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六十年代：“工人主义”兴衰史（上）

编写自：王行坤，《意大利漫长的1968：拒绝工作、自我削减与暴力》，澎湃思想市场；《意大利六七十年代的阶级斗争与理论探索：无产阶级闹天宫》（上），工潮

在对全球1960年代抗争运动的书写中，最惹人注意的往往是法国和美国，而意大利的经验则常遭到忽略。但实际上，就1960年代的社会革命来说，意大利无疑是西方世界的异类。在其他地区如法国，60年代在1968年已基本终结，而意大利60年代的社会运动则持续到1970年代末，无论是波及范围、力量强度、持续时间还是理论与实践上的创新都绝无仅有。因此我们用“意大利漫长的1968年”来指代这十年左右的时段。

1969-1970年的“热秋”罢工是这十年运动中的高潮。根据 ISTAT 提供的数据，在 1969 年，七百五十万名工人参与冲突，导致三点零二亿工时损失。就工作日的损失来说，“热秋”罢工成为仅次于1968年法国总罢工和1926年英国总罢工的第三大罢工运动；但就学生与工人的结合程度来说，法国的总罢工就逊色多了。正因为时间之长、学生与工人的结合之深，意大利的这段历史也更值得我们去回访、去叩问。

战后年代：新工人、野猫罢工与“工人主义”的兴起（1950-1966）

二战前的意大利基本上是个农业国。1950年至1960年间，意大利大工业开启了一个工业现代化周期，工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激烈，许多大公司通过在工厂中引入半自动化、全循环加工来创新生产方法。这种技术通过流水线生产，强化了劳动分工，技术和组织变革在资本主义的构成和工人阶级的力量方面产生了实质性的转变。

工业发展导致了从农村到工业城市的大规模移民——从南到北，从意大利到中欧国家。在1952年至1962年之间的十年间，多达一千五百七十二万人。三分之一的意大利人改变了居住地、工作和习惯。社会制度迅速发生变化，呈现出跨国公司与“群众工人”之间的对立。

独立于意大利共产党和社会党的、议会外的革命左派运动出现了。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工人主义”在60年代初伴随着《红色笔记》（Quaderni Rossi）的活动而诞生。《红色笔记》的战斗力表现在理论分析、调查、“合作研究”（conricerca）和政治干预。一些作品，如潘齐耶里的《机器的资本主义运用》、特龙蒂（Mario Tronti）的《资本的计划》等一系列著作激发了大量的争论。

1962年，一轮新的斗争周期始于工人与公司的集体合同续约的问题上。都灵有九万三千名工人罢工，阻止汽车厂的生产。菲亚特（FIAT）公司以锁厂（lock-out）的方式做出回应，并与 UIL（“意大利劳工联盟”，一个与公司合作的工会联盟）签订单独的合同。7 月 7 日，大批年轻工人到法律广场的 UIL 总部，破坏总部大楼，并与警察发生冲突。随后，成千上万的工人逐渐涌入，冲突变成了反抗，持续了两天之久，在此过程中示威者们得到了广泛的交流。随着法律广场事件而来的争论界定了关于工人斗争模式的不同立场，以及关于《红色手册》团队的角色。随着时间的推移，互相矛盾的立场深化了，最后导致《红色手册》团队的分裂。

1963年10月，菲亚特发生了重要的野猫罢工事件。在都灵、米兰和维内托的许多工厂都发起了自发性的斗争。《工人阶级》诞生了——第一期出版于1964 年 1 月，停刊于 1967 年 3 月。

1966，米兰、罗马、那不勒斯、热那亚和的里雅斯特的工人和警察之间发生了冲突。野猫罢工在北方的许多场所爆发。1967年，马格拉港组建了“工人力量”团体，同名杂志开始以一定的频率面向工厂散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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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秋”：学生运动与工学联合（1967-1973）

事实上，意大利的学生运动要早于法国。从 1967 年初到 1968 年的春天，学生斗争在大学中发展起来，数万名学生参与其中。学生大会（student assemblies）成为群众自决的政治场所。学习小组和研讨班成为了集体分析和表达的机会。他们产生了一系列的传单和其他文件，表达了运动的各种立场。意大利几乎所有的大学都被占领了。

清校的警察与学生之间爆发了许多冲突。最为激烈的一场运动是发生于1968年3月1日罗马一大朱利亚山谷（Valle Giulia）校区的学生与警察之间的对抗。公共汽车与警用车辆被烧毁。在这次械斗中478名学生、148名警察受伤。这也为后来的学生运动奠定了暴力的基调。2－3 月，意大利主要城市（米兰、都灵、帕勒莫、博洛尼亚）的学生们发动了成百上千次的斗争。两千七百名学生被指控犯罪。

学生抗议主要源于对教学质量、教学环境的不满和对就业前景的悲观失望。在战后经济奇迹的驱使下，1968年在校大学生的数量是1951年的两倍，但是学生面对着进校容易出校难、出校容易就业难的困境：师资力量无法满足学生的要求，课程设置僵化，教学氛围压抑，旧有的威权主义教学模式主导着大学校园。而更为关键的是，即将毕业的大学生发现自己已不大可能在毕业之后加入精英俱乐部，上升之途愈发狭窄。他们发现，自己也不过是廉价的劳动力。对这一切，选择议会道路的意大利共产党和社会党视而不见，学生的不满在国内合法的政治框架中无法找到适当的解决渠道。

这个时候国际上的影响也变得至关重要，如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越南春节攻势、法国五月风暴以及拉美的解放运动，尤其是牺牲后的切·格瓦拉，这些因素都极大地刺激了意大利的学生运动。

于是，始于反对学术威权主义的学生运动，很快发展为反对整个制度体系的运动。学生们吸纳了中国革命“为人民服务”的概念（当时意大利一个毛主义团体就叫“为人民服务”，后来更名为“意大利共产主义联盟［马列］”）。在当时，他们的服务对象自然是工人阶级，服务的手段主要是借鉴中国的“赤脚医生”实践——当然他们不是去农田服务农民，而是进工厂服务工人。在当时意大利的医学院学生看来，疾病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工厂制度所造成的。因此学生下到工厂，向工人们解释说“老板摧毁了我们的健康，然后就给我们包扎一下。”他们团结工人阶级，通过集体抗争而非医生的治疗来实现健康的目标。这也起到了质疑医生在健康方面垄断地位的作用，与质疑教师在学校中的权威地位，可以说如出一辙。

他们不仅从外部接触工人，对工人进行政治的动员，而且也和工人一道，参与到对工厂内部劳动过程的介入和组织中。在这一点上，学生们无疑受到了中国1958年以来的工厂管理模式的启发。这种模式反对物质刺激，通过工人主动参与对工厂的组织管理来调动工人的积极性，从而削弱工厂内管理者和机器理性的权威（这种所谓客观的权威被马克思称为工厂专制主义），让他们认识到对工厂的另类组织是可能的。学生们进而认识到，工厂不应该仅仅是一个经济单位，而且也应该成为工人学习写作、拓展技能的场所。他们不再将工人视为螺丝钉，而是认为应该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从而结束前者受制于后者的不合理制度。这在后来的罢工运动中表现为对劳动过程的掌控，如放慢工作节奏，改善恶劣的工作环境等。在这方面他们不再将自己视为未来的统治者，而是致力于服务工人，因为他们认为只有工人阶级才能真正闹革命，而自己只能是工人阶级的游击队力量。学生帮助工人建立真正的基层代表组织。正是通过这些实践，学生极大地动员了工人，在意大利实现了学生与工人的大联合。

1968年4月6日，一群学生参加了菲亚特门前的罢工活动。90%的工人和许多职员放弃工作，罢工要求工作时间减少到每周40小时，降低生产频率，取消加班。各部门与各小组的罢工持续了数天之久。紧接着，4月中旬，工人与学生的联合反抗发生于玛佐多公司（纺织企业）的一次长达十天的罢工中。期间，工人与警察之间爆发了剧烈的冲突，一些企业主的别墅被袭击并被纵火，汽车、宾馆、商店和公司创始人的铜像被毁。一百零五名工人被拘留, 四十七名被捕。

1969年春天，工人的斗争蔓延到许多工作场所，涉及整个意大利的大、中、小型工厂，要求提高薪水和减少周期。这些主张构成了冲突的内在政治性。这种工人自治背后的驱动力是大型半自动化工厂（菲亚特、阿尔法·罗密欧、西门子、倍耐力、蒙特爱迪生石油化工等）中的冲突。这些工人是泰勒制-福特制下被“去技术化”的工人，他们大多工作在流水线上，在生产过程的作用接近于我们所说的螺丝钉。4 月 11 日，工人们在菲亚特停止生产，并成群结队地走出工厂，走上因罢工而瘫痪的都灵街头去游行。5 月 11 日，许多部门确定了几个小时的罢工，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不断发生。缺乏定期送料的装配线将无法再运转。野猫罢工变得普遍化。这种前所未有的斗争形式将能够使最富斗争性的工人发现停止生产的可能性，可以通过关闭一个生产部门，停止一个车间乃至整个工厂的生产。1969年6月，米拉菲奥里工厂停工了十五天。继而，罢工在所有其他公司普遍开展起来。菲亚特累计损失40,000辆汽车的生产。

9 月，《工人力量》周刊开始出版。9月6日，200万名工人包括金属工人，建筑工人，化学工人等在意大利各地罢工。米兰倍耐力的工人用一场令人记忆深刻的游行阻塞了所有交通。大众工人的斗争在两个月的时间里渐趋增强且升级。这往往被称为“热秋”（Hot Autumn）时期的开始，尽管这一轮斗争周期却是之前就已经逐渐形成的。在意大利的这场罢工中，卷入其中的共有550万工人，超过全体工人的四分之一。另外因为意大利罢工持续时间久、波及范围广，也被称为“缓慢的五月”（Maggio strisciante）。

如前所述，意大利共产党和社会党脱离群众运动，因此传统政党和工会都没有对工人形成有效的组织，但是意大利的学生-工人运动却自主地爆发了。学生在工厂中与工人组成学生-工人代表大会；例如，在菲亚特位于都灵的米拉菲奥里（Mirafiori）工厂内，学生与工人组成的代表大会在都灵大学的教室内展开讨论。意大利的工人积极进行自我组织，对工厂内部的工作节奏和运作流程进行自主规划。正如“继续斗争”组织所说，意大利的各个层面都展开了“文化革命”，尤其是，“工人逐步解放自己。在工厂内，他们摧毁了一切权威，摧毁了老板用来控制和分化工人的工具，他们打破了让他们成为奴隶的禁忌。”这个时期的工人在精神上可谓改头换面，真正体会到了集体行动和政治运动所带来的愉悦。

而随着工人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学生退居次要地位，学生运动分子要么走出校园成为真正的工人，要么成为激进的活动家，要么成为研究者。总之，学生必须摆脱自己的学生身份，才能真正进入革命运动。如此一来，学生运动慢慢消解了。工人组织（当然也有学生参与其中）成为斗争的主角。

在意大利“热秋”期间，工人们体会到了极大的解放感，他们甚至感觉到了革命的到来。这里的革命具有列宁所说的“节日”的意义：卫生间、食堂、房间、车间和办公室，工厂内的所有空间都成为工人造反的场所。绝大多数工人都想敞开心扉，一吐为快，与人进行交流讨论。有活动家回忆，1968年“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在这一年，作为工人我感觉自己成为了主角，成了自己命运的主宰。在之后的两年内我依然有这样的感觉。”有的女工之前感到孤独无助，因此不爱说话，但在60年代末则成了话匣子，总是想要和别人进行交流。

整个运动对抗的不仅是资本主义，还有脱离群众运动的政党以及制度化的工会——“我们都是代表。”他们反对成为精英式的先锋党，而是通过类似于中国的“群众路线”走向群众，先成为群众的学生，然后再成为大众的先锋队。事实证明，来自意大利南方的那些无根的、无技术的移民并不一定在政治上就是落后的，相反，那些作为工会会员的工人从前者那里学到了很多斗争战术。这也印证了工人主义对于工人斗争的乐观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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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的衰落：资本吸纳、另寻出路与全面镇压（1973-1979）

1973年是一个分水岭。鉴于智利民选的阿连德社会主义政府被美国支持的皮诺切特军事政变所推翻，意共书记贝林格认为意共如果在议会中仅以微弱多数打败天主教民主党，建立左派政权，那必将在意大利和北约内部引发危机。贝林格认为，意共如果不能取得绝对多数的支持就难以统治，因此唯一切实可行的路线就是与天主教民主党建立执政联盟，这被称作“历史性妥协”。这无疑激起革命左派对意共更大的不满。

另外，面对意大利激进的工人运动，资本主义展开反击，即采用自动化和数控技术，削减工业生产，发展新型的信息技术产业和服务业等。雇佣越来越不稳定，工人日渐变得多余，工厂内剩下的工人和服务业工人在工作场所内的力量被削弱。面对主流政党与资本的双重打压，“工人力量”引起大规模起义行动的期望遥遥无期，于是关于运动的军事（暴力）化就成为内部争论的焦点，并最终导致该组织于1973年6月解体。

不愿就此放弃的行动者们发展出了新的理论。奈格里等人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深入发展，整个社会都被吸纳到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内——生产空间就从原本封闭的工厂扩展到整个社会，“社会工厂”出现了。相应地，一种新的阶级构成（class composition）出现在工厂内的“大众工人”（mass worker）到“社会工人”（socialized worker）的转型过渡，这是与“社会工厂”处于敌对关系的人群。“社会工人”表现为多种形象，如工人、学生、失业者、无薪的家务劳动者。

“社会工厂”理论的意义在于开拓工厂之外的抗争可能。随着“社会工厂”的出现，生产和再生产的区分就变得模糊，再生产领域内的斗争（关于消费的斗争）直接就具有生产斗争的意义。70年代的意大利见证了多元化的再生产斗争，如占领房屋运动、消费领域的“自主定价”运动、女性主义的“家务劳动有偿化”运动等。

1978 年3 月 16 日，秘密武装团体“红色旅”（Brigate Rosse）绑架了意大利最大的党派天主教民主党主席、前总理阿尔多·莫罗，随后于5月9日将其杀害。这一事件轰动世界，同时也对意大利的激进运动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国家借助消灭“红色恐怖”而大肆逮捕革命左派成员，这就是著名的“4.7逮捕”（1979年4月7日）：数千人被捕，还有一部分人受到警察通缉被迫流亡国外。奈格里、斯卡尔佐内等“工人自治”运动的代表人物纷纷入狱。实际上，他们与“红色旅”并无直接关系，这完全是政权的构陷——诉讼程序在多年以后才得以进行，许多人被无罪释放。

实际上，“工人主义”与“红色旅”存在根本的路线区别。“红色旅”成立于1970年，这个群体自认是群众的先锋，自认代表工人运动，但是却不愿意做群众工作，对资本主义社会并没有系统的分析，主要诉诸于过去革命的口号和教条。他们将国家、资本家及其走狗作为攻击对象，提出的口号是“攻击国家的心脏”，采用的方式除了绑架暗杀之外，还有就是向官员膝盖射击，以此象征“权力机构的残废”。但这只能是象征性的行为，因为国家机构不仅包括政府机构，而且也包括强制性的和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这只能是一个漫长的斗争过程。对此，奈格里在中国的一次访谈中明确说道：“小的组织是不可能夺取政权的，我们必须唤醒大众。”事实上，群众动员越成功，暴力也就越无用。

除了对革命左派的逮捕，1979年以后工人积极分子也遭到了大规模的镇压。1979年10 月 9 日，米拉菲奥里工厂、里瓦尔塔工厂和蓝旗亚基瓦索工厂开除了六十一名工人，其中大多数是自治委员会的进步人士。这一举措是以打击恐怖主义的名义宣称的。在接下来的十二个月里，超过六千名被认定为缺席、缺勤、不合作和不服从老板的工人被分别解雇。

1980 年9 月 10 日，在罗马，菲亚特与金属工人联合会的谈判破裂，宣称将针对一万四千名雇员启动裁员程序。经过工人三十五天的纠察和生产中断，工会与菲亚特在罗马签署协议: 裁员被撤销，两万三千名工人的工资补偿基金（这是对离职工人一种暂时性补偿）得以实施。三个工会联合会的书记亲自参加集会，以便不惜一切代价完成合同签订；但绝大多数工人持反对意见。三名工会领导人拉马、本韦努托和卡尼蒂顶着愤怒工人的殴打被迫逃离，耻辱地寻求了警方的保护。两万三千名涉事工人中没有一个再回到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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