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次马克思逝世纪念日的讲演会上，很多人会对把新闻工作者视为马克思的主要经历感到奇怪。其实，恩格斯对这点在著名的马克思墓前演说里讲得很清楚。“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接着他就讲道：“他进行的斗争的热烈、顽强和卓有成效，是很少见的。最早的《萊茵报》（1842年），巴黎的《前进报》（1844年），《德意志-布鲁塞尔报》（1847年），《新莱茵报》（1848—1849年），—《纽约每日论坛报》18521861年），……”我们还看到，他在英国创办的工人运动的报刊也不少。
《莱茵报》
1841年，马克思的故乡莱茵省的商人和银行家决定在科伦创办一家日报，以反对天主教派的《科伦日报》。这样，1842年1月1日便诞生了《莱茵报》，它声称是“政治、商业和工业”的日报，特别关注铁路和汽船的发展、关税同盟的扩大和宪法改革、国家统一等问题。报纸的创办者在编辑和通讯员人选问题上求助于活跃的青年黑恪尔派作家是很自然的。这时，没有一个人比年轻的马克思博士更重要了，他很快与报纸建立了联系，第一次写的是一组关于出版自由的连载六次的长文章，发表在报纸的附刊上。
研究马克思通过详细论证出版自由而参加新闻工作的意是非常必要的。在写这组文章前，他已经写了一篇极好的抨击书报检查令的文章。这个检查令是以自由主义的名义颁布的。马克思用轻蔑的口气指出，关键性的条款“严肃、谦逊、倾向善良”是纯粹的主观标准，“反对倾向的法律，即没有规定客观标准的法律，乃是恐怖主义的法律”。国家书报检查制度的本质是专横，它不可能被改善，只能废除。
马克思在《莱茵报》上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再次探讨。一个资产者代表宣布，出版自由必须是一般行业自由的一部分。马克思反驳说：“难道这样的报刊是自由的吗？作家当然必须挣钱才能生活、写作，但是他决不应该为了挣钱而生活、写作。……报刊最主要的自由就在于不要成为一种行业。”
由于《莱茵报》对抗天主教派，它最初曾得到普鲁士官方的支持，但它发表的文章很快就给检查官们造成了麻烦。一些柏林的青年黑格尔派作者用狂热的词句挑衅性地润色他们的文章，给报纸带来了潜在的查封危险。于是，马克思被编辑部成员达·奥本海姆请去商讨其中的一篇文章。他得出如下理智而有远见的新闻观点：“关于国家制度的完全是一般理论性的论述，与其适用于报纸，毋宁说适于学术性刊物。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这是1842年8月底的事。到10月中旬，在马克思度过他24岁生日后几个月，他被聘请担任主编。
马克思坚决主张，报纸不能为它的撰稿人所左右。作为编辑，他把这个原则变成了行动。他要求被称为“自由人”的柏林青年黑格尔派“少发些不着边际的空论，少唱些高调，少来些自我欣赏”。自由人的发言人爱·梅因则咒骂马克思“妥协”，并要与《莱茵报》“赛完全局”。当然，这样非使报纸被查封不可。狂热的柏林人被赶出了报纸，在马克思的领导下报纸稳步前进，订户从马克思接任时的841户上升到3200户。一本马克思的传记写道：新编辑“关心每一个细节。报纸的每篇作品都溶化在他的思想中。马克思选择和编辑文章，从报纸的语气、风格，甚至标点上都可以觉察到他那有影响力的印记。”
1842年12月底，《莱茵报》发表的两篇别恩堡通讯使莱茵省的官僚们感到心绪不宁，这些通讯表达了葡萄酒酿造区人民的心声，描绘了葡萄种植农的痛苦和行政官员对他们的漠不关心。省总督冯·沙培尔下达两个训令，反驳指责，并要求报纸公开答复。1843年1月，马克思宣布要发表五篇材料丰富的系列文章。这些文章进一步证实了那里农民生活的痛苦，尽数政府官员和官僚主义的野蛮行径。在他成为编辑前，还报道过残酷的法律不许农民在树林里拣拾枯枝的丑闻。这些工作使马克思这个激进的新闻工作者认清了社会和经济生活的基本现实，坚定地走向社会主义。
马克思领导的《莱茵报》编辑部与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进行了英勇的连续战斗，它说明这种对报纸的控制与编辑的“充满责任感的顽强性”是多么不相称。恩格斯就当时的情形说：“《莱茵报》差不多总是能登载必要的文章；先是给检查官送一些次要的材料让他删除，一直到他自行让步，或者在第二天出不了报的威胁下不得不让步为止。如果再有十种像《莱茵报》那样有勇气的报纸，出版人又不惜花上几百塔勒的排版费的话，那末德国的书报检查制度早在1843年就无法进行了。1843年初，政府对这个报纸无可奈何，就干脆把它封闭了。”
普鲁士政府抓住的报纸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它抨击了俄国的专制统治和普俄联盟。沙皇在一次冬宫的宴会上要求普鲁士大使处理这件事。1843年3月18日马克思正式辞职（“因现行书报检查制度的关系”），使查封暂缓执行。3月31，最后一号报纸出现在科伦的大街上，头版的告别辞（“我们勇敢地高举自由的旗帜……”）具有真正德意志的风度。
E • H •卜尔教授曾说：“马克思是第一个值得注意的德国新闻工作者，因此，新闻工作是给他带来声誉的第一个小小的职业。”通过《莱茵报》，“马克思得到了经验、自信心和论敌的重视，他使世界承认了他的卓越智慧的天赋和他的大公无私。”帕斯科教授在1942年则是用这样的话结束他的纪念马克思《莱茵报》时期一百周年的论文：“作为撰稿人和编辑的马克思，……处在一个新的认识的基点上，这个认识不仅关系到‘用的方式解释世界’，而且还要直接改造世界。”
从《莱茵报》到《新莱茵报》
从《莱茵报》的查封，到《新莱茵报》的诞生，历时五年。在这期间，马克思首先关注的仍然是新闻工作。1843年秋马克思和他的妻子走上了通往巴黎的道路。在那里他与卢格合编的《德法年鉴》只出版了唯一的一期，由于他和卢格政治观点的分歧，出版搁浅了。马克思没有气馁，他把注意力转向在法国首都发行的周两期的德文报纸《前进报》。这家报纸的编辑成员看来很不稳定，即使马克思不是正式编辑，也能够不费气力地掌握报纸事务的关键部分。在这张报纸上和马克思站在一起的有他的新朋友恩格斯。马克思战斗的笔投向《前进报》，使它很快成为普鲁士政府不能容忍的肉中刺。法国内阁首相基佐虽然对于来自柏林的压力顶了一段时间，但马克思于1845年初被驱逐出法国，在布鲁塞尔住了下来。1847年1月，这里有了一家每周出版两次的德文报纸《德意志-布鲁塞尔报》。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是它的撰稿人。在他们周围形成了一个德国流亡者的组织，为这个组织传递信件的&是该报的两个排字工人卡尔·瓦劳和斯蒂凡·波尔恩。
《新莱茵报》
1848年革命爆发后，马克思在巴黎逗留了几个星期，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分散回到德国。在德国还不存在同盟组织的时候，盟员们发现自己不知朝哪个方向努力。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战友们很快意识到，不创办一张日报是无法进行下一步工作的。在科伦，《莱茵报》的影响仍清晰地留在人们的记忆里，莱茵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正在为它的复刊忙碌着。马克思和他的朋友们马上行动起来夺得了报纸的领导权，并经过反复、坚韧的努力筹集了必要的资金。《新莱茵报》第1号用粗大显眼的比报头小些的哥特体字宣布，它是“民主派机关报”。编辑部名单里卡尔·马克思排在最显要的位置，编辑有恩格斯、德朗克、维尔特、两个沃尔弗和亨利希·毕尔格尔斯，一个著名的莱茵激进的新闻工作者发行人是海尔曼·科尔夫，一个由于参加民主政治活动而被革职的普鲁士常备军军官。
和它的前身《莱茵报》一样，《新莱茵报》是德国大众化的一小印张。和当时英国的作法相反，它的头版是新闻版，头版下部三分之一的篇幅与上部用双线分开，是轻松的文学小品栏。在第1号上，维尔特的《德国商业生活杂谈》的第一篇占据了头版这个部分，他用对话体详细讲述了他的主人公，一个红鼻子头的奴性十足的图书管理员冒险从商的故事。
它的第1号只有四版，但不久就经常出版增页。当时报纸采取了大陆上的通常做法，即靠预订来销售——我没有在报上发现每份的定价——《新莱茵报》的订户很快就达到六千户，这是一个惊人的成功标志。1848年在大不列颠，没有哪家报纸抵得上《泰晤士报》（三万份），它的发行是比较高的。当时只有《晨报》和《每日新闻》能够吸引五千人，至于伦敦以外的日报要达到这个数字，还得再等上七年。
《新莱茵报》开始出版时，马克思的精力放在健全编辑部的组织和管理工作上，把主要的写作任务交给了恩格斯。“马克思从不写什么泛泛的理论文章，而这类文章当时却填满了不计其数的民主派报纸上。事实就是《新莱茵报》的语言。”马克思向读者介绍政界和报界的常识，毫无强迫读者接受自己观点的意思。第1号报纸讽刺了法兰克福议会，使得一半股东退了出去。在他们退出之后二十九天，当卡芬雅克的军队大规模屠杀巴黎六月起义工人的时候，马克思写下了一篇辉煌的论文。报纸的发行量上升了，令人满意地扩大到莱茵以外甚至德国以外的地区，欧洲各主要国家及广大的德国殖民地的预订代理点开始列入报纸的征订广告里（伦敦的具体代理点是J·尤厄公司，新门街72号）。但随着生产成本的增加，印厂主和造纸商为了钱也闹得更厉害了。报纸的第一个印厂主拒绝赊欠，马克思不得不去找另一家印厂。他两次为了筹集资金到德国各地旅行。他为全部解决这个问题拿出了自己所得到的一小笔遗产和妻子剩下的一点她的财产。
《新莱茵报》在特殊场合和紧急情况下它出版第二版，刊印单独的“号外”。它经常刊登关于某一事件的轻松愉快的讽刺性特辑。它提供的国外新闻相当广泛，既有法国和意大利改局的发展，大不列颠宪章派的活动，爱尔兰的民族斗争，俄国反对高加索人民的边境战争，也有纽约州妇女权利大会、尤卡坦墨西哥印第安人起义。科学、健康、发明创造和工艺技术得到了适当的重视，既有合众国电话的成功，也有伦敦科斯维尔先生的军用气球表演。这种气球能够从空中轰炸城市，广告评价科斯维尔的气球说：“这是既可怕又有用的发明”。
1848年10月，在前个月宣布戒严之后，暂时停刊的报纸再次出版。人民的革命诗人斐·弗莱里格拉特参加了编辑部。他的政治漫画般的鼓舞人心的诗句至今在很大程度上仍起到当年所起的作用。
报纸印刷方面的问题并不比经费问题轻松些。1848年8月17日的一号，在头版刊登了一段说明：“我们的排字工人如此实际地为庆祝德国的统一而消磨了一天，以致报纸没有能够出版。”1849年圣灰星期三那天，《新莱茵报》只出版了一张刊有一个通知的单页。通知说：在科伦的马尔迪·格拉斯狂欢节，“让我们大部分的排字工人去印刷所而不参加表演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被迫减少版面出版。
当军队和人民之间经常发生冲突时，报纸揭露军人暴行的语言是毫不吞吐吐的。有一天马克思在家里碰上了两个普鲁士军士的来访，他们大声宣称，报纸侮辱了乌滕霍芬上尉，并且用严厉的惩罚威胁马克思和他的工作人员。恩格斯写道：“马克思穿着睡衣接见了他们，从睡衣口袋里露出一把没有装子弹的手枪枪把。这个行动制止了他们进一步的胡闹，乖乖地溜走了。要不这样做，他们就会动手打人了。”
1849年2月，两件关于马克思和他的同事们的刑事诉讼公案最后被提交科伦陪审团。在法庭人心激荡的情况下，陪审团宣布被告们无罪。马克思第一个做辩护，阐发了他关于革命报刊职责的观点。这一事件使报纸的地位巩固了。报纸开始拿出大量篇幅讨论工人阶级的问题，马克思的名著《雇佣劳动和资本》在4月间被特别刊登出来。5月来临了，当反革命的势力步步逼近的时候，最后爆发了起义。5月16日，当局发出了驱逐马克思的命令，理由是他早已不是普鲁士公民。
5月19日是《新莱蕕报》的最后时刻。用红色油墨印刷的第301号《新莱茵报》仿照老《莱茵报》最后一号的样子，版首是一首告别辞。在这个时候创作的诗，不管怎么看都是弗莱里格拉特文学上最优秀的成果。《新莱茵报的告别辞》充满信心地向读者断言：“当人民对敌人最后喊出‘你们有罪’的时候”，
你们将看到我在莱茵河畔或多瑙河边，
用语言和行动实践我的誓言。
王座倾覆，自由来临之时，
我这个反叛者将重新回到你们身边。
《告别词》下面是用大号铅字排印的通栏醒目标题：致科伦工人。编辑部感谢工人们对他们的支持，他们的最后一句话是：“工人阶级的解放！”这最后的特别大胆的行动在新闻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纽约论坛报》
马克思31岁时在伦敦找到了永久的避难处。作为最高水平的工人阶级的新闻工作者，他在这里度过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三十五年。1851年，他成为《纽约论坛报》的伦敦通讯员。这个工作继续到1862年，当时美国内战的新闻抵制导致该报解聘了它的所有欧洲通讯员。
在这之前，印厂主、进步政治家霍利斯·格里利（他后来是林肯的主要支持者之一）已为《论坛报》打下了十年的基础。该报很快成为有二十万读者的合众国第一流的日报，而且被认为是讲英语世界的杰出报纸。《论坛报》遵循的是法国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查理· 傅立叶的学说。1848年夏天，在科伦《新莱茵报》编辑室，马克思接受了《论坛报》编辑部主任查理·安·德纳和该报特派记者、虔诚的傅立叶主义者阿瑟·里斯堡的访问。布里斯堡把马克思看作“人民运动的领袖”，他分析说：“他的面容显示出异乎寻常的活力，在温和含蓄的后面，可以觉察到勇敢精神的热情火焰。”随着反革命在祖国的胜利，大批德国移民流入美国。当德纳注意到报纸有可能在他们中间发行的时候，他一定想起了这次会见。他请马克思寄一组文章来，我们知道，这就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
马克思当时的英文不够好，这组文章是恩格斯写的（这件事在1913年马克思恩格斯通讯集出版之前无人所知）。它们在纽约引起了轰动。德纳写信告诉马克思：“相当多的人满意地阅读了这组文章，它们被人大量地翻印了。”这种撰稿现在变成定期的和持久的了。在马克思贫困的流亡生活中，每篇文章五美元（一英镑）的稿酬是他维持家庭收入的一项来源。
马克思的通讯（从1853年1月他自己用英文写作）在《论坛报》上是以显著的位置刊登的。编辑部说明：“马克思先生有他自己的非常明确的见解，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我们决不能赞同， 但是，不读他的文章的人，在获得现代欧洲政治的重大问题的消息方面，将失去一个最有教益的来源。”马克思深刻地论证了不列颠的政治事务，从托利党和辉格党的“营私舞弊的老手，以及宗教中的伪善者和政治上的伪君子”，到科布顿、布莱特的“曼彻斯特学派”的自由主义者和宪章派。他揭露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探讨了中国的发展前景（那时太平天国起义处于高潮），及时地阐述了西班牙人民运动的趋向。
马克思写的通讯内容丰富，题材多样。《论坛报》经常不理会马克思的抗议，去掉他的署名而作为社论发表。马克思向恩格斯抱怨说：“这类小报”能够迫使他“象习艺所的赤贫者一样，把骨头捣碎，磨成粉，再煮成汤。”马克思为《论坛报》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在东方问题和克里木战争的报道上，揭露了沙皇的工具帕麦斯顿勋爵。这些文章使马克思与亲土耳其、反对俄国的戴维·马尔卡尔特的接触进了一步，因为有时他为马尔卡尔特的报纸《自由新闻》撰稿。
《人民报》及其他
马克思用类似的方式为最后一张宪章派报纸、1852年由厄内斯特·琼斯主编的周报《人民报》撰稿。当时这份被称为“卜尔斯的报纸”引起了广泛的关注，马克思坚决认为，克里木战争中土耳其的卜尔斯要塞的陷落，实际上是不列颠政府要负责任的一次瓜分。马克思为《人民报》撰稿共六年，他与琼斯关系密切，因为这个唯一的宪章派领袖接近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尽管报纸与它的读者有密切的联系——它以其战斗的精神作为号召力量——但《人民报》开始走下坡路了。琼斯本人意志衰退，1858年把报纸出让给科布顿和布莱特的自由主义的《晨星报》。马克思痛心地对恩格斯说：“我们的朋友琼斯定已卖身投靠了布莱特集团。
1861—1862年，马克思是维也纳第一流的日报新闻报的特约通讯员。在结束《论坛报》的工作以后，这是他担任委任的新闻工作的最后一家报纸。马克思的大部分政论文没有得到公正的评价。巴黎公社流血周以后，他给伦敦报刊寄去一系列的文章，但没有一家报刊肯接受。
马克思关于报刊发展的具有社会意义的鲜明的观点，在1871年写给朋友库格曼的一封信里表达过。他写道：“直到现在人们都认为，罗马帝国时代之所以可能制造基督教神话，仅仅是由于还没有发明印刷术。恰恰相反。倾刻之间就可以把自己的发明传遍全世界的报刊和电讯，在一天当中所制造的神话（而资产阶级蠢驴还相信和传播它），比以前一个世纪之内所能制造的还要多。”在我们的广播和电视时代，这个观点可以更好地得到映证。
凭良心工作的专职新闻工作者应该意识到马克思的贡献。他的女婿拉法格就这点说：“他不仅看到事物的表面，而且深入到事物的深处，……“他所引证的任何一件事实或任何一个数字都是得到最有威信的权威的证实的，他从不满足于间接得来的材料，总要找原著寻根究底，不管这样做有多麻烦。” 我们的新闻工作者可以从马克思的女儿劳拉保存下来的他的《自白》中，把马克思的格言变成自己的格言：
您喜爱的优点：纯朴。
您的特点：目标始终如一。
您对幸福的理解：斗争。
您最厌恶的缺点：逢迎。
原标题：作为新闻工作者的卡尔·马克思
来源：《国际新闻界》1983第1期，编译自《今日马克思主义》杂志196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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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英〕阿伦·赫特。来源：《国际新闻界》1983第1期。责任编辑：郭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