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Konstantin Tarasov
译者：阿K
来源：公众号“日新说Copernicium”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俄国革命有何影响？为什么爱国热情很快幻灭？还是我们该问道，这种热情曾经是否存在过？历史学家康斯坦丁·塔拉索夫(Konstantin Tarasov)解释了随着事态的发展，俄罗斯社会对战争的态度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为战争欢呼”
1914年7月中旬，人群高喊“打倒奥地利和德国！”、“塞尔维亚万岁！”、“俄罗斯万岁！” 甚至是“战争万岁！”，这样的呼声充斥着俄罗斯帝国各大城市的街道。人们在街道上每个角落发表演讲，高唱《天佑沙皇！》，跪在沙皇和将军的庙宇和纪念碑前致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七月危机期间，这种兴奋不仅可以在俄罗斯观察到。为了了解这场长期而复杂的冲突的原因，最早的科学和新闻著作的作者指出了这一非同寻常的现象。
他们将不可思议的爱国热情和政治力量在面对外部敌人时的团结称为“1914年精神”。然而在任何国家之中，这种情绪都没有像战争那样持久，犹如迷雾般渐渐散去。多年来，各国不得不在战场上对新鲜炮灰的需求与社会崩溃的威胁之间取得平衡。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这个过程在俄罗斯是如何展开的？
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必须避免对这些爱国游行进行笼统的概括，尤其是在媒体报道的情况下。最近的研究，包括那些基于俄罗斯档案的研究表明，驱使人们加入热情人群的不仅仅是爱国主义的兴奋。他们的心情很复杂，包括焦虑、恐慌和抑郁。听到这个可怕的消息后，市民走上街头，担心自己的生命和亲人的福祉，尤其是那些即将参战的人。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会大喊“万岁”或高唱宗教歌曲来应对迷失方向并减轻恐惧。
1914年7月“爱国主义运动”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它主要来自受过教育的城市人口，对他们来说，欧洲战争并不令人意外，而是期待已久的事件。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发生了几次严重的外交政策危机。不仅仅是失败的俄日战争，当局相信俄罗斯军队能够从这场战争中恢复过来。
1908-1913年巴尔干半岛的矛盾结点，多次以大规模战争威胁到整个欧洲。媒体将沙皇外交部试图避免卷入冲突视为国耻、对潜在对手的又一次让步以及对“斯拉夫兄弟”的背叛。
1914年前夕，俄国各大报刊谨慎观察德国的军事化，担心这是为即将到来的泛欧战争做准备。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某些人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虽然并非没有危险，但标志着一种解脱、一种宣泄和新生活的开始。
1914年，一直在仔细关注民众的情绪的诗人瓦列里·布留索夫(Valery Bryusov)写下了这首诗《最后的战争》。它的结尾是这样的：
让脆弱的时代大厦
血淋淋地倒塌
在失去忠诚的桂冠光芒中
让新世界崛起！
让古老的穹顶倾倒，
它的柱子轰然倒塌；
让这可怕的战斗之年
带来和平与自由的曙光！
受过教育的阶层中的一些人期望战争会创造一个新的世界秩序，看到旧世界的终结，然后是重生。恐惧和喜悦都来自这种情绪，伴随着一种毫无根据的认为战争将是短暂的信念。
我们对其他人对战争的反应知之甚少。城市和农村的下层阶级几乎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尤其是流露他们情感和经历的文字记录。一些观察家报告说，他们离开俄罗斯帝国的中心越远，他们听到的为那些离开去参战的人哭泣的声音就越大。他们注意到普通民众的阴郁和忧郁。当局将这些视为奉献精神、听天由命以及对职责的坚定承诺。军事指挥官担心第一次总动员会失败，但征兵站的报到率非常高（超过95%）。研究人员认为，农民参战是认为自己在抵御侵略者，但也是由于传统的君主制和崇尚正统的价值观。
然而对于军队首长来说，总动员的高数字很快就被应征入伍者骚乱的报道所掩盖。他们所到之处砸毁行政办公室和商店。苏联历史学家经常声称这是由于反战异议而发生的。相反，骚乱爆发是因为当局与人民之间的传统关系受到威胁。例如俄罗斯帝国的禁酒令阻碍了具有数百年历史的欢送亲人参军仪式。政府无力控制价格和补偿入伍者地家庭，这让动员起来的人们担心他们的亲人会失去生存的手段。
一些学者认为，工人停止罢工是爱国情绪普遍存在的另一个迹象。但是这其中有一些关键因素需要考虑。首先，1914年7月上半月的罢工浪潮被大规模逮捕、警察和军队对示威者的武装袭击以及一些雇主宣布停工所彻底镇压，因此在宣战前工人的骚乱已经停止。
其次，工厂里的工人被正式从进入战壕中拖了出来，他们不需要入伍加入军队了。一个大都市工厂的工人回忆说：“把工人拖离工位变得不可能；每个人都像溺水者一样紧紧抓住他们的机器”。
最后，战争的爆发导致了社会主义运动的分裂。面对军事威胁，许多政客愿意支持他们的政府，敦促他们的支持者将阶级斗争推迟到一个更和平的时期。我们考虑到所有这些原因后，“1914年精神”似乎并不像它最初看起来那样无处不在。
“一切为了胜利！”
战时宣传力求维护一个团结地社会形象。包括卢布克在内的媒体和大众文化传播者试图支持和激发爱国情绪，将正在进行的冲突描述为一场新的卫国战争（1812年法国入侵的名称）。公共组织为国家的战争努力做出了贡献，为受伤的战士开设私立医院，向士兵、难民和战俘的家属捐款，以及捐助其他方面。
1914年7月底，全俄地方自治联盟成立，城市联盟随后成立。一年后，他们合并为地方自治与城镇联盟，它收集了公众的捐款，以满足前线人员的需求。
1915年，企业动员了工业领域，以应对军队的战斗供应危机。在政府的支持下成立了国防、燃料、食品和运输特别委员会。组织了基层军工委员会，团结了政府和企业的努力，并且大获成功。这些活动的范围和影响力是巨大的。
1916年初，沙皇政府呼吁在后方实现民间和平，并呼吁公众合作以实现和平的胜利。新闻界热烈响应，提出了"一切为了胜利！"的口号，这句话出现在1916年的战争贷款宣传画上。
在承认公众真诚的爱国冲动之后，我们同时也应该对他们的动机表示怀疑。除一些特殊情况外，这难道不是一种逃避兵役的形式吗？到1916年底，多达300万人获准延期征兵，因为他们的工作被认为是国防所必需的。革命后，调查的事实证明人们经常通过贿赂被分配到这种服务，同时继续做他们的日常工作。难道大多数爱国活动实际上是一种取悦精英（包括沙皇核心圈子）的社会认可行为吗？或者，恰恰相反，这样的活动是否可以被视为对当局的失望，因为他们无法独自应对危机？最后，我们还必须考虑企业在接受政府大规模军事订单方面的利益。
社会主义者弗拉基米尔·斯坦科维奇（Vladimir Stankevich）虽然承认广泛的公众倡议，但仍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所有这些热情并没有超出供应军队、协助、帮助的范围，并且几乎符合仁慈的中立主义标准。战争被看作是重要和必要的，但仍然是一个不相干的现象” 将自己与战争“隔绝”的愿望面临着新型军事冲突的现实，这需要在后方尽最大努力来满足军队的需要。“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让军队去打仗就是了”，是写给陆军部的信件中表达的一种普遍观点。
当然，那些在危机期间没有钱或没有关系逃避兵役或谋生的人是受到战争影响最大的人。他们对战争的态度通常与任何村庄所谓的典型情绪有关：“我们来自特维尔/普斯科夫/卡卢加；德国人打不着我们这儿。” 换句话说，农民不愿为了胜利而无休止地牺牲生命，是因为他们缺乏民族意识和对战争目标的理解。当然，我们有必要仔细看看战争期间俄罗斯帝国大部分人口的遭遇。
1914-1915年，大部分正规军和往年准备的预备队损失殆尽。以前没有接受过军事训练的人也开始被征召了，但他们也死在了无尽的堑壕战屠杀之中。为了弥补损失，当局缩短了免除男性入伍的疾病和特权清单。他们还将征兵年龄降低了三年，从21岁降至18岁。
1916年2月，出于绝望，政府决定招募正在接受审判、调查或服刑的男子入伍。他们也开始征召北高加索、中亚和远东地区的原住民入伍，这些人以前被免除了兵役，负责建造防御性建筑。臭名昭著的法令也证明了人力储备的枯竭。它的实施是一场彻底的灾难，引发了大规模骚乱和成千上万的受害者。
到1917年，共有一千五百万至六百万的人应征入伍。现役俄罗斯军队的总战斗损失（阵亡或后来因伤死亡）约为一百六十五万。此外，有70万至90万人背上了残疾，康复后被宣布不适合服兵役。到1916年年中，俄罗斯帝国的人力资源几乎耗尽。对于下一年的战役，军事指挥部可以指望的人数不超过150万，其中包括从未服过兵役的年龄较大（30-40岁）的新兵、早期征召的新兵以及降低健康要求后认为适合的。军事人员的严重短缺与农村工人的明显短缺密切相关。在某些地区，在20至40岁的男性工人中，征兵的比例高达50%。
到战争的第三年年中，沙皇的审查制度开始限制来自和向军队发出的批评战争负担分配不公的信件。生活必需品的短缺和价格的大幅上涨对人口中较贫困的部分造成了最严重的影响。"后方的掠夺者"成为一种流行的称呼，用来称呼那些没有经历战争苦难的人（例如合法或非法的逃避者、工人、警察等）或从中获利的人（银行家、房东、商人和投机者）。
正如安全部门的报告所述，后方组织的混乱导致“对‘行政腐败’的抱怨，’令人难以置信的艰辛战争和难以忍受的日常生活条件。” 人们越来越赞同“首先摧毁德国本土，然后再摧毁其他国家”的想法。顺带一提，不仅是下层阶级，受过教育的人也是如此，他们中的间谍狂热、与"德国至上"作斗争的冲动以及对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失败的政府的怀疑，都在蓬勃发展。
艰苦的服役条件、被征召人员的恶劣又短暂军事训练、军事上的失败以以及动员的人不知道如何使用武器，开始影响俄罗斯帝国武装部队的状况。到1917年，前线和后方不同地区的士兵开始发生骚乱，被指挥部严厉镇压。但总的来说，抵抗主要是消极的，逃兵越来越多。在全国范围内，直到1917年3月，约有七十至八十万名逃兵被关押在前线、后方和基地。
考虑到那些没有被拘留的人，可以估计总数为一到一百五十万。这意味着甚至在革命之前，十分之一的武装部队成员就曾试图逃避服役。自伤（前线士兵故意伤害自己离开前线）的流行对军事当局来说是一个危险的症状。最后，亲近敌人和故意投降是常有的事。评估这些现象的严重程度并不容易。尽管如此，它们还是足以让当局和最高军事指挥部认识到它们是一个紧迫的问题，并对它们进行更严厉的惩罚。
“世界民主和平万岁！”
所有这些与战争相关的趋势无疑都刺激了革命火花的点燃。或多或少的，所有参与全面战争的主要国家都陷入了这场危机。
此外，不能假设革命是由反战情绪引起的。1917年2月23日开始的彼得格勒抗议示威主要是由食品供应和分配问题引起的。欠发达的铁路网络在战时超载，无法向首都运送所有必需的货物，当时首都几乎已成为前线城市。俄罗斯帝国的必需品配给券制度尚未引入；因此，任何人都可以在经济允许的范围内购买尽可能多的面包。
毫不奇怪，些发现自己处于队伍末尾的人需要更多。军队加入反政府示威游行，抗议对示威者使用武器，抗议军营制度的屈辱和严酷。一些试图领导革命的政界人士将推翻君主制视为取得胜利的手段。在他们看来，失败的根源在于沙皇及其随从的无能领导，他们因腐败丑闻而妥协。
在革命后出现的新政治体系中，同样是温和的社会主义者，他们认为只要军事威胁很大，就有必要保卫国家，他们发挥了最关键的作用。他们将防御性战争的想法作为他们的座右铭，并认为有必要坚守阵地，直到所有各方都能达成公平的和平条件。这似乎是避免不必要的流血事件的合理方法。事实证明，这样的战争思路在基层中很受欢迎，他们从沉默的大多数变成了革命的主要政治参与者。在那段时期，和平主义者和无条件和平的支持者占少数。
同时，革命为不满者提供了一个大声讨论危机的机会，当局在政策上不得不考虑“群众”的意见。战争负担的公平分配成为不同集会和会议众多决议的主要议题之一。以前缺乏资源的各阶层民众，现在试图将自己与战争"隔离开来"。针对被指责从普遍的苦难中获益的阶级形成的社会紧张局势在加剧。6月中旬，彼得格勒和其他城市发生了示威游行。最受欢迎的要求是结束战争和公平的和平，实现没有吞并和贡献的公平和平（所有国家都没有货币或领土收益）。
政府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它在"最好的防御是在进攻中"的口号下计划在前线发动进攻。战争部长亚历山大-克伦斯基（Alexander Kerensky）是当时非常受欢迎的政治家，他看到，在前线采取有力的行动可以拯救腐朽的军事机构，团结士兵和军官，并激励民众支持反对德国和奥匈帝国君主制的革命战争。
当他巡回前线发表鼓舞人心的演讲时，他的权威和声望受到威胁。如果没有克伦斯基和他的支持者的亲自参与，士兵们几乎不会在接到命令时就离开战壕。然而，仅凭热情是不可能赢得这场高科技战争的。1917年6月的进攻以灾难性的失败告终，前线彻底崩溃，军方对撤退的军队采取了严厉措施才堪堪稳定了局势。
这次失败首先带来了政治后果。对克伦斯基个人（在支持他的温和社会主义者中）、对防御战的概念以及对2月之后形成的国家制度的失望越来越大。同时，一方面是对僵化的军事独裁的支持，另一方面是对左翼政党，特别是对布尔什维克的支持，都在稳步增加。进攻失败和“战争党”上台的威胁为“和平党”的支持创造了条件。
布尔什维克在大众的想象中占据了这个位置，尽管他们的宣言并不支持这种解释：他们不是和平主义者。但由于前几个月响应他们的巨大社会运动，让他们获得了这种声誉。到了后来，不仅任何布尔什维克都被宣称是任何条件下的和平的支持者，而且任何反战起义都被宣称是受布尔什维克的启发。
在克伦斯基政府被推翻并开始逐步复员后，前线的开小差变得猖獗。苏联政府主席弗拉基米尔·列宁称这是一次是"用脚投票"，以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多年的战争使士兵们相信他们的主要敌人是内部的，而不是外部的。
武装起来的人们试图回家，以保护他们的家人免受经济崩溃、饥饿和傲慢的“资产阶级”（通常包括同村的富裕居民）的伤害。在这方面，争取和平的运动结果是有影响的。尽管有军事指挥部的抵制，但在布尔什维克的号召下，士兵们独立并以极大的热情在前线的不同地区缔结了休战协议。
苏联政府主张签订公平的和平条约，希望将各方拉到谈判桌前。唯一响应这一提议的是德国。然而，在谈判过程中，它显然无意尊重俄罗斯的领土完整。为了向冲突各国表明达成协议的真诚愿望，布尔什维克于1917年12月中旬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示威。就像六个月前一样，工人和士兵走上街头，高喊支持和平的口号：“普遍的民主和平万岁”、“各国工人、士兵要求立即实现和平”、“为各国和平开辟道路的苏维埃政权万岁”等等。
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的和谈越是停滞不前，苏联政府就越是接受恢复敌对行动的可能性。双方的力量是不平等的：士气低落和疲惫不堪的士兵和训练有素的工人师无法对抗纪律严明的德国正规军。苏联领导层只能寄希望于在所有交战国开始反对政府的起义。的确这时的世界趋势支持了这种希望的产生。然而军事威胁很快改变了革命战争支持者的想法。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谈判失败后，德军发起进攻。
俄罗斯前线彻底分崩离析，整个军队毫无抵抗地转移到后方。苏联当局无法组建重要的革命部队。彼得格勒党代表大会的一位发言人描述了群众情绪的变化：“两周前，工人们支持革命战争的想法。……不仅包括白军，还包括拥有先进武器的巴伐利亚农民。相比之下，我们所拥有的只剩下手无寸铁被打散的武装部队。于是，各个组织团体纷纷开始宣布，不能发动革命战争，必须缔结和平。”
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于1918年3月在前线失败的最严峻军事条件下缔结，当时德国人直接威胁要夺取首都。这个条约意味着领土和金钱的损失，不仅被苏维埃政权的反对者，而且被布尔什维克盟友和党本身认为是可耻和羞辱的。条约的缔造增加了人民之间的分歧，加深了内部冲突，并升级为一场全面的内战。
没有任何政治力量（沙皇当局、温和的社会主义政府、苏维埃）能够达到在前线继续军事行动所必需的社会动员程度。对于该国的一般民众来说，战争是打乱他们日常生活的外部事件。因此，各种形式的逃避应运而生，人们希望将战争拒之门外。当然，俄罗斯人民对战争与和平的态度只有在危机时期才会发生变化和明显地表现出来。
在这一点上，一百多年后，我们无法确定哪种情绪占了上风。不管人们对外交事务的看法如何，对家人和家园的关心是占主导地位的情绪。外部危险并没有成为大多数俄罗斯人的生存威胁。但是无论是在枪林弹雨的前线，还是在陷入饥饿边缘的后方，旷日持久的冲突所带来的艰辛已成为一个明显的生存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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