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世纪过去了，无政府主义为什么还受人欢迎？

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潮的论战，发生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初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前夕。这场论战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论战涉及的问题，是关于如何改造中国社会的一些根本问题。因此，这场论战的意义和产生的影响，远远超过一般理论问题的讨论，在一定意义上说，它是中国人民进行革命要掌握什么样的思想武器，要建立什么样的政党，要走什么样的道路的一次重要的历史选择。

无政府主义思潮先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在近代中国社会条件下，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

二十世纪初，在中国最早宣传无政府主义的人，是在国外的一些留学生和流亡的革命者。在东京，最初担任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主编的张继，通过《民报》和翻译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向国内介绍无政府主义。他又和同盟会会员刘师培及其妻何震，得到日本无政府主义者的支持，在东京创办以宣传无政府主义为宗旨的“社会主义讲习会”，并先后办了《天义报》和《衡报》。

在法国巴黎，由张静江、李石曾、吴稚晖等人创办了《新世纪》周刊，同时出版了一些小册子，介绍蒲鲁东、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等人的学说和各国无政府党的活动。

辛亥革命后，国内出现了以刘师复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刘师复早年参加同盟会，1912年5月在广州发起组织”晦鸣学舍“，次年8月，出版《晦鸣录》。这是中国国内出现的第一个无政府主义的团体和刊物。这一派的人数最多，影响最大，一直是中国无政府主义的主要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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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至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主要信仰和推崇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和他的《互助论》。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是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形成的，他主张革命胜利后一切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都要归全社会所有，同时立即实行按需分配。《互助论》是一本以互助合作来解释生物和人类社会进步的书。在这本著作里，克鲁泡特金以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观点和方法来宣扬无政府、无权威、无国家的社会是可以“实现”的；宣扬他的“无政府共产主义社会”比科学社会主义提出的理想社会还要“完善”。他特别攻击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把人类社会发展史，说成是一部人类的互助本能与国家即少数人压制互助的强权力量作斗争的历史。“无政府共产主义”和“互助论”，正好适应了中国一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企图逃避政治斗争，实现他们未来“理想社会”的幻想。

中国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在辛亥革命后一个时期，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得到了较广泛地传播。出现了许多新的团体，1917年以后的几年间，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刊物和小册子达七十多种，在中国社会的各派社会主义思想中占着优势地位，包括一些激进民主主义者，都曾程度不同的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如李大钊同志曾认为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的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补充。陈独秀在《新青年》上也发表宣传和赞扬无政府主义的文章。毛泽东同志回忆他于1918年在北京大学常常和一名“叫朱谦之的学生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恽代英在五四时期曾明确谈到：“我信安那其主义已经七年了，我自信懂得安那其的真理，而且曾经细心的研究。”陈延年进行过无政府主义的宣传话动，主编过无政府主义的刊物《进化》，参加过在法国办的无政府主义刊物《工余》的编辑工作。这些事实说明，克服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接受马克思主义，走上革命道路，是五四时期许多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所走过的道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一些无政府主义者，还参加了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如北京小组有黄凌霜等人，广东小组有梁冰弦、黄兼生、区声白等人。这个时期，无政府主义对工人运动也发生了一定的影响，在南方各省，甚至在海外华工中，建立了一些无政府主义者领导的工会组织，如长沙的湖南劳工会等。

无政府主义思潮所以能够在中国传播，在辛亥革命后，特别是五四时期，产生过较大影响并非偶然。一方面，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中国是个小资产阶级汪洋大海的国家，小资产阶级缺乏革命的坚韧性、组织性、纪律性，容易激起极端的革命狂热，因而自发地倾向于无政府主义的极左空谈。另一方面，也有复杂的历史原因。辛亥革命前，当无政府主义传入中国的时候，它在西方工人运动中的破坏性和反动性已经明显地暴露出来。但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广泛传播，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还没有提到革命的日程上来，因而无政府主义的反动性，就不象在西方表现得那样明显。无政府主义虽然在思想上、组织上，对当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有破坏性，但它在揭露和批判封建专制主义制度、封建文化、伦理道德方面，却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辛亥革命后，革命成果被袁世凯所篡夺。人民对这次革命所寄托的希望破灭了，中国重新陷入帝国主义和军阀的统治之下，军阀政府同帝国主义签订的一系列卖国条约，演出的一幕幕践踏民主，复辟封建主义的丑剧，先不引起人们的痛心疾首，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则陷入苦闷、彷徨之中，他们看不到国家的前途和出路，他们对军阀政府的黑暗统治更加不满，极易与无政府主义的虚无思想共鸣。无政府主义宣扬的废除一切国家，痛斥军阀政府的罪恶，争取“绝对自由”的理想，也颇能迎合一些受压迫、渴求解放的人们的心理。

五四时期，“新思潮”蜂涌，”“社会改造”的呼声高涨。社会主义被认为是中国的出路，因而受到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关注。无政府主义正是打着“新思潮”和“社会主义”的招牌，获得了新的发展机会。那些要求革命，积极探索改造中国道路，而又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接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则是难以避免的了。

十月革命的胜利，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入，“唤醒了中国人”，打开了人们的眼界。他们改换了方向，以百折不挠的“研究精神”和“批评精神”，去探求新的真理，他们的立场和思想发生了转变，成为我国最早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确切地概括了这段历史，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 这就是结论。”

随着马列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无政府主义反马列主义的面目更加暴露出来。到二十年代初，无政府主义已经成为马列主义广泛传播的重要障碍。一场大论战，已不可避免。论战的中心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也就是改造中国社会的根本道路问题。

第一，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

无政府主义者针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要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目标，首先把矛头指向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无产阶级专政，指向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苏维埃俄国。他们不区别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与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的不同本质，宣称要“反对任何形式而具有强力的国家”，”反对资本主义的国家，军国主义的国家，有产阶级的国家和‘劳工专政’的国家“。他们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比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专制”得还要厉害。他们甚至不惜采取为资本家辩护的手法，来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存在的必要性。他们说：”社会革命成功了以后，当然要把资产阶级私有的财产归之于公，那么资产阶级也变作无产阶级了，还怎样谋复辟呢？资产阶级的势力都是金钱给予他们的，一旦金钱没有了，他们那里再有势力来复辟？“既然这样，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就是多余的了。

无政府主义者极力攻击苏维埃国家“无所不用其强权手段，束缚人民的自由”，说这是“滥用强权”。是“独裁专制”。是“抹煞个人，而使社会退步”。他们甚至咒骂“列宁会变成‘俄罗斯共和国的大皇帝’”。

针对无政府主义者的攻击，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重点阐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予以驳斥。指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要摆脱压迫，争取解放，就必须用革命的手段打破资产阶级的统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不然，革命不会成功。而“要把有产阶级势力连根铲尽，非一时的暴动所能成功的，至少非有比较长期的压制不可，而要行比较长期的压制，非把政权夺到无产阶级的手上来不可”。而且，即使“社会革命成功了，政权拿在劳动阶级手里，阶级斗争仍是要继续进行”。“从革命发生起，一直到财产实行归公，必须经过长久的岁月”。从私有财产在制度上消灭，一直到私有财产在人心上消灭，又必须经过长久的岁月“。在这长久的岁月里，统治阶级还要以各种形式进行反抗，他们还有力量，”他们的势力，不单表现在政治上的。即使以几次暴动，成功把他们在政治上的势力推翻，然而他们为政治势力的后盾，为政治势力的源泉的其余一切政治背后的势力，就非民众暴动所能推翻了。“那就需要无产阶级的专政和法律的力量去改造他们，“防止他们的阴谋活动”，“防止他们的懒惰、掠夺，矫正他们的习惯、思想”，这样才能保证革命事业获得成功。

因此，必须区别两种不同性质的国家，对于贵族、资产阶级的“掠夺的国家，官僚的政治，保护资本家私有财产的法律”，必须坚决反对，把他们推翻；而对于无产阶级的“禁止掠夺的国家，排除官僚的政治，废止资本家财产私有的法律”，则必须加以巩固和加强。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卫革命的胜利果实。否则，被打倒的反动阶级就会复辟，革命的胜利就会得而复失。

他们还指出，各国的反动统治阶级，“都有了数千年或数百年的基础，站在优胜的地位……劳动阶级要想征服他们固然很难，征服后想永久制服他们不至死灰复燃更是不易”。“此时俄罗斯若以克鲁泡特金的自由组织代替了列宁的劳动专政，马上不但资产阶级要恢复势力，连帝政复兴也必不免。”这样做便是杀害劳动阶级，若是劳动阶级肯把政权及自由给资产阶级，便是劳动阶级自杀。可见，“共产党主张劳动专政，是实实在在从实际方面想出来的，并不是空想……不如此，有产阶级且不能根本推翻，还说什么建设理想的杜会！”

他们还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是最终目的，而是要借此达到最后消灭阶级和专政。“我们的最终目的，也是没有国家的。不过我们在阶级没有消灭以前，却极力主张要国家，而且是主张要强有力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的。阶级一天一天趋于消灭，国家也就一天一天失其效用。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要拿国家建树无产阶级的特权，是要拿国家来撤废一切阶级的。”

第二，关于“绝对自由”问题

为了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无政府主义者大谈绝对自由。这是他们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和个人主义人生观的强烈表现。他们极力鼓吹“个人奋斗”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说：“越能创造的人，越能奋斗；越能奋斗的人，越能创造。奋斗的结果就是创造；创造的结果，就是进化。反面说来，没有奋斗，就没有创造，没有创造就没有进化”。只有个人“绝对自由”，才能充分发挥其创造才能，促进社会的进化。否则，社会就要停滞。

他们诬蔑无产阶级专政、民主集中制、一切纪律，法律等，限制了个人的“绝对自由“，说”马克思只知有社会不知有个人“，俄国”十月革命后，个人非但得不到自由，并且连固有的自由也失掉了“。那么，他们所要的”绝对自由“是什么呢？对此，区声白作了具体的表述：”如果在一个团体之内有两派的意见，赞成的就可执行，反对的就可退出，赞成的既不能强迫反对的一定做去，反对的也不能阻碍赞成的执行“，这就是”绝对自由”。

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在驳斥无政府主义者要求“绝对自由“的错误时，指出，”绝对自由“是不存在的。自由总是相对的，只有社会的自由，才有个人的自由，”试想一个人自有生以来，即离开社会的环境，完全自度一种孤立而岑寂的生活，那个人断没有一点自由可以选择。“因此，要获得自由，”我们唯一的使命只有改造社会制度“，其它是无济于事的。即使在未来的社会主义制度下，自由也是相对的，也还要有法律、制度，纪律的约束和集中统一的领导。

如果像无政府者主张的“自由加入，自由退出，东挪西变”，整个社会就会成为“一堆散沙”，任何事业都将无法进行。况且在社会生活中，那种“自由退出”的办法是无法实现的。“一团体内意见不同的分子可以说自由退出“，那么”一社会内意见不同的分子或一团体“，“除非自杀或是单独一人逃到深山穷谷没人迹的地方”，有什么方法可以自由退出呢？

第三，关于“反对一切强权”问题

无政府主义者把“反对一切强权“，即反对一切国家、政权、军队、政治、法律等，作为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武器。他们说，凡是国家都是坏的，”凡有政府，皆属万恶”，“国家是所有权威的总汇”，它限制人们的“绝对自由”；“国家就是权力……在权力支配下的人“就不会平等；有国家就有军备，“有军备就有战争”，国家妨害了和平；国家分离了人的感情，“妨碍了人类的共同生活”，所以“我们不承认资本家的强权，我们不承认政治家的强权，我们一样不承认劳动者的强权”。因为“少数人们行使的权威和多数人们行使的权威并没有什么差别，都是行使个人以外的意志”，因而都必须加以反对。

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以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为武器，批驳了无政府主义者的错误，指出：“国家是一定发展阶段之中的一个产物；是阶级的冲突和经济的利益不能调和的一个证据。”罪恶的根源，不是抽象的国家形式，而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经济制度和阶级关系。“要扫除这种不平，这种痛苦，只有被压迫的生产的劳动阶级自己造成新的强力，自己站在国家的地位，利用政治、法律等机关，把那压迫的资产阶级完全征服，然后才可望将财产私有、工银劳动等制度废去，将过于不平等的经济状况除去。”“若是不主张用强力，不主张阶级战争，天天不要国家、政治、法律。天天空想自由组织的社会出现；那班资产阶级仍旧天天站在国家地位，天天利用政治、法律，如此梦想自由，便再过一万年，那被压迫的劳动阶级也没有翻身的机会”。“所以资产阶级所恐怖的，不是自由社会的学说，是阶级战争的学说；资产阶级所欢迎的，不是劳动阶级要国家、政权、法律，是劳动阶级不要国家、政权、法律。劳动者自来没有国家，没有政权，正因为过去及现在的国家、政权都在资产阶级的手里，所以他们才能够施行他们的生产和分配方法来压迫劳动阶级；若劳动阶级自己宣言永远不要国家，不要政权，资产阶级自然不胜感谢之至”。

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指出，对强权“不可一概而论”，认为凡是强权都是坏的，这样一个“笼统的大前题，已经由历来的事实证明他在逻辑上的谬误了”。“强权所以可恶，是因为有人拿他来拥护强者无道者，压迫弱者与正义。若是倒转过来，拿他来救护弱者与正义，排除强者与无道，就不见得可恶了。”由此可见，我们必须“把国家、政治、法律，看作一种改良社会的工具，工具不好，只可以改造它，不必将它抛弃不用”。

第四，关于生产和分配问题

无政府主义者在生产领域反对有计划和集中统一领导，维护分散、落后的小生产状态。主张把“一切生产机关，委诸自由人的自由联合管理”。他们攻击有计划和集中统一领导，限制了生产的发展。

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指出，只有使整个社会的生产有计划、有组织、有领导，才能克服生产的盲目性，使社会上的供求相适应，不至出现“经济危机”的现象。如果按照无政府主义者的主张去做，生产必然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一样。“小团体绝对自由，则生产额可以随意增减，有时社会需要多，而生产少，有时需要少，而生产多，因为没有统一机关用强制力去干涉调节，自然会发生生产过剩或不足的弊端。”可见，“无政府主义派主张的生产组织与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差不多”。

第五、在产品分配问题上，无政府主义者从小资产阶级绝对平均主

义出发，反对在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他们说：“按个人劳动的多寡，来给报酬，那么强有力的，将享有最高幸福，能力微弱的，将至不能生活。”他们认为立即实行“各取所需”的原则，才是平等的。

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指出，无政府主义者不顾社会发展阶段和生产力水平，主张立即实行“各取所需”的分配原则，是不切实际的空谈，社会主义阶段必须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因为“新社会都是继承旧社会的生产力继续发展的”，生产力是有一定限制的，生产力既有限制，生产物当然也有限制。以有限的生产，来满足个人消费的自由取得，是绝对办不到的。“如果社会的生产力发达到无限制的程度，生产物十分丰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各取所需’的分配原则是很可实行的。只是在生产力未发达的地方与生产力未发达的时期内，若用这种分配制度，社会的经济的秩序就要弄糟了。”

经过这场大论战，无政府主义由失败而走向没落。它的组织发生了分化、瓦解。一部分人划清了科学社会主义同无政府主义的界限，认识到无政府主义理论的荒谬，程度不同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走上革命的道路。少数投机政客，反动面目败露，投向反革命营垒。刘师培早被清政府收买充当了暗探，竭力破坏革命党人的活动，后来先后做了军阀阎锡山的高级顾问，袁世凯专制政府参政院的参政和上大夫；肖子升堕落为反动官僚，黄凌霜成了国民党CC派的小头目；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都变成国民党的右派，做了国民党中央的监察委员（张静江短时期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成为蒋介石的同伙。到1923年以后，中国的无政府主义派已经不成其为政治派别了。从理论上看，他们完全堕落了。他们用对马克思主义的谩骂代替了严肃的论战，有的人甚至主张搞“造谣革命”，到偏僻的地方利用制造谣言来发动所谓“无政府革命”。剩下少数顽固坚持无政府主义的人，以后逐渐销声匿迹了。

在中国革命历史上，马克思主义被承认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经历过许多战斗。马克思主义同无政府主义的论战，就是许多战斗中的一次。通过这次论战，为我们正确认识近代以来中国政治思想发展史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和宝贵的历史经验。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社会主义思潮大发展，使中国的思想战线有了生机。开始在各派社会主义思潮中，无政府主义占据着优势，发生过较大的影响。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打的旗号是“社会主义”，但它对改造中国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所做的回答却是极为荒谬和错误的。在政治上，歪曲社会政治革命的内容，鼓吹工团主义的社会改良或一哄而起的所谓“直接革命行动”；在经济上，保护自由涣散的小生产，散布绝对平均主义空想；在组织上，宣扬散漫、动摇的自由主义。总之，无政府主义者虽然高喊‘彻底革命’口号，然而他们却根本不懂社会发展规律，尤其“不懂得阶级斗争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创造力量”。“除了讲一些反对剥削的空话以外，再没有提供任何东西。”无政府主义在一个时期确实迷惑过一些人，但是通过实践的检验，暴露出伪科学的真面目，终于被中国人民所抛弃。斯大林说得好：“问题不在于今天有多少‘群众’跟谁走，而在于学说的本质。如果无政府主义者的‘学说’代表真理，那它自然会给自己开辟道路，把群众聚集在自己的周围。如果它是没有根据的，虚构的，那它就会维持不久，站不住脚。”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胜利和无政府主义的没落，就证明了这样一个真理。

原标题：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潮的论战及其历史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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