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他是陕北穷山沟里走出的革命家，一生戎马，历经无数战争考验，却最终在和平年代服毒自杀；他曾深得毛泽东信任，解放后位居国家副主席兼计划委员会主席，在《开国大典》油画上站在前排右一位置；他深度参与了高层权力斗争，是“高饶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并作为“红区党和白区党”理论的发明者拉开了建国后一系列军人夺权的序幕；他的英年早逝，曾令举国震惊，又使他逐渐为世人淡忘，但时至今日，他仍被陕北百姓久久怀念、不断提起。
他就是高岗，一位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特殊地位和意义的人物，通过对他传奇人生的讲述，我们可以管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国和建设过程中的英勇奋斗和复杂斗争历程：
中篇·坐镇东北（1945-1952）
下篇·角逐华北（1952-1954）
中篇·坐镇东北（1945-1952）
1945年日本投降后的东北，堪称国共两党争夺的一片热土：据当时资料，东北的煤炭产量占全国的49%，生铁产量占全国87%，钢产量占全国90%，是全国首屈一指的工业中心；东北平原沃野千里，土壤肥沃，也是重要的产粮区；长白山、兴安岭一带林海茫茫，又有丰富的木材储备。除了物质资源外，东北陆有密集的铁路、公路运输网（铁路里程占全国一半），海有大连等优良港口，交通和物流十分便利。对于共产党来说，占据东北就意味着有了坚强可靠的战略大后方，并可与冀热辽等北方解放区连成一片，获得进一步解放全国的优势和主动；而对国民党来说，占据东北就可以对共产党形成南北包围之势，同时切断苏联对中共的援助，最终更早地消灭共产党力量。
早在日本投降以前的1945年5月，毛泽东就在中共七大上讲到了占领东北的战略意义：
“东北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区域......如果东北能在我们领导之下，那对中国革命有什么意义呢？我看可以这样说，我们的胜利就有了基础，也就是确定了我们的胜利。现在我们这样一点根据地，被敌人分割得相当分散，各个山头、各个根据地都不巩固，没有工业，有灭亡的危险......我们没有工业，没有重工业，没有机械化的军队。如果我们有了东北，大城市和根据地打成一片，那么，我们在全国的胜利，就有了巩固的基础。”
为加强党的东北工作，七大特意选举了东北籍的万毅、吕正操为中央候补委员。
8月12日，毛泽东亲自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调集在延安工作的东北籍干部及一批确定赴东北工作的干部，成立培训班，准备派往东北。8月13日，冀热辽军区司令员李运昌率部一万余人，首先越过长城，向东北方向进军。8月25日，第十六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率部四千余人，也向东北挺进。8月底，山海关解放。9月5日，沈阳被我军接管。
9月15日，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成立中共东北中央局（东北局），以彭真[1]为书记，陈云、程子华、林枫、伍修权为委员，作为中共在东北的最高领导机关。东北局首届班子成员的设置表明，当时的中共中央对于东北局势是战是和尚无定论，东北工作是以政治工作为主还是以军事工作为主仍不明确。因此，班子成员中的彭真、陈云、林枫都有长期在白区做城市工作的经验，而军事上的行家只有程子华、伍修权两人。
10月10日，蒋介石在人民群众和各党派的压力下被迫妥协，国共“双十协定”签订。但毛泽东看透蒋介石并非真心和平，内战终将到来。10月11日，毛泽东从重庆回到延安，决定增派高岗、张闻天、李富春到东北加强领导力量。10月20日，毛泽东又电报林彪【超一流的军事指挥家】、萧劲光，敦促二人速赴东北。10月31日，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后改称东北民主联军）成立，林彪任总司令，彭真任第一政委，罗荣桓任副政委，萧劲光任副司令兼参谋长，吕正操、周保中任副司令。自此，东北工作局面的彭主导被彭-林主导取代，中共中央对东北可能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的预期加强了，备战越来越重要。
11月22日，从延安远道而来的高岗等人终于到达沈阳。此后数年，这位生于西北的革命家将在东北的黑土地上大展身手、建功立业，并最终成为坐镇一方的“东北王”。
一、从主持北满军区工作到就任东北局副书记
进入东北之后不久，高岗担任了中共北满分局委员兼北满军区司令员（陈云为北满分局书记兼北满军区政治委员），成为仅次于陈云的北满第二号人物【一个新成立的地方分局，竟然集中了陈云、高岗、张闻天三位中央政治局委员，在我党历史上也非常罕见】。
就在此时，国民党也加紧了对东北的争夺，大批国民党军队在美国空军和海军的帮助下，从后方快速运送到东北，并接收和改编了大量伪军。1945年11月16日，国民党攻占了由我军接管的山海关，随后沿铁路向北，进攻东北的三大城市——沈阳、长春和哈尔滨。这时，苏联政府要履行和国民党的协议，指示苏军撤出东北，并把占领的主要城市移交给国民党军队。
就在高岗到达沈阳（22日）的当晚，东北局主要领导在沈阳召开会议，研究东北工作的方针和战略。没想到，高岗在这场他来东北后参加的第一场会议上就与时任东北局书记彭真发生了激烈的意见分歧。以彭真为首的一种意见提出，虽然国民党军队来势汹汹，但我军已占先机，再加上苏联红军的支持，我军可以争取对沈、长、哈三座城市及长春铁路沿线的控制权，据城而战。但以高岗为代表的另一种意见认为，苏联已同意履行中苏协议将大城市移交国民党，获取来自苏军的支持已无可能；同时，国民党已经越过山海关向沈阳奔来，其军队的数量和装备都远远超过我军，现在的力量对比是敌强我弱的；并且，我军初来乍到，缺乏群众基础，据守大城市胜算不大，很可能守不住。因此，高岗提出要主动放弃大城市，把主要力量撤到中小城镇和农村，开展土地革命，建立根据地，广泛发动群众，大量扩充兵员，以图日后再战。张闻天表示完全同意高岗的看法。但彭真拒绝放弃大城市，会议不欢而散，高岗决定立刻赶往北满与已在那里的陈云讨论此事。
11月28日，高岗、张闻天与陈云在哈尔滨见面，三人在一幢小楼里就东北局势讨论了整天一天一夜，最终在29日由张闻天执笔，高、陈反复修改，写成了著名的《对满洲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以陈、高、张三人名义，向中共中央电报请示。在这篇《意见》中，三人提出：
“我们必须承认，首先独占三大城市及长春铁路干线以独占满洲，这种可能性现在是没有的。因此，当前在满洲工作的基本方针，应该不是把我们的全部注意力集中于这三大城市，而是集中必要的武装力量，在锦州、沈阳前线给国民党部队以可能的打击，争取时间。同时，将其他武装力量及干部，有计划地主动和迅速地分散到北满、东满、西满，包括广大乡村、中小城市，及铁路支线的战略地区，以扫荡反动武装和土匪，肃清汉奸力量，放手发动群众，扩大部队，改造政权，以建立三大城市外围及长春铁路干线两旁的广大的巩固根据地。”
也就是说，东北军事工作的目的不是保卫三大城市，而是一边在前线阻击敌军，争取时间；一边在后方快速疏散，尽快到周边的农村地区发动群众，以建立根据地。总之，继续奉行“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而对于撤离大城市后的城市工作，《意见》提出：
“应该预先布置在苏军退出、国民党进入城市后的工作。例如，开展群众运动，创办报纸，吸收人才、资材，打进国民党及其他各种合法组织，把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正确地结合起来。城市工作的目的，是为加紧创立广大根据地服务，而不是今天即在那里取得统治地位。”
也就是说，东北的各大城市迟早要落入国民党手里（虽然现在还在我军或苏军手里），必须提早把它们当作白区进行工作布置，晚了就来不及了。同时，当前城市工作的目的不是要保卫这些城市，而是为周边农村根据地的建设服务。此外，《意见》还特别提到了干部们在争夺东北的过程中可能发生的盲目乐观等情绪，并作出警示：
“必须防止干部中以为不经过严重斗争而可以取得全满洲的想法，竭力避免把一切希望寄托在苏联的援助上，以苏联对我们的援助一时增减而发生盲目的乐观和悲观失望的情绪。必须严重注意干部中由于进入城市而生长起来的享受腐化倾向。同时，应该预先防止国民党进入中心城市后向我们压迫时，在干部中可能发生的精神上、思想上和行动上的混乱。”
这份与东北局书记彭真的意见背道而驰的电报[2]发到中共中央后，立即受到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支持。12月7日，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致电东北局，肯定了陈、高、张的看法，指示东北局尽早筹划发动群众和建立根据地的任务。12月24日，刘少奇以个人名义给彭真发电，向彭说明：
“东北情况我不会比你更清楚，但我对你们的部署总有些不放心，觉得是有危险性的......你们屁股坐在大城市附近，背靠有很多土匪的乡村，如果顽军一旦控制大城市，你们在城市附近不能立足时，主力以至全局就不得不陷于被动。你们今天必须放弃争取东北大城市的任何企图......现到东北的主力部队和干部，必须分散部署，应以大半分到东满、北满、西满各战略要地去建立根据地，只留一小半在三大城市附近发展，并准备随时能撤走。你应了解，主力从四周向城市集中是容易的，士气是高涨的，而主力在紧张情况下从城市撤走是困难的，必将引起混乱。你们应趁顽军尚未到达时，将主力从容移至安全地带，在冬季好好进行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的工作，这样明春才有办法应付。”[3]
1945年12月2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著名的《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后收录《毛选》第四卷】，明确东北在当时的主要是建立根据地（而非占领大城市），进而提出要用1946年一整年的时间完成根据地创建任务，“否则，我们就有可能站不住脚”。毛泽东还特意批评了一些干部的错误认识，指出“我党在东北的工作重心是群众工作......因此，我党必须人人下决心，从事最艰苦的工作，迅速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干部中一切不经过自己艰苦奋斗，流血流汗，而依靠意外便利，侥幸取胜的心理，必须扫除干净。”毛泽东的指示既给党在东北的工作提供了权威、清晰的方向，又意味着这场由高岗发起反对彭真等人观点方针的争论最终以高岗一方的胜利而结束，高岗成了坚持正确路线的代表，在东北主要领导中的地位有所上升（也为后来毛泽东撤换彭真埋下了伏笔）。
在明确了工作方向后，高岗与陈云积极领导北满地区的根据地创建和军事工作，在极其艰苦、简陋的条件下，打开了北满的工作局面，取得了相当好的成绩。其中，以清除土匪和进军哈尔滨这两件大事最有代表性。
日本投降后，北满地区的各路土匪武装利用权力真空期大肆活动和扩充力量。到1945年末，北满65座县城竟有三分之二以上被土匪控制，北满各主要铁路、公路也被土匪把持或切断【真正的“要想过此路，留下买路财”】。他们到处打家劫舍、烧杀抢掠、搜刮民财，严重地威胁到北满地区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成为老百姓人人痛恨又畏惧的势力。从1945年11月开始，直到1946年5月止，北满分区在陈云、高岗的正确领导及各支军队的密切配合下，剿匪运动如火如荼，取得基本胜利，北满的土匪势力得到基本肃清【仅松江野战兵团一支部队就击溃了土匪武装1.2万余人，毙、伤、俘土匪6000余人】；消除了欺压北满人民的最大危害，获得了人民的广泛拥护；缴获了土匪掌握的大量物资，壮大了我党在北满的物质和军事力量。总之，为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创造了必要条件。
哈尔滨是北满地区最大的城市，也是通往苏联的重要门户，战略价值极高。但由于这里地理位置较为偏远，国民党的接收力量一直鞭长莫及，部署的军队十分有限【南方的长春、沈阳等城市就与此不同，国民党投入的兵力非常多】。直到1946年4月27日苏军完全撤离哈市为止，国民党实际只控制了市内的一些行政机构，建立了虚弱的统治，这就为我军寻机攻取此城提供了可能。就在苏军撤走的第二天，4月28日凌晨，高岗和陈云向各支部队发出进攻命令，在遭遇一些零星的战斗和阻击后，部队顺利进入市区，沿途受到了哈尔滨市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当天傍晚，中共北满分局和北满军区机关由宾县迁至哈尔滨。哈尔滨的解放，为党在东北的工作打开了新的局面，也极大鼓舞了东北军民争取胜利的信心和士气【哈尔滨虽然不是解放战争期间我军最先解放的城市，却成为了我军从1946年占领后便一直没有丢失的唯一一座大城市】。这时，高岗的妻儿子女也从延安来到哈尔滨，与高岗团聚。
哈尔滨解放后不久，1946年5月，东北局的各机关也迁到了哈尔滨（在南满已经呆不下去了），客观上已无在同一个地区分设两套领导机关的必要。6月16日，中共中央对东北局作出指示，将北满分局和东北局合并，并对新的东北局领导班子成员进行安排：彭真同志不再担任东北局书记，改由林彪同志担任东北局书记（兼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为东北局副书记；林、彭、罗、高、陈五人组成新东北局的常委会，高岗兼常委会秘书长。这样，东北工作局面又由彭-林主导逐渐向林-高主导转变，林彪成为东北的党政军一把手，高岗的地位明显上升，彭真的影响力大为削弱。
担任了东北局副书记（兼常委秘书长）的高岗，获得了在更大范围内施展自己才能的机会，并在随后很短的时间内超越其他委员，成为林彪在东北的第一助手。
二、从担任林彪助手到成为林彪的接班人
新一届东北局领导班子成立后，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形势。
1946年7月3日，东北局常委扩大会议在哈尔滨召开。7月7日，会议通过了由陈云起草（高岗等人修改）的《关于东北形势及任务的决议》，即著名的《七七决议》。该决议正确分析了东北的形势，明确了东北斗争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规定了当前党在东北的任务是“准备以长期艰苦斗争取得和平”，“无论目前或今后一个时期，创造根据地是我们工作的第一位”，并再次针对一些干部的思想认识不清问题进行警示：
“许多到达东北的干部，对于长期战争和艰苦工作没有认识，没有精神准备，不少人迷恋城市生活，缺乏下乡的决心，缺乏群众观点，干部中享乐腐化厌战的情绪在增长着，这是党内最危险的现象。干部中这些不良倾向的来源，一方面由于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不足，另一方面主要的由于不认识东北斗争的形势。目前应在干部中反复说明东北斗争形势，使干部认识东北斗争的尖锐性和长期性，认识能否发动农民是东北斗争成败的关键，农民不起来，我们在东北有失败的可能。”
进而，决议号召党员干部们尽快投入到组织和发动群众（农民）的工作中去：“走出城市，丢掉汽车，脱掉皮鞋，换上农民的衣服，不分文武，不分男女，不分资格，一切可能下乡的干部要统统到农村中去。”[4]7月11日，《七七决议》得到中共中央的批准，从此成为指导东北党政军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在决议精神指导下，7月13日，东北局第一份党内刊物《群众》创刊，林彪亲自撰写了发刊词[5]。7月27日，高岗作为东北局代表来到佳木斯（中共合江省委[6]所在地）传达《七七决议》精神，并参加了当日的合江省委干部会议。根据《七七决议》和干部会议的决定，合江省委在会后从全省抽调了各级干部1500人，组成12个工作团，以打击地主恶霸和土地改革为抓手，下乡组织和发动群众。
可以说，《七七决议》的颁布掀起了东北全境干部大下乡、农村大规模土改的高潮，为我党赢得东北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的拥护、建设巩固的根据地奠定了重要基础。据8月29日东北局给中共中央的汇报，自《七七决议》实施后，“两个月来东北各地先后共有一万二千干部下乡。大部分县区都组织了工作团，都突破了一个或几个村屯，少数县已经做到了大部分或普遍分配了。”而到了同年11月，东北解放区的土改已经将两千零六万亩土地分给了五百万无地少地农民，初步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仅仅过了四个月】。
不过，这种急风暴雨式的土改运动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形式主义、强制命令和包办代替的问题。不少地区重数量不重质量、重形式不重实质，地主势力并没有被彻底打倒，土地仍没有真正落到农民手里。针对这些情况，陈云在土改区调研后两次致信正在东北局机关主持工作的高岗【东北局在11月2日正式通过决议，林彪在前线领兵打仗期间，后方工作主要由高岗主持，高岗从此成为林彪在东北的第一助手，位居其他人之上】，请求检查现有工作效果，并特别指出了土改中“半生不熟”或“夹生饭”的问题。高岗对于陈云的来信非常重视，在他的主持下，东北局在11月24日通过了《关于解决土改运动中“半生不熟”的问题的指示》，详细总结了东北土改中所存在的“半生不熟”现象[7]，提出群众工作新一阶段的任务是核查各地土地进行情况，着力解决“半生不熟”问题，将“夹生饭”煮成“熟饭”。于是，东北各省第二次大规模派遣干部下乡，以“查田”工作为抓手，深入土改，巩固成果。
结果，相比于第一轮土改在短短四个月内便告结束，第二轮土改整整进行了一年多【从1946年11月到1947年11月】。可见要将“夹生饭”煮熟实在不容易。
进入1947年上半年，东北局内部发生重要人事变动，彭真不再担任副书记并被彻底调离东北，后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8]。高岗在东北的地位更加巩固。
1947年7月到9月，全国土地工作会议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会议制定了著名的《中国土地法大纲》，提出彻底的反封建的土地革命纲领，对全国解放区的土改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9]。东北局派出以黑龙江省委组织部长赵德尊[10]为首的代表团参加会议，赵德尊受高岗委托，在会议期间专门找刘少奇汇报了1945年11-12月间东北局内部就战略方针进行争论的详细情况，听取刘少奇的意见。刘少奇在肯定陈、高、张的主张是正确的同时，也向赵告诫这场争论已经成为过去，东北局的干部们应顾全大局，做好团结工作，不要再纠缠此事。
会后，赵德尊返回东北，向高岗报告会议情况及刘少奇的答复，高岗开始产生对刘少奇的不满。在高岗心里，虽然1945年底的争论最终以自己一方的胜利而结束，但因此事受到批评（后来又被降职和调走）的彭真却是他的上级（并且深得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的信任）。高岗担心刘少奇和中央会因此事对自己产生不满或偏见，他嘱咐赵德尊向刘少奇汇报就是希望在将问题解释清楚后能得到刘少奇的肯定和支持，没想到换回的确是“顾全大局”、“做好团结”这样的话。他不由得认为刘少奇待人有宗派，刻意偏袒彭真；并认为彭真在离开东北回到中共中央后一定向刘少奇做了歪曲事实的片面叙述。高岗后来回忆说：
“对刘少奇产生不满，大概始于1947年。当时赵德尊去平山开土地会议，我们让他向刘少奇汇报东北的情况......希望少奇支持我们的工作。但是少奇听完汇报后，不说东北争论的是与非，只说‘要注意团结，不要落井下石。过去满洲党和朝鲜党就是因为不团结，结果被敌人搞垮了’。赵德尊回来传达刘少奇的谈话后，我们很不理解：明明是纠正错误，怎么说是‘落井下石’、‘不团结’呢？因此认为少奇对彭真等人的错误有些袒护，不支持我们的工作。从此对少奇产生了隔阂，但这只是工作上的问题。”[11]
1947年11月，东北局在哈尔滨召开联席会议，研究制定落实《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具体措施。12月1日，东北局连续发出《告农民书》、《关于在农村中划分阶级的一些问题（草案）》、《东北解放区实行<中国土地法大纲>的补充办法》等文件，掀起了新一轮土改运动的高潮——更加深入、更加彻底的土改。狂风之下，“左”倾难免。东北的土改很快就出现了越来越“左”的偏向。具体表现为：许多地方中农利益被侵犯，不少中农和富裕中农被当作地主和富农批斗和没收财产；一些地方出现打杀过重现象，贫雇农结成队伍到周边农村“扫荡”，抢夺财产，乃至连续数天不回家，生产陷入停滞【直接抢就能发财，谁还愿意去老实生产？】，等等。时任松江省委书记的张秀山曾说：
“在全国土地会议之前，我省土改本来已经差不多了，但当时土地会议只反右而不防‘左’，并且提出反‘差不多’思想，我们对‘左’的东西顶不住，‘左’的偏向就发展了。”
确实，中央的政策要求深入彻底，贫雇农群众平分财产热情高涨，不少干部又认为越左越正确，宁左勿右，风潮之下，这谁顶得住啊？
同时，“左”倾也由农村蔓延到城市，出现了过分打击城市工商业的现象：一些地主在城市里兼营的工商业，被关门查抄；一些原地主在日占时期被没收了土地，进入城市转为工商业者，也遭没收财产；一些工商业者因在日占时期曾为敌伪做过事，此时也以“敌伪残余”名义被揪出清算，关门查抄，等等。
1948年1月12日，时任合江省委书记张闻天致信东北局并转中共中央，要求保护工商业。认为当前一些地区纵容农民进城查抄的行为是“尾巴主义”，如果不加纠正，“将使我合江各城市工商业在短时间内有全部搞垮之危险”。
张闻天的意见受到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1月18日，毛泽东亲自起草了《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指示，批评一些地区放任农民自发性的行为。毛泽东在指示中提出：
“‘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口号是错误的。在乡村，是贫农、雇农、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联合一道，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打江山，而不是贫雇农单独打江山坐江山。在全国，是工人、农民（包括新富农）、独立工商业者、被反动势力所压迫和损害的中小资本家、学生、教员、教授、一般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开明绅士、一般公务人员、被压迫的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联合一道，在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的领导下，打江山坐江山，而不是少数人打江山坐江山。”
2月7日，刘少奇在向中共中央的汇报中写道：
“东北土改斗争中打击面占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五，实在太多，其中定有很多佃耕地主土地但又雇人耕种的农家。这种人一方面受人剥削，另一方面又剥削别人，其中一部分剥削与被剥削相抵，所余不多，应定为中农。另一部分，则有相当大的资本，剥削占其收入的主要部分，但这种剥削基本上应认为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为了缩小打击面，除区别地主的大、中、小及富农的恶霸与非恶霸外，在东北是否应将富农的圈子划小一点，并将富农亦分为大、中、小分别对待”。
2月9日，中共中央将刘少奇的汇报电转东北局，明确指示东北局要缩小打击范围，使运动走入正确轨道[12]。收到中央指示后，东北局立即召开联席会议，着手部署纠“左”纠偏工作【此时高岗正在热河指导工作，不在哈尔滨，东北局日常工作暂由罗荣桓代理】。会后，东北局发出《关于平分土地运动中的几个问题的指示》，要求摆正党的领导和群众运动之间的关系（“党的领导要向群众解释政策、分析问题、说明利害、提高群众觉悟，而不是放任自流，更不是强迫群众行动”），否定了“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口号，并规定了执行政策中的四个问题：第一，不能造成基本群众的内部对立；第二，对中农要按照新规定重新划分成分；第三，缩小打击面，对待地主富农要给以生活出路；第四，严禁打人、杀人，死刑要经过审批。到3月2日高岗回到东北局时，东北土改的纠“左”工作已经取得了良好效果，进入尾声。
3月10日至31日，高岗主持召开了东北局联席会议，总结东北土改运动的经验和教训。高岗在大会上做了《关于平分土地运动的基本总结》的重要报告，为东北土改盖棺定论。他提出，东北土改的成绩是第一位的（非此不足以充分发动农民），但过程中存在“左”的偏向，在解放区造成了不必要的摩擦、冲突和矛盾，损害了一部分群众的利益，并产生了混乱；一些干部头脑中“中农不是基本群众”的观点是错误的，而片面强调“贫雇农说了算”的“群众自发论”则是试图取消党的领导的危险做法，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进而，他提出要继续进行纠偏，保障群众利益，并把土改工作与发展生产结合起来，以有力支援正在进行的解放战争。
会后，东北解放区各地继续落实政策，大批被错划为地主、富农的家庭【实为中农】得到纠正，城市里被查抄、破坏的工商业也得到赔偿，群众逐渐学会了如何理解和掌握党的政策，行使民主权利更加成熟。一种称为“个人提、互相比、大家评”的评议制度开始推广开来，生产也得以恢复和发展。
形势发展到了1948年5月，东北国共两军的力量对比已经根本逆转，主力决战的时机到来。同时，由于攻克长春、沈阳等大城市的前景已经可期，准备和加强党的城市工作也被提上了日程【多数干部还并没有在城市里进行经济建设的经验】。因此，东北局在此时成立了专门调研和积累城市建设经验的“东北局巡视团”，由高岗亲任团长，强化领导。5月31日，东北局决定成立“东北财经委员会”，并指示陈云专门负责财经工作。
就在同一时期，中共中央交给东北局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召开第六届全国劳动大会（又称“全国解放区职工代表大会”），相当于给全体解放区劳动群众做战前动员。经过紧张筹备，大会于8月4日在哈尔滨召开，高岗代表东北局在会上做了热情洋溢的报告，描绘了解放战争的新形势，鼓舞代表们努力争取全国革命的胜利，多次引起全场欢呼【这次报告整整持续了四个小时】。
1948年9月，为便于后续战争，中央指示将东北野战军【后来的“四野”】与东北军区切割，各为独立系统。东北野战军由林彪指挥，总兵力70万人，战斗力和武器装备都较强；东北军区为高岗主事，虽然战斗力和武器弱于野战军，但也有30万人，配合野战军完成作战任务。
9月12日，“三大战役”的第一战——辽沈战役——正式打响。林彪领大军在前，高岗运筹帷幄在后，密切配合。10月15日，锦州解放，东北敌军成瓮中之鳖。10月21日，长春解放。11月2日，东北第一大城市沈阳解放，东北至此基本实现全境解放，东北局机关随之迁入沈阳【辽沈战役历时52天，歼敌47万，俘虏32万，缴获各类枪支火炮不计其数；东北四千万人口、140万平方公里土地易主】。中共中央同日致电林彪、罗荣桓、高岗、陈云，对我军在东北的胜利表示祝贺。
辽沈战役结束后不久，11月18日，毛泽东即致电林彪，指示东北野战军提前结束休整，准备入关参加平津战役。这意味着，当时东北党政军一把手的林彪很快就会离开东北，林彪走后谁来接班就是一个问题。而从当时东北局的各主要领导的情况来看，人望、资质最大的无疑就是高岗。虽然这一任命在几个月后才最终下达，但林彪走后将由高岗全面主政东北已无可怀疑。
12月18日，平津战役已经打响，毛泽东致电高岗，邀请他来西柏坡中共中央开会商讨第二年我军各军的作战计划。12月21日，高岗动身前往西柏坡【他离开期间由陈云主持东北局的工作】。次年1月底，他回到沈阳。2月14日，他主持召开东北局常委会议，分析了东北的形势与中央的政策，提出把经济建设作为东北解放后的工作重心。
1949年3月，中共中央正式对东北局领导班子进行调整，高岗接任东北局书记，李富春为副书记，张闻天、林枫、张秀山、李卓然为常委【陈云此时已调到中共中央工作，故未列入】。不久后，高岗又当选新成立的东北人民政府主席。至此，高岗同时担任东北局书记、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13]、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三职于一身，成为继林彪之后东北第二个党政军一把手，实实在在的“东北王”（44岁）。
三、主持东北经济建设，当选共和国副主席
由于东北在全国率先结束战争、完成全境解放，经济建设就成了以高岗为首的东北局的核心任务之一【既是东北自身的任务，也是东北作为支援全国解放战争大后方的任务】。1949年5月1日，沈阳市民集会庆祝东北解放后第一个劳动节，高岗在纪念大会上演讲指出：
“现在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任务就是奋勇前进，迅速地把国民党残余势力打扫干净，把革命进行到底，解放全国人民，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经济繁荣的新中国......我们后方全体人民的任务，就是全力进行经济建设，发展我们的工业和农业。特别是恢复我们的工业[14]。我们一切工作的中心，所有党政军民各方面工作都应该服从与服务于这一中心任务。”
同时，为了更好的恢复生产和建设工业，寻求苏联的帮助也成被提上了议程。由于此时全国的解放已指日可待，向苏联求助既是服务于东北的工业建设，也是服务于即将到来的全国经济建设，意义非常重大。1949年1-2月，苏共先派出政治局委员米高扬访华，征询中共意见。6月，中共决定派出由刘少奇、高岗、王稼祥组成的代表团（刘少奇为团长）赴苏联访问谈判，争取苏联援助。7月30日，谈判正式结束，刘少奇和马林科夫代表中苏双方签订了一份3亿美元的贷款协议，高岗在当日首先从苏联返回【刘少奇陪同由科瓦廖夫率领的200名苏联专家组成的援华队伍随后启程，比高岗晚到东北】。
返回沈阳后，高岗领导的东北局开始着手准备成立东北人民政府，高岗、李富春、张闻天等7人为筹委会主席团常委。8月21日到26日，第一届东北人民代表会议在沈阳开幕，出席的东北各地人民代表300余人，大会选举了新政府的41名正式委员和11名候补委员，宣告了东北人民政府的正式建立。
9月8日，面对东北一片大好的经济政治形势，高岗在东北干部会议上做了《荣誉属于谁？》的著名演讲，提醒全体东北干部戒骄戒躁、继续为人民服务，受到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热烈拥护（后被《人民日报》11月25日头版转载）。高岗在演讲中说：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清楚，我们的荣誉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地位与物质待遇应该属于谁的......我们革命和建设的荣誉，首先是人民大众的，地位与物质待遇的提高，也首先是人民大众的。只有人民大众有了地位，提高了地位，我们共产党人也才有地位可说......我们共产党人所追逐的唯一目标，应该是在任何工作岗位上把工作做好，把全部智慧、能力贡献给人民事业，而不计较个人得失。从我们革命者本身来说，我们必须懂得最大多数人民的最高利益也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最高利益。这是我们最高利益的最高准绳，除此以外，别无其他。至于‘荣誉’，那是人民根据你对于整个事业的贡献而给予你的鼓励，‘地位’则是人民给你的责任，‘物质利益’则是人民根据你对具体事业的贡献而给你的适当的酬劳......你对国家与人民的贡献越大，人民给你的荣誉地位、物质待遇也就越高，这是成正比的。”
客观地说，这篇演讲是对我党在东北胜利后不少干部中滋长出的骄傲自满、贪图物质享受等不良风气的警示，告诫这些干部们要牢记荣誉首先属于人民，不要“贪天之功为己有”，提醒干部们今日的地位和待遇并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地方，那不过是人民对你所做贡献的肯定而已。但与此同时，这篇演讲中也隐含了一些不正确的思想：承认干部中根据“功劳大小”分配官职、地位和物质待遇的制度；职务越高，地位就越高，物质待遇就越好，换言之就是“升官发财”；进一步推论可得，荣誉和地位虽然首先属于人民，但只要人民认可你的“功劳”，你就可以理所应当地占据更高的地位、享受更多的物质待遇【这些思想显然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带有后来所谓“资产阶级法权”的特征】。不过，考虑到当时我党干部们普遍的思想认识水平，高岗作为干部的一员也很难超越这样的认识，他的这篇演讲在当时整体上仍然起到了非常积极、正面的作用，以至能在全国范围内广为传播。
9月21日，举世瞩目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开幕，既是政治协商会议，又代行全国人大的职能。政协会议选举了新的人民政府，讨论制定了国旗、国徽和国歌，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等文件，为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大会共有662名代表参加，高岗作为东北解放区的代表出席，并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了演讲。9月30日，大会选出毛泽东（56岁）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63岁）、刘少奇（51岁）、宋庆龄（56岁）、李济深（64岁）、张澜（77岁）、高岗（44岁）为副主席【六人中最年轻的副主席，年轻有为，前程似锦！】，周恩来、陈毅等56人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六位国家副主席中，共产党和民主人士各三名，充分体现新民主主义政权“各革命阶级联合执政”的涵义。在共产党的三名副主席中，朱德作为三军总司令地位毋庸置疑；刘少奇是延安整风后崛起的政治明星，是当时中共中央内仅次于毛泽东的第二号人物；高岗则仅仅是一名大区负责人，却能出任全国的副主席，令人称奇。这一安排显然反映了高岗在当时的特殊地位：
其一，高岗（和刘志丹、谢子长等人）开辟和经营的陕甘宁根据地曾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全国硕果仅存的一块的根据地，成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解放全国的出发点，对中国革命有着不可磨灭的巨大功劳；
其二，高岗当时领导的东北解放区既是中共取得的第一个全境解放的大区，也成为进一步解放全国的战略大后方，有力地支援了全国的解放战争，并为新中国建立后的全国经济恢复提供了工业基础和装备基地（也是重要的粮食和木材产地），在即将成立的共和国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其三，朱德出身云南讲武堂，入党前长期在军阀及国民党军队中担任高级军官，入党后也始终从事军事指挥工作，是军人的代表；刘少奇以工人运动起家，长期做城市工作及工人工作，是城市或白区干部的代表；而高岗出身贫农，长期在农村摸爬滚打，进行发动农民和建设农村根据地的工作，是党内广大工农干部的杰出代表。在一个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家里，怎能不安排一名工农出身的领导人来担任国家副主席呢？
此外，高岗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才干一流，这从他在西北时能一路升迁到西北局书记、到东北后又一路升到东北局书记便可看出。让高岗担任国家副主席，是能够服众的[15]。
1949年10月1日，高岗作为国家副主席，与其他几位副主席一道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聆听了毛泽东震撼世界的讲话，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参加完开国大典后，高岗就迅速回到沈阳领导东北的经济建设。
1950年3月，高岗在东北局的一次会议上指出：“我们在东北工作的同志工作好坏如何，不但直接影响东北的人民，而且还将影响到全国”，并提出“努力把东北建设为全国工业化的出发点或重大基地”的目标。
在高岗及广大党的东北干部的领导下，东北的经济在新中国成立后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成长：农业上，1949年的粮食产量比1948年增长了20%左右，许多农村建立了互助组，向集体方向发展；工业上，我国第一个大型钢铁联合企业鞍山钢铁公司正式成立（1948年12月），一大批新的工业企业也相继建立，1949年东北工业总产值超过原计划的4.2%，社会主义国营工业的优越性初步显露。1950年3月，毛泽东和周恩来自苏联访问归来，中途经过沈阳，在高岗等人的陪同下参观了沈阳市内各主要工业企业，对东北的建设成绩予以了充分肯定。
如果只是常规的发展经济，高岗的经济才干也不值得大书特书。但我们的传主注定不只是这个水平，因为，他在建国后全国各地均以恢复和发展经济为第一任务的环境下，敏锐地发现了党政机关干部中日益滋长的作风问题，产生了将政治工作与经济建设相结合、以政治建设促进经济发展的思路，率先在东北开展整顿干部的“三反”运动，一时间开得全国风气之先，并受到毛泽东的重视和推广【不过，读者阅读到此，可能不会觉得意外，因为高岗从进入东北开始便始终都很重视干部的思想和作风问题】。那么，这又是怎样一回事呢？
早在1951年3月1日的东北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上，高岗就专门分析了东北干部的工作和作风情况，他将机关干部分为四类：
第一类，兢兢业业的干部。“在工作中认真研究情况，钻研问题，能抓住工作关键，注意学习，注意总结经验，注意对干部的思想领导和业务领导”；
第二类，基本合格的干部。“工作还可应付，也有若干成绩，任务‘照例完成’，但是质量不高”；
第三类，部分合格的干部。“在局部的、一时的、一地的工作在表现不错，有成绩。但是，他把成绩夸大了”；
第四类，腐化堕落的干部。“损人利己，脱离群众，是官僚分子和贪污腐化的蜕化分子。”
高岗认为，第四种干部是对目前的工作最危险的，必须加以检查和斗争。他提出：“我们有些人从旧社会刚转到新社会，新的习惯不熟悉，往往以旧习惯办事，沾染了旧社会的坏作风，甚至被其所腐蚀、溶化。这是很危险的。对于这些人，要告诉他们去掉这些肮脏东西，要号召干部坚决和这种现象作斗争，肃清这些坏现象。这就要依靠教育，依靠法令，依靠群众，依靠检查工作。”依照高岗的指示，这次会议后，东北各级政府便开始着手布置检查干部、反对贪污腐化的工作。
5月18日—6月2日，东北局召开城市工作会议，提出了“为增产节约五百万吨粮食的财富而奋斗”的目标，发起了增产节约运动。增产节约运动波及各大中城市及工厂矿山，一方面取得了良好效果，另一方面也使一些党政干部的官僚主义、贪污腐败行为得到更充分的暴露。不有效清理这些行为，就不能有力推动增产节约目标的实现。为此，东北局意识到，有必要在继续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同时，立刻进行一场反对贪污腐化、反对官僚主义的运动。
8月31日，高岗在东北局干部会议上做了《反对贪污腐化、反对官僚主义》的报告，详细分析了官僚蜕化分子的各种表现及进行反贪腐、反官僚主义斗争的绝对重要意义，他在报告中说：
“在全国革命胜利与东北转入以经济建设工作为中心之后，大批旧机关、企事业中的工作人员转到人民的机关与企业中工作。他们之中，有大部分经过教育改造开始建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但还有一些人改造得很差，甚至根本没有什么改造，继续着国民党反动派的贪污作风。同时各种奸商与反动阶级的残余分子，也都在采取各种引诱、欺骗的手段，企图软化我们队伍中那些意志不坚定的分子，而我们也确有一些党员，甚至个别老干部，经不起这种诱惑而坠入泥坑，产生了严重的贪污蜕化倾向，腐蚀着革命的队伍，妨碍着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这是一个极为严重的问题，如不及时解决，就会贻害人民、贻害革命......这些蜕化分子是把地主、官僚、买办和其他非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生活方式、工作作风带到我们的党内来了。这些东西是同马列主义根本冲突的，是同共产党员的称号相冲突的，是同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生活作风相冲突的。”[16]
然后，高岗又提出了反对贪污腐化和官僚主义的四条具体措施：
第一条，在东北所有机关中均开展群众性的民主运动，鼓励群众揭发检举机关内部及相关一切人员中的贪污腐化行为与官僚主义作风【自下而上】；
第二条，对于在运动中揭发检举出的贪腐蜕化分子，凡证据确凿，必严肃处理【惩治反面】；
第三条，表扬和奖励具有高度事业心、责任感及廉洁奉公的干部，表彰各行业工作中涌现出的英模人物，如战斗英雄、先进生产者、模范技术人员、模范青年、模范妇女等【表彰正面】；
第四条，对各级机关工作与领导作风进行一次全面检查，向各式官僚主义及贪腐行为开火【自上而下】。
这些措施成为指导运动的重要指引。
几天后，东北局正式通过了《关于反对贪污蜕化倾向、反对官僚主义作风的决定》，结合着增产节约运动，一场反对贪污腐化、反对官僚主义的运动席卷东北。
10月26日，高岗在东北局干部会议上做了《全面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的报告，指示将运动推往深入，并第一次把反贪污、反浪费和反官僚主义作为一个整体提了出来，标志着“三反”概念的出炉【“三反”之中，“反贪污”、“反官僚主义”是整肃干部的政治运动，而“反浪费”则是增产节约经济运动的一部分；将三者列到一起，是将政治工作与经济建设相结合的一个创举】。
11月1日，高岗将东北开展“三反”的情况写成报告提交中共中央，受到毛泽东等领导人的密切关注。11月20日，毛泽东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各省市区政府党组、各级军区、党中央各部门负责人、中央政府各部门党组转发了高岗的报告并亲自在报告上批示，要求在全国推广此运动。从此，“三反”运动从东北波及到全国。
11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向贪污行为作坚决斗争》的社论，系统介绍了东北经验。12月1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进一步支持了全国范围的“三反”运动。12月13日，毛泽东在给各大区领导人的电报中专门谈到并肯定了高岗对“三反”的功绩，指出：“发现贪污问题的严重性和大规模地惩治贪污分子，从东北开始，是由高岗同志亲自动手的。”1952年1月31日，毛泽东再次致电高岗，对东北的工作成绩进行表扬：“你们清除了大小贪污分子十六万多人，收到了很大成绩，甚为高兴，你们的方针和做法是基本正确的。”
针对机关干部的“三反”运动在全国开展以后，中共中央很快又发起了另一场运动——针对奸商和不法资本家的“五反”运动，要求在全国进行大规模的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
到1952年6月，全国范围的“三反”、“五反”运动基本结束，运动清理了党政干部队伍中的一大批贪污蜕化分子，有力地纠正了新中国成立后党内开始滋长的不良风气，抵制了旧思想旧传统旧习惯带来的恶习和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同时打击了不法资本家们的“五毒”行为，在工商业中进行了一场守法经营观念的教育和普及，对于新中国的经济恢复、建设及各项工作的开展起到了良好的配合、推动作用，成就巨大【不过，一些地区在进行“三反”、“五反”的过程中出现了“左”的偏差，打击面扩大化，甚至为完成指标而抓人，使一些干部或商人受到了不公的对待】。
无疑，能在全国各大区中率先发起“三反”运动展示了高岗清晰的头脑、敏锐的嗅觉和出众的才干，这也使他更加得到毛泽东的信赖和重视。早在西柏坡，毛泽东就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务必”[17]，可见他对于建国后一些干部可能发生的腐化堕落早有心理准备。从某种意义上说，高岗在东北的实践正好为毛泽东想要推行的全国范围的干部整顿提供了试点经验；因此，他关于东北“三反”的报告一经提交，便迅速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并被后者转发到全国。
如果说领导“三反”运动是高岗主政东北期间的“文治”之一，那么支援和配合抗美援朝战争便是高岗“武功”的代表。由于高岗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特殊贡献，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在后来接受朝鲜政府授予的一级国旗勋章时对众人说：“这枚勋章授给我不合适，第一应该给高麻子【即高岗】。”
事情得从1950年6月说起。
1950年6月25日，半岛北方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向南方的大韩民国率先发动攻势，朝鲜战争爆发。面对北方朝鲜人民军的强大进攻，被动应战的韩军难以招架，接连失利。战争爆发仅三天，韩国首都汉城【今首尔】就被人民军攻陷，韩政府落荒而逃；战争爆发仅两个月，韩军就被驱赶至半岛东南角的釜山一带，韩国90%领土被朝鲜占领。为挽救大势已去的韩国政权，美国利用苏联代表缺席联合国会议之机，促使联合国投票通过对朝鲜用兵的议案。9月15日，以美军为主体的联合国军【由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希腊、土耳其、哥伦比亚、泰国、菲律宾、南非、埃塞俄比亚共16个国家的士兵组成】由美军司令麦克阿瑟领导，大举在仁川登陆，开始反攻。
美国的介入使战局迅速扭转。9月28日，联合国军重夺汉城。10月1日，联合国军越过北纬38度线，向平壤挺进，朝鲜危急。
作为一场在中国的邻国爆发的战争、一场资本主义敌对国家与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战争，朝鲜战争从一开始便引起了中国领导人的密切关注。就在朝鲜战争爆发2天后，6月27日，美国第7舰队进驻台湾海峡，意图阻止大陆收复台湾，干涉中国内政。毛泽东敏锐地感觉到，如果韩国作战连续失利，美国一定会派兵介入【因此毛泽东曾在仁川登陆前多次提醒金日成防范美军】。如果这一结果发生，中国的东北边境就将直接暴露在美军的威胁之下【果然，后来美军飞机还越过中朝边境轰炸了中国的丹东等地】。这意味着，第一，东北将从我国的战略后方变成战争前哨，必须立刻加强东北防务【而当时东北军区留守的部队又少又弱，不足以承担防卫任务】；第二，有必要组织一支精锐部队，靠近中朝边境，以在必要时入朝帮助人民军作战。
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7月7日，中央军委召开会议，正式决定抽调位于中原地区的第十三兵团等精锐部队北上，成立东北边防军【此时美军尚未登陆，边防军职责以防卫东北为主】。7月23日，中央军委任命东北军区司令兼政委的高岗为东北边防军总指挥，负责军事训练和战争准备。8月15日，高岗致电毛泽东汇报边防军备战情况，毛泽东对高岗的报告表示满意，并指示务必在9月30日前完成全部准备工作。进入10月，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完成，边防军的武器装备水平达到我军最高，为入朝作战打下坚实基础。
美军仁川登陆后，半岛战局逆转。10月1日，金日成紧急召见中国驻朝大使，正式向中国提出出兵援助的请求。10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派出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的决定。10月8日，毛泽东正式签署入朝作战命令，任命彭德怀为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高岗为志愿军总后勤。10月10日，彭德怀与高岗在沈阳商讨制定了具体的作战方案，向毛泽东致电汇报。次日，毛泽东回电彭、高，批准了作战方案。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入朝作战进入最后的倒计时。10月19日，约30万志愿军战士“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准备给予美韩侵略军迎头痛击【从7月7日东北边防军成立，到10月19日志愿军正式入朝，这支部队实际上已经在东北紧张备战了3个月的时间】。
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出国远征本就不易，加之对手是世界第一的美军，如果没有坚实、可靠的后勤保障和战场支援，我军就无法战胜强敌、坚持到胜利。正因为如此，高岗负责的后勤保障线虽没有前线的枪林弹雨，但也同样任务繁重、凶险异常。为保障东北的后勤工作，周恩来代表政府在11月5日致信高岗，承诺全力支持：
“只要东北提出要求，我们愿全力以赴，帮助你们解决困难。凡为东北已决定者，我们定做你们后盾，支持你们贯彻下去。有些事情职权属于中央，但你们仍可便宜行事，只要通知一声，当由中央追认。”
在中央政府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东北全民动员，参与到志愿军的后勤保障中去。据统计，整个战争期间，东北共有394万人参加了战勤工作，其中直接赴朝支前的民工约74万人；东北近40万人应召参军；仅辽东、辽西、黑龙江、松江四省就组织了担架近1.7万副；仅辽东、辽西、吉林三省就出动了战勤大车近25万辆；全东北人民共为战争捐款达6517亿人民币（旧币），折合可购买战斗机434架，超过原定募捐数额近2.5倍......此外，东北人民政府还在战争期间接收和安置了大批从朝鲜逃亡的难民，抚养了近万名朝鲜孤儿，帮助训练了10万余朝鲜军队。这些措施都为战争的胜利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作为志愿军的总后勤，高岗的工作非常忙碌，在周密布置各项保障工作的同时，既要频繁同前线的彭德怀联系，了解前线的各种需求【为此他曾两次亲赴朝鲜考察物资供应情况】，又要及时向北京的毛泽东汇报，就各种重要问题进行请示【仅1950年10月到12月的两个月间，高岗与毛泽东的电报通信就达46次，平均每1.3天通信一次】。
正因为高岗及其所领导的后勤保障工作有力支援了志愿军的前线作战[18]，彭德怀才会在1951年接受朝鲜政府的勋章时说出（勋章）应该给高岗这样的话。
1953年7月27日，朝、中、美三方在板门店签署了《朝鲜停战协定》及《关于停战协定的临时补充协议》，正式停战，历时三年的朝鲜战争结束。
在战争中立下的赫赫功劳的高岗声望更盛，他即将被调任北京，迎来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任命。1953年的高岗知道（48岁），奉调进京意味着自己将拥有更高的地位和更大的权力，他难以抑制满心的激动；但他不知道的是，进京路也是黄泉路，他即将卷入一场前所未有的权力斗争，并在短短一年后用自杀的极端方式面对自己的失败。
篇末总结
1945年日本投降后，高岗被派到东北工作，担任中共北满分局委员兼北满军区司令员。到东北后，由于与时任东北局书记彭真政见不同，二人发生争论，高岗与张闻天、陈云共同起草了著名的《对满洲工作的几点意见》，最终得到毛泽东及中共中央的认可。
在北满，高岗与陈云密切配合，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很快取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并解放了北满的重要城市——哈尔滨。1946年5月，东北局领导班子调整，高岗升为东北局副书记兼常委会秘书长，逐渐成为林彪的第一助手。
1946年7月《七七决议》发布后，东北掀起了干部大下乡、农村大规模土改的高潮。但这一运动因过急过快产生了大量的“夹生饭”问题。11月初，东北局进行班子成员分工调整，高岗正式成为仅此于林彪的东北第二把手，形成林彪领导前线、高岗主持后方的格局。11月底，高岗主持通过了《关于解决土改运动中“半生不熟”的问题的指示》，开始领导解决“夹生饭”问题的第二次土改运动。
1947年7-9月全国土地工作会议在西柏坡召开后（会议中第一次与刘少奇产生矛盾），东北再度掀起深彻土改，并发生较为严重的“左”的偏向。1948年2月以后，东北局开始布置纠“左”工作。高岗在3月份召开的东北局联席会议上做了《关于平分土地运动的基本总结》的报告，为东北土改及纠“左”工作盖棺定论。
1948年5月后，国共两党的斗争形势已经扭转。高岗受中央之托，在哈尔滨主持召开了全国劳动大会（全国解放区职工代表大会），并作了长篇报告。随后，东北野战军与东北军区分离，高岗成为东北军区的实际负责人。11月，辽沈战役结束，东北全境解放。林彪率军入关参加平津战役，高岗于1949年3月接任东北局书记。在东北人民政府成立后，高岗身兼东北局书记、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三职，成为东北的党政军一把手，权力居于其他各大区负责人之上。
东北解放后，高岗主持东北的经济恢复和建设，提出把工作中心转移到城市和经济建设上去，以使东北成为支援全国解放战争的经济后方。1949年6月，高岗与刘少奇、王稼祥共同出访苏联，争取到大量苏联援助。就在东北经济建设欣欣向荣之时，高岗提醒干部们戒骄戒躁、保持良好作风，并在9月发表了《荣誉属于谁？》的著名演讲。
9月，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开幕，44岁的高岗当选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随后又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开国大典。见证了新中国的成立后，高岗返回沈阳继续领导东北经济建设。1951年5月，东北局发起增产节约运动。8月底，又发起了反对贪污腐化和官僚主义的运动。10月26日，高岗在东北局干部会议上做了《全面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的报告，正式提出了“三反”概念。“三反”运动在得到毛泽东的肯定和推广后，很快波及全国。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高岗成为新成立的东北边防军总指挥，负责练兵备战。10月，毛泽东正式签署入朝作战命令，高岗担任了志愿军总后勤，以其积极、忙碌、有效的工作，为志愿军提供了坚强、可靠的后勤保障和战场支援，为抗美援朝的胜利立下汗马功劳。
总之，在东北工作的八年时间里，高岗再次取得了辉煌成绩，展示了自己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杰出才干。同时，也赢得了东北干部军民对他的一致拥护，并增加了毛泽东及中共中央对他思想和能力的认可。但另一方面，巨大的成就和功劳、日甚一日的声望和权势也使他（后期）着实骄傲自满起来，对生活作风上的严格要求开始松懈，权力欲逐渐增长，这无疑为他日后的悲剧命运埋下了伏笔。
注释
[1] 彭真（1902-1997），山西人，原名傅懋恭，早年为山西学运和工运领袖，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为老资格党员。1925年指导成立山西工人联合会和太原总工会，后又赴石家庄领导正太铁路总工会，任正太铁路总工会秘书。大革命失败后，先后任中共天津市委代理书记、书记，中共顺直省委组织部部长、代理书记等职，是中共北方局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也是曾为北方局书记的刘少奇最信任的干部之一。
[2] 就在陈、高、张的电报发出后，彭真、罗荣桓也给中央发了电报，提出要“积极准备争夺沈阳”，“如蒋顽开到后，苏军即撤走，我即坚决争取消灭顽敌，先占沈阳，再夺长春”。
[3] 刘少奇的分析表明，彭真试图据守城市的策略着实是一步险棋，说白了就是在赌博，赌我军能不能在占据先机的情况下，获取苏军的援助，并成功击败国民党大军的进攻。如果赌博失败，则我军既不能在城市立足，又不能退至乡村，因为乡村根本没有建立根据地，群众也不信赖我们。此时，进退维谷的我军必将发生混乱，陷入极其危险的境地。如此浅显易懂的道理，彭真、罗荣桓等人居然没有想到，这根本不是他们“智商”不够，而是被日本投降后我军快速接收东北过程中产生的乐观情绪所裹挟，遮蔽了理智。“胜利”来得太快（夺取大城市带来的收益和兴奋也太大），一些干部便忘乎所以，骄傲自大，以为只要“趁势而下”，便可一鼓作气，占领全东北，根本没有考虑我军在此处根基尚浅、实力尚弱以及尚未取得群众广泛拥护的客观情况，走向冒险。
[4] 当时曾把这种大量干部统统下乡做群众工作的政策称为“蝗虫策略”，意为下乡干部要像蝗虫过田一样席卷全部农村地区，颇为生动形象。
[5] 林彪在《群众》发刊词中以“家”为喻肯定了根据地建设对东北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今天我们在东北还没有根据地，还没有家。如果我们不赶快建立自己的根据地，建立自己的家，我们就会站不住脚，就会有失败的危险”，“如果我们没有家，没有房子，就好比是流浪者，漂来漂去的二流子，遇到狂风暴雨，就会无家可归，无房子可住，就要被狂风吹掉，被暴雨淋死，遇到严寒冬天，就会冻死饿死。”
[6] 1945年抗战胜利后，中华民国政府将东北地区划分为9个省，即辽宁省、安东省、辽北省、吉林省、松江省、合江省、黑龙江省、嫩江省、兴安省，即把原来的东三省每一个省再分成三个省。
[7] 《指示》所总结的土改“半生不熟”现象有如下几个特征：
第一，地主的威风和势力并未真正打掉（地主或明或暗的反抗破坏，藏匿财物，农民心有余悸，不敢真正占有土地）；
第二，分地中并未充分发动群众；
第三，没有在当地群众中发现和培养一批积极分子；
第四，一些群众并没有认识到只有建立自己的武装才能保卫胜利的果实。
因此，不少地方的群众在土改“完成”后积极性却并不高，看似样样都有了（分地、斗地主、建立武装、建立农会），实际却往往徒有其表。当时轰轰烈烈，过后冷冷清清。
[8] 关于彭真被调离东北，一些材料认为是林彪和高岗联合排挤的结果。据温相所著《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一书，林、高二人早在1946年3月就在对彭真不满的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二人认为彭军事才能低下、看不清形势、阶级观念模糊、留念大城市，甚至行政能力也一般，“不宜主持东北全局”。
[9] 不过，由于《中国土地法大纲》的主旨是将土改推向深入，故而在设计上强调反右多于反“左”，造成了一些解放区的执行时的过“左”过激偏向。
[10] 赵德尊（1913-2012），辽宁人，出身于没落的知识分子家庭，1935年在清华大学学习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一二·九”运动，成为清华学生运动领袖。抗战爆发后来到冀西根据地工作，担任晋冀特委组织部长等职。1945年以七大代表身份出席延安召开的中共七大。1945年10月后受中央委派来到东北工作，先后担任黑龙江省组织部长、省委副书记、省委书记等职，得到高岗信任。1954年“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事发后作为高岗的“五虎上将”之一遭到撤职、降级处分，下放到东北制药厂担任副厂长。
[11] 引自高岗1954年回忆材料《我的反省》。
[12] 中共中央的指示中说明：“中国地主、富农虽然各地有多有少，但按一般情况来说只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八至百分之十，东北的地主较别地为多，但也绝不会多到占人口或户口四分之一这样多。”
[13] 能同时兼军区司令和政委也实属罕见。当时全国六大军区中，西北军区司令是彭德怀，政委习仲勋；华北军区司令是聂荣臻，政委薄一波；华东军区司令是陈毅，政委饶漱石；中南军区司令是林彪，政委罗荣桓；西南军区司令是贺龙，政委邓小平；唯有东北军区是司令与政委高岗一肩挑。这既是由于东北解放较早、建设较稳固而使大量干部被调任其他地区（林、罗、陈先后离开东北后似乎已没有能在人望和能力上与高岗比肩的人物），同时也可见毛泽东及中共中央对于高岗的十足信任。
[14] 东北的工业基础好，但不少企业在战争期间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发生停产停工的现象。
[15] 当时也有人认为是因为（除高岗外）所有的主席、副主席都是南方人，这才把高岗这个北方人选了进来。这一因素可能受到了毛泽东及中共中央的考虑，但显然不是主要矛盾。
[16] 载于《东北日报》，1951年12月1日。
[17] 1949年3月，中共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在会议上提出：“务必使同志们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史称“两个务必”。
[18]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野史认为志愿军在朝鲜作战时食用的主要军粮——炒面，是高岗发明的，并流传说当时毛泽东给高岗打电话让他给战士们准备“好面”，不料高岗误听为“炒面”，结果志愿军只能人人都吃难以下咽的炒面。但事实是，炒面并非高岗发明，而是西北地区民间本来就有的一种面食做法，在朝战时经东北军区后勤部部长李聚奎提议被选为志愿军的主要军粮。同时，以炒面为志愿军军粮在当时有迫不得已的原因：由于制空权被美军掌握，战场上空到处都是美军飞机，一旦我军开火烧饭（白天冒出烟气夜晚冒出火光），必然暴露在美军飞机视野下，成为被轰炸的对象。因此，必须找到一种无需烧火做饭就能供应士兵的食品。而这种由西北人民发明的炒面，以70%的小麦、30%的玉米、豆类、杂粮等炒熟，加盐，磨成粉，再装在布袋里，既可随身携带，又长期不变质，正是当时最好的应对空中轰炸的食物（美军则供应种类丰富的即食罐头）。但由于这种食物十分干糙，难以下咽，志愿军只好以雪伴食，称为“一把炒面一把雪”。由于当时关于“高岗发明炒面”的传言已经存在，高岗还曾亲自对彭德怀做过解释：“有人在传，毛主席给我打电话让多给志愿军送点好面，说我高岗在电话里没听清，把好面听成了炒面，所以战士们就天天吃炒面。他们还编了个顺口溜，说是‘白面大米不见面，高粱小米靠边站，蔬菜肉食不用提，炒面拌雪天天练’。其实炒面是李聚奎部长提出来的，也是经过你彭老总同意的呀！”
长按二维码支持激流网
为了避免失联请加+激流网小编微信号jiliu1921
（作者：破折号。本文为激流网原创首发，如有转载，请注明出处。责任编辑：郭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