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思想过硬，一切过硬

说起陈永贵在大寨的统帅地位，热心的人总要从各个角度、各个侧面对他细致地透视，尤其是陈永贵如何教育人，改造人，如何作各种人的工作。陈永贵一生做过许多人的工作。留在人们记忆里的有三个典型的事例。

这就是改造赵小和、大柳树下开锈锁和如何对待右派的故事，这三个有趣的故事也足以说明陈永贵的立场、感情和本质，看出陈永贵的素质和胸怀。

赵小和在旧社会也是一个很苦的孩子。他很早就失去爹娘，从小给地主放羊，被地主卖到了外县，土改后他才能在大寨安身。但是，赵小和在大寨的舞台上表演的都是自私自利的思想，比如：买了病羊当好羊报账等等。

赵小和在许多方面的表现使陈永贵看在眼里，急在心上。陈永贵找他谈话，问他：“小和，你是不是生活有困难，缺钱花？”赵小和说：“不困难。”“那你为什么要干出自私自利的事来？”赵小和依然满不在乎：“弄几个钱花，自在自在。”陈永贵的话越说越急：“你真给大家丢脸！谁也知道多弄几个钱花着自在，这明明是地主富农常念的经。他们为了多弄几个钱，恨不得从贫下中农的骨头里轧出油来，难道旧社会的苦头你还没有吃够？”陈永贵的这些话，倒是把赵小和说得很辛酸。他腾地站起来，冲着陈永贵说：“谁还想过旧社会？大寨谁不知道我在旧社会是个什么样子？”

陈永贵见触动了赵小和的心，于是又趁热打铁地开导他：“你说你不想再过旧社会的日子，可你为什么这样对待集体？你想想，大家都像你这样，集体经济能搞好吗？河里有水渠里满，河里没水渠里干，集体经济搞垮了，咱们这些人还有什么出路？你不能光想自己不想别人嘛！”

这次算是把赵小和的心打动了，据说当时赵小和被说得泪珠儿直往下掉。赵小和也就是在那一次立志要热爱集体，后来被人称为“爱社迷”。社里派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任务完成得也很不错，有些活路别人不干，他就揽起来干。在大寨人的言传中，他为了集体利益，还干过几件“好”事情，使人啼笑皆非。

一次是在赵小和赶车期间，社里派他给粮食局送粮。赵小和交了粮以后，从县粮食局拣回四条麻袋，要交给集体。这事被陈永贵发现了，陈便问他：“你为什么拿回人家的麻袋？”赵小和作个鬼脸，回答说：“我拿回来是集体用的，他们的集体和咱们的集体都一样嘛！”陈永贵生气了，批评他这是损害对方集体利益的行为，责令他立即给人家还回去。第二次是社里派他给县铁厂拉钢材，他赶着马车送完了钢材后，忽然想到社农具厂打农具正需要钢材，便偷回一根向社里献功。这件事被陈永贵发现以后又狠狠地批评了一顿。陈永贵问赵小和：“谁叫你偷人家的钢材？”赵小和说：“咱社里正需要这东西，他们那么多钢材还差这一两根？”陈永贵批评他：“你这是挖了别人的肉来肥自己！不能为了自己的集体去坑害别人的集体！起码来说，人家发现了这事对咱们的影响也不好！”

陈永贵讲了大道理又讲小道理，整整开导了他一个晚上，最后决定，不用他赶马车。赵小和不赶马车了，但他“为集体”的“红心”还没有变。不久，社员派他上和顺县买牛，叫他买四头牛，他却买回了五头。人们问他为什么买回了五头？赵小和得意洋洋地说：“这一头可不是买的，是它自己跟回来的。猪头找上庙门，都有不收的道理？”陈永贵又生气了，说你以为跟回来就算了，人家的牛有数没有数？找上门来怎交待？为了换他的“脑袋”，陈永贵又回忆起他卖牛的一件往事。那一年大寨有一头耕牛，摔坏了脊梁骨，看样子又肥又胖，就是不能干活。当陈永贵拉着这头牛到食品公司出售，路经市场时，有些人就拦住他执意要买。这个给五、六十元，那个给七、八十元，价钱越抬越高。陈永贵就说，这头牛已经残废，不能叫你们买。他越说不能卖，那些人越是要买，只当他嫌价小哩。这也和自由市场商贩们捞油水一样，是听对方的口气成交的。直到食品公司的人过来，陈永贵详细说明了情况，以27元钱的价钱卖给公家。当时市场上就有不同的议论，有人称赞陈永贵风格高，也有人说这是傻瓜卖牛。

陈永贵问赵小和：“如果这头牛叫你卖，你卖给谁？要人家什么价钱？”

就为赵小和买牛这件事，陈永贵专门召集党员们开会讨论了一晚上。会上决定，由陈永贵亲自把带回来的这头牛送回和顺，向人家赔礼道歉。第二天早上，陈永贵吃了饭，正要赶牛启程，和顺那边沿路打问找上门来了，这才使陈永贵进一步认识到，像赵小和这样的人不教育不行。不仅叫他们热爱自己的集体，而且也要热爱别人的集体。

就这么不厌其烦地灌输和教育，赵小和到底被陈永贵教育过来了。陈永贵又叫他赶起了马车。后来也就出现了赵小和摔断腿后，为了早日上工，忍着疼叫接骨医生重新接腿的故事。到后来，赵小和在洪灾后拉石头，为了保护马而不幸牺牲，按陈永贵对他的评价是“共产主义战士。”

第二个故事就是围绕大柳树所发生的事件。以大柳树为轴心所出现的事情也足以反映陈永贵会抓思想工作的特殊才能。

这颗柳树生长在大寨村的中心地带，在陈永贵进行阶级教育时曾被称为“苦人树”和“乐人树”。由此这棵树也名声大振。

这棵树长得也太特殊了。树的主干只有四、五尺高。它不是向上升，而是倾斜地向东北方向伸去，给人一种艰难曲折之感。四条分枝呢，粗细不同，角度不同，然而都在拼命地向四面延伸，具有努力拼击之势。再往上看，七股八叉的枝条扶着密密麻麻的树梢从上垂落，宛如少女的一头秀发，自然地飘洒下来。要问这颗柳棵的寿命有多大，只有历史知道。上辈人传下来的说法是：它的树心原来是空的，能钻进人去。树顶却长的硕大，枝叶也特别繁茂。有一年刮大风，因为树干承受不了树梢的压力，被风“割”下了“脑袋”。人们便把树桩锯掉，这一来以为结束了它的寿命，谁知大柳树不几天又挺出了枝头，又经几代，长成如此形状。他的生存也似乎记载了大寨的苦难史。围绕这棵树的古往今来，他也成了新旧社会对比的标志。要说陈永贵在他身上开锈锁的故事，还得回忆大寨人参与“八一”庙会的往事：

1963年，大寨的土地经过逐年整修，肥力提高，加上田间管理搞得也很好，庄稼的长势超过了过去的几年。到了“八一”前夕，陈永贵也是抱着鼓舞人心的目的，在支委会上决定两件事：一是在“八一”期间，给社员们放几斤白面，言明去城里赶节可以带上馍馍，这就比前几年拿窝窝头进了一步；二是鉴于当时社会上出现的四大自由的混乱情况，陈永贵出了个混市场的主张。就是专门安排几个人到市场摆开摊子，以平价价格卖饭，压低市场的饭价，决定之后，大寨在第二天就向社员分配了白面，又布置了混市场的有关事情。他们在市场卖粉条汤，其他摊子三角、四角一碗，他们卖二角钱一碗。这样一来，吃饭的人都挤到他们这边，排队也买不上。因为吃饭人太多，碗也供应不上，按梁便良的回忆，他专门买碗也不够用。另外，大队还安排人在城里的大街上卖糖包。市场上的糖包两角钱一个，他们只卖5分。其实他们是只喊不卖，因为篮里的糖包有限。可是街上的人听到“热糖包，大又甜，一个只收5分钱”的叫卖声的时候，人们就追着他们要买。实在应付不过，他们就卖上一个两个，再继续往前叫卖。他们这么一混，果然把市场的价格混下来了，尽管摆摊的人骂不绝口，他们却达到了目的。

对于大队放的白面，陈永贵原以为社员们会很满意的，结果不少人闹了一堆意见，连几个支委干部也有怨言。因为他只是给社员们放了几斤白面，而几个邻村为了过好庙会，还给社员们发了钱，叫社员们上城里买些西瓜和凉粉换换口味。

由此看来，先进队和一般队在过庙会上就出现了反差。大寨先进，经济底子厚，然而过庙会的待遇上却比不上一般队。而更有悬殊的还是表现在妇女们赶节带的干粮上。其他村的妇女们上城看热闹带得是馍馍、油饼，而宋立英和大寨的其他妇女们领了白面也舍不得吃，上城看热闹带得是糠面窝窝头。这一下问题就出来了：当她们在中午吃干粮时，邻村的妇女看见宋立英吃窝窝头，就有意无意地讽刺道：“哎呀，你们是红旗队呀，怎么红旗队吃得是窝窝头，俺们不是红旗还吃馍馍哩！”这一下，把宋立英和大寨的妇女们说得脸红了，认为拿了窝窝头给大寨丢了脸。回去叫老陈知道该怎么交待？回村以后，宋立英也是抱着一种检查的态度向陈永贵汇报的。陈永贵听了，觉得事情并不能小看，是进行阶级教育的好机会。于是，这一场教育就在这棵“苦人树”或者“乐人树”下面进行，教育的内容就是讲“苦人树”的来历。

当全村的老少社员被召集到大柳树下的时候，陈永贵就叫李有禄的名字，问他：“你母亲是怎么死的？”李有禄有话说不出口来，李喜庆几个老贫农讲出了事情的原委：

李有禄的母亲原来是村外刘家的闺女，取名叫刘娥妮。她十岁上就在大寨作了童养媳。为了养家糊口，小丈夫不得不到金石坡给东家做些零碎活儿，求个饭钱。有一次，留在家里的刘娥妮为给家人做饭，到自家的地里摘一把豆角。回来时，瞅见半路上放着一穗玉米，就把它拾回来。事不凑巧，叫地主贾泰元看见了，冲口就问：“你狗日的不要走，我看看这穗玉茭！”刘娥妮猛然抬头，看见贾泰元那张可怕的脸，吓得出了一身冷汗。“我，我在半路上拾的！”刘娥妮语无伦次，悄声分辩。“半路上拾的？好大的拾头，你再给我拾一穗！”刘娥妮又苦苦地辩护：“俺就是拾的呀！”

于是，这棵倒栽柳成了迫害刘娥妮的罪证。刘娥妮被吊在了它的枝干上，贾泰元亲自下手，用木棍在娥妮身上任意抽打，令人惨不忍睹。

刘娥妮的生命就这样被夺走了。

刘娥妮死了，留下了一个刚满五个月的李有禄。其实李有禄的表现一般还不错，就是在一段时期内经常下饭馆吃饭，这与宋立英等妇女们带窝窝头下城赶庙会就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陈永贵就是针对这两个事例导演了这么一场活生生的“教育剧目”。陈永贵在老贫农忆了“苦人树”的历史之后，进行了一场富有感情的演说：“娥妮死了，但柳树还活着，这就是旧社会留给我们的证据嘛！也不要把李有禄下饭馆就看得那么简单。不知道过去就认识不了现在，一回忆过去就知道现在怎么样？其实我今天还不是批评李有禄，有禄除了下饭馆，还是不错的。我是针对社会上出现的享乐思潮，来给年青人敲一个警钟！我这次亮明态度，过‘八一’，宋立英他们带了窝窝头赶节，你们不支持，我支持；你们看不惯，我看得惯！发了点白面有意见，说邻村上下发了钱。他们有了多少钱？叫他们再发一倍、两倍、三倍！我们国家还穷呀，底子还不厚嘛！还没有到大吃大唱的时候！就是将来富裕了，如果不谨慎，那光景也会踢打穷的！想想过去，看看现在，一比就清楚了嘛！红旗村吃窝窝，不红旗吃油饼，那好嘛，叫他们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吃白面，看谁能吃过谁来……”

陈永贵越说越激动，说的使李喜庆一伙老贫农掉了泪。在散会的时候，他郑重宣布：“这棵大柳树留着，以后还有用哩！”由此，“苦人树”和“乐人树”这两个名字就记在了大寨的社会档案里，大柳树也成为陈永贵在大寨进行阶级教育的象征。

1957年下半年，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曾经出现过一场政治风波。在农村，一度出现了个别富裕中农向共产党散布不满言论的活动。其言论是“怀揣三百六，身披丈八布”，还有人在门上写了对联，上联是：“粮食统购统销腾了瓮”，下联是：“分粮每人白面给一斤”，横联是“吃不了两顿”。矛头对准了谁，这是显而易见的。

在大寨，这种活动也已经露出了苗头。矛头主要是针对大寨的卖粮和陈永贵的作风，说“陈永贵是靠玉米增产，靠骂人吃饭”。

过去不敢骂的话，现在骂出来了；过去不敢作的事现在作出来了，这就使大寨的党员干部们忧心忡忡。为了能够摸清虚实，梁便良、贾承让、宋立英几位大寨的骨干都不约而同地登进陈永贵的门坎，要么皱皱眉头啧啧嘴，迟迟不敢开口；要么一袋接一袋地和陈永贵对烟，偷偷地瞅着陈永贵得表情；或者耷拉着脑袋半晌不开口。他们想打问无非就一个消息：“是不是政策变了？”

他们想探探陈永贵的底子，其实陈永贵的心里也是七上八下，定不准呢。他嘴上说的很硬：“什么变政策，骂一骂陈永贵就能够变了政策？”可实际上呢，连晚上睡觉也不踏实。他想起刚入党的时候，就出现了搬石头和踢开老组织的风波，不几天就又恢复正常。不过，陈永贵是经历过无数次这种场面的。年轻时的闯荡江湖，革命后的历次考验使他懂得了“司马懿败阵，马蹄不乱”的道理。要想大家稳住，他自己首先要有胆魄，给下面壮起胆来。于是，他就在会上大讲“当官不爱钱，神鬼都害怕”的哲学，指责身边的人胆小如鼠，不像个革命者的样子。

不几天，富裕中农的骂声愈演愈烈，而且每当见了陈永贵也表现出一种跃跃欲试的架式来。这使陈永贵也有点坐不住了。于是有一天，他把村里的工作向其他干部们交付了一下，扛起工具来像个上地的模样，其实把工具寄放在一个地方，没有向任何人声张，悄悄地上县找领导去了。在县委会的大门里，那些书记县长们也把大辩论作为议论的话题，见陈永贵进来，也急切地向他打问大寨的情况怎么样？陈永贵赤腿挽袖地坐在一个椅子上，抽上一支县长王贵科递给他的香烟，讲述着大寨近一段的反常现象，还说：“这是一朝天子一朝臣，他们翻天，就轮着我挨棒棒了！”县委书记张怀英看看他那一副苦脸，问他：“老陈，你贪污了？”陈永贵说：“没有！”“你多吃多占了？”陈永贵笑了：“不是多吃多占，是比他们多干了活，也多拿不了报酬！”张怀英笑了：“你记不得古人的话了嘛？‘当官不爱钱，神鬼都害怕！’你一没贪污，二没多吃多占，处处干在前，把旧大寨变成了新大寨，有什么可怕的？他们说你会卖粮，你认了嘛！会卖粮可想是打粮食多，问他们在旧社会里卖过多少粮！他们说你靠骂人吃饭，你也认了嘛，你骂了地主富农，骂了富裕中农，你不骂人家，人家就骂了你！这是阶级斗争呀！毛主席说，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讲完再说。你说，叫人家讲完咱们再讲行不行？”

什么钥匙开什么锁。陈永贵一听“阶级斗争”这个字眼，心里就开了！他佩服这些上级领导，他们虽然都是些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说出来的话真有水平！这些话无疑成了陈永贵的精神食粮，他浑身有了力量，也作好了如何对付局面的准备。

回村不几天，陈永贵很敏感地感觉到，社会的气氛和他上县前完全是两个样。在大寨，陈永贵由说句话惊天动地变成了对攻击他的人难以抵挡。一个富裕中农装疯卖傻，甚至扬言“杀不了陈永贵，大寨就没有出头之日”，整天腰里揣着一把刀，想找机会杀陈永贵。这股风使李虎妮害了怕，她什么话也说不出来，整天躲在家里哭。过去陈永贵的脾气一发作，动不动就要在老婆身上使一使。但是，面临着杀人的危险，他总是苦口婆心地劝李虎妮不要害怕，千方百计地为她壮胆，也像李虎妮当年从东关买菜回来一样，端起一碗他特意做的面条，放在老婆面前叫她吃。为了避免意外事情的发生，陈永贵还特意向李虎妮安排：“我出去以后，你就把大门关上，万一有个情况也好应付。”

打那以后，陈永贵每当出去上工或办事，李虎妮就把大门上了。上大门并不等于事情就此收场，装疯卖傻的反倒来势更凶，有时拍着大门杀声不止。有一次在陈永贵的大门上写上了“还我土地，还我房子”等字样。又过几天，当陈永贵上工回来以后，这个人到了天黑以后又手持菜刀，藏到了陈永贵的街门口，后来被赵大和、梁便良几个人赶走了。

那一段，不仅李虎妮怕，陈永贵也十分警惕。每逢到了晚上，陈永贵总觉得外面有动静，可是起来一看，什么迹象也没有发现。睡下的时候，李虎妮怕出事要上门，陈永贵不让，说你把门留着，有我在，狗日的谁敢！

到了第三天晚上，陈永贵总觉得外面不对劲，起来走出院外看一看，什么也发现不了。再仔细听一听，才听出大门外有人发出了鼾声。陈永贵开始紧张了一下，立即又稳下来，走到大门口再细听，才发现有人在大门外睡觉。他喊了一声“谁？”鼾声停止了。一会儿，这鼾声又出现了。陈永贵很警惕地把大门打开，把门半开着探出个脑袋问道：“谁！怎么不吭声？”这时候，鼾声才停止，睡觉的人答了一声：“我！”“你是谁？”那人爬起来了：“金哥，是我么。”

这时候，陈永贵才发现，在大门外睡觉的人不是“凶手”，而是共产党员赵大和。陈永贵又感激又生气：“你这是干甚哩？快回家来吧！”

陈永贵这几个晚上没有脱衣服。赵大和这几晚更是在土里滚。当他被陈永贵叫进家的时候，赵大和不得不说出内心的思想：“好金哥哩，人家要杀你，我不能不防这一手。只要我在门外挡着，狗日他先杀了我才能杀你。”

这时候，和陈永贵住在一个院里的梁便良也被惊动醒了，他对赵大和说：“啊呀你这人，一个人睡在外面多危险？万一招架不住，咱们好有个帮手，老虎偷吃还有个动静，且不说他是个人，说杀就能杀了？”赵大和啧啧嘴说：“我不能说呀，要让金哥知道，他就不让这么干！”

赵大和站岗使陈永贵又一次看到了阶级友爱。由此，陈永贵放心了，大寨这么多贫下中农对付一两个人，有什么可怕的。在昔阳老干部们的记忆中，说那一次陈永贵找到他们的时候，和刚开始的情绪完全不一样了，他满怀信心地向张怀英汇报说：“放心吧，大寨没问题啦，我们是一群人，他们是个别人，没多大市场！”

紧接着，在全国出现了反右斗争，批判右派言论。刚开始的时候，听说陈永贵有些不冷静，认为右派言论只出现在大寨。上级一些领导同志告诉他，大寨的问题还不是很严重的，要注意打击面不要太大，要搞说理斗争。这一讲，就等于给陈永贵拨亮了一盏灯。斗地主的时候，大寨的办法就是说理斗争。这次还是要搞对比算账，说理斗争。

于是，斗争会就在大寨的夜幕下召开了。面对明晃晃的大气灯，赵大和、梁便良、贾进才、宋立英这些党员和贫下中农扳着指头算账，用数字对比集体好还是单干好？是新社会好，还是旧社会好？谈到陈永贵的卖粮和骂人，梁便良说：“卖粮多，说明粮食多打下了嘛。你家过去种多少地，你一年能卖多少粮？恐怕够吃就不错了吧？”也有人说：陈永贵骂了你，为什么骂？是抓住你的问题才骂，对你的错误不骂，就是对工作不负责任。就像你上次垒坝，垒起来就塌，还不如不垒！”

对方耷拉着脑袋不吭声，李喜庆更进一步和他讲道理：“你的口粮三百六，金小比你多吃一斤没有？你的布票一丈八，金小比你多穿一尺没有？金小无非比你多做了工作，多干了活。要是单干，像金小这劳力能比你多打一倍粮食!土改我们连地主还没打死一个，你要杀金小，杀成了吗？”

这次说理斗争大会，也使陈永贵受到了深刻的教育，他真正看到了自己的工作得到了群众的信任，懂得了得道多助的道理。他在散会的时候讲了很多，其中就讲到：“万想不到我遇到困难，还有人为我站岗。要不是共产党，我还在街上卖烧饼。从此后，我更要听党的话，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和反对社会主义的一切反动势力进行斗争!”

由于共产党的正确领导，陈永贵在批判右派势力的进攻时只搞说理斗争，没有乱戴帽子，造成扩大化。这就为陈永贵的形象又增添了一分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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