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为什么看不起病？

当前，我国把绝大多数资源都集中在了疾病治疗方面，但也正是在这个领域，问题最为集中和突出。从80年代就逐步推行承包制和医疗产业化进程，医院早就变成了一切向钱看的赚钱机构，从此服务于人民的医院都变成了一门生意。医疗产业化带来了三个方面恶果：一是看病贵，穷人有病无法及时医治；二是过度医疗，滥用药物增加了健康隐患；三是医患矛盾紧张，打医杀医纠纷不断。

第一，看病贵。看病贵到何种程度？湖北咸丰县一位67岁的老人潘启厚，患恶性肿瘤3年，久治不愈。潘启厚的小儿子已于2011年患肝病去世，家中接二连三的灾难已花光6万元积蓄，并欠债14万元。为了节约费用供两个孙子读书而放弃治疗，他用自己唯一能够帮助这个家庭的方式选择离去——2012年2月2日黎明前，潘启厚就着白酒，喝下农药，自杀身亡。

保定市农民郑艳良臀部和大腿剧痛，无法走路，在家人陪伴下，他辗转村卫生室、保定市和北京的医院，最终，在北京301医院，他被诊断为双下肢动脉血栓。“医院说，要治的话，一次性支付30万押金，后续治疗估计要百万”，郑艳良当场就放弃，他没钱。几个月后，腿逐渐变黑腐烂，甚至爬出了蛆虫，于是郑艳良开始自己动手。他用毛巾包裹上痒痒乐，塞进嘴里，拿钢锯在骨头上来回拉动，钢锯断了，他用剩下的一半继续拉。他咬掉了一颗牙，但已无暇理会。由于这件事的社会影响很大，郑艳良最后免费到保定市第二医院完成手术，成为一个幸运的例外。大多数农民没有他这样好运，一位搜狐网友写道：“这让我想起家乡的几个病人，一个中年张姓，摔断腰后知道治不好，成为家人累赘，就绝食而死；另一个老乡安姓，半老年，不知何病，也知道治疗是白花钱，绝食而死；一位男姓，哑巴，半老年，得病后知道治不好，绝食而死。另外一位梁姓老人，摔坏骨盆，以为必死，就绝食，却受不了，又吃饭，躺了几个月，自然痊愈，现在还在干农活，已经十年了。”对于大多数农民而言，“一人得病，几代受穷”，很多农村重症患者为了保全家庭，都会选择回家等死，在医院耗着也是浪费钱。[i]

看病贵的必然结果，就是穷人、尤其是农民看不起病。在农村，有着许多像潘启厚一样的抗疾病风险能力脆弱的贫困家庭，他们在重病侵袭下无任何反抗能力。大部分家庭如果遭遇了一场大病，必然会导致贫困。偏远农村地区农民群体面对着“小病拖大、大病等死”的现实，游离于医疗保障之外，仍处于“脱贫三五年，一病回从前”的艰难处境之中。

近年来，国家在大力发展农村合作医疗，逐年加大投入，是否根本上改变了农民看不起病的局面呢？基本没有改变。在恩施，农村新农合医疗在乡镇级医疗机构报销比例达到了75%，但离开本级保障区域，到县、市医院后报销比例将降为50%左右，到省级医疗机构看病比例又降为30%到40%。农民得了小病一般不去医院，得了大病乡镇医疗机构看不了，只能去县城或者市医院看病。早在2007年，锯腿农民郑艳良就已经参加新农合医保，每年交10元钱，一年内生病住院可按比例报销门诊和住院费。郑艳良患病后，如果入院治疗，可以享受医保给予的部分救助，但根据政策和相关手术费用，郑家仍需自付7万元。对于这个年收入仅1万多元的家庭，这仍是个天文数字。一位50多岁的村民说：“我们这里人最近这几年得的病，一般都是大病，县医院都无能为力，只能到市级医院去看，几乎全是自费。而动不动十多万，几十万的医药费，远远超出了当地人的承受能力。”咸丰县卫生局一位从事新农合工作多年的工作人员说：“普通疾病患者通常在本乡镇和本县医院就能治愈，但遇到大病后需要转院，还需要用很多特效药，这些药物价格贵得吓人，通常都不在新农合报销范围之中，需要自费。而这，也成了当地人因病返贫的最大原因。”对于大多数山区农民，连去北京的路费和食宿费都是一笔大数目，更不要说医药费了。[ii] 医保缴纳金额也在不断提高，农村医保从以前的10元涨到现在的220元，一个五口之家需要1000多元，还有一些人不愿意参加。在很多农民的心里，即使参加新农合，生病的时候也不敢去医院，虽然全国新农合报销范围和标准不断增加，但对农民来说，过去感冒10元就可以看好，现在到医院，第一个门槛费是住院床位费，90%报销后，就变成1000元自费。

城市居民同样也看不起病。在城市居民中看病困难的群体主要集中在未入医保者和大病重症患者。城市居民小王，4岁的孩子体质较差，经常感冒、发烧或拉肚子，每次去医院看病，检查、化验、排队、交费等等，少则一二百元，多则五六百元，而且一去医院就得多半天，还得向单位请假，每个月被扣工资。她常常诉苦：“没啥别没钱，有啥别有病，现在是得病容易看病难呀！”胡兆根是一位有40年工龄的的老职工，他说：“今年2月，我患上了‘颈肩综合症’，两手不能伸弯，疼痛难熬。因听信广告，就去一家医院门诊部骨伤科治疗。第一次花了320元，病情未好转；第二次复诊又花了163元，医生态度极好，要我服骨筋丸5盒，连续服60天，因价格昂贵我不愿配，她就变脸了。结果花了近500元，病情一点都没好。”说到这里，老胡拿出3张膏药给大家看：“这3张膏药要500元，每张160多元，完全是一种暴利，这些人的良心何在？”即便入了医保，遇到大病，依然非常困难，73岁的杭百集团退休工人董则友的亲身经历很有代表性：“我们退休工人有大病医疗保险，但是我们仍然感到自负部分负担太重。今年我生了两次病，第一次患急性肺炎，第二次患急性胰腺炎，共住院33天，住院费用总额29340.94元，医保支付总额22175.05元，个人自负7165.89元，加上住院护理费990元，个人实际共支付总额8155.89元。而我个人养老金每月978元，全年收入11736元，减去这两次住院费用，生活费只剩3580.11元。这两次住院医疗费就占全年养老金的69.5%。”他说：“除了这两次住院，我平时还有心脏病、高血压、脑梗塞，每月门诊至少150元，12个月就是1800元，另外门诊还要自己垫付700元，这样全年光是门诊最少要2500元，住院后剩下的3580元再减去2500元，全年生活费只剩下1080元，这点钱叫我怎么过？”[iii]城镇下岗职工也是看不起病的群体，从下岗到办好医保之间医疗费用没人管，即便办好了医保，也不敢生大病，下岗职工年龄偏大、再就业收入较低，即便只是支付个人承担的少部分，大病费用依然让他们望而却步。重庆木材厂的一位老工人说：“毛泽东那个时候，工人的生老病死都有保障，没得任何后顾之忧。医疗、教育、住房都有保障，一个人的工资可以养一家人。现在全都变了！就拿医疗来说，以前100个病人有95个是死在医院里面的，现在有99个都是死在家里面的。没得钱看病呀！我们木材厂有好多人生了病之后没得钱看病，只好跳楼死了，最多的一次一天死了3个。毛泽东的时候工人看病不花钱。现在呢？国家说：医疗解决了撒，都有医保。我的医保每个月23块钱，挂个教授号就要20块钱，坐个车还要钱，你说这个医保有啥子用！”[iv]

第二，过度医疗。暴利驱使之下，很多医疗机构采取了过度医疗的方式赚钱。例如心血管疾病，心脏支架暴利堪比贩毒，光医生导管材料回扣就占15%-18%，“医院需要创收，病人装一个心脏支架通常需要花费2万元至3万元。有时一个手术需要使用两三个支架，而且除了支架外，手术还需要其他的耗材，加上住院费和后期的药物治疗费用，这样一台心脏支架手术给医院带来的收入可达10万元。”“耗材进入医院后通常加价比例在10%至15%，有的医院的加价比例甚至超过15%。”“平均按照一台手术安装3个心脏支架算，这样一台手术给医院带来的利润就有2万元。”于是该装不该装的，通通装上支架，甚至不惜将病人的血管变成“钢铁长城”。2011年全国基地医院筛查出的血管狭窄率在70%的病例中，搭桥手术治疗和介入支架治疗的比例为1∶4，而在美国，这一比例为9∶1，国内心脏支架的滥用程度可见一斑。[v]一些医院把它当作了经济增长点、摇钱树，甚至出现医院之间“单纯攀比手术数量”的现象，“一个医院能不能通过三甲医院评审，做了多少例介入手术是一个标志性指标，像GDP一样。”一位老者在自己的博客上控诉自己的亲身遭遇：他的冠状动脉左前降支狭窄了50%，通过药物治疗就可取得较好效果，可医院却以病情“非常危险”为由，迅速为其安装了2个心脏支架。“有些患者并不符合介入治疗的适应症，却被置入一个甚至多个心脏支架。”一位不愿公开姓名的大医院心血管医生说。统计显示，近年来我国心脏介入手术量增速惊人。2000年，我国的心脏介入手术的数量是2万例，到2009年增长到23万例，到2011年激增至40.8万例[vi]，到2017年增至75万例，比世纪初增长了36倍!虽然这个数字的增长和我国心血管病人数量的急剧增长有关。对此，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心血管内科医师分会会长胡大一说：“我国滥用心脏支架问题并不比美国乐观。国外，很少有病人需要3个以上支架，可国内，不少病人被放了5-10个支架，这是明显的过度医疗。”“根据现在的统计资料，一半的支架都不靠谱!”“心脏支架虽是一次性的，但放进不该放的支架，却是终身性的，它给患者带来的精神压力、药物副作用、进行其他手术时的不便，不会随时间而消失。”我国目前用的心脏支架几乎都是药物支架，与裸支架相比，不仅价格更高，安放后更要吃一年的氯吡格雷，终身服用阿司匹林对抗血栓，这两种药物会刺激胃肠道，还会带来出血风险。还有一部分患者放入支架后，会觉得心脏局部不舒服，一年后才能适应。一些患者需要“回炉”，他们有些并不符合介入治疗的适应症，却被置入一个甚至多个支架，由于术后未按时服药，出现血栓，导致更严重的心肌梗死。[vii]

抗生素也被滥用。从官方调查数据看，超过一半医院存在滥用抗生素情况。[viii]上面提到的医药代表讲：“曾有位关系不错的医生，一个月帮我开了1500支注射类抗生素，每支提成16元”，医生光拿回扣一个月拿上万元，是很轻松的事。[ix]因此，部分医生为拿提成狂开抗生素，尤其给儿童看病。上海交通大学附属新华医院儿内科主任鲍一笑教授指出：“来儿科就诊的患儿80%~90%都是因为上呼吸道感染，其中上呼吸道感染约90%都是病毒引起，不需要使用抗生素。但实际上临床约90%上呼吸道感染应用了抗生素。”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在深圳指出，平常感冒发烧，70%的人不需要用抗生素，但实际上90%的医生都会使用抗生素。在深圳各医院的调查也印证了这一说法，10个感冒发烧患者中有9个使用了抗生素。在国外，儿童感冒发烧，医生很少会开抗生素，一般会让孩子多喝水，并且采取温水擦浴等物理降温方法。因为发烧如果不合并细菌感染，一般3～5天是自然的病程，即使不用药，一般体温也会降下来。国外有非常严格的抗生素指南，绝不允许随便使用抗生素。深圳市儿童医院中医科主任、学科带头人万力生博士在自己的新书《谁搞垮了孩子身体》中指出，目前住院患儿抗生素使用率达到80%，滥用药物是孩子老生病的第一原因，儿童滥用抗生素危害比成人更大。由于孩子体内的各种器官发育还不成熟，抗生素很容易残害或潜在地残害孩子的身体器官，最主要是损害肝和肾功能，因为很多抗生素都是通过肝脏和肾脏代谢的。滥用抗生素还会增加小孩对药物的过敏反应，容易导致小孩二重感染、真菌感染以及湿疹、哮喘等疾病。此外，滥用抗生素还会导致小孩抵抗力下降、对抗生素依赖性增强。95%的感冒是由病毒引起，只有少数感冒是由于细菌感染，“一般病毒性感冒在前3天不适合用抗生素”。小孩感冒发烧最好前3天吃中成药而不用抗生素，如果孩子不吃中药，可采用一些拿捏或推拿的方法，给孩子进行物理治疗。[x]“能不用抗生素就不用；需要用时就好好用；能用一种时不用两三种；能用低级的就不用高级的。”鲍一笑教授说，这是正确应用抗生素的基本准则。“如果再无序地过度使用抗生素，会使细菌耐药情况越来越严重，我们可能会面临无药可用的困境。”

目前，“三素一汤”在医院畅行其道。三素就是抗生素、维生素、激素，一汤就是挂吊瓶。“能吃药不打针，能打针不输液”的世界卫生组织用药原则，在中国早已被颠覆。2016年我国医疗输液约为113亿瓶，创近年新高，随着各地“能口服不肌注，能肌注不输液”的用药原则的推行，我国大输液产品消费量近年来逐步下滑，2019年约下降至105亿瓶（袋）左右，虽有下降，但还是相当于人均输8瓶液，远高于国际上人均2.5到3.5瓶的平均水平。据卫生部统计，中国68.9%的住院病人使用抗菌药物，平均100个患者1天消耗80.1人份的抗菌药物，是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全球平均值的一倍多。高额利润让过度输液愈演愈烈，全国每年因不安全注射致39万人死亡，每年发生的药品不良反应有60%左右是在静脉输液过程中发生的[xi]。《2019年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报告》显示：2019年收到新的和严重不良反应/事件报告47.7万份，在总报告数占比31.5%。其中严重不良反应/事件报告15.6万份，占比10.3%，较上年略有增加。注射剂品种不良反应发生率仍然较高。化学药物不良反应/事件报告中，66.2%与注射剂有关；生物制剂中，这个数字高达97.5%。中药领域，注射给药的不良反应/事件报告占比45.5%，其中静脉输注占到了98%以上。一旦有不良反应，输液带来的后果比口服和皮下注射更严重。口服药如果有不良反应可以洗胃，皮下注射的吸收需要一定的时间，这些都能给急救制造一定的条件。[xii]

你为什么看不起病？-激流网图：1999-2019年全国药品不良反应事件报告数量增长趋势

2007年，一位男青年杨达轻度感冒，到宁波一家民营医院同和医院看病，医生给他开了克林霉素和盐酸左氧氟沙星两种抗菌药物同时进行静脉注射，晚上回家后，杨达即出现了急性过敏反应，很快死亡。杨家人怎么也想不明白，明明开点口服药就行，医生为什么会给杨达用这样的药，而且还是两种抗菌素联合使用。[xiii]杨达家人将宁波同和医院告上了法庭，就在法庭上，杨达家人又拿出一些文件，顿时一石激起千层浪。

你为什么看不起病？-激流网图：杨达家人无意中在同和医院发现的文件（2007年）

这份奖金考核试行草案就是杨达家人在同和医院发现的内部文件。医院规定了奖金分配原则：采用经济指标与工作质量考核相结合的方法发放资金。对皮肤科、内科等业务科室实行经济指标考核，草案还规定，达标科室将发放奖金。在另外一份文件中，同和医院规定：医生在使用药品时，对非医保病人必须使用直销药品，杜绝使用同种类药品的医保甲类药。杨达刚参加工作，还未办理医保，属于非医保病人，医生给杨达使用的两种药物克林霉素和盐酸左氧氟沙星就在直销药品的目录里。同和医院的办公室主任解释说，直销药品能给医院带来高额的利润，这一点是行业内公开的秘密。从医院的收费清单上看，克林霉素一瓶的售价是35.7，与业内人士提供的出厂价相差了8倍多；一瓶盐酸左氧氟沙星的售价是23.2，与业内人士提供的出厂价相差了11倍。而同种类药品的医保甲类药相对来说比较便宜，医院用这些药品没有利润甚至还会亏损，因此医院杜绝对非医保病人使用医保甲类药。同和医院的内部文件还规定，对医保病人，尽可能使用直销药品中的乙类药。乙类药物它是比较新一类的药物，使用时间比较短，这类药物的价格很高。杨达家人还拿到了2004年10月的经济指标考核表，该表规定了各科室的业务指标和超额奖考核比例，分析了余茂杰和居海宇两人的经营业绩，上面详细分析了接诊成功率、复诊率、收入、单体消费、人次消费等指标，这样作出结论：“单体消费达到了指标要求，人次消费额居海宇主任已达到指标要求，复诊未达指标要求，接诊成功率差距较大，并希望两位主任继续努力。”很明白，医院把医生的收入和业务指标相挂钩，医生给病人开的药越多，让病人来医院就诊的次数越多，医生赚的钱就越多。[xiv]无独有偶，2011年辽宁省大连瓦房店市一家民营医院职工揭露：“我们院长，从来没有提倡怎么提高医疗技术，没有为当地患者着想，开会的时候大讲什么药挣钱，提多少钱给医生，鼓励医生多开药，开好药，开提成药。”该医院常年使用来自一家修配厂的工业氧，代替正常应该使用的医用氧。医院院长王家福搞效益工资管理医院，工资上不封顶，下不保底，于是，医生为了多挣钱，只好按照王院长的思路多开药，开好药。[xv]既然接诊人数、复诊率都纳入业绩考核，那么医治病人就不能尽快根除，而要小病大治、大病久治，能治好也要拖下去，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业务指标、长久赚钱。

私营医院为了赚钱而过度医疗，那公立医院情况怎么样呢？公立医院其实只是在税收方面比私立医院好一些，本质上都是一样的。2009年，一位天津医科大学肿瘤专业研究生毕业后，到山东省某三甲医院肿瘤科当医生。他的心路历程很有代表性，他写的帖子揭露出来的问题令人触目惊心，全文如下：

一位年轻医生的自述：癌症病人到医院就是唐僧肉

2009年，我从天津医科大学肿瘤专业研究生毕业后，幸运地成为山东省某三甲医院肿瘤科的医生。

工作第一天，我穿上白大褂，和主任一起查房。查房一上午，共有40多个癌症病人，他们病情各不大相同，相同的是，对我们的话都言听计从。

第二天上午，我接诊了一个肝癌晚期的老人。看他的影像片子，癌细胞已经全身转移，没有治疗价值了。再说，从老人的穿着来看，家境并不太好，更没有必要白花钱了。出于好心，我把老人的女儿叫到办公室，建议她放弃治疗。老人的女儿放声大哭，伤心地把老人带走了。不料，一个星期之后，我意外地发现老人竟然被收住院了！护士长告诉我老人回家后不甘心“等死”，把自己的房子卖了30万，又挂了肿瘤科的一个专家号求治，当即就被专家收住院了。护士长还悄悄告诉我：老人还在病房里说你医德不行，自己没本事治他的病，就让他回家等死！

2009年11月底，我们肿瘤科发奖金时，平均一个人才2000多元！主任关上门给我们开了个秘密会议：“咱们医院实行的是绩效考核，收入减去成本再乘以提成的百分比，才是科室的奖金。”他故意顿了顿，说：“不需要我多解释了吧？你们用几元钱的便宜药，那是你们的自由，不过，你不能把自己当成菩萨下凡，让大家陪你喝西北风。”主任的话音一落，大家的目光就齐刷刷地投向我，我脸上立即火辣辣的......

这件事没过几天，病房就住进一个患前列腺癌的离休干部，癌细胞也已经转移腹腔了。有了前面的教训，我试探性地找他的妻子谈话：“我建议用相对好一点的药物，因为这样可以提高病人的生存质量......”我的话音未落，他的妻子就鸡啄米似点头：“什么药好就用什么药，我舍得给我们家老张花钱！”有了这句话，我放开了手脚，什么药贵上什么药。最后，老人在病房里住了两个月，共花费了40万元，最总还是死了。

我心里有鬼，自觉愧对老人。可令我哭笑不得的是，家属办完后事，竟专门给我送来一面锦旗，说我把病人当亲人，努力提高了癌症晚期病人的生活质量。

2010年7月，我接诊了一个早期肺癌病人，觉得有手术指征，就介绍给了胸外科一个医生。没想到，病人手术之后，胸外科医生专门请我吃了顿饭，并给了我一个500元的红包。我不要，他却说：“这是你应该得的。以后我那边有要做化疗的病人，也‘介绍’给你。我们俩长期合作！”然后，他还以过来人的身份“教育”我：“你是刚毕业不久的学生，现在摸清楚肿瘤科的工作流程没有？简单来说就是这样：来个癌症病人，先介绍到外科给他们做手术，让外科把手术的钱赚到了，再把病人转到化疗科化疗，然后再转到放疗科放疗，等着些科室的钱都赚到了，再把病人扔到中医科喝中药。”

接下来的一件事，让我终于验证了这位外科医生的话。有一个胃癌晚期病人，癌细胞已经腹膜转移。可还是被转到普外科做了手术，术后又转到肿瘤科化疗，放疗科放疗，中药科喝中药，如此折腾3个月，病人就死了。我曾偷偷调出病人的影像资料，一看就发现没有手术指征。

更加可笑的是，有一回，有过一次合作经历的那位胸外科医生给我转来一个肺癌术后病人。病人70多岁，早期肺癌，即使不做化疗也可以长期生存。不料，我好心告诉他可以保守治疗的时候，他却质问我：“癌症手术后化疗放疗是常规治疗，如果听你的保守治疗，我的癌症复发了你负责？”其实，化疗有很大的副作用，尤其是对这种年老体弱的癌症病人来说，副作用更是致命的。勉强挺过4个月疗程的化疗，老人的免疫力就急剧下降，肺癌也随之复发，并出现了脑转移。在家属的强烈要求下，我们又给老人做了伽马刀手术，结果导致了更大范围的肿瘤转移.......如此折腾了一年多，老人终于在痛苦中死去了！

反对过度医疗的医生，往往会遭到全医院干部、职工的反对。2014年1月9日，央视新闻播出了《过度医疗的危害》，报道了四川绵阳市人民医院女医生兰越峰，因多次反映所在医院“过度医疗”而被迫沦为“走廊医生”长达22个月。兰越峰先后在绵阳市人民医院内科、急诊科、超声科、医技办工作，并担任过超声科、医技办的主任。作为医院超声科的专家，她经常要参与许多“重症”患者的会诊。经常会有人因为一些小毛病到医院，医生会先把人收住院，凭空说他患有很严重的疾病，然后让超声科做相应的检查，并配合出具显示患病的检查结果。住院几天后，医生会告诉患者，“我们给你治好了，我就可以出(身体)正常报告”，这种状况持续了几年。由于同院的医生都是同事，兰越峰会很自觉地配合写点问题上去，直到2009年5月一位53岁住院病人会诊，令她和医院彻底决裂。医院的临床医生已经给一位下肢不舒服的病人开好了手术单：下肢血管手术及安装心脏起搏器。“他的心率是60次以上，又是整齐的，怎么可以就说安心脏起搏器。”兰医生认为过分了。几经犹豫之后，兰越峰决定，将真实的检查结果交给临床科室。最后这位患者没有做手术就出院。兰越峰却被叫到院长办公室，“说我要把医院整垮，就这一个患者没做手术就要整垮医院吗？”后来，当一架过时的设备价值160万元却要以230万元的价格入账，兰越峰拒绝签字，院长王彦铭彻底翻脸了。从此后，兰越峰在医院被几次免职复职，最终成为一位每天得到医院上班却没有工作岗位的走廊医生。2010年6月至2014年1月，兰越峰先后向各级单位领导信箱投信反映医院问题，各级部门也多次介入调查，直到最后引起全国舆论的关注。此后，兰越峰一去上班，就有医院职工来推搡、驱赶她，脱她的白大褂。其他职工说他们的工资会受到影响，五千多的绩效拿两千多，但医疗乱象有一点点收敛。兰越峰说：“每个人都很恨我，我理解他们，他们被利用的。这个恨，但是我一点都不难受，我就觉得我挺心痛他们的，那么多人失去自我，那么多人不独立思考。”

医院的这些怪现象就是因为过度医疗，背后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医院的创收机制，过度追求经济效益。科室每次开会就是下达经济指标，从20万到40万、80万、120万、180万、240万，开会就是谈指标完成的情况，以指标论英雄。在这份绩效工资核算办法里写着，绩效工资等于科室收入减上缴额再减科室成本加上质量控制考核，而且明确指出了各科室的上缴比例。在绵阳市人民医院，各科室之间既是竞争关系又是合作关系。绵阳市人民医院收入在过去十多年间从两三千万走到一个亿，现在几年时间，就从一个亿跨越到二点几个亿，“井喷式的跨越”。兰越峰说：“你做一个纯粹的医生，没有理由去搞这些。我觉得过度医疗和回扣，性质和伸手掏人家钱、和小偷没有区别，你不仅仅是掏他钱，还把患者的健康和幸福，甚至生命都给葬送掉。”兰越峰所反对的过度医疗，正是医疗产业化的必然结果，正是医院领导创收命根，医院要除掉兰越峰，不是因为她的医术，而是因为她曝光了医疗行业的潜规则。正因为如此，当地卫生部门的调查结论不可能承认存在“过度医疗”的问题，否则就断了医院的财路，尽管调查出医院院长王彦明有问题，但只说他“涉嫌违纪”，跟过度医疗无关。医院同事们也多次给兰越峰施加压力，要兰越峰息诉罢访，“给他们饭吃”。[xvi]2月19日上午，绵阳市人民医院100多名医务人员走上街头罢工抗议，要求开除“给医院带来负面影响”的“走廊医生”兰越峰。2014年5月6日下午，绵阳市人民医院召开职代会，与会88名职工代表一致表决通过“解聘‘走廊医生’兰越峰”的医院处理意见。绵阳医院的医生明显是受院方的怂恿，他们的工资跟医院业绩、也即过度医疗的收入直接挂钩，这些人充当了医疗既得利益集团的打手，实际上即便绵阳医院收入再翻几番，大多数医护人员也得不到太多利益，只能吃点残羹冷，可悲的是他们自己，这是医疗市场化的体制造成的。

第三，医患矛盾愈演愈烈。2019年12月24日，北京民航总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杨文在诊疗中遭到患者家属恶性伤害，最终抢救无效身亡。2021年1月26日，江西省吉水县人民医院发生恶性伤医事件，心内科医生胡某某被之前就医的患者刺伤，后抢救无效不幸去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公开的数据显示，自2019年至2020年4月，各人民法院共计一审审结杀医、伤医、严重扰乱医疗机构秩序等涉医犯罪案件159件，判决生效189人。各地医患纠纷普遍发生，全国73.33％的医院出现过病人及家属殴打、威胁、辱骂医务人员现象；59.63％的医院发生过因病人对治疗结果不满意，围攻、威胁院长的事情；76.67％的医院出现过患者及其家属在诊疗结束后拒绝出院，且不缴纳住院费用现象；61.48％的医院发生过因病人去世，病人家属在医院摆设花圈、设置灵堂等现象。根据国家卫健委公布的数据，自2013年以来，全国医疗纠纷数量和涉医违法犯罪案件数量已经呈现了连续5年双下降的势头，全国医疗纠纷总量累计下降20%；但医生群体的感受并不明显，在中国医师协会2018年发布的白皮书中，仍有62%的医师认为执业环境没有改善，这个数字和五年前相比，几乎没有变化[xvii]。

近年来，类似惨案不断发生，总体而言离不开当下医患矛盾的大背景。医院费用已经很贵，医生总是要考虑自己的业绩收入，而不是如何治病，病人来就医经常被要求进行各种检查、买各种药物、甚至动辄手术。很多病人东拼西凑借钱来看病，往往反复奔波于大城市的好医院，但最后结果还不理想，在病人看来，就相当于我花了钱却不卖给我足够质量的东西，加上巨额的花费、在医院的波折，尤其年轻患者，很容易走上极端。尽管有关方面表态要对暴力现象零容忍，加强了安保措施，但袭医事件仍是此起彼伏，多地接连发生患者伤害医务人员事件，医生俨然已经成为职业高危群体。同仁医院耳鼻喉科副主任王向东医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频繁发生的伤医案件，几乎让医生人人自危。“最近两三年，基本过不了半年就发生这样的事情，医生都人人自危，没有太多的办法去保护，戴上钢盔也解决不了问题，我们只能小心点，尽量避免发生这样的事情，希望不要发生在自己身上。甚至有的医生自己找点辣椒水等，还有把诊室调整一下，视线能观察周围动态，我们的心情也很糟糕。” 经过不断的医患对立，87.2%的医务工作者在接受调查时表示暴力伤医事件对自己影响非常大，28.4%的医务工作者明确表示会选择自我保护型诊疗，39.8%的医务工作者表示过放弃从医的念头，超过60%的医务工作者对当前执业环境感到失望。而最新的医师执业状况调查显示，78%的医生不希望子女从医，在中国已经出现“医不过二代”现象。

现在医生的处境令人感叹，在向钱看的医疗体制下，各种矛盾像“三棱镜”一样全部聚焦在医生身上，上层不满意，下层也不满意，使他们充当了医疗产业化的牺牲品。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主任委员胡大一很婉转的说：“医学离人文和服务对象渐行渐远……表面上伤害的是患者，实际上最大的受害者却是医生，最终将失去患者、社会对他们的信任。”实际上，市场经济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像兰越峰那样敢于直言、挑战整个体制的医生越来越少了，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说：“它（资产阶级）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很多医生早已不是白衣天使，又怎能单方面抱怨病人的不理解？

那么如何解决医患矛盾？有人说要健全安保机制，杜绝病人携带伤人利器进医院；有人说媒体不应放大医患矛盾，减少负面宣传；有人说医患双方其实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双方的共同敌人是疾病，是伤痛，是死神，从本质上讲，医患双方应当是亲密无间的关系，所以双方要相互理解。多么美妙的战友关系啊！原来医患关系只是一场误会！事实表明，医疗产业化是医患矛盾的根源，只要医院以赚钱为目标，医患关系必然破裂，今后一段时期，医患纠纷仍会频发、高发。

医疗产业已经变成了利润丰厚的支柱产业，2020年产业链总价值8万亿元，2019年光医药市场化就达1.64万亿元。那么是不是所有医护人员都赚得盆丰钵满、富得流油呢？不是的，医疗行业里跟工厂里也类似，少部分人富、大多数人穷。以原来的药品回扣为例，能够拿到药品回扣的只是那些能开药的医生，只占医院总人数的15％-20％左右。医疗行业内基本有一个“金标准”就是10％，只要医生开出一百块钱的药，他就至少拿十块钱回扣。曾经曝光杭州省级医院一个副主任医生，三年拿五万药品回扣被吊销执照半年，大多数人都认为这是一个良医，是个替罪羊而已。一个省级医院的专家一个月拿两三万药扣根本不稀奇，一个县级医院的副主任医师一年都可以拿到十万到二十万的药品回扣。药品经销商需要到医院打通方方面面的环节，比如一层一层的药品准入机构、院长、药剂科主任等，经销商将面对药事委员会（该委员会的成员一般包括院长、副院长、药房主任、科室主任等），药品能否进入医院需要药事委员会的批准，“每个人都需要打点好。”对一些同质化竞争激烈的品种，在价格、疗效、质量接近的情况下，尤其需要做好医院工作。一名医药代表就透露，他曾先后向某三甲医院院长赠送80万元，但最终还是没能让代理产品进入该医院。除了开方医生外，还有药品采购人员、统方员都需要打点。[xviii]

医院还有一大批的医技、护理、行政、后勤等工作人员，他们是医院的主体，他们每天从早忙到晚。再加上有些医德较差的医生为了追求最大限度药扣，力求多开药，本来不检查的去检查，本来不用输液的也输液，检查和输液的活都是普通医技、护理去干，把他们搞得劳累不堪。即便这样，他们的收入也非常微薄，卫生行业从业人员平均工资仅高出社会平均工资13%左右，北京市医技人员平均工资仅为几千块。几乎所有去过公立医院的人都有感觉，挂号收费、药房、做检查的、护士这些人全部冷若冰霜，总好像欠他们钱一样拉着个脸。这是为什么呢？原来自从国家实行了全面医保，很多病人能看病了，全部涌到了医院，普通医护人员的工作量增加了五到十倍。但国家又大幅度的降低医院的利润，医院是实行自负盈亏的主体，是按资本原则办事的，政府是不给医院拨款的，在利润增长有限的情况下，普通医护人员工资不可能太快增长。医院里劳动强度上去了，但普通医护人员收入却还原地踏步，而且他们直接跟患者打交道，承担着很高的风险，一旦有什么医疗事故、纠纷，他们都是直接的受害者。

也就是说，医院里阶级结构如下：最顶层是院长、科室主任，相当于资本家，每个病人看病都算入他们的业绩，他们都能“利益均沾”；其次是能看病的医生，主要是主任医师、副主任医师等，他们合法收入相对有保障，也有拿回扣、要红包的机会；底层是医技、护理等工作人员，占医护工作者的80%以上，他们也是无产者的一部分，终日劳累不堪，收入仅能糊口，维持自己简单劳动力的再生产。在医疗机构成为市场竞争主体的条件下，看病贵、过度医疗、医患矛盾紧张等社会顽疾几乎无药可医。要想根本解决这些突出问题，需要使广大医护人员觉悟起来，让医院里的既得利益者不占据统治地位，促进医院职工团结起来，自觉同利润导向的医疗体制划清界限。

注释

[i] 保定农民锯腿记：锯前孤寂等死锯后车马逢迎[N]. 搜狐网，2013-10-14.

http://news.sohu.com/20131014/n388110499.shtml

[ii] 刘永晓. 合作医疗下的农民困境[N]. 健康时报，2012-03-08

[iii] 张迪，晓懂. 百姓：怎样向政府倾诉[J]. 时代潮，2005（18）. http://www.southcn.com/nflr/llzhuanti/ylgg/fxpl/200509290496.htm

[iv] 中国工人研究网. 工人阶级可以当家作主！——老工人振聋发聩的声音[M]. 一、大锅饭养懒汉吗？. 北京，2009年2月

[v] 刘子阳. 心脏支架暴利揭秘：医生滥用支架每个提成2千. 法治周末，2013-11-06

http://finance.sina.com.cn/consume/puguangtai/20131106/020317232258.shtml

[vi] 张乐. 救命心脏支架暴利超贩毒：1支架医药回扣数千元[N]. 经济参考报，2014-01-17 .

http://news.pedaily.cn/201401/20140117359623.shtml

[vii] 中国心脏支架滥用严重. 寻医问药网社区. http://www.xywy.com/bj/bjxz/20120110_764372.html

[viii] 李皖婷. 安徽省超一半数三级医院滥用抗生素[N]. 市场星报，2014-0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