为主要活动阵地，掀起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揭开中国革命斗争史上光辉的一页。

1.对农村问题的早期关注

彭湃重视农村工作的思想和行动，与他的个人经历和教育背景有密切的关系。彭湃生于1896年。幼年的他虽生长在海丰县数一数二的富户家庭，但因长年居于附城农村，耳闻目睹广大贫苦农民遭受官僚地主的压迫，加上有出身贫苦、当过婢女的生母周凤的教育和影响，从小便产生同情劳动者的观念。偶见佃户挑租谷到他家时，彭湃便热情招呼他们喝茶。每当听到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的故事，便大声痛骂，甚至在经过县里权贵门口时，也不喜欢[1]。彭湃稍大进入学堂读书，就很爱听老师讲述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等的故事，深受他们的革命精神所影响[2]。1913年秋，他到县城入读海丰中学，与同学发起成立“群进会”，阅读进步书刊，评议社会不平等现象。1917年初，他入读广州广府中学。不久，东渡日本留学。

尽管彭湃离开了农村，走出县城、省城乃至国门，但他始终关心农民疾苦，关注中国农村的生存环境。在日本留学期间，他通过阅读和参加社团活动，接触西方的民主思想，民本意识更加浓厚。1919年秋冬，加入早稻田大学的“建设者同盟”，“同盟”以研究社会主义诸家学说为主，尤注重研究农民问题和强调从事农民运动。同时，由于大多数的组织成员都来自农村，热衷于乡村改造的社会实践，故对彭湃后来选择从事农民运动和农村革命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3]。他还与留日同学组织“赤心社”，研究十月革命和苏俄问题。留学经历，实际成为他向共产主义者及农民运动领袖转变的起点。

2.“从教育入手”发起农村启蒙运动

1921年5月彭湃归国，不久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旋即返回海丰家乡，以广阔农村为舞台，施展他的政治主张。早在日本读书期间，彭湃就对社会主义诸家学说予以采纳，特别对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很感兴趣，从《互助：一个进化的要素》这篇著作中，接受了克氏的“互助论”思想[4]。但此时他的思想有了很大转变。回国后，目睹农村的“日趋荒废”[5]，农民的悲惨状况，给他带来很大的触动。在他看来，“今日的教育，与贫民分离的太远了！”[6]因此，他主张从教育入手去改造农民、改造农村、改造社会。1921年7、8月，彭湃在海丰组织“社会主义研究社”和“劳动者同情会”，目的是“与劳动者协力工作，互相扶助，交换智识，以促成教育和贫民相接近”[7]，强调以教育来改革社会，宣传社会主义，拉开了发起农村启蒙运动的序幕。他还认识到在这个过程中，知识分子应发挥应有的作用[8]；他渴望在群众中开展革命实践工作，而不是沉浸在无法实现的“乌托邦主义”[9]中。同年9月发表《告同胞》一文，写道：“为人类最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者，就是私有财产制度是也。”主张“从根本上破坏私有财产制度”[10]。文中还提及，封建统治阶级及其爪牙——贵族、官僚、军阀，等等，征收苛捐杂税，使广大群众无法安居乐业，“虽相安无事之乡村，亦鸡犬不宁矣！”[11]这是现存能看到的彭湃关于“农村”的最早言论之一。尽管文中无政府共产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并存，但已把消除不合理的私有财产制度与维护农村安宁联系起来。

1921年10月，彭湃就任海丰县劝学所（后改为教育局）所长。他决心以海丰为阵地作“教育与贫民相接近”进而改革社会的尝试，使教育和劳动群众接近，使劳动群众能够在受教育的过程中接受社会主义思想[12]。他在接任布告中宣布要普及教育、推广乡村教育、为劳动者贫民服务。他在农村建立分校，还创办了两所女子学校。经他的努力，海丰的教育面貌为之一新。然而，彭湃的做法却引起了守旧派的土豪劣绅的不满。他们千方百计迫害彭湃。1922年5月，彭湃因组织“五一”示威游行被撤职，使教育改革思想破灭。经过现实斗争的历练，在他的思想上马克思主义逐步占据优势，他对农村问题的认识也逐渐自觉地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起来。

3.深入农村开展农民运动

彭湃“从教育入手”来改革社会的尝试遭到失败，使他认识到：在内忧外患之下，自上而下的乡村教育不足以实现社会变革，须从根本上“唤醒”农民的阶级觉悟，变革农村社会。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但是，幼年的中国共产党对农村问题尚未引起重视，全国各地的农民运动多处在自发状态。于是，身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的彭湃，从1922 年6 月起，“决定到民间去”[13]，“下决心到农村去做实际运动”[14]。依他所看，“既有农会，即可代表全村”[15]农会是农村的代表，是农村工作的首要任务。在他的努力下，1922年7月，“六人农会”在彭湃的得趣室成立。10月，赤山约农会正式成立。随后又成立守望约农会，点燃了农民革命组织化的火种。此后，农民运动迅猛发展。1923年元旦，海丰县总农会成立，入会农民达10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四分之一[16]。彭湃为海丰总农会起草了临时简章和约农会简章。从此，中国农民运动进入了一个与旧式农民起义不同、有明确的奋斗目标和斗争纲领的新时期。同年5月县农会扩展为惠州农民联合会，7月又改组为广东省农会。广东省农民运动自此走在全国前列。彭湃因领导海陆丰农民运动而斐声海内外。

通过从事农民运动的实践，彭湃对中国农民很快有了和别人不同的认识。他并不认为中国农民群众极端贫穷愚昧，相反，他对农民充满感情和期望，在1922年11月18 日给李春涛的信中，就提出了开展农民运动较之开展工人运动的五个更为有利的条件，并指出：“他们（农民）实在不乏聪明的人。他们对于农会的组织，都具有很热烈的情感。他们现已渐有了阶级的觉悟。他们现已渐能巩固自阶级的营垒。”[17]这种看法源于他长期扎根农村、与农民朝夕相处所产生的深厚感情，相较于当时党内高层对农民问题的不够重视，显得更加接近中国社会现实。

1924年3月，海丰县总农会被取缔后，彭湃被迫离开家乡，几经辗转，于4月上旬抵达广州，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此时，恰逢国共合作。彭湃又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出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秘书。随后又历任社会主义青年团广东区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共广东区委委员等职，他的眼界更为开阔。他利用在国民党任职便利，不辞劳苦，奔赴在广大农村中活动，常奔走于广宁、花县、东莞、曲江等地指导农运工作。他还及时总结经验，向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及中共中央、广东区委、广东团委提出进行农村工作的意见，竭力推动广东各地农民运动的开展。

鉴于广宁、花县出现地主武装民团围攻农会现象，彭湃深感缺乏农民运动干部。7月，经彭湃倡议，国民党在广州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彭湃任第一届农讲所主任。他吸取海丰农会多次被武力破坏的经验，增设“军事训练”和“农民运动实习”课程，亲自带领学员参加军训。彭湃主持首届农讲所确定的原则、方法、规章为后几届所沿用。农讲所第二届开办时正值广州发生商团动乱事件，学员200多人被改编为广东农民自卫军参与平叛，彭湃任总指挥，这是广东最早建立的农民自卫军，标志着广大农村不仅有地主的武装力量，也有了保卫农民利益的自卫武装。

1927年4月，彭湃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发动反革命政变后，彭湃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八七”会议上被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同时，他又是“八一”南昌起义时党的前敌委员会委员。起义后随起义军到潮汕，成立东江工农自卫军，任总指挥。起义军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二师（后称红二师）后，他领导了海陆丰第三次武装起义，攻克海丰、陆丰县城。彭湃代表中共中央指导于11月创建了“海陆丰工农兵苏维埃”政权，执政达四个多月之久。1928年2月起，他率红四师和工农武装转战普宁、惠来，使海丰、陆丰、普宁、惠来的红色区域连成一片。同年春，海陆丰苏维埃政权失败，彭湃继续带领红军在大南山坚持了4个月。7月，他在中共六大当选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11月，彭湃离开他长期活动的农村，抵上海，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1929年2月，任江苏省委常委、省委军委书记。8月24日，因叛徒出卖，彭湃在上海被捕，不久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年仅33岁。彭湃壮烈牺牲后，中共中央发表文告，痛斥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高度评价了彭湃战斗的一生，称彭湃是“广大群众最爱护的领袖”，是“土地革命的忠实领导者”！毛泽东也称颂彭湃是“农民运动大王”。

综上所述，彭湃正是因为长期深入到农村，组织和开展农民运动，不断总结、发展农村工作和农民工作经验，从而迅速成长起来。他从实践中认识到：中国是农民占多数，中国的革命要依靠农民。要想实现社会革命的理想，必须深入农村，改造农民。由此，当同时代的一些进步知识分子还在为制定何种救国方案而争论不休时，当党内担任领导工作的一些同志，还在否认中国革命问题中农民土地问题的存在时，彭湃却能独辟蹊径，将目光投向自己家乡的农民身上，从改造农民入手，尝试在中国农村探讨一条别样的进行社会革命、改造中国社会的道路，成长为当时具有很大活动能量的用行动来践行马克思主义的优秀代表。

二、彭湃开展农村工作的经验和做法

农村工作，是一件极繁难艰苦的群众工作，须仔细、客观、耐心、具体、切实地去做。在进行农村工作时，彭湃很注意因地制宜，结合当地实际和农民认识水平来制定策略，排除阻力，动员和团结农民起来斗争。

1.讲究实际。

彭湃虽然是大地主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革命家，但他毕生在革命第一线奋斗，个性中有很强的斗争性和实践性，不轻易妥协，不脱离实际。他从小生活在农村，熟悉农村环境，对农民悲惨生活深怀同情和理解。他注重调查研究，从成立劳动者同情会开始，就组织会员到农村参加劳动。以后一直活动于农村，即使是暂居县城或省城，也以农村工作为要务。在他被撤销海丰县教育局长一职后，几乎处于失业状态，又因与封建家庭关系僵化而处境困难，但他依然坚持到民间中去。同时，他也要求身边人要结合农村实际开展工作。如担任农讲所主任和教员时，常组织队员到市郊农村进行宣传发动和开展社会调查。他从了解农村的环境开始，对于工作所在的农村，人情风俗、生产状况、农民的文化程度、国家民族观念的强弱、对于帝国主义、军阀、地主剥削阶级的态度、各阶层农民相互的关系、生活上有何痛苦与需要、对于国民革命参加的情况表示积极还是冷淡，甚或逃避，及其原因……等等，进行很好的考察与了解，在此基础上，采用适合于环境的入手方法，使工作迅速开展。例如，他结合海丰本地实际，成功地对农村秘密结社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造，创建了类似会党的革命群众组织——“贫人党”。他于1922年7月成立的海丰第一个农民组织——“六人农会”，这实际上正是一个在称谓以及组织活动方式上都借鉴了秘密会社的农民组织。他对农村秘密会社工作的重视、利用和改造，不仅推动了海丰农民运动蓬勃发展，还促使农讲所开设秘密结社[18]这一主体课程及相关实践活动，历届农讲所培养出的来自广东、广西等20个省市和地区的众多农运骨干又再次把彭湃关于秘密会党的工作方法和经验的火种传播到中国各地，运用到具体实践。在农村宣传时，彭湃还遇到了如何尊重农村的风俗习惯的问题。按照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理论，无产阶级革命应当与一切落后的传统习惯势力彻底决裂。中国共产党早期在农村也出现不分青红皂白一概砸烂祖宗牌位、推倒菩萨、强迫妇女剪短发、禁止缠足等现象，结果使农民难以接受。彭湃就遇到过类似的困窘。为此，他在工作中表现出一些灵活性，注意在尊重农村传统习俗的基础上开展革命工作。

2 .讲究对象。

农村环境艰苦，农民生活贫困，这就要求农村工作者，必须与农民群众真正打成一片，取得农民的信任——这是到农村去的首要条件，也是接近农民的必要条件。最初，彭湃身穿整洁的学生装，头戴白通帽，与农民有一定的差距和隔阂，农民对他的态度冷淡。为了打消农民对他的疑虑，他不仅将他家的田契、铺约统统烧掉，还宣告了自己和地主阶级的彻底决裂。同时他还穿上粗布衣服，戴着竹笠赤着脚，到农民家中和田地里，帮助农民干活，宣传革命道理。正是因为与农民打成一片，彭湃对农民的感情是很深厚的，在他眼中，农会是“最有生机的”，农民是“亲切可爱的”，所以他甘愿“形单影只”到农村去单独的奋斗，去唤起农民大众。他忍受着家庭的非难，忍饥挨饿，最终以农会的形式，把千千万万的农民组织起来。在长期深入细致的农村工作中，彭湃获得很高的声望，海陆丰地区的贫苦农民，十分感激和拥戴他，称他为“彭菩萨”。“他是中国劳苦的农民群众顶爱的、顶尊重的领袖，在海陆丰农民的眼中，看得像父母兄弟一样的亲热。”而“党内同志无论那〔哪〕一个都是极端的佩服他的。”[19]面对群众的爱戴，他并不以农民的解放者、救世主自居，更不迷恋已经拥有的地位和职权。不论走到哪里，都能和群众谈心、交朋友，住在一起，吃在一起，像一家人似的。在农民家里吃饭，饭碗上沾着鸡屎，他毫不在乎，端起碗来就吃[20]。即便他身居要职，也始终不改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

3.讲究方法。

在农村，彭湃始终坚持因地制宜，用“唤起民众”的方法，进行艰苦而不知疲倦的宣传工作，激发民众积极性、创造性。首先，他坚持以说服工作为主，反对一切“包办”、“命令”式的工作方式，认为只有在自愿自觉的原则下，才能更好开展工作。特别是对于文化落后的农民，更应进行耐心的解释说服工作。如1922年6月起，他以坚强的革命毅力，克服了重重困难，经过长期在农村跌打滚爬，与农民同甘共苦，进行细致的宣传和说服，终于感动了有冤无处诉的农民，同年7月组织了仅有6个会员的农会，这便是海陆丰有组织的农民运动的开始。他的演讲，往往从农民日常生活问题说起，用通俗的大众话语，多种宣传方法，引申到农民自身命运乃至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等国家兴亡诸问题。如1927年底，在红二师欢迎红四师的群众大会上，彭湃面对几万人的农民群众及士兵讲话，他先分析当时的革命形势，然后说：“海陆丰农民在地主阶级的压榨下，生活很苦，没有大米吃，靠红苕（薯）度日，所以，海丰的小孩子肚子大，屁股小。现在成立了苏维埃，进行了土地革命，农民分了土地，农民也有大米吃了，再看看小孩子，现在是屁股大、肚子小了。”彭湃充满革命热情和必胜信心说：“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畏困难，失败了再干，跌倒了爬起来。革命总有一天会成功的。”[21]语言形象、生动、风趣，富于鼓动性，给聆听者以很深印象。其次，他提倡宣传手段的多样化，提醒勿使宣传材料空洞与千篇一律。彭湃针对海陆丰当地农民文化素质低等方面的特点，把革命道理包含在娱乐活动中，使农民潜移默化地接受教育。他与农民交谈时，态度和蔼，使农民愿意接近；即便是面对艰难困苦，他也充满乐观的、必胜的信念，以此来感染他的战友和农民群众。为使农民听得懂、记得住，他把书面术语译成当地土话，用方言编成歌谣在农村传唱；他还选择一些特别的场所，如农民来往最多的海城龙山天后庙前演讲，以留声机、画笔、玩魔术等方式进行宣传等等。

4.讲究策略。

彭湃所处的时代，国家贫穷落后，封建反动势力异常强大。当时，党对农村工作尚不够重视，“农村包围城市”的主张尚未提出，彭湃长期扎根农村，开展工作着实不易。为此，他十分重视斗争策略，尽可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排除阻力，开展斗争。一方面为了战胜封建地主阶级，彭湃十分强调农民的团结。他从事农运，开始就向农民提出“应有团结的必要”，后来在农会会员证上印着“不劳动不得食，宜同心宜协力”的字样，用黑红两色作为农会会旗，也是取其团结含义。他通过深入细致的教育说服工作，争取农民团结起来，并帮助他们逐渐克服“天命观”、“宿命论”的观念和自由涣散的习气，逐步树立自己解放自己的信念。另一方面，彭湃善于根据不同地方的实际情况，灵活机动地领导农民与封建势力作斗争。在敌强我弱的紧要关头，他能够从革命形势出发，及时调整对敌斗争策略。譬如，他领导的农民运动一开始并不激烈，在当时的情势下要开展好农村工作，势必要争取和整合更多社会力量，如处理好与孙中山、国民党以及地方实力派的关系，争取他们的支持。根据形势发展、认识水平的变化以及策略的需要，在不同阶段提出不同的经济主张。所以，他在1924年春加入中共以前领导的农民运动，主要以减租、同盟罢耕、互助合作和发展改良农业为主要内容。海丰总农会的四条纲领是：“图农民生活之改造；图农业之发展；图农村之自治；图农民教育之普及。”[22]广东省农会的纲领也与此类似。这与彭湃加入中共后领导的农民运动有很大的区别，目的是争取广东实力派陈炯明的支持，并缓和田主与农民之间的矛盾，以保存革命实力。正因为彭湃艰苦卓绝的工作及灵活的策略，海丰农民运动才得以蓬勃发展。他“不仅是一个很好的群众运动家，而且是一个很好的布尔什维克的策略家。”[23]

5.讲究用人。

农村工作，是一个极复杂而广泛的问题，靠单枪匹马，难获成效。彭湃深知组织农民和培养农运干部的重要性。他一再强调，农民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自己解放自己，并且应建立群众性的组织来进行。特别是从事农村工作的骨干成员，是开辟、创立、开展工作的推动力量和领导力量，所以更须团结广大群众去进行工作。他主要是通过建立健全农会组织的形式，制定组织管理章程——亲自起草海丰总农会以及约农会的简章，还起草了“农会利益传单”和两个“宣言”，提出集合全县农民，组织农会，协力团结，反抗社会不合理的制度等等，使海丰总农会成为一个组织比较严密的团体。在具体工作中，善于依靠、团结农民去做工作，尤其是注意提拔农民中好的、有工作热情积极性的活动分子，通过他们加强与广大农民的联系。对于这些活动分子，则大胆相信、训练他们。如张妈安、林沛、林焕、李老四和李思贤等，是他最早的知心农友。他们组织了六人秘密农会，以此为基点，农民逐步发动起来，农会组织也逐渐扩大。在彭湃的培养和教育下，在他周围涌现和聚集了一批批农民运动的骨干，早期如海丰的杨其珊、郑志云等。在彭湃提议下所开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更是培养了大批农民运动干部，他们在彭湃热情的帮助下，很快学会了宣传、演讲，成为有才能的农会干部，成为彭湃的得力助手。他们中的骨干学员毕业后还被派为农运特派员，返回原籍开展工作，如番禺的郑千里，南海的吴勤，清远的赖彦芳、赖松柏，花县的卢耀国，东莞的莫萃华等等。他们不仅自己参加农会，而且还劝说其他农民加入农会，使得农会的规模迅速壮大，这对开展农民运动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结语

彭湃很早就非常重视农民和农村工作，始终把扎根农村开展农民运动，以及发动和组织农民作为革命斗争的主要任务。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农村工作组织和方式方法，即根据革命斗争的需要，紧紧围绕党在农村工作中的重心和主要任务，深入农村，组织农民，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贯彻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促进农村的建设和发展，为我党进行农村工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在他领导下所创建的海陆丰革命根据地，在武装斗争、政权建设、土地革命等方面创造出不少宝贵的经验，对于推动各地革命斗争的发展，对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理论的形成以及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作出了有益的贡献。当然，彭湃的农村工作实践也有它的不足之处，在实践中曾出现一些过“左”的做法。对此，我们不能简单地把他当时的农村工作经验和后来中国革命成熟时期的农村工作经验相提并论，更不能因而忽略他作为中国“农民运动大王”所做出的开创性贡献。

注释：

[1]叶佐能：《彭湃研究史料》，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4页。

[2]《农民运动的杰出领袖——彭湃烈士传略》，中共惠阳地委党史办公室、惠阳地区中共党史学会：《东江英烈传》（第2辑），第1页。

[3]叶佐能：《彭湃研究史料》，第103-104页。

[4]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中共党史人物传（精选本8•民运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390-391页。

[5]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彭湃文集》，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第105页。

[6]《彭湃文集》，第1页。

[7]《彭湃文集》，第2页。

[8]彭湃在1926年总结海丰农民运动时，说过：“二十年前乡中有许多贡爷秀才、读书穿鞋斯文的人，现在不但没有人读书，连穿鞋的人都绝迹了。”（《海丰农民运动》，《彭湃文集》第106页）言外之意，有知识之士从乡村不断流出，他们不愿做农村社会的改造者，剩下一班没有知识的农民，教他们如何能改善自己的生活？

[9]刘林松、蔡洛：《回忆彭湃》，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1页。

[10]《彭湃文集》，第4 - 6页。

[11]《彭湃文集》，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