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毒液》《神奇动物：格林德沃之罪》等热门系列电影的夹击之下，小成本国产喜剧《无名之辈》可谓是11月的院线黑马，上映17天票房就突破了6亿大关，豆瓣评分也稳定在8.2分。

有人将这部电影的成功说成是小成本制作的又一次逆袭，有人则将其视为现实主义题材在商业上的一次胜利，但如果我们抱着看一部《疯狂的石头》式的黑色喜剧，或者看一部充满现实关照的小人物群像的心态走进电影院，最终却又发现，它似乎既不够黑色，也不够现实。时不时冒出来的文艺腔对白，或治愈或热血的日系审美，以及靠片尾字幕拼命找补的合家欢结局，似乎都背离了剧情的需要和人物的逻辑。更确切地说，《无名之辈》呈现出了一种“伪现实主义”风格，创作者将一个“底层残酷物语”包装成了一个有些甜腻的、心灵鸡汤式的大众消费品，为的是迎合中产观众的审美趣味。

《无名之辈》海报局部

不仅仅是《无名之辈》，在近些年的很多影视剧当中，我们都能发现一种强势的中产凝视。在这种凝视之下，顶层和底层（包括一切他者）的故事都不由自主扭曲起来，于是我们看到了很多飞扬跋扈的富人与不择手段的穷人；有张口就是文艺台词的悍匪，甚至还有在清宫里上演《杜拉拉升职记》的皇妃——他们或者为中产的焦虑提供了一个出口，或者试图在审美或价值观上赢得中产的共鸣。

这些作品的另一个共同特点，是它们在浅尝辄止地指涉现实之后，便立刻转向了一种对现实简单粗暴的归因，或是一种自我感动式的消解，它们诉诸的不是事实，不是逻辑，而是当下观众市场的一种情感刚需。从某种角度上看，这正是今天许多可以不断制造“10w+”爆款的微信公众号所发明和践行的一种套路。而随着更多类似套路的“网红”电影的出现，我们似乎可以发现，这一伪现实主义、迎合中产情感需求的“新媒体思维”，也许正在渗透进入、甚至开始指导影视剧的创作。

苦难奇观与伪现实主义：《无名之辈》背后的电影绅士化运动

《无名之辈》，顾名思义，讲的是生活在贵州都匀的一群小人物的故事。电影看上去是《疯狂的石头》那样多线叙事的剧作结构，但剧情的主线是围绕陈建斌、任素汐扮演的一对兄妹展开的。

陈建斌扮演的马先勇，是一个有黑社会背景的地产商手下的保安。他年轻时曾是一名协警，一心想考公务员，成为有编制的警察，但由于文化水平太低，考了很多年都没能考过。终于考过的那年，他却因为醉驾肇事害死了妻子，致残了妹妹，也永远地断送了当警察的梦想。故事的起因就是马先勇工作的工地上挖出了一杆枪，他想把枪交给警察，想借立功重新做回协警，没料到枪交到警察手上时已经被调了包，于是“寻枪”成为了马先勇这条故事线的主要驱动力。

另一边，章宇和潘斌龙扮演的一对笨贼——“眼镜”和“大头”——持枪抢劫了一家手机店，抢来的却是柜台里展示的塑料模型。两人犯案后狼狈逃窜，闯入了马先勇的妹妹、任素汐扮演的“毒舌女”马嘉旗家里。马嘉旗遭遇车祸后高位截瘫，正想找个机会一死了之，所以用言语激怒两个笨贼，想借他们手中的枪自杀。而他哥哥马先勇刚好在电视上看到了有人持枪抢劫的新闻，以为是这两个贼调包了自己挖出来的枪——由此，两条故事线通过一杆枪交汇在了一起。

两个笨贼和“毒舌女”之间的一段室内戏是全片最为人称道的一个亮点。由于“毒舌女”全身瘫痪，行动不便，而两个笨贼为了躲避抓捕也只能暂时龟缩，导致三个人同时被困于一个封闭空间（即“毒舌女”的公寓）之中，这应当是从话剧导演转型为电影导演的饶晓志最擅长驾驭的一种戏。从章宇饰演的“眼镜”故作凶狠、持枪威胁“毒舌女”，到她动了轻生的念头、故意反唇相讥，再到“眼镜”发现自己抢的是手机模型，恼羞成怒拿枪对准她的头，就在那一刻，一直占尽上风、看尽笑话的“毒舌女”突然小便失禁，在两个陌生人面前暴露出了最脆弱、最难堪的一面。最后，三个失败者达成了和解，甚至惺惺相惜……整个过程一气呵成，加上三位演员精湛的演技，几乎可以称得上是今年国产电影中最为出彩的片段之一。

然而，就在三人和解之后，笨贼兄弟打算帮“毒舌女”达成心愿（也就是帮她自杀），这时，电影却迎来了一个十分媚俗、甚至有些不可理喻的桥段：笨贼问她临死之前还有什么愿望，她想要站着拍一张照片，于是导演用一种MV的手法，在一首歌的时间里展现了笨贼兄弟如何用尽各种办法帮她在天台拍照的过程，彻底打破了此前半小时的高浓度剧情营造出的既荒诞又现实的基调。三位演员的演技也无法拯救这段尬入的小清新MV，甚至显得有些无处安放，他们似乎不知道应该用怎样的情绪来弥合这种人物和剧情上的断裂。

“毒舌女”的天台摆拍

类似尴尬、突兀的桥段，在影片中出现了不止一处。例如在拍照MV结束后，“毒舌女”和笨贼兄弟坐在天台上聊爱情、聊人生，冷不丁冒出了一段让人误以为拿错了剧本的对白：

“眼镜”：“你说，为什么会有桥呢？”

“毒舌女”：“因为路走到了尽头。”

“眼镜”：“可是桥也是路啊。”

作为观众，我们大概可以理解，桥和路都是隐喻，她想表达的是由于瘫痪，她的人生事实上已经走到尽头，没有峰回路转的余地了，于是要过奈何桥，到阴阳界的另一端去了；而“眼镜”这句“桥也是路”的反诘，则表达了他对她的不舍，希望她可以换个角度看待自己的境遇。这放在其他电影里或是其他人物口中，可能是顺理成章的对话，但放在做事莽撞、毫无逻辑、只会一味逞勇斗狠的“眼镜”口中，无疑显得特别无厘头——且不谈为何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相惜一瞬间被生凹成了男女之爱，就算是他要表达爱意，也不应该是这种文艺小清新的路数。“眼镜”后来用简笔画字条向“毒舌女”表白时，再次用了“桥”的梗，用歪七扭八的小学生字体写下“我想陪你走过剩下的桥”几个字。电影上映后，这句话也成为了传颂度很高的“金句”，被用在各路影评的标题中，不得不说，这个关于“路和桥”的梗在某种意义上是成功的，但就电影本身而言，这种硬生生插入的“金句”无疑削弱了人物和电影整体风格的连贯性。

“眼镜”和“毒舌女”的感情线

在“眼镜”和“毒舌女”的感情线之外，导演也没放过煽情的机会。“大头”的暗恋对象妓女真真在接受警察讯问的时候，45度角仰望审讯室窗户外的天空，发出了“他（大头）说城市太大了，找不到方向”这样的感叹，不知道这位菜鸟劫匪业余时间是不是也喜欢看靠贩卖“北漂”的梦想和眼泪炮制“10w+”的微信公众号；而马先勇的老板、地产商高明一家被债主围殴之时，高明儿子的高中兄弟团在日本热血校园漫画的BGM中出场，观众惊呼“燃爆了”，根本没人追究为什么他们没有按约定出现在集合地点（高中篮球场），而是在高明一家已经被打到毫无招架之力的时候及时赶到，完成导演指派的“最后一分钟营救”任务。

这些段落带着明显的功能和目的，被生硬地安插在电影中，赋予了电影一种“伪现实主义风格”。影片中的人物似乎都面临着某种现实的困境，无论是无法治愈的残疾、想要出人头地却没有途径的挫败，还是生意的失败、仇家的刁难，但电影给出的解决这些困境的方法却是心灵鸡汤式的——通过亲情、友情、爱情或者某种天降奇兵的好运。创作者触碰到了现实生活和底层人物身上的苦难，但却是以一种浅尝辄止、轻描淡写的方式。作为观众，我们可以很明显地感受到创作者的“体恤”，他们想让观众免于沉重、免于直面苦难内核的无力，而仅仅将苦难作为一种景观、一种设置、一个容器，尽可能地避免这些苦难成为中产观众进入这个电影的障碍。

相反，他们故意插入的那些讨巧的小桥段，体现的恰恰是一种典型的中产审美、中产意识形态以及中产对底层的想象。天台拍照MV是典型的“治愈系”，“路和桥”的对白是王家卫式的文艺腔调，而高中兄弟团的出场方式则是直接照搬日本热血动漫。这些元素的出现，与其说是服务于剧情和人物，不如说是迎合院线电影的消费主力（即城市中产）的审美趣味。《无名之辈》就好像是一个电影绅士化运动的产物，一个开在棚户区里的网红咖啡厅，贩售的是精心包装、适合摆拍的时髦商品，能消费得起、或者能欣赏得了这些商品的目标群体绝不是棚户区的居民，而是来这里观光的人；而就连棚户区这个选址本身也被商品化了，被作为一种奇观打包贩售给消费者。从这一角度看，这部电影的票房成功就没有那么意外了，而真正讽刺的是，许多人反而将这种成功视作是“现实主义题材的一次胜利”。

网红电影要拍得像“10w+”网文？

影视剧里的中产凝视和新媒体思维

在近些年的许多“爆款”影视剧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中产阶级消费能力和自我意识的崛起。一方面，底层以及顶层在影视剧中正变得越来越不可见，绝大多数作品开始聚焦于中产生活；另一方面，即便底层与顶层获得了出场的机会，也往往被笼罩在一种中产目光的凝视之下，其欲望、恐惧、行事逻辑以及对生活的追求，往往在作品整体的中产基调之下不可避免被扭曲了。

例如在2016年的“剧王”《欢乐颂》热播时，一个在网络上持续发酵的话题是，富家女曲筱绡和拜金女樊胜美到底谁更讨厌。事实上，如果我们将这个问题补充完整，就会发现，它真正想问的是：对于一个靠自己打拼过上还不错的生活、一方面想要继续阶级跃升，一方面又想守住向下的阶级边界不让自己掉下去也不让别人追上来的中产来说，是含着金汤匙出生、不学无术却可以骑在自己头上耀武扬威的富二代更讨厌，还是出身底层、为了飞上枝头不择手段、甚至不惜以身体作为交换的凤凰女更讨厌。发问的人是中产，回答的人也是中产，作为主创的代言人——也是中产价值观的代言人——海归精英安迪已经在剧中给出了答案，想要通过走捷径挤进中产门槛、甚至跨过中产直接进入富人阶层的凤凰女最讨厌，因为她想抢走本不属于她的东西；而只有继承来的财产，却没有与之相配的谋生能力和文化资本的富二代第二讨厌，因为她不配拥有她已经拥有的东西。

备受争议的“凤凰女”樊胜美

而在口碑不俗的女性题材电影《找到你》中，我们同样能看到很明显的中产视角。《找到你》同样设置了来自底层、中层和上层的三位女性角色，分别是保姆孙芳、律师李捷以及阔太朱敏。三人的关系是围绕李捷建立起来的——孙芳是李捷雇佣的保姆，她被丈夫家暴，孩子又早夭了，接连的打击之下她走上复仇之路，她故意接近李捷，想要让这个当初抢走她孩子床位的强势女人尝尝失去孩子的滋味；而朱敏是李捷委托人的妻子，在离婚官司（离婚的原因是丈夫出轨）中被李捷抓住把柄，丧失孩子的抚养权后开煤气自杀。从某种程度上说，孙芳和朱敏的悲剧性命运，也是为了成就李捷作为一个中产女性的自我探索以及最后的改变和顿悟的，而顿悟的主题依然是如何平衡事业与生活、平衡作为独立女性和作为母亲的双重角色这类典型的中产焦虑。而其他阶层的女性所面临的问题，如家暴、贫困以及性和亲密关系的商品化等等，即便在电影里有所提及，也始终无法获得同等的权重。

李捷和保姆孙芳

今年暑期档狂扫30亿票房的电影《我不是药神》也是一个例子，它证明了即便作品中没有一个强势的中产代言人，它的价值取向和情感出口仍然可能是中产的。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电影《我不是药神》，讲的也是一群“无名之辈”的故事，他们的命运因为一种需要长期服用高价抗癌药才能维持生命的绝症而联系在一起——对于患者和家属来说，廉价的印度仿制药是他们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对于徐峥扮演的“药神”来说，贩卖仿制药既是在利益驱使下的铤而走险，也是某种救人济世的道义担当。但就是在这样一个“硬核”现实主义题材中，创作者没有尝试去厘清药价高背后的原因（如研发成本、专利制度等等），也没有去追问这一成本为什么只能由病人自己来承担（如医疗保障缺失等问题），正如影评人余小岛所谈到的，电影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这一现实，同时不断重复和渲染另一重“现实”，即假药贩子张长林说出的那句最“扎心”的台词：“这世上只有一种病，穷病。”

“这世上只有一种病，穷病。”

可以说，对于“钱”的焦虑让电影与受众最大化地相遇了。无论是看病焦虑、买房焦虑还是生育焦虑，在当下的中国社会似乎可以轻易被转化——或者说是“简化”——为一种“钱”的焦虑。而这种“简化”同时指向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今天的影视剧创作是否正在被某种“新媒体思维”或者说是“公众号思维”所渗透，是否也在有意无意地照着新媒体生产“爆款”文章的固定配方如法炮制？

影视剧的“新媒体思维”、“公众号化”，一方面体现在创作者越来越善于捕捉现实生活中的热点、痛点，让作品“更接地气”，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件好事，具有现实关照的作品在市场上的成功也让更多创作者愿意将目光投向现实，投向弱势群体。但另一方面，这种“新媒体思维”也具有明显的局限，作为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产物，一些追求爆款文的新媒体需要努力迎合受众注意力集中短暂、碎片化阅读的习惯，所生产的内容往往要靠耸动的标题、极端的措辞、粗暴的归因来抓住读者的注意力，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向他们输出观点和价值。这种根深蒂固的套路也反过来塑造了受众的审美取向，我们不再需要对现实的深入挖掘，而只需要浮于表面的情绪；不再需要逻辑，而只需要金句。现在，这样的审美正在从阅读时长三分钟的公众号文章，蔓延到一个半小时的电影，甚至是七八十集的电视剧中。

《我不是药神》就是一例，一个故事可以有许多的升华价值的点，而它选择的是其中最浅显、但最切中当下国人某种情感刚需的一个。《无名之辈》似乎也有同样的问题，在那些或治愈或热血的桥段装点下，它呈现出了一种近乎于拼贴画的风格——一半是《疯狂的石头》以降的关注小人物的黑色喜剧，另一半则是以“新世相”为代表的一众服务于城市白领的10w+公众号。

而在今年大热的宫斗剧《延禧攻略》中，我们似乎也看到，这一套路即便是穿越到了古代，依然畅通无阻。主创几乎是将宫斗戏当做职场打怪升级指南在操作，女主角魏璎珞遇到的每一个对手，都可以写一篇咪蒙体的“致贱人”；而她实现的每一步晋升，也都足以成为“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系列的成功学案例。在职场攻略之外，主创也不忘向观众传授恋爱秘籍，在整部剧的最后一集，魏璎珞向她一生最大的对手娴妃吐露了她从一个绣坊宫女一路平步青云成为乾隆最宠爱的皇贵妃的终极秘密：“爱先说出口，就输了。”而这句QQ空间签名水准的压轴金句，后来成为了热门网综《奇葩说》第五季的一道辩题，对战双方的六位选手围绕这八个字进行了长达一个半小时的唇枪舌战。

2018年经常被媒体渲染的一个词是“流量寒冬”，这似乎意味着，在短短几年内统治了中国影视工业的“互联网思维”已经宣告失败，“流量明星”加“大IP”不再等于高热度、高票房。与此同时，“新媒体思维”或者“公众号思维”仿佛正有接棒之势——一部在朋友圈刷屏的“网红”影视剧，要拍得像一篇“10w+”公众号文章一样——这会成为影视行业的新公式吗？

长按二维码支持激流网

为了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关注网站的老师和朋友，激流网现推出会员制度：详见激流网会员办理方案

为了避免失联请加+激流网小编微信号jiliu1921 

（作者：张之琪。来源：界面文化。责任编辑：邱铭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