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22日，是列宁诞辰150周年纪念日。列宁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他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同时在资本主义发展为帝国主义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同第二国际伯恩施坦、考茨基机会主义及其在俄国的变种经济派、孟什维克等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思潮的斗争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为纪念列宁诞辰150周年，激流网将连载《列宁革命思想研究》一书，以飨读者。
第二章 1905年革命与工农民主专政
1905年1月9日冬宫流血事件揭开了第一次俄国革命的序幕。革命发生时列宁流亡在外，后来在1905年11月8日他终于回到彼得堡直接参与革命。同年12月莫斯科起义使1905年革命的冲击到达顶点，但这次起义最终失败，之后革命进入低潮。列宁最初认为新的革命高潮必将迅速到来，并把以次为依据制定具体策略。直到1907年沙皇解散第三届杜马后，列宁才在1907年5 月于伦敦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承认革命已经完全失败。这样，在列宁那里1905-1907就构成了第一次俄国革命时期。
1905年革命在列宁的革命思想发展中有着分水岭的意义。1905年革命所展现的不以任何个人或者政党意志为转移的政治过程，彻底暴露了俄国社会各阶级和政党的政治面貌和实际力量，俄国社会发展的几种实际可能性开始呈现在人们面前，这为列宁发展自己的革命理论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政治经验，列宁的革命思想由此获得了一次大发展。在1905年革命经验的基础上，列宁提出通过工农革命民主专政来彻底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这标志着他的民主革命理论正式形成。
第一节 从两种革命方式到资本主义发展的两条道路
在1905年以前，列宁已经为俄国社会民主党规定了斗争的三大任务。在列宁那里，这些任务的实现需要与专制制度进行不妥协的斗争，需要以推翻专制制度为前提，也就是说，需要通过革命的方式来实现。但是社会历史的发展从来是各种合力作用的结果，革命者所主张的道路，并不一定是社会历史将实际经历的路径。换句话说，俄国社会的发展除了列宁所主张的革命道路外，还包含着其他的可能性。只有对俄国社会发展的可能性作了周密的、科学的研究，革命者才能认清自己所主张的道路的条件及其性质，才能更加自觉地为自己选择的道路而奋斗。在1905年革命期间，列宁完成了对俄国社会发展的各种可能性的认识，这就为其革命理论提供了更加宽广的历史视野和更加科学的阶级分析基础，列宁的革命理论同时也成为一种独特的社会发展理论。[1]
一、俄国两条革命道路的提出
促使列宁思考俄国社会在革命之外的其他发展道路的直接原因，是1905年危机到来前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策略分歧的加剧。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分歧由来日久，早在1903年重建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与会代表们就在组织问题和《火星报》人事安排等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由此形成了历史上著名的“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个派别。以后这两派在俄国革命策略问题上的分歧日益显现，1905年革命的爆发未能消除这种分歧，反而加深了这种分歧并确立了两派的基本策略立场。
早在1904年底，根据对沙皇帝国几十年积累的矛盾和日俄战争中俄国颓势的观察，列宁已经预计到俄国的革命危机即将到来，俄国将发生“规模巨大的人民运动”，因此他提出了无产阶级准备并领导武装起义的问题。[2]列宁的这一设想成为社会民主工党内新的分歧的导火索。因为举行武装起义（尤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武装起义）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个问题，起义成功后社会民主党和俄国工人阶级是否参加临时政府？这个问题之前在党内多多少少地回避了。[3]革命的到来使得各派在这个问题上不得不摊牌了。
党内《新火星报》派的马尔丁诺夫率先对列宁提出了批评，他明确反对列宁提出的准备武装起义的主张。他认为，无产阶级领导起义会导致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就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俄国当时并不具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这最后一点几乎是当时所有社会民主党人的共识。因此他要求俄国工人不要从“上面”进行斗争，而只作为一个极端的反对派，在临时政府外面、从“下面”对资产阶级施加压力，同资产阶级一起完成革命。马尔丁诺夫在他的小册子《两种专政》中对上述观点进行了系统的阐述。与马尔丁诺夫反对准备起义、只要求做极端反对派不同，列宁在积极准备武装起义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无产阶级在一定条件下应该参加临时政府。他希望充分发挥无产阶级的主观能动性，联合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彻底推翻专制制度以完成革命，这就是说，他主张“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以下简称工农民主专政）。
在充分展开自己关于工农民主专政的思想之前，列宁敏锐意识到上述两种主张反映的不仅仅是某些个人间的认识分歧，它代表着社会民主党内关于俄国革命的两种根本不同的路线，也反映着俄国革命客观存在的两种可能的发展形式。在较早回应《两种专政》的文章《1789年式的革命还是1848年式的革命？》中，列宁把这种分歧归结为如下问题：俄国革命是要“彻底推翻沙皇政府，建立共和国，还是只限于削减、限制沙皇的权力，实行君主立宪？”[4]列宁认为对待起义和临时政府问题的两种不同态度将导向两种不同的革命，一种是1789年式的革命，一种是1848年式的革命。众所周知，前者以其激烈、深刻和彻底而闻名于世，而后者则是一次普遍流产的革命。
列宁认为，这两种革命方式在俄国都是有可能的，各有其基础。他为第一种方式列举了六条有利条件：1、俄国专制制度是纯粹亚洲式的，专制制度和政治自由之间不曾有过而且现在也没有任何中间阶梯,因此俄国下层阶级中积蓄的仇恨和革命性比1848年的德国要强得多；2、日俄战争的失利有可能造成急剧的崩溃，因为这个战争使沙皇政府彻底陷于困境；3、俄国无产阶级面临的国际局势较为有利，因为无产阶级的欧洲会使欧洲的君主们无法帮助俄国的君主制；4、俄国觉悟的革命政党大为成熟，它们的刊物和组织的发展要超过1789年、1848年和1871年许多倍；5、俄国的民族矛盾异常尖锐，许多受沙皇制度压迫的民族特别坚决地攻击专制制度，使得民主革命有极大的同盟军；6、俄国农民遭到严重破产，极端贫困，“已经完全一无所有”，因而蕴藏了极大的革命潜力。作为对比，列宁也列举了六个有利有第二种方式实现的因素：1、俄国封建制度的残余很少；2、政府较有经验并拥有较多的辨认革命的危险性的手段；3、战争产生了一些和革命不相干的任务，阻碍了革命的直接爆发[5]；4、俄国没有来自其他国家的革命推动力，也就是说，俄国不得不充当引起革命的因素；5、民族运动会分割俄国，从而造成革命力量的分散化，削弱革命；最后，俄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抗要比1789年、1848年深刻得多，资产阶级由于害怕无产阶级革命更愿意投入反动派的怀抱。[6]
在列宁看来，由于各有其客观基础，这两种革命形式究竟哪个会成为现实就不能从理论上预先加以确定，“只有历史才能对所有这些肯定意见和否定意见做出估量” [7]。俄国革命具体的结果，取决于实际的政治斗争过程，取决于各种政治力量、各个阶级的组织和斗争情况。列宁认为，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必然希望并争取实现第一种形式的革命”，为此要在自己的实际工作中推动革命向这个道路前进，增强无产阶级的独立组织；而像马尔丁诺夫那样反对工人准备起义、反对参加临时政府、只做极端反动派的主张完全是尾巴主义的。
俄国革命的两种不同方式是与不同的阶级力量组合联系在一起的，因为一定形式的社会发展总是与一定的社会阶级利益配置相联系的。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这篇名著中，列宁把这两种不同路线的实现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联系起来，从革命领导权的角度来剖析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策略分歧。他指出，俄国“革命的结局将取决于工人阶级是成为在攻击专制制度方面强大有力但在政治上软弱无力的资产阶级助手，还是成为人民革命的领导者。”[8]也就是说，列宁认为，如果无产阶级沦为资产阶级的尾巴而使得资产阶级成为革命的实际领导者，那么俄国革命的结局将是像1848年那样，是不彻底的，俄国将在君主立宪制的道路上发展自己的资本主义。而如果无产阶级能够制定独立的政策，成为人民革命的领导者（主要是领导农民），那么俄国革命就能像1789年那样彻底，建立民主共和国，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从而为最快地发展资本主义创造条件，而这样是最有利于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的。列宁还进一步指出，这是由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决定的，这两个阶级在争取政治自由方面有着完全不同的表现：无产阶级是彻底的民主主义战士，而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则决定了它不可能进行彻底的革命。[9]
这样在列宁看来，两种革命方式中哪一种成为现实，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无产阶级对革命领导权的争夺，因此无产阶级采取的革命策略对于革命的结果将有着极大的影响。布尔什维克和“新火星报”派孟什维克之间的策略分歧，就是在俄国革命的两种形式和结局之间选择的分歧，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和机会主义、尾巴主义之间的分歧。作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作为社会民主党内的现代雅各宾派，毫无疑问列宁要为实现第一种革命方式而斗争。
二、1905年革命的进程与列宁政治分析的演进
在列宁看来，俄国两种革命方式实现的关键，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谁能掌握革命的领导权。因此，这两种不同的革命形式存在的前提是资产阶级能够起革命领导作用。而资产阶级能够起这种作用的前提，则是沙皇制度尚未受到任何革命冲击从而完整地保存下去。但是如果沙皇制度在革命压力下做出较大的让步，资产阶级将怎样行动呢？它是否还可能作为革命的领导力量呢？这个问题列宁是在革命过程中逐步找到答案的。
前面我们已经指出，在1905年前关于革命动力的分析中，列宁虽然已经指出了资产阶级的不彻底性，但他仍然把资产阶级看作是争取政治自由的力量之一，是可以争取的盟友，由此列宁还把资产阶级也纳入“民主派”这一政治范畴中。在冬宫流血事件发生后，形势要求俄国各种革命力量联合起来同专制制度作斗争。列宁曾提出各种力量通过“分进”“合击”的形式进行合作，在列宁要加以联合的派别中就包括自由资产阶级的政党。[10]
面对汹涌而来的革命形势，沙皇政府不得不做出表面上的让步，在1905年4月底抛出了一个有名无实的布里根宪法草案，草案规定的国民议会只有咨询性质，最终立法权仍然掌握在沙皇手中。而且议会代表的产生方式决定了贵族和地主将在其中占多数，农民和工人几乎被排除出议会。布里根宪法充分暴露了沙皇政府的专制本性，而且包含着拉拢地主和自由派的意图。同一时期自由资产阶级的《解放》杂志也提出了一份有代表性的政治纲领，主张两院制的君主立宪制，实行选举居住权、二级选举（参议院）等，他们的口号是全民立宪会议。自由派的这一纲领充分暴露资产阶级的不彻底，印证了列宁事先的分析，对此列宁写道：“在当前的革命关头，作为一个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十分自然地而且是不可避免地要求提出全民立宪会议的口号，而决不是提出临时革命政府的口号。”[11]
革命也暴露了其他各个集团的政治面貌。在列宁看来，当时有三种主要的政治趋向和四个政治集团。第一个政治集团为沙皇制度的拥护者，官僚－军事－宫廷分子，他们组织程度最高，但迫于压力同意在没有政治自由的情况下通过严格的资格限制或等级限制成立一个咨询性议会；其次是自由派资产阶级（以立宪民主党人为代表），他们要求君主立宪，对君主制进行限制，但是反对共和制，在专制势力提出咨询性议会这个诱饵后倾向于与后者妥协；最后两个政治集团分别是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包括农民），小资产阶级人数众多，但在列宁看来，他们最愚昧无知，组织涣散，不稳定，得到小小改善就能成为秩序的拥护者，其政治代表是社会革命党和“劳动派”。不过列宁认为，在关键时候他们会不坚定地拥护共和制，因为毕竟这个阶级在当前的制度下有很强的革命要求[12]。而无产阶级则具有最坚决的革命性，他们要求全部权力归立宪会议，实行完全的普选权和政治自由，而且还要求推翻沙皇制度，建立临时革命政府；无产阶级人数虽少，但是战斗力强，组织纪律性强。[13]
列宁认为，在这种力量配置下，革命有两种结局，要么是无产阶级和革命民主派（即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麻痹自由派资产阶级推翻专制制度，其结果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要么是无产阶级不能坚决斗争不敢胜利，成为资产阶级的尾巴，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无法在民主革命中刻上自己的烙印，不能用“平民的方式”即雅各宾式的方式来消灭沙皇制度。[14]相应的结果是资产阶级在工人和农民的支持下和沙皇达成妥协,这就是一次流产的资产阶级革命，俄国将走西方一些国家在1848年走过的道路。
俄国革命的进程表明俄国工人并没有成为资产阶级的尾巴，证明无产阶级是争取民主的先进战士。1905年10月暴发了全俄政治大罢工，罢工迫使沙皇颁布了10月17日法案，宣布召开立法杜马，从而在实际上扫除了之前的装饰品布里根杜马——后者甚至没有来得及召开就胎死腹中。但是工人并不以此为满足，他们继续要求民主共和国和八小时工作制。不久暴发了十二月的莫斯科起义，这次起义是俄国第一次革命的最高点。起义期间沙皇匆忙出台了选举法，承认了普遍、平等、直接和秘密的四大选举原则。不过莫斯科起义最终失败，它表明俄国工人和革命民主派暂时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推翻专制制度。此后革命开始走下坡路。
至于资产阶级，由于俄国无产阶级在革命期间进行了坚决彻底的斗争，也由于沙皇制度表面上的让步，俄国自由资产阶级很早就准备同沙皇进行谈判妥协了。在沙皇宣布成立杜马之后，自由派虽然批评其不彻底性，但是接受了杜马，此后自由派资产阶级就力图制止革命，他们害怕革命的进一步发展会夺走他们手中的成果。在十月政治罢工期间，资产阶级用“同盟歇业”来对付工人罢工和八小时工作制的要求，实际上是站在沙皇专制制度一边来反对工人。列宁对此思想上早有准备[15]，在《两种策略》中他就指出，只要资产阶级自私的狭隘利益得到满足，它就不可避免地会大批转到反革命方面，转到专制制度方面去反对革命，反对人民。剩下的只有“人民”，即无产阶级和农民。在资产阶级退出革命甚至与沙皇合作时，列宁提出，无产阶级的策略应该是与革命民主派建立联盟来对抗专制政府和资产阶级的联盟，争取彻底完成革命。[16]
十月罢工和十二月起义虽然失败，但是它留下了一个有限的立法杜马。到1907年6月3日沙皇解散杜马前，共召开了两届杜马。列宁虽然对总的形势判断出现失误，认为革命高潮会重新迅速到来，认为主要斗争方式不是杜马的议会斗争[17]而是武装起义并主张抵制1906年的第一届杜马，但是他仍然非常关注杜马里的政治斗争。在1906年第一届杜马选举中立宪民主党获得胜利，成为杜马中的多数党。这时对待杜马和立宪民主党的策略问题成为当时的迫切问题。列宁认为立宪民主党的策略是使革命人民支持立宪民主党，也就是说让革命人民做他们的尾巴，从而增加同沙皇讨价还价的筹码。从坚持无产阶级的独立性、促成革命彻底完成的目的出发，列宁提出反对给予立宪民主党以支持、而是同其进行斗争揭露立宪幻想的策略。他认为，“如果专制制度完全彻底地摧毁了革命，那么立宪民主党人就会变得软弱无力，因为他们的力量来源于革命。如果革命的人民，即无产阶级和反对整个地主土地占有制的农民完全彻底地摧毁了专制制度，从而把君主制及其一切附属物也一起消灭掉，那么立宪民主党人也会变得软弱无力，因为一切富有生命力的力量都会立刻离开他们而投到革命方面或者反革命方面去”[18]。后来立宪派组成内阁，列宁认为这个内阁具有过渡性质：“它可能是争取召集立宪会议的斗争的一个阶段，也可能是消灭资产阶级革命的一个阶段……它既可能起第二种作用，也可能起第一种作用”[19]。
列宁的上述分析表明，他认为资产阶级实际上不再是一种独立的能起决定作用的政治力量，而是一种在工人和革命民主派与旧政权之间摇摆不定的中间力量了。在列宁看来，立宪民主党——自由派资产阶级已经失去了革命的领导能力，他这样写道：“在物质力量占绝对优势的地方，立宪民主党的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就没有存在的余地了。”[20]在第二届国家杜马选举时列宁说得更清楚，“所谓中间派，这并不像某些社会民主党人（包括马尔托夫在内）所错误地认为的那样是十月党，而是立宪民主党”；到1907年2月第二次杜马召开时列宁又指出，两极力量在加强，而“两极力量的加强就是中间派的削弱”。[21]果然，1907年6月3日，沙皇解散第二届杜马，修改选举法，黑帮分子占据了新的杜马，第一次俄国革命终究以失败告终。
这样我们看到，在革命后期列宁实际上放弃了资产阶级可以起独立领导作用的观点，其结果是对原先关于两种革命方式设想的修正: 资产阶级领导的不彻底的革命模式不再可行，俄国革命不可能停留在有限的立宪阶段；俄国革命只有两个结局，或者是专制制度彻底摧毁革命——六三政变就是其体现，或者是革命彻底摧毁专制制度——这就是工农民主专政。[22]这无疑是列宁关于俄国革命和社会发展道路思想的重要转变。
资产阶级沦为一种中间的、非决定性的力量，除了其政治上的不彻底性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其修修补补的土地纲领并不能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第一届杜马召开不久，立宪民主党就在杜马中提出了土地和自由问题，这也是俄国当前所要解决的最重大的问题之一。立宪民主党主张由农民通过国家来赎买土地（实际是通过国家来扶持一个富裕农民阶层），这相对于普通农民的要求是很温和的。然而就是这样有限的要求都被沙皇政府一口回绝。这表明立宪民主党无力而专制政府不愿意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当立宪民主党的领导人司徒卢威还在抱怨政府缺乏“政治头脑”的时候，列宁敏锐地指出，立宪民主党人同政府讨价还价的失败证明，俄国革命不能遵循立宪民主党的轨道，而其原因不在于立宪民主党人或者专制政府首脑的“政治头脑”如何，问题在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实际利益同旧政权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的实际利益之间的冲突，无法纳入外交买卖的范畴”，“互相冲突的利益的性质本身推动俄国革命走上革命力量和反革命力量进行公开斗争的道路”。[23]
列宁对俄国资产阶级不能领导革命这个现象进行了理论总结：“按社会经济内容来讲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解放运动，按动力来讲并不是资产阶级性的。这一运动的动力可能不是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和农民”。[24]资产阶级不但不能领导革命的彻底胜利，相反，彻底的胜利对资产阶级来说具有危险性，因为无产阶级会运用充分的自由来反对资产阶级，而且自由愈充分，地主权力消灭得愈彻底，运用起来也就愈方便。列宁还把俄国资产阶级同欧洲资产阶级进行了对比。在1848年革命中，德国资产阶级也表现出了其不彻底性，列宁认为相比之下俄国资产阶级更加怯懦，而“无产阶级则远比1848年德国无产阶级觉悟得多，而且组织得更好”[25]。因此“资产阶级既不可能成为革命的主要动力，也不可能成为革命的领袖。”[26]由此列宁得出这样的结论：只有抛开“妥协的”自由派资产阶级，只有民主派农民群众在争取充分自由和争取全部土地的斗争中跟着无产阶级走，才有可能获得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完全胜利。[27]
三、俄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两条道路
民主革命的不同实现方式，其关键在于领导阶级不同，而不同的领导阶级必然会对俄国社会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列宁排除资产阶级作为革命的领导阶级之后，与俄国革命的两种新格局相对应的是俄国社会发展的两条新道路。对此列宁这样写道：“从俄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我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恰恰在于，革命要保证资本主义的发展，是通过农民对地主的彻底胜利呢，还是通过地主对农民的胜利。”[28]地主领导的不彻底的、封建残余极多的资本主义道路，历史上有过先例，那就是普鲁士，因此列宁把这条道路称之为普鲁士式（农业）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与之相对应，列宁把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彻底胜利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称为美国式资本主义道路，因为在列宁看来，美国式农业资本主义是在没有任何封建羁绊的条件下，在农民自由的土地所有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样俄国革命的两种新的方式决定了俄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两条道路：“要么是普鲁士式的，要么是美国式的。”[29]
如前所述，列宁对俄国革命和社会发展估计的这种转变，是因为对资产阶级在革命中的角色有了不同的判断。而这又促使列宁进一步提升俄国农民在民主革命中的作用。在同马尔丁诺夫争论是否应该加入临时革命政府时列宁就提出，为了把革命进行到底，无产阶级就必须联合农民。1905年革命中工人政治罢工和起义的失败，表明俄国工人只靠自己力量还不足以战胜沙皇，这就要求列宁更加注意挖掘农民的革命潜力，从而更加突出农民在民主革命中的作用。而农民问题归结起来就是土地问题，因此我们可以理解，正是在第一次革命以后列宁开始把土地问题的解决看作是俄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所在，他陆续指出，“农民为土地而斗争的问题是俄国当前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主要经济问题”[30]，“农民在争取土地的斗争中获得胜利，是俄国资产阶级革命获得胜利的真正的经济基础”[31]。
在1905年之后，列宁尤为关注各种政治力量对农村土地问题的态度。他根据1905年革命的经验指出，“无论沙皇政府还是资产阶级，都不能不反对用剥夺地主土地的办法来根本改善农民状况，而工人阶级却不能不在这方面帮助农民。”[32]自由派资产阶级由于和农村地主的密切关系，不可能支持农民用革命的方式来解决土地问题，立宪民主党人在杜马提出的土地纲领证实了这一点（正因为这点两次杜马之后农民大批地离开了立宪民主党）。这样，俄国土地问题的解决，要么按照地主主导的方式来进行（它表现为后来的斯托雷平改革），要么就是按照符合农民和工人利益的方式进行，这就是俄国社会发展的两条不同道路，即上面所说的普鲁士式道路和美国式道路。
列宁多次论述了这两种道路的不同，并阐述了二者在经济内容、依靠的阶级力量和发展结果等方面广泛而深刻的区别。
在他看来，农业资本主义的普鲁士式道路，其经济内容是地主通过做出些细小的经济让步，让农民缴纳赎金以换取地主让出部分土地，这样为地主资产阶级化提供财政支持，保留地主在农村的支配地位，在这个过程中普通农民将再次付出沉重的代价，很多人将陷入饥饿、贫困、破产和流浪之中。由于这种解决方式并没有彻底扫除地主在农村的权力，因此各种中世纪的宗法关系将在长时期内继续存在，地主将仍然在经济、社会和精神等诸领域对农民有着支配作用[33]，在农村居民及其他居民中将仍然存在着大量的不平等。政治上与这种道路相适应的是“以议会形式粉饰门面的军事专制”而不是民主制度[34]。总之，农业资本主义的普鲁士式道路，是一条给工农带来极大痛苦的道路，它虽然终将沿着资本主义发展，但由于保留了大量的封建残余，发展速度是缓慢的，它也不利于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因为无产阶级还要去清除一些前资本主义的障碍。
相反，美国式的农业资本主义道路则要彻底没收地主土地，扫除农村的一切封建残余，建立自由的土地所有制（甚至是消灭土地私有制，实行土地国有化），在农村实现最大的平等，在这个基础上通过自由的土地流转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一切中世纪的障碍。由于这条道路需要经过革命的方式才能实现，农民和工人将会获得最大的经济和政治权力，他们同时还会在文化和精神上都获得很大的提高，形成民主主义的传统和独立自由的精神[35]。与这种道路相适应的政治制度则是“实行民权制度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36]。在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速度方面，列宁认为普鲁士道路由于保留了大量的封建残余，由于它在这个过程中继续压榨农民，这使得其速度同美国式资本主义道路无法比拟。因此列宁认为，只有美国式资本主义道路才能最快地使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起来，从而为俄国的社会主义更好地准备条件。
总之，俄国农业的普鲁士式道路，是最大地保存地主和资本家的利益、再次剥夺农民的道路，是沙皇和地主主导的、资产阶级赞助的自上而下的改良的道路，它意味着反革命大资产阶级和地主成为将成为俄国革命的遗嘱执行人，“正像容克俾斯麦成为不彻底的德国1848年革命的遗嘱执行人一样”[37]；而美国式道路要求彻底剥夺地主的利益，是最符合农民利益的道路，民粹派小资产阶级和社会革命党支持这条道路，它要求实行工农民主专政，要求通过武装起义来推翻地主和封建专制制度。这两条道路，一种是改良的道路，一种是革命的道路。[38]列宁后来把俄国革命的问题，归结为在两条道路之间选择的问题。他在总结1905年革命时指出，“1905-1907年的斗争提出了俄国农业按普鲁士类型还是按美国类型演进的问题”[39]。列宁把这看作是关系到俄国“整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关系这个革命成败的问题”[40]。
面对俄国资本主义这两种新的发展道路，列宁认为无产阶级当然应当推动俄国走美国式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因为无论是从促使俄国资本主义快速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角度看，还是从改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实际政治经济处境来看，或者从形成民主主义和独立自由的传统看，抑或是从无产阶级进一步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角度看，这条道路都是最有利的。[41]这就要求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实行彻底的土地革命，而这又以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为前提。
注释
[1] 列宁关于俄国社会发展可能性的认识，可参考Patrick A. Flaherty, Lenin and the Russian Revolution[D], Harvard University, 1984, p124-144. 另见顾玉兰：《列宁社会发展理论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2003年。
[2]《列宁全集》第九卷，116页。
[3] Sheila Fitzparick, The Russian Revolu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31.
[4]《列宁全集》第九卷，362页。
[5] 列宁这里引用了考茨基在《社会革命》一书中的观点，认为战争引起革命表明俄国革命力量还不够强大，他们需要战争的力量才能行动起来（《列宁全集》第九卷，363页）。
[6]《列宁全集》第九卷，363页。
[7]《列宁全集》第九卷，363页。
[8]《列宁全集》第十一卷，第3页。
[9]《列宁全集》第二卷，437-438页。
[10]《列宁全集》第九卷，265页。
[11] 《列宁全集》第十卷，251页。
[12] 《列宁全集》第十三卷，135页。
[13] 《列宁全集》第十卷，339-340页；第十一卷，第5页。
[14] 《列宁全集》第十一卷，37页。
[15] 《列宁全集》第十卷，264页。
[16] 《列宁全集》第十一卷，83页。
[17] 《列宁全集》第十三卷，110页。
[18] 《列宁全集》第十三卷，272页。
[19] 《列宁全集》第十五卷，101页。
[20] 《列宁全集》第十四卷，40页。
[21] 《列宁全集》第十五卷，69页。
[22] 列宁的这个转变，与马克思在1848年德国革命期间的思想转变很相似。马克思在革命进程表明资产阶级不能领导革命之后写道：“普鲁士资产阶级以及一般德国资产阶级从三月到十二月的历史证明：在德国不可能发生纯粹的资产阶级革命，也不可能建立君主立宪式的资产阶级政权，可能发生的不是封建专制的反革命，就是社会共和的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六卷，146页)
[23] 《列宁全集》第十三卷，121页。
[24] 《列宁全集》第十五卷，171页。
[25] 《列宁全集》第十五卷，171页。
[26] 《列宁全集》第十五卷，329页。
[27] 《列宁全集》第十五卷，171页。
[28] 《列宁全集》第十五卷，336页。
[29] 《列宁全集》第十五卷，336页。最初列宁把未受革命触动的、自1861年开始的农业资本主义道路称为意大利类型资本主义道路，因此他曾认为农民夺取地主的全部土地会使俄国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从“意大利类型转为美国类型”（《列宁全集》第十卷，45页）。
[30] 《列宁全集》第十五卷，62页。
[31] 《列宁全集》第十五卷，51页。
[32] 《列宁全集》第十一卷，50页。
[33] 《列宁全集》第十七卷，112-113页。
[34] 《列宁全集》第十五卷，193页。
[35] 《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284-285页。
[36] 《列宁全集》第十五卷，193页。
[37] 《列宁全集》第十四卷，13页。
[38] 《列宁全集》第十六卷，205页。
[39] 《列宁全集》第十九卷，140页。
[40] 《列宁全集》第十五卷，193页。
[41] 列宁在1908年曾经设想过如果普鲁士式道路在俄国获得成功时社会民主工党怎么办的问题。他认为如果这种情况真的发生的话，那说明社会民主工党为实现痛苦最少的资本主义道路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民主工党将直接为消灭资本主义而斗争，这时就应该抛弃一切资本主义的土地纲领（包括后来的土地国有化）。参见《列宁全集》第十九卷，1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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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曹浩瀚。来源：《列宁革命思想研究》。责任编辑：黄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