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1日，北京鸿雁社工服务中心主办的家政工音乐与诗歌艺术节现场，一群家政女工正在准备登台。郑超摄

10月31日，由北京鸿雁社工服务中心主办的“生命相遇——第二届‘百手撑家’家政工音乐与诗歌艺术节”在北京后山艺术空间举办。

本次艺术节的策划人、北京鸿雁社工服务中心创办人梅若介绍，第一届艺术节主要是以影像展出为主，而这届艺术节是从“看见”到“听见”的转变，让家政工们——这些城市中的“隐形人”走到舞台中央，用演讲、音乐与诗歌讲述她们的人生故事。

歧视仍在：“特别是不能告诉村里人，你照顾的是老爷子”

家政女工边丙珍常常庆幸，她在北京做家政得到了家人的支持和理解。她可以坦率地向儿子、女儿、爱人说明自己的工作内容和服务对象。

而她的甘肃老乡余琴（化名），同样是为了孩子、为家庭分担经济负担而背井离乡来到大城市打工，却不能告诉最亲的人自己在从事什么工作。

余琴在雇主家已有3年，雇主是老两口。3年来，要是有人问起来，余琴便说自己在饭店打杂，因为怕“做保姆，被人笑话”。

有一次，丈夫跟她视频，雇主正好从后面经过。丈夫惊讶地问她，为什么和老头在一起？她灵机一动，说这是吃饭的客人，这才蒙混过关。

在聊天时，余琴曾认真地叮嘱边丙珍：“千万别告诉家里人你在干什么，特别是不能告诉村里人，你照顾的是老爷子，不然他们会‘说闲话’的。”

去年，工作出色的边丙珍被全国妇联评为“最美家政人”之一，她的事迹也随之传到了网上。没想到，这次出名却让边丙珍感受到了来自身边人对家政工的歧视。

“我爱人学校里的同事们，说我是‘大红人’。我的同学们在网上看到了消息，把链接发到了同学群里。言语中，他们的话里也有暗藏的嘲讽。”这让边丙珍感到迷茫：为什么这个行业就这样见不得光呢？最终，她选择退出了同学群。

在反思中，边丙珍觉得，家政工要想得到尊重，应该先接纳自己：“很多家政姐妹都不敢和别人讲自己在做什么，怕丢脸，但是我们是用自己的劳动换取报酬，有什么丢脸的？”

为家政工们提供了演讲辅导的造就（剧院场景的演讲平台）创始人汤维维说，在中国的大城市里面，许多家庭聘用了家政工，数量庞大的家政工们给人们带来了舒适的生活环境，但实际上很少有人去真正关心他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他们是不是饱受着远离家乡的苦？是不是面临着巨大的精神压力？他们是不是困惑于自己的技能不够？是不是一直在尝试着找到自我成长和发展的一条路径？”汤维维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

“家政工也是一份工作，和所有的工作是一样的。我们就是要大声说出来，我们要改变外界对我们的看法。”在演讲中，边丙珍说。

养老之难：“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但还在拼命为养老攒钱”

今年是50岁的尘埃（笔名）做家政工的第14年。“在北京做家政赚的钱是在老家打工收入的3倍，让我看到了生活的希望。”尘埃说，她不但要把这份工作继续做下去，还要好好干。

做家政工的同时，尘埃也没有忘记自己儿时的梦想：写作。

2007年，尘埃在雇主家写了第一篇文章。当时，她受到了“单位当领导的”雇主的肯定。之后，尘埃的笔就再没有停下。

2017年，尘埃的文章第一次正式在网络写作平台发表，她拿到了100元的稿费。这让尘埃心情激动：“我人生中第一次通过写作拿到报酬。”

“最艰难的日子，就是在疫情期间被封闭在雇主家。工作量特别大，每天十五六个小时。”尘埃说，“夜里我就跟小偷似的，因为雇主也不让开灯，只能偷偷地在手机上写，在雇主家的卫生间里写了一个又一个通宵。”

写作让尘埃对自己所在的行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家政这个职业看似渺小平凡，实际上也是城市发展的重要力量。

和很多家政工一样，尘埃也有对未来的担忧：“养老是我们共同面临的问题。我是下岗工人，做家政后一直自己掏钱在老家交社保，打工期间曾发生过两次车祸，也都是自己花钱治病。现在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但还在拼命为养老攒钱。还有好多农村来的家政姐妹，他们都没有社保，这也是行业内存在的大问题。”

尘埃期待，和鸿雁社工的工作人员一起为家政工群体探寻出一条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的教授卜卫看来，家政工群体在社会中是一个被边缘化了的群体。

她告诉法治周末记者，第一重边缘化是我们的社会习惯赋予公共领域的劳动更高的价值，而在传统观念里，家务劳动似乎没有价值；第二重边缘化是家政工大都是女性，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分工延续了家庭的职能，容易使女性处于被歧视、其劳动被贬值的不利地位；最后一重边缘化来自于家政工的身份，她们是来自农村的进城打工者，较难享受同城待遇。

卜卫认为，家政工是一个工种，也是一个专业，与所有公共领域的工作一样重要；体面工作和享受社会福利保障应是每个人的权利，无论是否为流动人口。

职业困境：“约90%的家政工属非正规就业，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也缺乏相应的社会保障”

今年，疫情形势好转后，已经做过8年家政工的刘玉文（化名）想再次回到北京找工作。但她没想到，“（家政）工作这么难找”。

刘玉文介绍，上半年家政公司大多数在线上办公，“在网上看到适合自己的活儿时，我便按照那上面提供的联系方式打电话，结果发现每个电话号码的接听者都是家政公司的培训老师。他们不马上告诉我工作在哪里，是怎么样的家庭，而是让我先添加他的微信，然后按提示发去简历、身份证件、月嫂、育儿嫂、家政服务员等证书”。

等刘玉文把材料都发了过去，对方就发信息过来说：“这个工作不适合你干，你的年龄已经超过45岁了，必须参加我们公司的培训，考核合格、获得证书了，才能入户（工作）。”一条“打折优惠后价格为998元钱的课程”消息紧跟而至，扫码者登录付费，便可在线听课。

着急找工作的刘玉文转而寻找下家。但添加了十几个家政公司培训老师的微信后，她发现，这些人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另外，虽然招聘信息上写的“着急用人”，可他们似乎一点都不着急。

有些家政公司还对应聘者广而告之：“我公司急需家政服务员，请带你的姐妹们过来，每带一个人来奖励100元至200元。”在刘玉文看来，这和“骗人”没什么区别。

河北冀港律师事务所律师李世泽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在家政行业，存在大量通过中介或亲戚朋友的介绍，个人直接为雇主提供家政服务的用工形式。这种用工形式不受劳动法的保护，只适用民事法律的规定。

但是，民事法律规范的是平等主体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雇主与家政工之间并不是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因此，民事法律难以充分保障家政工的合法权益。

一旦发生纠纷，家政工权利受到侵害，应依据合同的规则处理，法律不能对双方签订的民事合同进行过多干预。但这些合同往往缺乏对家政工权益保护的条款。在现实中，因双方未签订家政服务合同或仅进行口头约定，导致家政工维权难的情况普遍存在。

梅若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说，据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佟新教授在2017年作出的估算，在中国有3500万家政工，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西安等大中城市。家政工群体大部分是女性，大多来自农村，文化程度不高，年龄偏大。为了家庭生计和孩子教育，她们不得不背井离乡，进入城市家庭里面提供照料服务，比如，保洁、烹饪、照顾老人和孩子。

梅若认为，家政工的权益困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工作职责和工作时间方面，二是权益受损后的救济方面。家政工职业比较特殊，其工作场所是在雇主家庭这样的私人空间。家政工，特别是住家家政工，即便提前约定了工作职责和工作时间，但由于住在雇主家且家政工群体原本处于弱势位置，在实际工作中，家政工往往难以拒绝雇主超出原先约定的服务要求。

此外，约90%的家政工属非正规就业，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也缺乏相应的社会保障。正因如此，一旦基本权益受损，她们难以获得救助，进行申诉的途径也非常有限。

比如，如果家政工在去雇主家的途中遭遇交通事故，一方面，她们难以凭借工伤等法律条款向雇主或家政公司主张应有的赔偿，另一方面，作为最底层、最“隐形”的劳动群体之一，她们自身的社会支持资源很薄弱，社会公益力量提供支持的空间还很大。

李世泽补充说，家政工与传统意义上的劳动者有所区别。比如，她们的工作时间存在不确定性。对于家政工来说，可能处于随时待命的状态中。另外，工作内容也通常比较模糊。家政工往往从事的是保洁、洗衣、买菜、做饭、照顾老人以及雇主临时安排的其他工作等，这些工作难以描述和量化。

李世泽指出，在现行的法律框架下，民间团体和社会组织对于家政工的支持还有很大空间，应重视行业组织的建设，成立行业协会，完善相关职能，争取获得政府有关部门的指导和支持，制定规范的家政服务合同，将家政工的权利保障落实到合同条款中去。只有这样，在家政工权利受到侵害的情况下，才有充分的合同依据，她们在诉讼中才不会处于不利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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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法治周末报。责任编辑：郭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