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的观点无可厚非，奴隶制极大地促进了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只是并非以他们预想的方式。
图为一八四零年左右美国黑人奴隶在棉花种植园工作的场景
在本月《纽约时报》刊登的一篇文章中，马修·德斯蒙德（Matthew Desmond）概述了资本主义历史学家近期的研究成果，他们认为，奴隶制是十九世纪美国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基础。用德斯蒙德的话说，奴隶制“助使一个贫穷的新兴国家转变成为金融巨头”。
这篇文章在试图捍卫资本主义道德完整性的保守派中引起意料之中了反对浪潮。值得称赞的是，《纽约时报》让读者了解了残酷的奴隶制历史，而这正是美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的核心。但德斯蒙德展现的某些细节存在偏差，而且模糊了奴隶制实际上对美国资本家的财富与权力的塑造。
德斯蒙德在文章开头引用了哈佛大学历史学家斯温·贝克特（Sven Beckert）的观点——“美国经济在世界上的崛起，是靠棉花的支持，也就是说，是靠奴隶的支持。”然而，德斯蒙德却忽略了，奴隶制经济史专家们普遍否认了这一说法。
棉花的确是世界上交易最广泛的大宗商品之一，也是美国在战前的主要出口产品。但出口实际在美国GDP中所占的比例很小（通常不到10%）。因此与美国整体经济相比，棉花的总价值量实际上也很小（少于5%，低于玉米的价值）。
斯温·贝克特和塞思·罗克曼（Seth Rockman）等历史学家指出奴隶生产的棉花与北方工业之间存在着前后联系，从而回避了这一事实。但这种说法（称之为“棉花主产区假说”）也曾遭到经济历史学家的一致反驳。奴隶种植园向北方的工厂提供棉花，也为北方的生产者提供市场；但南方的需求受到粮食生产和种植园本身其他投入的限制[德斯蒙德赞同并援引了沃特·约翰逊（Walter Johnson）的说法，即南方是粮食的净进口国，但事实并非如此]。奴隶制确实创造了棉花和糖等许多财富，因此密西西比河谷的百万富翁比美国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多。但大部分财富都被束缚在南方的土地和奴隶中，而最终给实际积累带来的可能是负面影响。
德斯蒙德还借鉴了爱德华•巴普蒂斯特(Edward Baptist)和凯特琳•罗森塔尔(Caitlin Rosenthal)的著作，提出南方奴隶经济是金融和会计领域创新的温床。诚然，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美国西南地区是信贷扩张的中心(尽管这是由于对棉花需求的增长，而不是奴隶投机造成的)。正如罗森塔尔证明的，大型种植园主确实经常采用最新的会计方法，部分原因是为了服务于劳工管理。但是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奴隶主们自己发明了新的金融工具或新的会计方法，也没有证据表明这些东西在种植园的应用促使它们也被广泛应用在美国经济的其他地方。罗森塔尔小心翼翼地指出，她的书“不能指出现象的根源”，但遗憾的是德斯蒙德就是这么读的。
最后，德斯蒙德和他所倚仗的许多历史学家都忽视了奴隶制对经济增长和发展其他方面的限制。著名的研究奴隶制的历史学家加文·赖特(Gavin Wright)最近在经济史学会(Economic History Society)进行了一次关于奴隶制的这些限制的托尼讲座（the Tawney lecture）。他指出，南方奴隶主反对几乎所有各州和联邦政府的经济发展政策，包括在教育和农业改良方面的投资。
奴隶主也抵制向南方的移民，他们担心这会导致奴隶的价格降低，削弱他们在当地的权力。这样的抵制导致这些地区在人口、城市和工业发展方面落后。因此，赖特得出结论，奴隶制很可能减少了美国棉花供给的增长(从而提高了棉花价格)。因此，无论我们如何看待德斯蒙德的说法背后与事实相反的假设，我们都不能否认，南方经济在美国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从一八零零年到一八六零年一直在下降。简而言之：尽管所有的所谓证据都表明南方具有经济活力，奴隶制的南方发展却落后于自由的北方。
印有奴隶形象的南方银行纸币
南北之间的分歧当然是内战形成的一个主要因素，对德斯蒙德所倚仗的历史学家来说，这场战争仿佛没有任何物质基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历史学家似乎正在复兴南方邦联对美国经济史的看法。德斯蒙德赞许地引用了一位南方奴隶主的话，这位奴隶主认为奴隶制是“北方繁荣的乳母”。这种说法在当时鼓励了南方的分裂主义者。他们认为，北方将竭尽全力避免一场战争，因为这场战争将切断北方的一个主要财富来源，从而削弱其经济。
然而，事实证明，南方邦联是错误的，因为北方不但愿意参战，并取得了随后的胜利，而且还因为那次胜利之后，一个没有奴隶制的美国，经济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增长和发展时期。
奴隶制为何如此重要
然而，美国经济似乎自废除奴隶制而繁荣起来的事实，不应该使我们得出奴隶制对美国的经济发展没有持久影响的结论。德斯蒙德自己似乎意识到了“奴隶制驱动增长”这种说法的局限性，因为他巧妙地重新引导了他所引用的历史学家的观点，将关注点从奴隶制对美国财富的最初贡献，转到了对他所谓的美国“低迷资本主义”文化的贡献。
这个概念来自社会学家乔尔罗杰斯（Joel Rogers），他指的是一种不受管制的、去技术化的、低工资的、有着低水平的工会参与率和社会保障的经济。我怀疑罗杰斯会反对德斯蒙德对“低迷”的文化解释（以及他与“解放资本主义”的对比），但我认为戴斯蒙德的以下观点是正确的：他认为奴隶制对美国资本主义的贡献问题的利害关系不仅仅是历史的，也是现代的，并且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可以帮助我们回答另一个问题：“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民主主义？”
问题在于，德斯蒙德所确定的因果渠道并没有真正解释美国资本主义毫无疑问的低迷之路。内战前的北方和南方的资金流动，或在奴隶种植园开发的技术，与今天美国低水平的社会保障有什么关系？最后，德斯蒙德的观点归结为他所谓的（引用约书亚罗斯曼）一种“独一无二的放纵的投机文化”的传播和持续存在。
撇开这种文化实际上是多么独特的问题（德斯蒙德将一九二九年和二零零七年的金融危机归咎于全球危机），这种文化在其可能产生的制度基础废除之后，如何持续存在了这么久仍是个谜。德斯蒙德的言语反映了这种持久性的阴暗甚至幽灵般的特征：他指出了过去和现在之间“怪诞”的相似性；奴隶制在宗教方面被描述为将被“降临到”后代身上的“民族罪行”；当然，我们得到了最现代、最美国的、对神秘血统的所有隐喻：“奴隶制必然被刻在美国资本主义的DNA上。”
但事实上，并不需要神秘。因为奴隶制有明显影响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直接方式——不需要我们填补数字或相信鬼魂的方式。第一个也是最明显的一个是反黑人种族主义的遗产，这在1619项目的其他贡献者那里得到了有力的描述。这一遗产毫无疑问分裂了美国的工人运动，削弱了进步的政治联盟，并破坏了公共物品的供应（例如，参见“纽约时报杂志”同一期中凯文·克鲁斯（Kevin Kruse）和詹宁·因泰兰迪（Jeneen Interlandi）的优秀作品）。
在德斯蒙德忽视的法律和制度历史学家，如大卫·沃尔德斯特彻和罗宾·艾因霍恩的工作中证明了一种鲜为人知但同样清晰和持久的奴隶制影响。这些历史学家指出，奴隶制对美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影响来自于其对美国法律和政治制度的基础影响。
一七八七年制宪会议代表面临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如何建立一个共同的法律和政治框架，将南方的蓄奴州与当时正在废除奴隶制的北方各州联合起来。蓄奴州担心一个由北方人主导的强大的联邦政府可能会对他们的奴隶征税甚至废除奴隶制。
代表们发现的解决方案是双重的。一方面，他们通过五分之三的条款确保南方在联邦一级的代表比例略高。另一方面，他们将大部分财政和经济政策决策权留给各州。因此，宪法有效地限制了联邦对国际和州际贸易的税收和监管权力。
但即使如此奴隶制也塑造了权力的使用方式。蓄奴州担心联邦政府有权对奴隶进口和奴隶生产的出口征税，同时他们也希望联邦政府在处理可能逃到自由州的逃亡奴隶时强制执行他们的财产要求。其结果是限制了联邦政府的征税权（禁止出口税和限制奴隶进口税），并加强了其在“逃亡奴隶条款”中执行财产要求的权力（相对于各州）。
这种联邦和州对奴隶财产的权力划分不仅体现在目前宪法中有关奴隶制的休眠条款中。它渗透了宪法的所有部分，可以说是赋予了美国国家体系其独特的形式，即强有力的财产保护与薄弱的监管和财政权力（1909年引入联邦所得税需要宪法修正案）。
为这一制度辩护的人称之为“竞争性联邦制”。《逃亡奴隶法》和《商业条款》限制了联邦政府的国内权力——联邦政府是州政府中最有权力的实体——为了保护大型商人和跨州执行财产要求，即确保资本的流动性。其征税、消费和干涉富人利益的权力（例如，通过监管银行或提供债务减免）被明确削减。即使是法律学者理查德·爱泼斯坦（Richard Epstein），一位自由主义的竞争联邦制拥护者，也承认“很明显，对政府的限制是由奴隶制推动的。”
原则上，各州可以随心所欲地监管和征税，但它们这样做的实际能力受到联邦授权的资本流动性的限制。这就造成了一场财政和监管方面的竞争，因为富人可能会迫使相对薄弱的州立法机构争夺他们的投资，就像今天的市政府和州政府在亚马逊和波音面前俯首称臣一样。臭名昭著的德雷德·斯科特案本身就是一个联邦司法机构保护资本流动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奴隶主有权带着他们的奴隶穿越领土），罗宾·艾因霍恩（Robin Einhorn）指出，同样的原则在后来的司法解释中起作用。第十四条修正案，允许联邦法院废除州一级的劳动法规。
埃因霍恩的观点并不是说，立宪者都是奴隶制的支持者（他们不是），也不是说他们打算创造一个自由积累的资本主义天堂。她的观点是，在向奴隶主作出某些让步时，立宪者无意中创造了这些条件。奴隶主尤其害怕允许民主控制财产，因为他们实际上害怕自己的财产。他们被奴隶暴动的威胁和外国军队通过提供自由把他们的奴隶变成敌人的士兵所困扰（就像英国人最近所做的那样）。埃因霍恩总结说，“如果说产权在美国享有不同寻常的神圣，那可能是因为这个国家是在这样一种政治形势下建立的：一种非常重要的财产形式的所有人认为他们的财产是不安全的。”
由此产生的强大的财产保护与薄弱的监管和税收权力的平衡可能有利于经济增长，也可能不利于经济增长（这要由经济史学家们来确认）。但毫无疑问，它助使美国资本主义走入低谷。除了奴隶制对美国长期存在的种族不平等的深刻影响外，奴隶制留给美国资本主义的遗产可能更多地是在对美国政治的结构性约束上，而不是对十九世纪美国经济的直接贡献上。
原文链接：https://www.jacobinmag.com/2019/08/how-slavery-shaped-american-capitalism
作者︱约翰·克莱格
译者︱喜东东、李鹏程、云长、韩珊
校对︱蜉蝣、杜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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