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有学龄儿童的父母们，尤其是身处北上广等大城市的父母们，大多都能迅速地在《起跑线》中为了择校焦头烂额、处处碰壁、洋相百出的男女主人公身上找到共鸣。尽管影片是一部喜剧色彩颇为浓厚的作品，但它在核心主旨上的诉求却相当具有严肃性与反思性。
如今不分国界的育儿战争，已经在人口基数庞大、优质教育资源稀缺的亚洲地区演变为一个尖锐的社会问题。你能在电影中深刻地体会到，为了让孩子未来能实现阶级跃迁或是至少保住现有的阶层地位，父母们是如何劳神伤财、忍辱负重、乃至不择手段的。
身份大洗牌的黄金年代已经过去，靠着自我奋斗积累财富并成长起来的这一代父母，觉察到我们这个时代上升的通道正越来越窄。教育竞争的愈发低龄化，某种程度上正是人们对于后代发展危机意识的本能反应。这种恐落人后的心态在群体发酵后，形成了所谓“一步落后，就步步落后”的怪圈——孩子上不了好小学，就上不了好中学；上不了好中学，就上不了好大学；上不了好大学，就找不到好工作……
片中，妈妈米塔之所以不计成本千方百计地要将女儿送入名校，就是出于对这套推理模式的深信不疑。米塔反复强调：女儿进不了好的学校，她自甘堕落、自暴自弃、自毁前程的几率便会呈指数级放大。作为一个妈妈，她当然义不容辞地要为女儿争取最佳的学习环境，把这种负面的可能性压到最低。
和妈妈米塔相比，爸爸拉吉的思维就似乎总是慢半拍。听从妻子的要求举家搬到学区房时，他对街坊邻居恋恋不舍，分离时还痛哭流涕；在妻子精心筹划的新邻居派对上，他和女儿当着举止考究的客人们大跳欢乐的舞蹈，气的米塔拉闸断电来缓解尴尬；到学校进行入学家长面试时，他甚至答得前言不搭后语，以至于前功尽弃。
在走后门、找中介、贿赂校长都行不通后，拉吉终于发现择校的形势远比他想象的严峻：他目睹凌晨的学校门口，等待放号的家长深夜便已大排长龙；也亲眼看到培训机构里的“小神童”几种语言随意切换，十八般才艺尽数掌握。他的女儿没有过人的天赋，他作为家长也没有提前培养的高瞻远瞩。纵然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小有名气，但在子女教育上，拉吉俨然已经输在了起跑线上。
走投无路的拉吉只能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政府规定名校为了照顾贫穷家庭也能享受优质教育的抽签入学制度。为此他带着全家入住贫民窟扮演穷人。不久前，他们还在身上堆满奢侈品渴望融入上流社会；一转眼，就不得不蓬头垢面、灰头土脸地在脏兮兮的小屋中体验生活的艰难。
影片的荒诞至此显露无疑，它让我们看到，中产阶级是一个脆弱而不稳定的流动群体，他们想被上层接纳但重重受阻，又不习惯和底层劳工推心置腹、深入交往。中产阶级作为社会的夹心层，始终处于焦虑状态的病因在于他们种种为上升所做的努力，到头来几乎都转化为无用功，在这种被迫抑或自愿的西西弗斯式的日复一日推石上山的苦役中，他们感到自己是被时代逼疯的精神病患者。
《起跑线》用喜剧的手法向观众释放了一个危险的信号：那些留给穷人的为数不多的机会或许正在被挤占。这在影片中体现为，虽然拉吉遭了不少罪，但女儿总算顺利被抽中；与此同时，拉吉“落难”时好朋友希亚姆的儿子，却因为落选而只能去上条件恶劣的公立学校。拉吉装穷的事迹败露后，希亚姆愤怒地指责他剥夺了自己孩子的权利。阶级矛盾至此大爆发。《起跑线》让我们看到的残酷事实是，对教育资源的争夺是一场无情的零和博弈；输了的孩子付出的代价将是自己的整个人生。
而耐人寻味的是，你却很难对破坏了游戏规则的“坏人”男主角拉吉产生反感。拉吉和希亚姆，他们分别都为自己的孩子做了力所能及的最极致的事——好朋友是为了凑学费而选择在被车撞后私了，拉吉则是放弃优渥的生活条件来到贫民窟。同为人父，他们能明白一个父亲为了给孩子最好的东西，可以做出多大的冒险与牺牲。
这也是为何希亚姆在义愤填膺地走进校长办公室举报前，发现自己根本不忍心去举报另一个父亲。他知道拉吉是一个好人，对此心怀愧疚的他已经向公立学校捐钱，现在教室已经装潢一新，孩子们能读到英语图书，也许他更应该感谢他。让一个好人做坏事的时代无疑是一个坏的时代。希亚姆停下了走进办公室的脚步，心中的愤怒变成了悲哀。
“你能向谁举报？政府？媒体？警察？他们的孩子也在这里上学。”拉吉看穿了校长真面目后，校长毫无畏惧地亮出了自己的底牌。反对潜规则者，自己原来就是最大的潜规则。借此，影片抛出了一个棘手的疑问：择校艰难在供需失衡之外，多大程度上是教育商人和政府部门联手策划的一场阴谋呢？《起跑线》一开始就给出了妈妈米塔择校的依据——一本杂志的名校排名，拉吉当时就质疑这个排名是否可信。好比被虚荣和攀比心冲昏了头脑而买回了一堆华而不实的商品，米塔和拉吉多像是中了消费社会的广告圈套，在饥饿营销中做了被收割的韭菜。
反观那句经典的宣传语“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我们警觉地意识到，这是一碗资本灌给焦虑家长的有毒迷魂汤。所有执着于给孩子提供最好教育的父母，往往容易忽视什么才是最适合孩子的。但成长的不可逆转性又让“最适合”成了一个没法被检验的悖论。对于绝大多数父母而言，他们简单粗暴地相信最好的就是最适合孩子的。
从这个角度我们再来解读电影的结局：拉吉和米塔让女儿放弃了名校，上了公立学校。这个“冲动”的决定单从人物性格上来分析显得太为单薄：难道真的有既得利益者愿意会为了弱势群体的权益牺牲自己的特权，从而给女儿上一堂“什么才是正义”的课吗？真正的有钱人恐怕会让孩子学怎么像自己一样利用规则吧。
于是我们只能倾向于认为，拉吉觉得女儿并不适合在所谓的名校就读。表面光鲜的上流社会事实上充满虚伪和冷漠，皆为利往来，很小的孩子就会排挤孤立不说英语的小伙伴，更何况那些城府莫测的大人；而底层的人们却在自己都拮据的时候，愿意和你分享他们的水和食物。
《起跑线》诞生在全球化的时代，在电影中我们看到学区房、摇号、走后门、教育商业化等现象并非特殊国情而是普遍现象，这让影片得以成为我们所处社会的媒介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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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凤凰网。责任编辑：邱铭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