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的白区工作方针经历了曲折的演变。应该承认，在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内，党的白区工作方针出现了严重失误，未能正确解决对开展群众工作至关重要的策略问题。其间，虽然许多坚持实事求是思想方法的领导和基层党员，力图从实际出发，采取合适的工作方法与斗争策略，但这些努力总是很快就被急进冒险的“左”的路线和策略所打断。三次“左”倾错误给党的工作造成了极大的损害，上海地下党的群众工作更是深受其害，几乎丧失了所有的群众力量。直到瓦窑堡会议以后，党的白区工作的路线和策略得到调整，上海的群众工作才开始转上正轨，在抗日救亡的大潮中重新焕发了勃勃生机。

瞿秋白

1．“左”倾盲动错误对上海地下党群众工作的危害

大革命失败后不久，中共在“八七会议”上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实现了党的方针政策的重大转折。但由于当时党还处在幼年期，还不能较为客观、理性、科学地分析自身所处的环境，采取恰当的斗争策略，加上共产国际不切实际的指导，中国共产党内“左”倾盲动的情绪逐渐滋长起来，并在1927年11月在中共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这次“左”倾盲动错误的主要表现，就是不顾革命处于低潮，特别是城市中敌强我弱，力量对比悬殊的事实，坚持“城市中心论”，要求城市和农村一样时刻准备暴动。

1927年11月9日，中共江苏省委发出了关于上海暴动问题的第八号通告和组织全省暴动计划的紧急决议案，要求在上海“以最迅速的速度加强主观的力量(如党的组织、工会组织、军事组织)，同时，变小的经济斗争为大规模的经济斗争，纱厂丝厂便须做成整个的总罢工，由这种斗争很迅速的达到波动，夺取武装、夺取政权”，中共上海各区委须立即执行这一决定，“绝对不准丝毫犹疑，凡犹疑不积极执行者，省委必决不容惜的予以最严厉之处罚。”[ 《江苏省委通告第八号》(1927年11月9日)，《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中央档案馆、江苏省档案馆1984年编印，第260页。]在这种情况下，11月份的沪东纱厂工人大罢工和英商电车工人总罢工都被当作暴动的好时机加以鼓动。罢工过程中，沪东纱厂资方曾表示愿意和工人方面谈判，但中共江苏省委为达到暴动目标，指示上总和沪东区委拒绝谈判，要求扩大罢工，举行总同盟罢工。当群众发动不起来时，就采取强迫命令的方式，派红色恐怖队员持枪冲厂，关闭机器，强制罢工。由于发动罢工的指导思想和斗争策略忽视了群众的实际利益，脱离了群众的实际要求，最终均以惨败而告终。各厂无条件复工，大批工人积极分子被开除。

在这次“左”倾盲动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大革命后保存下来的革命力量再度遭到巨大摧残。由于工人斗争的失败，导致党组织和赤色工会遭到严重破坏。据中共六大时的统计，全国的工会数量由734个减少到81个。上海同样如此。如沪东纱厂大罢工失败后，沪东区委所辖党组织和党员数量骤减，党支部从原先的二十多个减少到十多个，党员由四五百人减少到一百多人。英电罢工失败，直接导致五十多个工人骨干被捕。斗争的一再失败和惨重的损失，严重地挫伤了党员及工人群众的斗争积极性，“他们充满了失望和畏惧的观念，对于党及工会没有信仰，他们觉得没有前途，没有出路，总之，对于革命没有一点热情，大多数同志都无形的脱离了党，找不来，开会不到，送刊物及信亦有不肯接受者。”[ 《沪东区报告》(1928年4月1日)，《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中央档案馆、江苏省档案馆1985年编印，第247页。]

2．中共六大前后党的白区群众工作方针的部分调整

1927年底至1928年初，中国革命面临的严峻局面迫使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重新探讨中国革命的形势、任务和策略。1928年2月，共产国际执委九次扩大会议做出《关于中国问题议决案》，批评了当时党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指出党的政策路线应当是“准备革命之新的浪潮之高潮”，党的工作中心应该是“争取几千百万的工农群众”；在具体的斗争策略上，应“注意加紧工农之间的群众工作，必须竭力加紧组织工会的群众工作，为此目的而利用工人所谓的‘兄弟会，等等。，，并且提出可以参加有群众的黄色工会。[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223页。]共产国际这些有关群众工作方针策略的指示，无疑对中共六大前后的群众工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28年7月，中共六大总结了大革命失败以来的工人运动的经验教训，通过了《职工运动决议案》，对工人运动的路线、方针、任务和策略做出了新的规定。《决议案》指出，中国共产党在工人群众中工作的基本任务是“动员所有的无产阶级群众来围绕着他的阶级组织(党及职工会)”；要“指导无产阶级之日常经济和政治斗争，反对反动工会，组织革命工会，用宣传与煽动的方法提高广大工人群众之阶级觉悟”；同时还规定了对官办工会、黄色工会的策略：“反动工会有群众便须加入，去争取群众。”还明确要求上海地下党到上海几个黄色工会(英美烟公司工会、商务印书馆工会、邮政工会、南洋烟草职工同志会等等)里去工作。《决议案》认为，党的群众工作中最危险的现象，是“从上面，宣布罢工，‘命令罢工’，使一部分少数积极分子抛弃工作，对于下层工人群众加一恐骇压迫等等的方法”；强调“革命工会应当领导工人日常生活的经济斗争，去团结群众”，“革命工会应当要会提出并拥护某种工人在一定时间或一定条件之下所认为比一切都迫切的经济要求”；在组织企业罢工时“须针对当时的政治经济的状况，以及自己的战斗力的程度，来提出当时工人阶级可以得着的要求。”[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围代表大会文件》(1928年7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中共巾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69—376页．]这些策略方面的规定无疑是正确的。

中共江苏省委积极贯彻中共六大路线，把工作重点从组织暴动转变到争取群众、领导群众日常斗争方面。在上海，争取群众主要就是争取广大工人群众，这一时期，上海地下党在发动和领导企业的日常斗争时，不拒绝合法方式，注意从群众的切身利益出发，提出一些群众迫切需要而且能够达到的要求，以求取得斗争的胜利，从而鼓舞群众的斗志。在这种策略指导下，上海地下党领导的工人斗争次数明显增多，而且斗争取得胜利或部分取得胜利的}匕重也加大。据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分析，上海1928年下半年共发生187次工人斗争，其中上总领导的为70次，占37％；黄色工会及国民党上海市党部领导的为23次，占12％；工人自发举行的为90次，占49％；领导情况不明的为4次，占2％。其中，斗争取得完全胜利和相当胜利的分别占到25％和19％[参见项英：《过去一年来职1：运动发展的形势和目前的总任务》附表22，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职工运动史研究室编：《中国工会历史文献》(2)，工人出版社1981年版，第175-176页。]。这些数据表明，地下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

李立三

3．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使上海群众工作再次受挫

正当中国革命力量有所恢复之时，共产国际却对中国的革命形势作了过于乐观的估计。1929年10月26日，共产国际在给中共中央的信中提出，“中国进到了深刻的全国危险时期”，“现在已经可以并且应当准备群众，去实行革命的推翻地主资产阶级联盟的政权，而建立苏维埃形式的工农独裁，积极的开展着并且习益扩大着阶级斗争的革命方式(群众的政治罢工，革命的示威活动，游击战争等等)。”[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791—792页。]在这种判断下，“左”倾思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关中再度抬头，党的主要领导人李立三等认为，“直接革命形势就是总同盟罢工，武装暴动”，党的斗争策略应采取“进攻路线”，“必须用群众行动政治示威去刺激群众”从而向着“总同盟罢工的方向走”[转引自《中国其产赍卜海由》}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67—568页。]。1930年6月¨口，中共中央政}台局会议通过《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政治任务决议，进一步提出“中国是帝国主义统治世界锁链中最薄弱的一环”，“中国革命有首先爆发，掀起全世界的大革命，伞世界最后的阶级决战到来的可能，”断定中国“革命的客观条件成熟”，“广大群众的革命斗争飞速向前发展，工人罢工的浪潮的扩大，从经济斗争转变到政治斗争……从和平请愿的合法斗争的方式之下解放出来，走到直接斗争以至武装冲突，就是证明工人群众的政治觉悟，已经向着革命的高潮飞速迈进”，并进而提出：“组织政治罢工，扩大到总同盟罢工，加紧工人武装的组织与训练，以树立武装暴动的中心力量，是准备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的主要策略。”[ 《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1930年6月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16--一123页。]

根据中央的要求，中共江苏省委开始在上海实行越来越“左”倾的工人运动策略。1930年3月5日，江苏省委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坚决以政治口号组织政治罢工，同时发动一厂一业的争斗，尤其是组织同一产业，同一职业的同盟罢工”，必须“领导一切群众争斗使之汇合扩大深入而举行政治罢工，同盟罢工，扩大游击战争，举行兵变等，实现地方暴动。”[ 《江苏省委通告第十七号》(1930年3月5日)，《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8，中央档案馆、江苏省档案馆1985年编印，第523面．]3月中旬，中共江苏省委制定了上海“三八”示威走向“五一”总罢工的工作大纲，随即成立了由李立三兼书记的领导上海五一总罢工的“上海总行动委员会”，开始组织和训练上海工人纠察队，准备至少发展工人纠察队员650人，准备举行上海工人第四次武装暴动。

冒险主义的指导给上海的群众工作造成了极大的危害。由于片面强调群众斗争的政治性质，不关心工人的切身利益，并且不考虑开展斗争的客观条件，地下党频频发动总同盟罢工、飞行聚会，结果屡屡失败，严重地挫伤了广大群众的革命热情和积极性。许多共产党员和群众积极分子被捕、被杀，党及其领导的赤色工会组织遭到严重的破坏。

4．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以后，群众工作中的“左”倾指导仍在继续

1930年9月24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结束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这次会议对中央政治局在群众工作方面的策略进行了批评，即“积极准备武装暴动的任务，没有能够充分的和争取群众的任务密切联系起来，所以冒险倾向的轻易暴动的布置，代替了切实创造武装暴动前提的斗争”，“空喊总罢工武装暴动而忽视工厂之中日常的群众工作，和群众直接的日常要求”。但同时，会议仍声称，“只看到经济斗争而否认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联系的密切，不去努力创造总罢工武装总暴动的必要条件”是右倾机会主义，并且坚持认为右倾仍是主要的危险，城市阶级斗争“正在更加剧烈和日益高涨”，因而斗争的目标仍是“积极准备武装暴动”。[ 《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文件》(1930年9月24—2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84--287页。]在斗争策略方面，会议提出到了建立“下层统一战线”的必要性，要求“在一切斗争中，尤其是日常部分要求的斗争之中，共产党和非共产党的一般下层群众团结起来实行斗争，独立的去领导他们的运动，”但同时，仍应“使这些运动都走到苏维埃政权的总口号之下来。”[ 《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文件))(1930年9月24 28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00页。]

显然，中共六届三中全会虽然批评了先前的冒险主义，但“左”倾思想并未得到彻底的清除。在上海的群众工作实践中，政治罢工、飞行聚会、游行示威等冒险主义的斗争形式和策略方法，仍被大力提倡。如1930年10月10日，为响应中共中央《关于双十节时拥护苏维埃政权运动》的号召，七千余群众在上海地下党组织下，分别在沪东、沪南、沪中、沪西、闸北、浦东等地举行游行示威，当天即有6人被捕。同年12月11日广州暴动三刷年纪念日，二千余工人、学生、贫民在南京路新世界举行飞行集会，高呼“建立苏维埃政权！”[ 沈以行等：《上海工人运动史》上卷，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84页。]等口号，先后有9人被捕。

王明

5．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对上海地下党群众工作的严重危害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王明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占据了党内的统治地位，推行更加系统的“左”倾错误。王明等认为“从全国形势一般看来，新的革命运动的高潮日益增长，实在是不可争辩的事实。”[ 陈绍禹：《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1931年1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09页。]因而，他们断定“在日益增长的革命高潮时期中，党的策略路线一般的是进攻的”，“如果谁要在现时中国形势下主张退守的策略，谁便就是公开地跑进托洛茨基陈独秀取消派地反革命营垒去，谁便就是根本不配在共产党内来讨论‘路线问题’。”[ 陈绍禹：《为中共更加布尔仆维克化而斗争》(1931年1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43---644页。]王明等认为，李立三的错误不是“左”，而是“形式上以‘左’倾空谈掩盖着右倾消极的投降内容底路线”；其在城市工人运动中的错误是，“放弃在黄色工会内作争取群众的工作。同时不去尽力巩固赤色工会。”[陈绍禹：《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丽斗争》(1931年1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95、626页。]因此，他们不断要求各级党组织加紧发展赤色工会和由赤色工会独立领导工人斗争。尤其是九一八事变以后，他们坚持在工人运动中采取所谓的进攻路线，拒绝实行必要的退却和防御，拒绝利用已有工会的合法地位进行斗争，实际上的指导方针就是：“任何工厂出现了个人的斗争，就要把它变为同盟罢工，任何经济斗争的出现，就要把它变为政治罢工，要把政治罢工变为武装工人，推翻国民党政权，建立苏维埃政权。排斥工运中的统一战线，把一切非共产党领导的工会都视为敌人。”[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上海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37页。]

上海是中共临时中央所在地，深受王明“左”倾错误的影响，群众工作和党的力量就此遭受到更加惨重的损失。1931年“九一八”到当年年底，上海工人剖一争30次，参加入数为11 602人，1932年为82次，参加入数71 395人，1933年为86次，参加入数74 727人，到1934年为73次，参加入数降到31 023人。[沈以行等：《上海工人运动史》E卷，辽宁人民出版划：1991年版，第587页。]不光斗争次数和参加斗争的群众数量少，而且取得胜利斗争的次数也较少。罢工完全取得胜利的，1931年“九一八”至当年年底一次也没有，1932年仅有15次，1933年26次，1934年21次，其中，大多还是自发斗争。由于力量的消耗，最后地下党连飞行集会也组织不起来了。到1935年7月，江苏省委、上海中央局等党的主要领导机关已全部被破坏。尽管许多已失去组织联系或上级领导的党员、基层支部，仍坚持自己的信念，努力在群众中发挥影响，但上海地下党有组织的基层群众工作实际上已经停顿。

(三)上海地下党的组织演变情况

这一时期，由于受到“左”的错误思想的指导，上海地下党的组织建设遭受了重大挫折。一方面，冒险主义的错误，连续不断地导致党的有生力量遭受损失。另一方面，在发展党员时，长期采取狭隘的关门主义方针，要求所有的党员必须无条件参加各种街头的公开活动，如散发传单、飞行集会之类，使得许多积极分子望而生畏。结果就是，党员队伍越来越小。虽然领导机关高度重视发展党员的工作，多次指令开展突击发展党员的活动，基层党组织却始终得不到发展。

从这一时期党员数量的下降过程中，可以较为直观地看出这一趋势。[本小节利用了杨艳生硕士学位论文《长征前上海党员人数增减考证和原因分析》所搜集的资料。]

1927年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时，上海的共产党员人数曾达到14000余人，四一二政变后，骤减至7000—8000人左右。[ 《大石同志关于江苏党的组织情况的谈话》(1928年1月9日)，《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中央档案馆、江苏省档案馆1985年编印，第30页；《江苏省委组织问题决议案草案》(1929年2月20日)，《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中央档案馆江苏省档案馆1985年编印，第546页。]1927年6月夏季大罢工失败后到“八七会议”前，党员数量进一步萎缩到1 220人，党员数量9月为1 182多人，11月为1 500—1 800人，12月为1 799人。[ 《江苏省委组织报告》(1927年11月)，《江苏省委组织科报告》(1927年12月)，《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中央档案馆江苏省档案馆1984年编印，第382 429、621页；《大石同志关于江苏党的组织情况的谈话》(1928年1月9日)，《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中央档案馆、江苏省档案馆1985年编印，第30一31页。]此后，由于受到“左”倾盲动主义的危害，上海党员的数量在1928年出现递减的态势。1928年6月，上海党员数量已不足1 000人。1929年后，上海党员的数量呈起伏状态。该年3月有党员1411人，7月约为900多人，8月与9月上海的党员数量为1000人左右，1O月为1 100人左右，11月为1 160人，12月为1 179人左右。[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等：《中国共产党上海市组织史资料》，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1年版，第101～117页。]这时，全市的产业党支部数量为六十多个。[ 《中共中央政治局致驻莫斯科中共代表团的信》(1929年11月22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1927—1933)》，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62页。]

1930年3月，上海的共产党员数量为924人，4月为981人，5月在1131～1 255人之间[ 《上海市委组织部关于上海市党的支部情况统计表》(1930年5月30目)，《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6，中央档案馆、江苏省档案馆1986编印，第128一132页。]。1931年底则下降到七百多人，其中工人党员约为500人，党的支部则有一百多个。[ 《中共中央关于组织工作给共产国际的报告》(1932年2月12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1927—1933)》，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120页。]1932年9月，根据中共中央的有关要求，上海地下党开展了一次突击发展党员工作，使10月初党员人数达到1 726人。1933年3月，经过又一次突击发展，上海地下党号称有党员3 000人，6月份号称为四千多人。[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上海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47页；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1927—1933)，中共中央党校出版1983年版，第211—212页。]但这两个统计数字可能包含了很大的水分，因为到了是年的12月，上海的党员数量又仅剩612人了。[ 《江苏省委组织部关于组织工作的报告》(1933年12月3日)，《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3，中央档案馆、江苏省档案馆1986年编印，第95-103页。]1934年，上海党组织力量进一步削弱，到9月，全市仅剩71个党支部、475名党员了。[ 《江苏省委九月份组织状况报告》(1934年11月21日)，《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3，中央档案馆、江苏省档案馆1986年编印，第397页。]

1934年11月，上海地方党组织遭受重大破坏。1935年1月，最后一届江苏省委被破坏，中国共产党在江苏和上海的省级领导机构已不再存在。其后国民党当局又于2月、7月和11月进行三次大规模搜捕，中共上海中央局、中央文委等几十个机关被破坏，大批领导成员被捕。到1935年7月24日止，在上海的中共上海中央局、共青团上海中央局、中共江苏省委以及各区委都被破坏殆尽。区委下属的支部也不存在了。[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上海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43页。]  

三次大破坏后，上海地下党组织力量受到严重削弱。但仍有部分党组织和党员得以保存下来，根据王尧山的回忆，当时保存下来的党员主要分布在以下几个系统中：一是党的“文委”系统：1935年文委系统保存下来的党员约100人左右；二是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的共产党党团：武卫会上海分会有共产党党员，大概二三十人；三是工会系统：1935年上海市工会联合会系统的党员约100人。此外，中共中央的印刷发行部门有党员20—30人。四是共青团系统：1935年7月后，尚有五十多个基层支部[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等：《中国共产党上海市鳃织史资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93页。]。根据中共六大党章的规定，有党员三人即可组织支部，因此可以推断1935年7月以后，共青团系统至少有党员150名。此外，还有一些在各地失去组织关系后来到上海找党，或参加党的外围组织的党员。由于这些剩下的党员是在经过11月的大破坏以后保存下来的，所以可以大致确定到1935年底为止，上海党员在390—410人之间。

1936年，上海地下党开始重建组织，对党员进行了一次个别审查，清退了一些不合格或身份可疑的党员。到1937年5月，上海共有党员160人左右。[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等：《中国共产党上海市组织史资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00-201页。]

纵观这一时期，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发展经历了曲折的历程，时沉时浮，在峰尖和浪谷中，经历着一次次失败与成功，见证着中国共产党在成长中的艰辛和坎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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