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政府的预备立宪和其他
清朝统治集团的最后十年，面对覆亡的威胁，表示要进行改革，也做过一些事。最近被谈得很多、捧得很高的是它宣布预备立宪。
清朝政府在进入20世纪后表示要进行改革，是从1901年1月29日在西安下诏变法开始的。上谕中说：“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穷通变久，见于《大易》，损益可知，著于《论语》。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话虽说得笼统，但什么可变，什么不可变交代得很明白；具体的“令甲令乙”是可以变的，“三纲五常”的“常经”是“万古不易”的。
推行新政的统汇机关是1901年4月21日设立的督办政务处。清廷上谕中说明自下诏变法后，各处陆续条陈已复不少，“此举事体重大，条件繁多，奏牍纷繁，务在体察时势，抉择精当，分别可行不可行，并考察其行之力不力，非有统汇之区，不足以专责而挈纲领”。
派奕劻、李鸿章、荣禄、昆冈、王文韶、鹿传霖为督办政务大臣（一个月后又增加瞿鸿禨，以后成员多有变动），刘坤一、张之洞著遥为参与。新政措施多由督办政务处集议，然后奏请朝廷决定。大权仍在朝廷掌握之中。
“立宪”的口号是戊戌维新期间康有为、梁启超等提出来的。康有为代内阁学士阔普通武起草过《请定立宪开国会折》。政变发生后，康、梁逃亡海外，继续鼓吹君主立宪，被称为立宪派。但他们认为目前民智未开，只能从事预备，至少要10年到15年，也许得20年才能实行。
日俄战争发生，日胜俄败，国内许多人把它看成君主立宪政体战胜君主专制政体。革命浪潮高涨，更使清朝政府惶恐不安，力求寻找新的出路，“永绝乱萌”。1904年，驻法公使孙宝琦上书督办政务处，要求“乘机变法”，“以督办政务处为上议院，都察院为下议院”。1905年夏，湖南巡抚端方晋京陛见，慈禧问他：“新政已皆举行，当无复有未办者。”对曰：“尚未立宪。”孝钦素闻立宪为民主义，遽变色曰：“立宪如何？”曰：“立宪则皇上可世袭罔替。”孝钦哂曰：“吾今乃闻天子亦有世袭罔替之目。”端方固然是闹了大笑话，但慈禧没有发怒，因为端方的本意是说立宪可使清朝的统治长治久安，这一点打动了慈禧的心。这年7月，清朝发布上谕，简派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绍英“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徐世昌日记9月17日记载：“入直。召对后偕泽公五人请训。勖以‘朝廷甚重此事，出去要认真考察，将来好采取有用’。”不料，临行时忽遭保定高等学堂学生吴樾行刺，出洋考察被迫暂缓启程。
同年12月，清廷在调整成员后，仍派载泽、端方等率员分两路出国考察。主要的一路由载泽率领，考察重点是英、日两国，都是实行君主立宪制的国家。他们在日本考察了近1个月，上奏说：“大抵日本立国之方，公议共之臣民，执柄操之君上，民无不通之隐，君有独尊之权。”考察英国的结果是：“一事之兴，必经众人之讨论，无虑耳目之不周。一事之行，并由君主之决成，无虑事权之不一。”关注的焦点始终在“政柄操之君主”“无虑事权之不一”这一点上，放开的只是可“经众人之讨论”，意思是你们谈谈是可以的，但决定权仍属君主一人。1906年7月间，他们先后归国，上折奏请清政府改行立宪政体。
但当时清朝统治集团内部的看法不一致，不少人仍心存疑虑，甚至公开持反对态度。于是，载泽又单独上密折，力请宣布立宪。他说：“君主立宪大意在于尊崇国体，巩固君权，并无损之可言。”接着，他列举日本宪法中规定的君主统治大权十七条，“以此言之，国之内政外交、军备财政、赏罚黜陟，生杀予夺，以及操纵议会，君主皆有权以统治之。论其君权之完全之严密，而无有丝毫之下移，盖有过于中国者矣”。他还安慰慈禧，近日宣布立宪不过是表明宗旨，要为立宪做准备，可以“维系圣治人心”。“至于实行之期，原可宽立年限。”
载泽是慈禧的侄女婿，素得慈禧信任。这个密折打动了慈禧的心。1906年9月1日，清廷以奉太后懿旨的形式颁布上谕称：“时处今日，惟有及时详晰甄核，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但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若操切从事，徒饰空文，何以对国民而昭大信。故廓清积弊，明定责成，必从官制入手，亟应先将官职分别议定，次第更张。”“俟数年后规模粗具，查看情形，参考各国成法，妥议立宪实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视进退之迟速，定期限之远近。”这里最重要的三点：一是“大权统于朝廷”；二是“必从官制入手”；三是“视进步之迟速，定期限之远近”。这些要点是与载泽的密奏相吻合的。
接着便设立编纂官制馆，以孙宝琦、杨士琦为提调，他们都是袁世凯的人。草拟的官制改革方案由提调汇呈另有盘算的袁世凯核定。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是：内阁设总理大臣一人，左右副大臣二人，各部尚书均为内阁政务大臣参知政事，作为行政总机关，而将军机处撤销。为什么袁世凯对“预备立宪”表现出如此大的热心？张謇的亲信刘厚生一针见血地指出：“他想借改革官制的机会，把军机处裁撤，按照立宪国的责任内阁制由首相组织内阁。再拥护庆王做国务总理大臣，自己做副总理大臣。至于各部的大臣则由首相推荐，称为中央政府。等中央政府成立之后，再议改革各省官制。如此，则一切用人之权，都操在庆王之手。说穿了，就是在世凯之手。”盛宣怀派在北京的密探陶湘也向他报告：“至于领袖者（引注：指奕劻），本属无可无不可，一切听命于北洋（引注：指袁世凯）而已。”
袁世凯这次做得过于操切和露骨了。方案传出后，朝论大哗，部院弹章蜂起，也引起慈禧的疑忌和不快。胡思敬在《大盗窃国记》中写道：“官制草案上，诏孙家鼐、瞿鸿禨为总核。召见袁世凯，尽以参折示之。世凯言：‘筑室道谋，安能成事？请严惩一二人以息众嚣。’孝钦大怒，曰：‘汝兵柄在手，何不执言者而尽诛之？’世凯股栗，不敢对。次日即请训出京，尽辞兼差。知天威犹在，人口难防，蓄势待时，不敢遽发。”
11月6日清廷颁布上谕，称奉太后懿旨：“前经降旨宣示为立宪之预备，饬令先行厘订官制。”谕旨强调：“军机处为行政总汇，雍正年间本有内阁分设，取其近接内廷，每日入值承旨，办事较为密速，相承至今，尚无流弊，自毋庸复改。内阁、军机处一切规制，著照旧行。”同时，宣布将兵部改为陆军部，户部改为度支部，并增设邮传部等。各部设尚书一人，不分满汉。除外务部外，军机大臣不得兼各部尚书。
作为预备立宪第一步的官制改革，实际上是一次权力再分配，是清朝统治集团内的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权势膨胀过快的袁世凯受到不小的打击：不仅他那套以责任内阁代替军机处的方案完全落空，由于中央集权得到加强，他原有的权力也被大大削弱，如陆军部和度支部的设立夺去了他不少的兵权和财权，邮传部的设立更使他不得不放弃对铁路、航运、电报、邮政的控制。对此，陶湘给盛宣怀的密报写道：“本初（引注：指袁世凯）向来大权独揽，所发莫不中的。今‘立宪’二字，上既摇动，以为此种好机会，略一布置，即可成功。”“到京后连召四次，有‘若不及早图维，国事不堪设想’之语，退食后，且有‘官可不做，法不可不改。’”“本初此番入都，颇露跋扈痕迹，内廷颇有疑心。迨官改制揭晓，练兵及铁路、电政均设专部，而军机仍旧，大失所望。邮传部既设，即应将督办大臣归并，而本初不肯交出。善化（引注：指瞿鸿禨）嘱长沙（引注：指张百熙）赴天津亲见本初，并先到邸堂（引注：指奕劻）处请示。邸云：‘慰廷本欲辞兼差，我说且至各设专部再议，渠不致不交；汝可告，既设专部，部中应有全权。’”密报又写道：“财政、兵权只陈雨苍汉人（引注：指度支、陆军两部的尚书、侍郎中只有陈璧是汉人，任度支部侍郎），此中大有深意。陆军侍郎本拟士珍（引注：指王士珍），及见明文，乃系荫昌。虽令王署，总使汉族无兵权耳。”
总之，从预备立宪一开场就可以看到，一方面是力图以准备改革的姿态，来稳定已严重动荡不安的局面；另一方面，在改革大旗幕后充满着统治集团内部激烈的权力争夺战。
1908年8月27日，清朝政府终于公布了一个《钦定宪法大纲》。其实，如同立宪只是“预备”一样，宪法也只是“大纲”。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个《钦定宪法大纲》的内容是什么。它的第一条是：“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第二条是：“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接着，它便规定：一切颁行法律、召集开闭解散议院、设官制禄、统率陆海军、宣战媾和、订立条约、宣布戒严、司法等大权，全部掌握在君主一人手中。特别是用人、军事、外交等大权，“议院不得干预”，或“由君上亲裁，不付议院议决”。宪政编查馆、资政院在会奏时甚至坦言：“宪法者，所以巩固君权，兼保护臣民者也。”
显然，这个被有些人盛赞的《钦定宪法大纲》无非是企图把君主专制制度用法律形式确定下来罢了。《民报》上说得很痛快：“其所以悬预备立宪之招牌者，不过欲假此名义增爱新觉罗氏万世一系、皇帝神圣不可侵犯、君权至尊无限之三大条于钦定宪法上，以巩固其万年无道之基而已。”同时，它在朝廷内部也要加强集权，以免大权旁落。这必然使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原存的矛盾进一步激化起来。
慈禧和光绪不久死去，由摄政王载沣监国，国内局势更加动荡不定，清王朝大崩坏的征兆已经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来。原来政治态度温和、还抱有孤臣孽子之心的国内立宪派确实忧心如焚。他们中不少人又兼营工商业。清末新政中有一条“鼓励设厂”，做出一些奖励规定，曾使他们受到鼓舞。其实，清朝财政状况已到了罗掘一空的地步，只是想奖励民间工商业有所发展后可以狠狠从他们身上多榨点钱出来。《时报》一篇文章写道：“自商部成立。当事诸公纷纷聚议，不曰开统捐，即曰加关税，不曰劝募绅富慨赠巨金，即曰招徕南洋富商责令报效。”“自有商部而我商人乃转增无数剥肤吸髓之痛。天下名实不相符之事，乃至如此。”
时任国史馆总纂的恽毓鼎在上奏中写道：“朝廷举行新政已数年矣。朝订一章程，夕立一局所，‘立宪’二字徒为私人耗蠹之资。闻度支部预算宣统三年财政，出入相抵。各省共亏七千余万两。历年追加之数，尚数倍于此。臣不知九年预备之案，将取资于何款？搜括及于毫末，挥霍等于泥沙。名目日增，民生日困。祸在眉睫，尽人皆知。若犹贪袭美名，厉行不已，恐功未见而国亦亡矣。”这大概也可以说是“天下名实不相符之事，乃至如此”！
从1909年秋冬间起，国内立宪派焦急万分，先后发起三次请愿速开国会运动，要求缩短立宪“九年预备”的年限，力争取得部分参与政权的机会，并用于阻止革命的爆发。运动的规模和声势越来越大，几乎席卷全国，还得到一些督抚的支持。清朝政府最初在口头上还表示嘉勉，在第三次请愿后还宣布“著缩改于宣统五年实行开设议院”，斩钉截铁地说：“应即作为确定年限，一经宣布万不能再议更张。”“此后倘有无知愚氓借词煽惑，或希图破坏，或逾越范围，均足扰害治安，必即按法惩办，断不使于宪政前途稍有窒碍。”当部分地区还想发动第四次请愿时，清朝政府便断然镇压，不仅将请愿代表押送回籍，还将为首者发配新疆，交地方官严加管束。
1911年5月8日，清廷谕设责任内阁，裁去原有的内阁、军机处及会议政务处。新设责任内阁以奕劻为总理大臣，那桐、徐世昌为内阁协理大臣。13名国务大臣中，满族占9人，而皇族即有7人，被称为“皇族内阁”。这种倒行逆施更引起舆论大哗。许多原来维护它的人士也感到寒心。对清朝政府的立宪已没有多少人再抱希望了。
看起来很奇怪。明明清朝政府已到了众叛亲离、极为孤立的境地，为什么又要把本来支持它的不多的力量一一推开？原因在于：专制者的心理同常人很不一样。越是感到孤立的时候，对周围的人越不放心，越更紧紧地把权力攥在极少数自己信得过的人手里，迫使立宪派和一些汉族高级官员也对他离心离德。这样就更加自我孤立，陷入无法解脱的怪圈中。许多反动势力穷途末路的时候，往往出现众叛亲离的大崩盘现象，这也是一个例子。
自然，并不是说清朝统治集团在最后十年对社会进步有积极意义的事情一点都没有做。当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落后国家进行侵略的时候，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说：“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在列强的威迫下，同时出于维护自身根本利益的需要，清朝统治集团也进行了一些学习西方的改革，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废科举、兴学堂。原来那套以八股文取士的科举制度，离近代的社会生活实在太远了。应该提倡实学的议论，早在洋务运动兴起时已经出现，有好几十年了。在清朝政府看来，进行这项改革似乎还不至于危及其根本利益。所以，1898年百日维新中宣布的绝大部分改革措施都被取消，京师大学堂却依旧保留下来。在清末各项新政中，兴办新式学堂取得了比较实在的结果，并且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推翻清朝政府的掘墓人中不少就是留学生和国内新式学堂中出来、接受了新思想的人，这却是清朝政府始料不及的。在筹备立宪过程中，各省相继设立了谘议局，它的成员主要是各地绅商，职责不过是提供一些备政府采纳的“舆论”而已，并没有任何实权，在清朝统治者看来，既可以装点门面，又无损于地方督抚的权力。但各省谘议局活动开展起来后，对打破官府的专制局面，活跃民主空气，也起了一些启蒙作用。此外，谘议局在兴办交通事业、改进司法制度等方面都办过一些有积极意义的实事。
但由于整个清朝统治集团，包括各级官员，已经腐败到如此程度，大局已坏，对他们的改革成绩实在不能做过高的估计。恽毓鼎在1906年8月的一封信中写道：“新政百出，罗掘俱穷，地方官实不易为。”“今之号称能办新政者，大抵括民间膏血，搏自己功名。士民未享其利，先被其害。”第二年4月，他又在日记中写道：“看《明季北略》一函，末造大局已坏，而当道诸臣贿赂公行，益泄沓不事事，燕雀处堂不知大厦之将倾……读竟为之泪下，盖无一字不触余怀也。”从莫理循的往来书信中也可以看到不少在华外国人的评论。濮兰德在1910年元月的信中说：“我对满洲人的任何可能的改革都持悲观态度，而且一直如此，况且目前尚无丝毫改革的迹象。”德来格在这年10月的信中说：“政府的事并不很好，尽管喋喋不休地宣扬进步，比起慈禧太后时代来没有丝毫进步，也没有什么改革，这是我的许多官方朋友公认的事实。‘人人为自己和亲属打算’是当今的风气。在北京，一切都像过去那样一团糟。”
熙礼尔在同月的来信中说：“这个国家在财政压力和公众迫切要求改革的压力下，正面临一场非常严重的危机。在每一项可以设想出来的计划上，把钱像流水一样挥霍，但是，税收却没有相应增加，不知道节约开支，各种弊端并未真正得到纠正。贪污、挪用公款、受贿、卖官鬻爵依然如故，白拿薪俸的闲职人员及候补道台的队伍有增无减，由于这些原因，政府在偿还外债时，当然倍觉困难。人们不会长期忍受下去。”岑春煊在与慈禧独对时也曾大胆陈言：“创行新政，先须筹款，今日加税，明日加厘，小民苦于搜括，怨声载道，倘果真刷新政治，得财用于公家，百姓出钱，尚可原谅一二。现在不惟不能刷新，反较以前更加腐败。从前卖官鬻爵尚是小的。现在内而侍郎，外而督抚，皆可用钱买得，丑声四播，政以贿成。此臣所以说改良是假的。”这样的事例可以说俯拾皆是，尽管今天有人把那时看成仿佛充满光明和希望的年代。当事人的切身感受，同一些后人的想象之间，竟可以有如此大的差距，究竟哪一个更符合客观实际呢？
革命实在是不可以避免的。孙中山在1904年写道：“满清政府可以比作一座即将倒塌的房屋，整个结构已从根本上彻底腐朽了，难道有人只要用几根小柱子斜撑住外墙就能够使那座房屋免于倾倒吗？”孙中山的观察是深刻的，他的看法是中肯的。
清朝统治集团的覆灭
清朝统治集团的覆灭是不可避免的。
四川保路运动、武昌起义及各省响应、袁世凯重新出山，这些具体过程就不多说了，还是说说清朝统治集团当时的状况吧。
作为宣统皇帝的溥仪这样描写武昌起义前夕清朝集团的状况：“以当时的亲贵内阁来说，就分成庆亲王奕劻等人的一伙和公爵载泽等人的一伙。给我父亲（引注：指监国摄政王载沣）出谋划策以及要权力地位的，主要是后面这一伙。无论是哪一伙，都有一群宗室觉罗、八旗世家、汉族大臣、南北谋士；这些人之间又都互有分歧，各有打算。比如载字辈的泽公，一心一意想把堂叔庆王的总揆夺过来，而醇王府的兄弟们首先所瞩目的，则是袁世凯等汉人的军权。就是向英国学海军的兄弟和向德国学陆军的兄弟，所好也各有不同。摄政王处于各伙人勾心斗角之间，一会儿听这边的话，一会儿又信另一边的主意，一会儿对两边全说‘好，好’，过一会又全办不了。弄得各伙人都不满意他。”
溥仪又说：“如果摄政王支持了载泽，或者摄政王自己采取了和奕劻相对立的态度，奕劻只要称老辞职，躲在家里不出来，摄政王立刻就慌了手脚。所以在泽公和庆公间的争吵，失败的总是载泽。醇王府的人经常可以听见他和摄政王嚷：‘老大哥这是为你打算，再不听我老大哥的，老庆就把大清断送啦！’摄政王总是半晌不出声，最后说了一句：‘好，好，明儿跟老庆再说……’到第二天，还是老样子：奕劻照他自己的主意去办事，载泽又算白费一次力气。”这真是王朝末日的一派肃杀气象，哪里谈得上稳步地、有秩序地进行改革。要说让它这样继续下去就可以使中国更快更好地实现现代化，岂不是海外奇谈！
武昌起义是遍及中国的全面危机的产物。局势发展之快速，规模之广泛，声势之猛烈，是惊人的。短短一个多月内，便得到全国将近三分之二省份的响应，长江以南各省已全部宣告独立。它是民众长期郁积的对祖国前途焦虑和对清朝政府强烈不满的大爆发。独立各省的清朝督抚绝大多数没有抵抗便纷纷逃匿，有的还当了独立后的都督。清朝统治迅速陷于土崩瓦解之中。
早在武昌起义爆发前的11天，总理大臣庆王便“因老辞职”，载沣则一再慰留。10月12日，也就是起义后第三天，内阁协理大臣那桐在日记中写道：“早进西苑，午初散值。接到各处来电，知武昌新军变乱，踞城戕官，鄂督避往汉口，提督张彪被害（引注：此信不确）。当访菊人（引注：指徐世昌），电约盛宫保、朗贝勒、荫大臣、寿、谭、邹、胡、曹各堂谈湖北事，酉正归。”讨论如此大事，奕劻似仍不参加。当天，命陆军大臣荫昌统陆军两镇，海军提督萨镇冰统军舰，往援武汉。但北洋陆军历来“只知有袁宫保，不知有大清朝”，荫昌哪里指挥得动？14日，清廷只得宣布以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岑春煊为四川总督，督办剿抚事宜。而此时的袁世凯又怎会为亲贵统治集团去做火中取栗的事？于是，继续称病不出。有一种说法称，20日，“徐世昌奉奕劻之命，自北京微服到彰德晤袁世凯（袁要求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宽容武昌事变人员，解除党禁，总揽兵权，宽于兵费）”。其中最重要的是组织责任内阁和总揽兵权这两条。但据徐世昌日记，他当天和前后几天仍照例入直，所谓微服抵彰德一说应不确。值得注意的是，徐日记自17日起连续多日记有“夜来客”、“会客至晚，留客饭，又久谈”、“会客至晚，留客饭，又与客谈公事”等，但不提客的姓名，这在他的日记中是反常的。袁世凯知道清廷不会痛快地接受这些条件。他的办法是：“暗中指使北洋军将领屯兵不进，不受荫昌的节制调遣，使清政府无可用之兵，最后不得不乖乖地钻进他的圈套来。”
清朝统治集团已经丧尽民心，没有多少人还对它抱有希望。莫理循在10月7日的信中说：“我遇到的任何人，不论是中国人还是中国人的外籍同事，都私下告诉我他们希望革命成功。我的一个朋友同刚刚通过北京归国留学生考试的十二位毕业生聚餐，他们是从英国、美国、日本回来的留学生，大家为革命的成功祝酒。”他在27日的信中说：“我在这里所遇到的每一个人都赞同革命。甚至比较开明的低级满族官吏也反对他们的政府。”清廷一筹莫展，不得不在11月1日解散皇族内阁，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袁13日抵京后，在16日组成内阁。22日，袁世凯向载沣提出要求：停止每日入对；除由内阁国务大臣具奏外，其余各衙门应奏事件均暂停止；所有从前应请旨事件，均咨行内阁接办；凡无须必请上裁事件，均以阁令行之。那桐在第二天日记中记道：“今日起不逐日召见内阁总理大臣，实行阁制也。”此前，内阁依然像军机处那样每日入直。可见袁内阁在性质上和奕劻任内阁总理大臣时显然不同，改变了原有的制度，行政权力已转移到他的手中，隆裕和监国摄政王都被架空。12月6日，徐世昌日记记道：“本日奉隆裕太后懿旨允监国摄政王自请退归藩邸，责成内阁总理大臣及国务大臣担任国事。”郭廷以在《近代中国史事日志》中在这一条下加了一个注：“英使朱尔典助成之。”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写道：“我的弟弟曾听母亲说过，辛亥那年父亲辞了摄政王位，从宫里一回来便对母亲说：‘从今天起我可以回家抱孩子了。’母亲被他那副轻松神气气得痛哭了一场。”这样一系列重大变更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表明清朝统治集团已瘫痪无力到何等程度，有如一座纸房子被风轻轻一吹就倒塌了。
对袁世凯来说，剩下的事就是逼清室退位，以此换取南方承认他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溥仪根据恭亲王溥伟的日记等写到隆裕在皇族亲贵参加的御前会议上叹着气说：“我何尝要共和，都是奕劻跟袁世凯说的，革命党太厉害，咱没枪炮没军饷，打不了这个仗。”她又问载涛：“载涛你管陆军，你知道咱们的兵怎么样？”载涛碰着头说：“奴才练过兵，没打过仗，不知道。”隆裕不作声了，停了一会儿才说一句：“你们先下去吧。”一筹莫展的清廷，已完全被袁世凯玩弄于股掌中，只能听任摆布了。
原军机处章京（后改为承宣厅行走）许宝蘅的日记中有许多生动的记录。1911年12月7日：“项城（引注：指袁世凯）入对于养心殿，奉太后谕：‘余一切不能深知，以后专任于尔。’”28日：“本日，皇太后御养心殿，先召见庆王等，旋召见总理大臣及各国务大臣，皇太后谕：‘顷见庆王等，他们都说没有主意，要问你们，我全交与你们办。你们办得好，我自然感激，即使办不好，我亦不怨你们。皇上现在年纪小，将来大了也必不怨你们，都是我的主意。’言至此，痛哭，诸大臣亦哭。”1912年1月2日：“总理（引注：指袁世凯）入对，太后谕：‘我现在已退让到极步，唐绍仪并不能办事。’总理对：‘唐已有电来辞代表。’太后谕：‘现在宫中搜罗得黄金八万两，你可领去用，时势危急若此，你不能只挤对我，奕劻等平时所得的钱也不少，应该拿出来用。’总理对：‘奕劻出银十五万。’太后谕：‘十五万何济事，你不必顾忌，尽可向他们要。’奏对一钟余方出。”2月2日：“今日国务大臣又入对，商酌优礼皇室条件，闻太后甚为满意，亲贵亦认可。总理已电伍廷芳。”2月12日：“三时到厅，知辞位之谕旨已下。二百六十八年之国祚遂尔旁移，一变中国有史以来未有之局。古语云：‘得之多者，失之亦不难。’岂不信哉！”许宝蘅当年记录的这些情节，十分生动，读起来令人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统治中国268年的清王朝覆灭了。这个统治集团已经腐烂得无药可救。当历史走到这一步时，它的覆灭是必然的，谁也挽救不了。
本文原题为《清朝统治集团的最后十年》，出自《辛亥革命与百年中国》第1册，略有删节。金冲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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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金冲及。来源：公众号 鸣沙。责任编辑：还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