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本名双，字秋白，20岁参加五四运动，23岁入党，24岁担任党的机关刊物《新青年》的主编，26岁成为中共领袖之一，28岁担任中共代理总书记。他曾热情洋溢地为毛泽东的经典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作序，曾与鲁迅合作杂文十二篇，被鲁迅先生视为知己，留下“人生得一知己足已，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的佳话。
1923年初，瞿秋白从莫斯科回国后留影
“那个城”与十月革命后的俄国
1923年11月24日，在恽代英主编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的机关刊《中国青年》第一集第六期，发表了一篇名为《那个城》的“文艺杂著”。该文描写了一个小孩子孤身一人穿越沉默不语的大地与悲哀沉寂的暗夜，勇敢而又坚定地奔向一个城的动态历程，那是一个被大火摧毁，经历着无限苦痛斗争，但却在废墟中重建的仙境。那个城，活着，接近光华的太阳。据作者在《中国青年》上最初发表此文时的按语，这是一篇象征小说，那个城是俄国大革命，大破坏后的光景，而那个小孩即是指中国。小说象征着一个世纪以前正在苦苦探求救国救民真理的中国人对西方文明产生幻灭，转而向世界上第一个新型的社会主义国家俄国，求取新生之路的历史进程。
瞿秋白与《中国青年》
这篇半译半作的“象征小说”的作者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瞿秋白，此时的瞿秋白刚刚访苏归来。1920年8月，瞿秋白受北京《晨报》与上海《时事新报》的邀请，被聘为特约通信员到莫斯科采访，成为二十世纪第一个到访苏俄的亚洲知识分子，亲历列宁时代的俄国。此次苏俄之行历时两年，1923年1月，瞿秋白归国，完成《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两本游记，写于1923年11月的《那个城》可谓这两本游记的余音。
1923年，可谓中国现代政治史上有着决定性转折意义的一年。据恽代英回顾，正是这一年政治的黑暗孕育了历史的新纪元，使酝酿多年的革命终于找到了决堤的出口（参阅恽代英发表于1924年《中国青年》第一期上的《前途的乐观》一文）。在早期共产主义运动与现代青年运动历史上，同样作为现代中国青年领袖与导师的瞿秋白，无疑与恽代英分享着相近的时代共识，在瞿秋白的小说中，那个孩子在奔向“那个城”的时候显得勇敢而坚定。
而且，此时的瞿秋白与恽代英都担负着引领青年到活动的、强健的、切实的路上，动员知识青年参与革命的实际工作。1923年８月，恽代英被选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候补执委，后递补成为执委。同年9月，在团的二届一中全会上，根据分工，恽代英负责“编辑”工作。在邓中夏和恽代英的策划下，1923年10月20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刊《中国青年》正式创刊，恽代英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此时的瞿秋白正在上海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担任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前锋》主编和《向导》的编辑，同时在李大钊的推荐下，担任上海大学教务长与社会学系系主任，借鉴苏俄式劳工大学的人才培养模式，链接教室与街头，结合教育与革命实践，引导青年接受马克思主义，走向革命道路。
五四时期的社会问题讨论
如果在中国现代思想史的脉络里，追溯瞿秋白的个人成长历程，像《中国青年》杂志的创办者恽代英一样，其可谓科举废除之后，接受新式教育，在新文化运动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五四新青年。
1899年1月，瞿秋白出生于江苏常州一个没落的绅士家庭。他从小成绩优异，但高中毕业前一年因交不起学费而退学，紧接着在贫穷与旧家庭的压力之下，他的母亲在1915年的旧历年底自杀。母爱的失却与一个大家庭的星散飘零，宗族内部富裕亲戚的冷漠，使年少的瞿秋白过早地体认了中国社会与大家族制度的切肤之痛，同时也引发了瞿秋白对中国社会问题与社会阶级的初步思考。他在《饿乡纪程》中将自己的家族定位为破产的“士的阶级”，畸形的社会地位、濒于破产的死灭的病的状态和心灵的“内在需求”相矛盾，使青年瞿秋白敏锐地感受到了科举废除给知识青年带来的飘零与疏离之感。
1917年，瞿秋白随堂兄来到北京，后考入外交部专门训练外语人才的俄文专修馆，开启了瞿秋白一生与俄罗斯文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因缘。而在五四运动前的两三年，瞿秋白曾度过了一段短暂的“苦寂的生涯”，北京城里新官僚“民国”的生活使瞿秋白深受刺激，刻苦研读佛学与“老”“庄”，试图通过哲学研究解决人生问题，因而逐渐产生“菩萨行的人生观”。
1919年5月4日，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改变了瞿秋白孤寂的求学生活，打开了瞿秋白的社会视野。五四运动中，他被推为俄文专修馆的学生代表，担任北京学联评议部评议员，与北京社会实进会的同志郑振铎、瞿世英、耿济之等抱着不可思议的“热烈”参与学生运动。
1920-1921年的瞿秋白
除了“文人”与“政治领袖”之外，瞿秋白其实还是一个社会问题专家，在新青年一代中较早地开始用社会科学的眼光看待青年问题，审视中国社会与历史。从五四时期开始，他就一直对社会问题保持了浓厚的兴趣与敏锐的判断，创造一个新社会是瞿秋白这一时期思考的核心。1919年10月，他与郑振铎、瞿世英、耿济之、许地山一起创办了《新社会》杂志，倡导根据社会科学的原理研究旧社会的坏处，实地调查一切社会上的情况，明确提出改造大多数中下级平民的生活、思想、习俗，创造一个自由平等、没有一切阶级与战争的和平幸福的新社会的主张。
五四运动之后，“北京青年的思想，渐渐的转移，趋重于哲学方面，人生观方面”，像俄国新思想运动中的烦闷时代一样，国内青年的思想同样烦闷不安。1919年北大青年学生林德扬的自杀引发了新知识界关于青年人生观的第一次大讨论。瞿秋白在发表于1919年12月3日北京《晨报》上的《林德扬君为什么要自杀呢？》一文中写道：“我们觉悟之后就去奋斗，先要深信社会的确可改良，一步一步的做法，如其没有显然的成效，只是要不对症，没有不治之病。我们要抱着乐观去奋斗，我们往前一步，就是进步。不要存着愤嫉的心，固执的空想，要细心去观察社会的病源。我们于热烈的感情以外，还要有沉静的研究，于痛苦困难之中，还要领会他的乐趣。”
瞿秋白显然对林德扬的自杀持批判态度，提出沉静的研究、观察社会的病源才是解决青年问题的方法。为了进一步澄清青年的人生观问题，1920年前后，他先后在《新社会》杂志上发表了《中国知识阶级的家庭》《革命的时机到了！》《中国的劳动问题？世界的劳动问题？》《知识是赃物》《社会运动的牺牲者》《读“美利坚新村运动”》等一系列文章，讨论孔教问题、妇女问题、劳动问题、社会改造问题、青年人生观问题等当时重要的社会议题。然而，这一时期的瞿秋白虽然有了朦胧的社会主义信仰，但依旧是一个改良主义者，信奉托尔斯泰式的新村主义与人道主义。
为中国社会寻找新生之路
自1917年十月革命，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武装力量推翻临时政府，建立苏维埃政权，社会主义由乌托邦转化为现实，苏俄超越历史地完成了对人类文明新模式的创造，引发了欧洲、亚洲知识分子的关注。对于1920年8月开始的苏俄之行，刚刚经历五四运动，拥有亚洲与世界视野的瞿秋白一开始就是把苏联当成“世界第一个社会革命的国家、世界革命的中心点、东西文化的接触地”，抱着为自我、为青年、为中国社会寻找新生之路的目的来对待这次苏俄之行。而1920年到1923年的苏俄之行可谓瞿秋白个人生命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正是这次苏俄之行，让瞿秋白完成了一位五四青年的自我改造，从信仰托尔斯泰主义转向信仰马克思主义；正是这次苏俄之行，使瞿秋白开始系统地向中国读者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重要推动者。
他在1922年出版的《饿乡纪程》中写道：“我要求改变环境，去发展个性，求一个‘中国问题’的相当解决，略尽一分引导中国社会新生路的责任。我所以决定到俄国去走一走，我总想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我愿去，我不得不去。”
为了寻求这样一条光明新生的道路，1920到1923年之间，延续五四时期获得的社会视野，他一路带着社会分析的眼光见证列宁时代的俄国，亲身实地研究苏俄的政治制度、工人组织，体验俄罗斯文化，关注俄国的时事与社会生活，追溯俄国的历史、文化与文学，直观地体验东西文化的冲突，透过民众生活感受十月革命之后俄国的社会心灵。苏俄这个“他者”让瞿秋白开始以新的眼光审视自我与中国社会，除了记录其从天津出发，途径哈尔滨、满洲里，再经西伯利亚抵达莫斯科一路行程感受的《饿乡纪程》，以及叙述莫斯科生活一年见闻轶事的《赤都心史》，他还完成了一部社会科学论文题材的《俄罗斯革命论》。
记者瞿秋白
从青年时代对中国社会之痛的切肤体认，到五四时期创办《新社会》杂志，以及一路带着社会分析的眼光看待列宁时代的俄国，瞿秋白对社会问题的关注持续到上海大学时期。
1923年，于右任、邓中夏创办中共第一红色学府上海大学。瞿秋白受邀担任社会学系系主任，主讲《现代社会学》与《社会学概论》，在其为上海大学制定的发展规划《现代中国所当有的“上海大学”》一文中，瞿秋白主张建立与社会关系最为密切的社会学系，强调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对研究中国社会历史的迫切性，将传播马克思主义融入上海大学的教育实践。作为社会学系系主任的瞿秋白曾和邓中夏一起聘请恽代英、蔡和森、张太雷、萧楚女等到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任教，讲授中国的劳工问题、中国政治经济状况、中国农民问题、中国革命史、国民生计政策等课程，宣传马克思主义与培养革命干部。
上海大学旧址
1924年，以其在上海大学任教的讲义为基础，瞿秋白的《现代社会学》一书出版，这是中国人撰写的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社会学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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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培艳。来源：中国青年杂志。责任编辑：郭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