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靠什么翻转了俄国

政党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现象，已有几百年的历史。资产阶级学者对政党这一社会政治现象作过各种各样的评说，他们在评论政党的性质时，只重视政党的外部特征，而回避政党的阶级实质。但是共产党人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马克思主义认为，政党是阶级的组织，是阶级斗争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政党的首要任务，就是组织本阶级的成员进行阶级斗争。一个政党无论招牌上写着什么，在实质上它只能代表一个阶级或一个阶级之内不同派别的利益。

引火上身的先锋队理论

列宁主义先锋队政党不是围绕国家议会制度开展选举活动的政治组织，而是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国家的类政权性的革命党，党员对党的认同从不是盲目的、被迫的，而是自觉的、自愿的，是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高度认同的基础上的。为适应革命的客观环境和完成革命目标，先锋党在组织结构上确立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在党群关系上主张党员身份的先锋化，坚持党员既要严格区分于无产阶级群众，又要保持与无产阶级群众的密切联系。

先锋队体制在苏联解体和一些国家红旗落地后一直饱受争议。列宁和罗莎·卢森堡的争论被一些预言家拿出来证明红旗落地的必要性，他们认为这一切源于列宁的先锋队传统。

卢森堡指责列宁集中建党理论是“无情的集中主义”，会使组织的普通成员成为“执行预定意志的纯粹的执行机器”，会带来党的各级组织对中央机关的“盲目服从”，并最终削弱党与无产阶级的联系。列宁的集中制是一种密谋活动，“就是把布朗基密谋集团的运动的组织原则机械地搬到社会民主党的工人运动中来。”这样中央委员会就成了党真正的核心，党员群众只是为它服务的工具，在此情况下，实际上是把“态度明确的和活跃的革命家的有组织的部队同它周围的虽然还没有组织起来但是积极革命的环境完全割裂开来的。”

实际上卢森堡的这种观点与马尔托夫主张的“凡承认党纲、在物质上帮助党并在党的一个组织领导下经常亲自协助党的人，都可以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不谋而合。在马尔托夫看来，成为党员不必一定要加入党的组织，只需要在党的领导和联络之下去协助工作就可以了。因此，凡一切乐意加入党的人都可以成为党员，而不需参加党的组织和接受党的纪律约束。而这在党员随时可能被政治警察逮捕入狱和流放的沙皇俄国，党员身份的泛化不但可能带来暴露革命密谋工作的风险，而且难以保证党员的素质水准，从而损害无产阶级政党对于工人运动的领导权威。如果按照这种见解行事，那么工人政党就会失去明确的组织界限，成为一个涣散和无定形的一般群众团体，这样的团体根本没有战斗力，也不可能肩负起领导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任务。

先锋队的两大历史任务

列宁在总结俄国革命成功经验时归纳出革命时期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两大历史任务：一是“把觉悟的无产阶级先锋队争取到苏维埃政权和工人阶级专政方面来”，或者说在正确的理论和旗帜下将先进分子统一起来；二是“善于引导群众采取能够保证先锋队取得革命胜利的新立场”，或者说号召和动员群众，将先锋队的立场和观点转化为群众的立场和观点。

列宁认为，无产阶级作为一个庞大的阶级整体，内部存在不小的差异，参加工人运动的无产阶级在“觉悟程度”和为共同事业工作的“积极程度”上并非整齐划一。无产阶级中不但有觉悟不够高、工作不够积极的普通分子，而且还有“十分涣散”和“愚昧无知”的落后分子。党虽然是无产阶级的党，但是应该由无产阶级中觉悟最高、工作最积极的一部分人组成，并充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先锋队。他强调，在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与无产阶级的主力军之间，应该有一条明晰的界限，党与阶级绝不能等同，党员身份不是要普及化，而是要先锋化。但是“单靠先锋队是不能胜利的。当整个阶级，当广大群众还没有采取直接支持先锋队的立场，或者还没有对先锋队采取至少是善意的中立并且完全不会去支持先锋队的敌人时，叫先锋队独自去进行决战，那就不仅是愚蠢，而且是犯罪。”所以为适应俄国政治环境，工人运动需要分为秘密化工作和公开性工作两个部分。先锋党需要“把最秘密的职能集中起来”，但先锋党的工作却不限于秘密工作。在秘密工作之外，党还可以承担大量的合法、半合法的工作。因为在沙俄的工人运动中，仍然有不少的合法、半合法的反体制的自发群众组织。这些形式不固定、秘密性少的组织，“如工会、工人自学小组、秘密书刊阅读小组”等，“遍布各地，履行各种不同的职能”。列宁主张先锋化的党员应该钻进这些秘密性少的群众自发组织进行内部工作，通过这些合法、半合法的自发组织与无产阶级广大群众发生联系，领导这些自发组织开展工人运动。因此，列宁认为党员身份的先锋化不但不会使党成为脱离无产阶级群众的少数人的密谋组织，反而会加强与群众的联系，“党组织愈坚强，党的动摇性和不坚定性愈少，党对于在它周围的、受它领导的工人群众的影响也就会愈加广泛、全面、巨大和有效”。

反对先锋队的人在反对什么

所谓的“无情的集中主义”，会使组织的普通成员成为“执行预定意志的纯粹的执行机器”，会带来党的各级组织对中央机关的“盲目服从”。通过历史的后视镜，无产阶级革命的批评者很容易把逻辑上的可能性视为事实上的必然性，并断言先锋党的“民主理想和革命目标无法调和”。可是，作为体制外的反体制的政党，先锋党并没有资源去强制或收买党员和下级组织的服从，自上而下的命令得以贯彻的基础是自下而上的同意，而自下而上的同意只能通过民主协商获取。试想一下布尔什维克的“中央委员会”如果是处于一种“无情的集中主义”的状态下，最后的结果就不会是十月革命的胜利，而是武汉疫情的扩散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要求共产党员不能混同于一般无产阶级群众，他们应是无产阶级群众中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最不知疲倦的、无所畏惧的和可靠的先进战士”，是“最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也是最勇敢的士兵” 。每个党员都必须承认、维护、服从党的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党章，为无产阶级伟大的历史使命而奋斗；都必须按照党的章程规定履行党员的义务和行使党员的权利。作为党的领导人则要求具有更高的素质。恩格斯指出：“要在党内担任负责任的职务，仅仅有写作才能或理论知识，甚至二者全都具备，都是不够的；要担任领导职务，还有熟悉党的斗争条件，掌握这种斗争的方式，具备久经考验的耿耿忠心和坚强性格，最后还必须自愿地把自己列入战士的行列中。”

列宁曾反复强调，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无产阶级政党集中了最优秀的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是工人阶级优秀分子的集合点。他写道：“要知道，只是自称‘先锋队’，自称为先进部队是不够的，还要做得使其余一切部队都能看到而且不能不承认我们确实是走在前面。”“党是阶级的觉悟的、先进的阶层，是阶级的先锋队。这个先锋队的力量比它的人数大10倍，100倍或者更多”。当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受到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思潮的影响，主张取消它的阶级限制，无限制地扩大党的成员，认为每个“教授”、“中学生”、“对党的同情者”和工人运动中的每个“罢工者”都可以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员。对这种观点，列宁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驳，在1903年的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指出：“宁可十个实际工作者不自称为党员（真正的工作者是不追求头衔的！），也不让一个空谈家有权利和机会做一个党员。在我看来是一个毋庸置疑的原则，……我们的任务是保护我们党的巩固性、坚定性和纯洁性。我们应该把党员的称号和作用提高、提高、再提高。”

列宁与其批评者关于集中建党的争论的实质并不是要不要民主，而是在俄国资产阶级的专制暴力统治所掩盖的情况下民主如何实现、自下而上的认同与自上而下的权威纪律的关系如何融合的问题。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认为，组织的统一团结是无产阶级反抗沙皇国家专制机器的唯一武器，因此自上而下的权威命令必须要突出。先锋党并不是要抛弃民主，事实上民主根本无法抛弃，只不过民主需要转变实现形式，而党内的少数服从多少、个人服从集体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如果幻想的是“广泛民主制”，那恐怕“只有在找不到真正实际事情来做的人们常常聚集的国外，才能在某些地方，特别是在各种小团体中间流行。”

1917年11月7日，阿芙乐尔号的一声炮响，一个革命家组织——列宁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翻转了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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