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评选流行音乐史上最伟大的演出，答案将毫无疑问地归属于1985年支援埃塞俄比亚饥荒的Live Aid（拯救生命）。它在英美两国同时开唱，在上百个国家同步转播，仅伦敦现场的观众人数就达到了72000。从皇后乐队（Queen）到迈克尔·杰克逊（Michael Jackson），它的出演名单几乎涵盖了世界乐坛所有的当红人物，足称前无古人，也很可能后无来者。

可如果要评选流行音乐史上第二伟大的演出，候选的范围就不免拉大些。猫王（Elvis Presley）或者披头士（The Beatles）的首秀、迈克尔·杰克逊的月球漫步，这些哪怕在现代文化史上都是具有相当分量的时刻。但是，可以确凿地说，无论这项荣誉花落谁家，候选的队列里必然少不了一场1969年的音乐节。

这是美国纽约州贝瑟尔小镇（Bethel）上的音乐节。从8月15日到17日，一共持续了3天。地方官员估计当时的现场人数达到了50万，并且还有100万在路上——汽车一台接一台，长龙似地延伸出上百公里，从贝瑟尔小镇一直拥堵到华盛顿大桥。

研究美国20世纪60年代文化的书籍《伊甸园之门》中有一段对这场音乐节的盛赞：只有一次音乐拯救了世界，那就是伍德斯托克（Woodstock Festival）。

《伍德斯托克音乐节1969》海报

这个说法后来也被用于Live Aid。不过，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确实不只是普通的音乐演出，它的歌声里涌动着60年代的嬉皮士浪潮，是美国反主流文化一次声势浩大的亮相，正好比“94红磡”之于当时的中国。

半个世纪过去的今天，伍德斯托克音乐节是一个“爱与和平”的代名词，一个过载了希冀与怀念的符号。

老鹰乐队（Eagles）的传世经典《加州旅馆》中有一句唱词：we haven't had that spirit here since 1969（1969年以后，我们便没有了那种精神）。这里的1969，指的就是那一年的伍德斯托克。

1、两个富二代和两个嬉皮士的“最后一分钟”创意

1968年，《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上出现了一则不寻常的广告：拥有无限资本的年轻人寻求有趣、合法的投资机会和商业建议。这则广告由约翰·罗伯茨（John Roberts）和乔尔·罗森曼（Joel Roseman）刊出，这两个20多岁的年轻阔少正思考着要用这辈子干些什么。

乔尔·罗森曼（左）和约翰·罗伯茨（右）

罗森曼在纽约长岛长大，是一位有名正畸牙医的儿子。他很小就学会了弹吉他，从耶鲁毕业后，曾短暂地跟随一个摇滚乐队周游全国。罗伯茨轮廓鲜明，头发规整，比罗森曼长得更像一个商务人士。他在军队里服役做过中尉，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继承了家里的牙膏制造产业。

在1966年的秋天，两人相识于一个高尔夫球场，一年后在曼哈顿合租一套公寓。到了1968年，他们决定制作一套情景喜剧：两个“有钱没头脑”的男人，每星期做一次商业冒险，但只把事情弄得乱七八糟，到最后一分钟才获得解救。

麦克·朗（左），伍德斯托克最重要的创始人

为了给节目寻找点子，他们登出了那则奇怪的广告。没过多久，他们已经收到了几千封花样繁多的合作邮件，甚至包括一份生产“可生物降解高尔夫球”的计划。

其中一封来信，引起了罗伯茨和罗森曼的注意。这封邮件来自两个同样踌躇满志的20多岁年轻人——麦克·朗（Michael Lang）和阿蒂·科恩菲尔德（Artie Kornfeld）。麦克举办了截至当时最大的摇滚音乐会，迈阿密通俗音乐节。科恩菲尔德是国会唱片（Capital Record）的副总裁。他拿到这份工作时才21岁，是国会唱片历史上最年轻的副总裁。

两人提议在纽约州的伍德斯托克小镇创建一个录音工作室，为当地的艺术家制作专辑。当时，由于嬉皮士回归自然、回归田园的倡议，不少著名的音乐人都离开城市，移居到小镇。蓝调歌后贾尼斯·乔普林（Janis Joplin）、吉他之神吉米·亨德里克斯（Jimi Hendrix）、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鲍勃·迪伦（Bob Dylan）……他们都来到了伍德斯托克。

回顾60年代的摇滚乐，《伊甸园之门》写道：它变成了一个极其有利可图的庞大行业，几乎专为“青年文化”服务——这是一个以1950年以后富裕的美国社会为基础，由11岁至25岁的青年人组成的新市场。

收到信件的罗伯茨和罗森曼认为这买卖能做。他们略微修改了麦克和科恩菲尔德的方案，决定改办一个音乐节。四人联手创立了伍德斯托克风险有限公司。麦克本想把音乐节叫做“水瓶座展示”，但最终还是把名字让给了公司。于是，音乐节被正式命名为伍德斯托克，往后的人也因此误以为它就是音乐节的举办地点。

在1960年代，嬉皮士运动尚未得到客观的评判，往往与乱交、毒品、犯罪等等不好的印象联系在一起。所以伍德斯托克音乐节这样一个将吸引上万嬉皮士的活动，在任何一个传统的美国小镇都无异于一只过街老鼠。经过数次的场地变更，伍德斯托克最终在贝瑟尔小镇寻得了落脚的地方。

电影里的埃利奥特·台伯（中间）丨《制造伍德斯托克》剧照

牵线人是埃利奥特·台伯（Elliot Tiber），一家濒临破产旅店的主管。他把这个活动看作自己的最后转机。不出意外的，这个举动遭到了贝瑟尔居民的疯狂抵触，埃利奥特本人和他的家庭也屡遇生命威胁。他后来把这段经历写进了书中，在09年被李安拍成了电影《制造伍德斯托克（Taking Woodstock）》。

2、一场嬉皮士的摇滚乌托邦

“自由！自由！自由！”1969年8月15日下午5点，里奇·海文斯（Richie Havens）沙哑的歌声在碗状的草场上飘扬起来，伴随观众应和的掌声，一齐掀开了伍德斯托克的大幕。

海文斯本不应第一个登台，但他是那时唯一可以上场的人。

里奇·海文斯丨《伍德斯托克音乐节1969》剧照

通向贝瑟尔的各个方向被全部堵死，17B号公路彻底沦落为停车场。人们纷纷下车步行，把宽阔的公路变成一条人行道。直升机，是当时唯一能够进入贝瑟尔的交通工具。

在主办方的再三恳求下，海文斯最终在台上待了接近3个小时。他把所有能够表演的歌都唱了一遍。在演无可演之后，他甚至改编起一首童年的黑人灵歌，冲麦克风大声呼喊“自由！”或许这也是他当时被困于舞台的内心写照。

没想到的是，这首歌最后成为了伍德斯托克最具代表性的曲目，成为了对60年代嬉皮士运动最恰当的注解。

伍德斯托克音乐节造成交通瘫痪

对于美国来说，60年代既丰富又混乱。它包含着物质繁荣、女权平等、登月活动、总统遇刺、越南战争、核战危机。世界同样如此。在60年代，南美迎来了第二波民主化浪潮，非洲的国家纷纷走向独立，遥远的东方恰逢“阳光灿烂的日子”，“让想象力夺权”的咆哮响彻了整个欧陆。这是一个动荡的年代。

二战后长起的一茬美国年轻人不比“迷惘的一代”更不迷惘，他们被称作“垮掉的一代”。这些年轻人刚刚经历过美国梦，尚未奋斗就获得了祖辈梦寐以求的一切：汽车、房子、电视，应有尽有。但正因如此，他们怀疑父母对他们“努力奋斗”的告诫，怀疑商品金钱的必然意义，怀疑政治乃至整个社会生活的合理。生活富足没使他们快乐，相反，他们观察到这似乎也没能使他们的父母快乐。虚伪、拜金、性别与性向的压迫、战争……本来毫无缺陷的梦幻图景开始出现一处又一处细小的墨迹，晕染、扩大。

这是嬉皮士运动的缘起。他们是一批有志青年，选择同杰克·凯鲁亚克一样乘车上路，厘清自己，寻找一个与世界相处的方式。

谈论起来到伍德斯托克原因的观众|《伍德斯托克音乐节1969》剧照

在纪录片《伍德斯托克音乐节1969》的镜头里，一个金发男孩说：“好像每一个来的人都在寻找某种答案。当然，我认为这里没有。为什么60000，70000甚至更多的人都来到了这？音乐真这么重要吗？我不这么想。人们不知道该如何生活，人们不知道该怎么做，但他们觉得这里或许可以给出一个答案。人们只是非常迷茫而已。”

1963年，肯尼迪（John F. Kennedy）遇刺，林登·约翰逊（Lyndon Baines Johnson）继任总统，宣布扩大美国在越战中的角色，彻底点燃了嬉皮士运动。年轻人们无法理解为何要把这么多鲜活的生命都埋葬进一场无意义的战争。

反战游行同嬉皮士的头发一样，在美国的土地疯长。

伴随着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为黑人的发声、女性主义的平权呼吁、同性恋群体的石墙运动，反主流价值的情绪滋长蔓延。青年们刻意地做出与传统观念相悖离甚至有些极端的行为：放弃工作，自由性交，吸大麻，使用迷幻药……

这些混杂一团的情绪催生了“天生反骨”的摇滚乐。不屈、反叛，躁动的旋律与声嘶力竭的呐喊，摇滚乐凝聚起最离经叛道的举动与最天真无瑕的情感，是60年代几乎所有元素的缩影。它和嬉皮士运动代表着某种新兴话语体系的出现，引得传统话语体系失灵，不满，抵触，甚至是攻击。

摩托旅行的两个嬉皮士丨《逍遥骑士》剧照

1969年5月的电影《逍遥骑士（Easy Rider）》里，两个嬉皮士在熟睡中惨死于保守派的猎枪，足见当时美国社会撕裂程度之可怖。而即将聚集数十万嬉皮士的伍德斯托克所面对的阻力，相比起两个开摩托漫游的年轻人，自然是有增无减。

贝瑟尔的不少本土居民说：“几十万嗑嗨的疯子！天知道他们会干出什么？他们会抢劫小镇，奸淫妇女，甚至连畜牲都不放过！”

但，奇迹发生了。或者说，这本来就是嬉皮士与摇滚最本真的形态。

如伍德斯托克宣传海报描述得一样，这里旁的没有，只是三天的音乐、和平与爱。

在贝瑟尔小镇丛林里扎帐的人们丨《伍德斯托克音乐节1969》剧照

整整50万人（一座中等大小的城市），在（交通阻塞导致）食物短缺、配套设施不足、管理机构缺席的情况下，相安无事地生活了三天。有人在这死亡（吸食过量海洛因、交通事故），有人在这出生（婴儿诞生），但没有出现哪怕是一起暴力事件。异性恋、同性恋、跨性别者，黄皮肤、白皮肤、黑皮肤，无论对方是谁，都友爱地分享烟卷与食物。他们歌唱，交谈，做爱，放声大笑，在雨后的泥地里玩耍，似乎“做爱，不作战（Make Love, not war）”的宣言真的不只是一个空想。

他们破天荒地赢得了当地居民的和解，创造了三天奇迹般的乌托邦。

3、破灭的乌托邦迷梦与意义过载的伍德斯托克

年轻人来伍德斯托克为生活找寻一个答案，但夜晚登场的谁人乐队（The Who）却唱道 “夏日忧郁，无药可医（There is no cure for the summertime blues）。”

在1960年代末的伍德斯托克给人以希望，仿佛未来的一切都会变好。只可惜，历史笔锋尖利，扎得白纸也要喊疼。

谁人乐队丨《伍德斯托克音乐节1969》剧照

伍德斯托克结束仅4个月后，滚石乐队在加州奥塔蒙特发起了一场公益演唱会，期望为所有人提供一个 “自由放纵”的夜晚。到达现场的40万观众，都盼望着见证又一个伍德斯托克的诞生。

但红消酒醒，夜幕降临，奇迹没有发生，悲剧却嗅着了腐烂的味道。被聘来维持秩序的是彼时臭名昭著的飞车党——地狱天使。演出尚未开始，他们就不断与现场观众发生冲突，引发了互殴事件。一个黑人青年刚准备掏枪自卫，地狱天使们已经一拥而上，将他活活刺死在舞台十几米远的地方。

自由的大旗轰然倒塌。

被刺死的黑人青年丨奥塔蒙特事件纪录片《给我庇护》海报

奥塔蒙特事件是摇滚乐的一座分水岭。呼唤意义的摇滚乐自此走向死亡，平克·弗洛伊德（Pink Floyd）一派暧昧不明的迷幻摇滚应运而生。它同样是嬉皮士运动的转折点。如果伍德斯托克说这是张可爱小孩的脸蛋，那奥塔蒙特就告诉你，它另外半边是杀人的魔鬼。

伏笔很早已经埋下。当嬉皮士运动在美国逐渐扩大，行为愈加张狂时，它的人员组成发生了变化。早期“理想派”的数量越来越少，衍生出的“颓废派”却如滚雪球一般增长。它们把反叛的行为剥离到只剩空壳，完全倒向了享乐主义。他们不在乎上路的意义，他们不在乎否定的原因；他们酗酒，吸大麻，使用迷幻药，发生混乱性关系的目的只有一个——舒服。

上万的年轻人被这种生活方式吸引，他们离开学校，放弃工作，只因为觉得这样做“很刺激”，“很酷”。摇滚乐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流行歌曲大多涵盖了赞美毒品、赞美性欲、赞美无政府主义的内容，对思想和舆论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音乐会、集会的种类增加，参加人数也越来越多，但个体的声音反而被削弱。就这样，嬉皮士们从最初的讨论者变成了听众，从社会运动的实践家变成了商品经济的顾客。

躺在摩托车上的青年丨《伍德斯托克音乐节1969》剧照

当越战结束，共和党重新执政，美国开始了新一轮的“拨乱反正”，给嬉皮士运动撒下最后一捧土。美国人终于正视这场迷幻与糜烂齐飞的运动留下的满目疮痍。攀升的单身母亲和单亲孩子（性行为泛滥）、普遍化的毒品、好吃懒做的“社会福利阶级”（享乐主义盛行），许许多多的问题，美国现在也没能解决。

嬉皮士运动的影响，难以一言蔽之。它是加速美国退出越战的因素，它推动了性别、种族平等的进程，它残存的理想主义依旧召唤着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但不可否认的是，紧随着60年代的70年代，并不更好，相反显得有些“脑满肠肥”。石油危机戳破了美国梦最后的泡泡，理想主义迅速被个人主义替代，“爱与和平”成为了只配扫进垃圾桶的谎言。

今天的贝瑟尔小镇，宁静和谐。只有酒吧墙面的相框里，还镶嵌着那张泛黄的音乐节门票。

埃利奥特·台伯在书中说：“它也许没有改变世界，但却极大地改变了我的生活……伍德斯托克的价值观———坚持做你自己的自由，以及给予和接受爱的自由———已经改变了我，而且没有回头的路了。”

伍德斯托克没有让世界从这样变成那样，但至少它告诉人们世界可以是那样。因为，在1969年，纽约州白湖旁的贝瑟尔小镇，曾有完完整整的三天，世界就是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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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展笑。来源：新京报书评周刊。责任编辑：郭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