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对《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的编辑——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的采访，这次采访由加尔各答著名的社会主义杂志《前沿周刊》（Frontier Weekly）发起，法鲁克·乔杜里（Farooque Chowdhury）于2019年8月5日整理完成，并预定在本月秋季特刊上刊登。因此这篇采访文章诞生之时并非是面向美国读者的。由于该文涉及的问题十分紧迫，我们也把它刊登在这里。本次采访重点关注近年具有新法西斯主义特征的新极右运动兴起的历史条件。但是必须强调的是，尽管目前这种政治运动有上升态势，但远未成为主导力量。相反，在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中，我们正在亲眼目睹大卫·哈维所言的新自由主义——新法西斯主义联盟的发展，它也印证了自由民主国家的衰落。新法西斯主义是新兴右翼运动中最危险，最动荡的现象。
此外，当前的社会暴露了一系列的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危机，统治阶级也围绕国家-资本关系试图建立更精致的资本制度以便重建资本主义，我们要将这些联系起来去看待这些运动。当前最大的未知数是扎根于工人阶级的左派的反应，左派运动是能潜在地阻止，扭转和颠覆资本的终极的手段，它能为实现真正的平等和生态可持续性社会（即社会主义）开辟一条新道路。
—— 编者
卡利斯佩拉·戴尔摄
法鲁克·乔杜里（Farooque Chowdhury）：右翼势力的崛起越来越成为分割大西洋两岸政治版图的主要标志。在欧洲，西班牙的Vox党，希腊的金色黎明党（Golden Dawn），法国的国家团结党（National Rally），芬兰的芬兰人党（Finns），意大利的联盟党 （League），爱沙尼亚的保守人民党（Conservative People’s Party），从北方的瑞典民主党（Sweden Democrats），到南方塞浦路斯的全国人民阵线（National Popular Front），不论经济体是强是弱是大是小，右翼势力纷纷在欧洲大陆抬头。在大西洋的另一侧，也出现了右翼势力的崛起以及主流政治和媒体诉诸暴力的趋势。美国主流媒体上也出现了有关右翼武装团体的报道。现实已然鲜明。那么导致大西洋两岸右翼势力在社会经济和政治各领域抬头的根源究竟是什么？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毫无疑问，我们正直面右翼运动的浪潮，用“新法西斯主义''一词来指代似乎最为恰当。在理解眼下的局势时，我认为必须借鉴历史。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的有关二十世纪历史的名作—《极端的年代》（ The Age of Extremes ）中有一章名为“自由主义的陷落”。其中他认为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的自由民主国家主要限于西欧和美洲，因为当时世界的大部分都沦为了殖民地。在那个时期，很少有人会把自由主义视为未来的潮流。1920年大约有25个民主制国家。到1938年，这一数字已下降到17个，到1944年下降到12个（当时全球有64个独立国家）。这当然与法西斯主义相对应。尽管如此，霍布斯鲍姆指出，如果将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自由主义的削弱归因于法西斯主义的发展，“既不充分，也不是完全不相关”。
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自由主义的衰落，实际上是因为一场社会经济危机影响了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加上世界霸权斗争。一战后有过一段短暂的繁荣期，随后由于资本过度累积而造成经济停滞，结果导致了普遍的政治动荡。事实证明，这是法西斯运动的温床。
直到最近，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大多数历史学家们才了解到，法西斯主义滋生于垄断资本（今天的垄断金融）与中下层/阶级（或小资产阶级）之间形成的政治集团或同盟之中。从历史上看，激进的法西斯主义还从农村地区，既存的宗教团体，养老金领取者和军队中汲取了力量。尽管如此，法西斯主义虽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总是以不起眼的方式出现，但它永远不会独自发挥作用。只有在资产阶级提供鼓励和支持的情况下，它才能巩固自己的运动，积极动员中下阶层作为后卫。
除此之外还有一点，正如保罗·斯威齐（Paul Sweezy）指出的，法西斯主义的反义词不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是如此），而是自由民主。如果自由民主国家成为资本主义统治的障碍，那么为了维护，巩固和扩大其统治地位，掌权者会在经济和政治危机时期完成将资本主义国家转向极右。这个目标的实现就需要来自中下阶层或小资产阶级的更多反动分子的后卫力量。法西斯主义会引起剧烈的社会变化，但它却发生在资本主义内部，是其整体逻辑的一部分。
正如霍布斯鲍姆所言，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西欧自由主义的历史性衰落，一个主要因素是东欧特别是波兰的大规模移民带来的巨大威胁。这导致了大规模的仇外心理和种族主义，特别是在小私有者和养老金领取者中。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德国主流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曾是泛日耳曼同盟党的一员。
有了这样的历史背景，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今天发生在整个欧洲，美国以及某些新兴经济体中的右翼势力的兴起？显然，二十一世纪的情况已经大不相同。但是，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经济和政治危机以及资产阶级的反应反映了资本主义的连续性和变化。如今，再次出现了结构性的资本危机，最明显的是2008-2010年金融危机，其影响广泛深远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七十年代是先进资本主义经济体长期放缓的开始。以资本过度积累为特征伴随着历史上最大的不平等的经济停滞在我们这个时代也显得尤为重要。帝国主义出现了新阶段，最典型的特征是晚期帝国主义，即生产全球化和全球价值链的盛行加剧了国际剥削。国际冲突和种族主义正在回温。一边是中国崛起，一边是美国和欧洲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下降。最重要的是，地球的生态危机规模之大前所未有，它严重威胁着人类的未来。这种威胁距离人类并不遥远，就发生在本世纪。
新自由主义试图使国家臣服于市场，同时也通过国家机构来加强市场关系，它系统地消解社会关系的基础，将其转变为纯粹的商品关系。这加强了国家的合法性，国家可以鼓励极权或新法西斯主义运动还有一些穷忙族去反对自由派和新自由主义政治精英。仇外种族主义也被用于对付来自贫穷国家的移民。同时，永无止境的战争和帝国主义政变产生了数百万难民。总体而言，我们当前面临的困境是这个时代的经济，社会和生态危机，以及帝国主义和战争的加剧。
右转趋势与大屠杀，暴力的种族主义和厌女症等社会痼疾的蔓延相伴而生并非偶然。在美国，社会结构破裂，大规模枪击事件的频率在增加。每天至少有60％的几率发生一次大规模枪击事件，而有17％的几率发生两次大规模枪击事件。在印度，极右势力的兴起带来了私刑的泛滥，而在德国，作为德国重要政治力量的德国新选择党（Alternative for Germany）的出现与纳粹式的言论和组织的兴起相吻合。
法鲁克·乔杜里：有关极右势力崛起的大多数讨论都表明，这些反动势力得到了群众的支持并不断增加。这一点尤其要强调。您已经指出垄断金融资本动员中下层阶级，形成阶级基础。您能否进一步谈谈这种右翼政治力量的阶级基础？是否应该根据其获得的广大的支持者或它所维护的阶级利益来确定阶级基础？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我认为这方面的大多数困惑是未能对这些变化进行阶级分析的结果。从阶级的角度来看，很明显，我们所看到的是各种法西斯类型的运动的发展（前法西斯主义，原法西斯主义，古典法西斯主义，后法西斯主义，新法西斯主义，新自由主义法西斯，乌尔法西斯主义，外围法西斯主义，白人至上主义或民族民粹主义）。法西斯型运动具有某些明确的基于阶级的特征或倾向。尽管在自由主义话语中通常是从表象的角度来研究此类运动，但就其意识形态特征而言，这种唯心主义方法论仅是掩盖了潜在的现实。
从历史上看，乔治·迪米特罗夫、列昂·托洛茨基、弗朗茨·诺伊曼、斯韦齐和尼科斯·波兰察斯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认为，按照阶级定义的法西斯主义是以动摇的中下层阶级/阶层或小资产阶级为群众基础，以及反工人阶级/反移民、种族主义和仇外的运动。中下阶层和小资产阶级虽然亲资本主义但反对精英、裙带关系和金融利益，有时会形成诸如纳粹意识形态，反犹太主义等复合形态。中下接触害怕落入下层赤贫的工人阶级，同时他们非常警惕那些比他们受教育程度更高且往往更符合自由民主国家要求的中上层阶级。
正如卡尔·马克思所强调的，阶级间的界线是非常脆弱的，大多数中下层阶级或阶层可以客观地被视为不断扩大的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特别是今天，这个阶层中相对较少的人可以说拥有他们的生产资料。然而，中下层构成（从文化角度、经济角度以及种族角度）的独特性在实际上相当明显。在美国，这些人口以白人和民族主义者为主，享有经济、文化和种族特权，并经常将自己与真正的所谓中产阶级区别开来。在最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它大概占人口的20%到25%，可是它的影响超出了它的数量。
可以肯定的是，法西斯流派的运动绝不是纯粹的数量。激进右派的群众动员，使它成为一种能依靠自身意识形态的独特的力量。垄断金融资本为法西斯主义提供了经济支持以及途径和组织手段，它通常也只有在垄断金融资本的大力支持下才有可能。与此同时，在大资本实际上主导的政治-经济领域下，激进右翼运动得以产生发展。一旦法西斯运动上台，最高层就会努力以极端暴力手段清除这种运动，以便消灭更"激进"的干部，从而使他们完全服从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者的利益。与此同时，有人试图通过一体化（Gleichschaltung）或整齐划一，利用宣传和恐怖主义来打击中上层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分子，扩大对政权的实际物质支持。
当然，今天的新法西斯运动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法西斯之间几乎没有什么直接的历史联系（尽管像唐纳德·特朗普的顾问史蒂夫·班农这样的人物又回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法西斯/新法西斯传统，他的言行就像意大利法西斯人物尤利乌斯·埃佛拉。）然而，法西斯运动有着跨越历史的广泛的共性。今天在美国出现的新法西斯主义（甚至渗入白宫）有一种美国特有的白人至上主义口吻，它可以追溯到奴隶制和殖民主义时代，混合了各种新的意识形态因素。然而，这种反动运动的基础在阶级方面有某些共通之处。如果你看看特朗普激进的“政治基础”，包括大约25%到30%的选民，你会发现，它主要由中下层阶层组成，家庭收入在每年75，000美元，这部分人口中有大量的白人，他们在经济上处于极度不安全的地位(害怕衰落)，而在意识形态上是民族主义-帝国主义，同时伴随着激进的种族主义。更重要的是，这些人口中有许多与右翼福音主义有关。在许多方面，这与今天在博尔索纳罗(Jair Bolsonaro)的巴西所看到的情况类似。
新法西斯集团的重要价值是在经济领域引起变动。就资本而言，首要的还是金钱关系。特朗普对统治阶级的主要价值在于他可以从动员激进右翼中获得政治杠杆，他能够为富人提供附加值，同时消除社会各方面对市场的障碍。
因此，如果看看特朗普的行动，其许多意识形态特征当然与白人中下层阶层想的一致，如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反女性主义、反自由主义、反社会主义等。特朗普利用这些倒退的意识形态作为政治动员和政治权力的手段，是特朗普特色的政治狡猾。在这方面给他的群众基础的安慰是他在墨西哥边境的修墙和他的新拘留中心(或移民家庭的集中营)，象征着对贫穷移民的战争。
但特朗普政府的政治经济政策无法满足其群众基础的需求，而是在增强垄断金融资本的力量：对大企业和富人的巨额税收减免和补贴;经济和环境放松管制;破坏工会;迅速推进教育私有化;扩大刑事国家;破坏已经取得些许进展的民众无障碍医疗保健;增加对金融的支持和为美国霸权而进行无情的战争，在自由贸易或人权方面没有留下任何余地。
法鲁克·乔杜里：权利的兴起为何是进步的政治运动受到限制的结果，而不是资本的结构性危机？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近几十年来全球左派的低潮当然是一部分原因。苏联解体，以及资本主义胜利主义时期社会民主主义似乎到处崩溃，使得左派"解除武装"。右翼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一空白，与占统治地位的精英对抗。
在这里，必须明白，在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和自由民主国家危机时代，右翼和社会主义左派所面临的立场绝不是对等的。对于资产阶级和政治右派来说，这是一个捍卫当前秩序的直截的问题，以“让美国再次伟大”为幌子推进已丧失了合法性的紧缩的新自由主义政治。正是这一点导致了新法西斯主义分子与中下层阶级的联合，这种联合是稳定一个容易陷入停滞的体系的一种方式，它对自由民主国家本身的构成了攻击。韦伯将国家定义为"合法使用武力的垄断"实体。在一个法西斯国家，正如纳粹理论家卡尔·施密特所阐述的那样，国家的合法性在于元首原则（führer principle）:领导人体现了与权力垄断相关的权利。
而左派面对的选择和挑战要复杂得多。一方面社会民主党政策旨在改良资本主义,然而这在今天意味着与新自由主义的妥协;另一方面真正的社会主义运动旨在通过长期革命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在经济停滞和结构调整的时代，社会民主作为一种战略越来越无效，并一次又一次地向新自由主义投降。任何真正的社会主义挑战现有制度的尝试，从根本上都面临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彻底反对。
可以肯定的是，左派民粹主义（与所谓的右翼民粹主义无关）在过去几十年中作为左派的替代激进战略出现，它脱离了社会民主和社会主义。然而，它未能将其民众支持转化为与其目标一致的政治变革的有组织的手段。它的政治理论取材于后马克思主义者，如埃内斯托·拉克劳和尚塔尔·穆夫，他们主张通过一种民粹主义的左翼策略将工人阶级与中下层阶级联合起来，它回避了工人阶级的最终目标——实际上就是从阶级中撤退。这被辩解为建立一个葛兰克西亚式的反霸权集团的尝试。
但是，这一战略不是试图将中下层阶级的重要群体吸收到工人阶级主导的集团中，而是通过将工人阶级纳入一个不逾越更"激进"的反精英环境的小资产阶级的政治集团，来建立一个反精英的多数派运动。其结果是缺乏对资本主义的明确反对。由于缺乏具体的政治和组织，以这种方式建立起来的政党或运动在接近权力时更容易被腐败的领导层接管，就像希腊的激进左翼联盟一样，这实际上为传统的反共产党的右翼，新民主党重新掌权开辟了道路。
但是，如果左派似乎无法对先进资本主义世界的统治圈提出重大挑战，为什么新法西斯运动现在得到资本主义阶级一些上层的支持呢？答案在资本本身的结构性危机中可以找到。资本主义经济不断走向停滞和金融化，新自由主义只是其外在的表现，这就要求该制度不断寻求加强对人口的剥削和征用，这是它唯一的出路。
资本主义霸主永远不能停滞不前，也不能停止自我扩张，即使它不积累新的投资，而是需要不断地扩大其价值圈。但是如今，在经济普遍停滞（增长缓慢、就业不足、投资水平低和产能闲置）的背景下，这种财富的积累需要资本在非增长或缓慢增长的馅饼中分得更大的份额。不能以仅基于实际积累过程，或者选择直接抢劫（所谓的剥夺积累）这些旧的方式统治作为其增值危机的手段，新自由主义时代的垄断金融资本正不断加强极端的剥削，破坏自由民主国家本身。
在这里，资本过去从工人获得的根深蒂固的制度性收益，阻碍了它对工人进一步的剥削。正如汤普森（E. P. Thompson）在《英国的特殊性》中所写的那样：未能推翻资本主义的工人阶级，以各种方式有了自己错综复杂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力量。这些力量体现在基本工作条件保障，住房、经济和环境法规，福利，退休金，公共教育，公共交通工具，健康保证，社区和文化机构，还有政治/法律/人权——他们像一个庞大的迷宫一样存在于社会系统的物质和文化根源上，并且都独立于资本的逻辑运行。这些来之不易的民众地位和人民的习惯权利，成为了在危机时期资产阶级要克服的障碍，并且确实已经成为其要破坏的主要目标。在美国和英国，社会系统正在削弱工人拥有房屋、获得足够的健康保险或养老金的能力。公立学校不是被完全私有化，就是被推向市场。而所有这些活动或者趋势都充实了垄断金融资本的小金库。
因此，资本主义社会系统对过度积累的反应就是对社会现有存续的基础的“创造性破坏”。随着人民生活的困境越来越深入，这个社会体系却正反馈出越来越深的矛盾。同时，资本集团面临着顽强抵抗着的人民，彻底的大规模的反抗或许并不多，但零星的抵抗活动是时刻发生的。这不断的昭示新自由主义通过剥夺实现的积累有走向停止的风险。随着社会整体风险上升，垄断金融和垄断资本已决定押下更大的赌注，指望通过加强军事力量来巩固自身的垄断地位。但是，这些力量的动用本身和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制度的某些方面是相矛盾的。
所以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新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是更深层次的资本主义矛盾的体现，包括：制度的结构性危机，新自由主义式的侵犯工人阶级权益行动，自由民主国家失稳以及中下阶层对自身权利的“反动”觉醒。这发生在无法克服的经济停滞，前所未有的经济不平等以及全球经济下行的大环境下。此外，此等问题并不是仅仅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凸显，而且在所谓的新兴经济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相同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弱点，事实上这些弱点早已存在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社会之中长达几个世纪了。
无处不在的无产阶级的愤怒和不可抗拒的行动，在目前的社会表面似乎仍不存在，但却完全有在新的形势到来时爆发的潜能。这是一种必然会以多种方式爆发的如火山般的力量，而且今天在地球的某些地方已经可以看到。有一点是肯定的：世界在几十年内将面临着非同寻常的冲突和不可逆转的变化。目前的系统本身正在衰败，同时带着作为人类栖息地的地球一起。我们正面临马克思曾经称之为“毁灭或革命”的现实。
法鲁克·乔杜里：作为《每月评论》的编辑，您对在这个政治背景中采取行动有何建议？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每月评论》（以下简称MR）现已有70年历史了。它是那些它的作者和编辑，以及它的读者和支持者的共同产物。他们都被这些年来MR发展起来的批评传统所吸引，但他们在各个方面有所不同。因此，我个人的观点不一定与杂志中的所有人都一致，即使我们有一个广泛的，覆盖月刊评论出版社的工作协议。
我个人的观点，对于MR来说，至关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资本主义本质上是帝国主义的，对地球生态具有破坏性的，种族的（作为当代社会制度现实的种族主义的历史渊源和主要力量而言），并植根于重男轻女的私有制家庭的（作为组织私有财产并实现劳动力再生产的经济单位）。从十九世纪末期开始，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这与十九世纪中叶及更早时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有别。后者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中进行批判的主要对象。在二十世纪，垄断资本或者说寡头资本开始主导经济，首先是在本国内，然后是在国际上。当前，科技也以维持垄断资本主义权力结构的动机发展起自己的结构，因此在社会影响和自身发展的方面都绝非“中立”。日益集中的通信系统产生了单一的意识形态。国家也越来越成为资本的造物，除了扩大市场关系外很少进行执行别的什么政策操作，即使这样的行政行为意味着限制国家本身的影响。这种等级制社会体系的主要敌人是社会主义运动，在其中会要求实质性的平等和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二十世纪后期的革命主要在边缘国家爆发。然而，在二十一世纪，客观力量指向一场走向社会主义的全球性运动，它主要将会是由国际边缘发散出来的，但也因需要而在中心爆发出来。这一事件的前奏可以被看作是1968年的世界动荡，但现在有一个完全不同的、急迫的现实，像气候变化、全球生态危机以及像反抗灭绝(Extinction Rebellion)这样的新运动正摆在我们的面前。和所有的革命一样，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起点和终点都是模糊的。尽管如此，有理由认为，全球走向社会主义的运动早就开始对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危机有所反应。我们目前正处于一个社会运动的真空期，在这个时期，法西斯主义形式的民众运动似乎突然兴起。
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主要政治问题是革命左派的团结问题。如果我们认真观察，我们就会发现世界性的威胁正在不断交织：（1）新自由主义（普遍的剥削的威胁），（2）新法西斯主义（国家恐怖主义的威胁），（3）能源垄断资本（对于地球资源枯竭的威胁），以及（4）永不停止的帝国主义、军国主义战争（造成社会的破坏和核毁灭的威胁）。
现在的情况是，我们对资本主义或新自由主义不会有任何妥协。鉴于这两个反动的资本主义政治运动之间的密切联系，和新自由主义者构建反对新法西斯主义兴起的统一阵线是行不通的。相反，今天我们看到了戴维·哈维所称的新自由主义-新法西斯主义联盟的前景。按照他的理论体系，在能源垄断资本问题上的妥协也毫无根据。唯一的答案就是转向广泛的社会革命。尽管有措施很多，但革命行动却需要群众在社会这个资本主义的迷宫的各个方面，进行斗争。所有与帝国主义、种族资本主义、全球父权制和生态灭绝的斗争、以及对于LGBTQ（泛指各类性倾向和性认知存在问题的人群）权利，当地人民（一般指受到资本主义侵犯的地区人民）权利、生态社会主义和条件平等的斗争，实际上都是在与资产阶级的资本增殖逻辑在进行斗争。
在历史条件的压力下还能把这些反资本主义的世界运动团结起来的斗争，一定是为一个完全动员起来的、彻底的、二十一世纪的社会主义铺路的斗争。这样的社会主义运动需意识到，不仅必须废除资本，而且必须废除它的利维坦国家，因为这将决定资本主义本身是否退出舞台。鉴于地球作为人类居住的地方正以如此之快的速度遭到破坏，这种违背资本逻辑或走向社会主义的运动，必须突飞猛进地发展起来，以确保一定的人类存续可能。即使整个社会根本变革的过程必然会构成一场有许多人参加的长期革命。他可能在一定的时间停止和开始，向前和向后运动。除非社会权力关系发生重大转变，特别是在环境方面，否则资本主义继续照常运行的灾难性后果是超乎想象的。这意味着，这种变化必须在我们目前所处的历史条件下发生，需要在绝对必要的所有范围内进行革命。而且在一个更长的过渡过程中，资本主义的逻辑必须停止。
我们可以说除了对帝国主义的全球性革命外，没有其他的办法可行。今天，全世界必须反对帝国主义，或者反对构成世界资本主义的金钱，权力和压迫的流动。这意味着必须出现一个新的国际工人和国际劳动人民组织（如萨米尔·阿明所说），它将起源于国际发展中国家。而且因为当全世界不发达地区的劳动力不自由时，全球发达国家的劳动力就同样无法自由（无产阶级是这样被全球性地劳动和被剥削的），在经济发展较好的帝国主义的中心地区也会发生斗争。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看到世界性无产阶级的崛起，已经有迹象表明这样的崛起能够解决目前的一些经济和环境的破坏。
所有这些都太理想了吗？也许吧！对于革命的前景，上述评论可能被一些人所忽略，认为这完全是关于革命前景的空想。然而，事实是，如果我们认真对待汤普森的“warrenning”概念（和其他类似概念），那么很明显，在过去半个世纪甚至更长的时间里，左派因为多年来累积的无数小斗争，在政治和文化上以及在某种程度上都在进步。辩证法在这里发挥着作用。左派人士们需要纠正过去的错误，在过去几十年来，他们都关注着同一中差异的方面，现在他们需要关心差异中的同一，也即基于根本差异当中的更广泛的联合（搁置左派内部的纷争，在根本目标相同时寻求联合）。现在的问题不在于工人阶级的客观条件上的劣势，而在于不断分裂工人阶级、减少工人阶级有效人数的文化分歧。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在自由主义的影响下，消除工人阶级的有效斗争本身。然而，由于过去的历史斗争和当前的必要性，今天有了一个更广泛的共同革命运动，一个能够对我们空前危险的时代作出反应的运动的基础。
如果没有这种革命性的行动创造出一个崭新的时代，世界的未来将是严峻的。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于1968年在《剧变(The Explosion)》中写道，事件的互相作用可以使情况发生变化，以使不可能成为可能的方式迅速改变行动领域，从而产生出一个全新的历史。这种思想曾经被描述为乌托邦式的，但是今天它变为了仅仅是生存的问题：曾经认为不可能的建立新的社会关系的运动，在目前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绝对必要的。就像列斐伏尔本人后来所说的那样，考虑到地球生态危机，这是“革命或死亡”的问题。
法鲁克·乔杜里：谢谢你在许多国家剖析了这个紧迫的问题。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谢谢，法鲁克。
2019年，第71卷，第05期（2019年10月）
文章出处：
https://monthlyreview.org/2019/10/01/the-rise-of-the-right/
作者︱约翰·贝拉米·福斯特，法鲁克·乔杜里
翻译︱方硕、赵财猫、杜平
校对︱光耀、赵财猫、止水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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