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的此时，沈之嘉刚刚完成硕士论文，在她奔赴南京的职校实习前与导师告别时，导师和她打趣说，你的幸福的时光结束，今后想和朋友们一起喝个小酒啊、吃顿烛光晚餐啊，机会就很少了。时隔一年，沈之嘉若有所思地对《南风窗》记者说，“什么叫做浪漫呢？一支玫瑰花、一只高脚杯，这叫浪漫，没错。但是，你也可以这么认为，当你看到社会进步的一个方向，感觉自己跟那么多劳动群众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你做出一个自己认为比较自由，但在常人看来也许不那么正常的选择时，这何尝不是另一种浪漫呢？”
尽管预料到可能会遇到一些挫折，可找工作过程的曲折还是超出了沈之嘉的想象。一年前，她投出了30多份求职信，绝大多数都石沉大海。可能是因为她的求职意向太不寻常了。沈之嘉是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生，但她投简历的对象清一色是苏南一带的职业技术学校。
总算有一家位于南京郊区的技校通知她面试。她精心准备了PPT等授课课件，自我感觉试讲及随后的答辩也很成功。最后，面试官瞟了她一眼，问道：“你有教师资格证吗？”沈之嘉摇了摇头。面试官反问她：“如果你没有驾照，能在高速上开车吗？”语气客气但异常坚决：学校无法录用她。
“他们拒绝我，可能是觉得一个清华的研究生来技校当老师这种事太离奇，会想这个人是不是不太靠谱啊。”沈之嘉回忆说。但她仍没有放弃，她打电话给投过简历的另一家南京的职校，接电话的老师听了她的自我介绍后很重视，称将向校长汇报此事。几天后，沈乘坐高铁到南京参加这所学校的面试。
校长亲自担任面试官。沈之嘉回忆说，校长盯着她看了足足有两分钟，那眼神充满着怀疑，仿佛是想问，你不会是为了骗一个南京户口才来的吧？在回忆这个细节时，沈之嘉笑了：“我当时差点就对校长说，我老家是杭州的，杭州户口比南京的还贵呢！”
这一次，她如愿以偿，在这家南京的职业技术学校找到了工作。
“靠谱”新青年的另类选择
若干年后，当研究者梳理这段历史时也许会发现，沈之嘉无意中加入了一股与社会主流趋势相悖的“微潮流”之中—自2010年前后，一些接受过国内外最顶尖教育的年轻一代精英们，开始在就业上将目光转向那些“非主流”地带，比如最底层的乡村，以及那些听起来并不高大上但他们却喜欢的职业。
当沈之嘉在试图叩开中国蓝领工人的“预备役”部队—职业技校的大门时，另一位“85后”青年、美国耶鲁大学毕业生秦玥飞已在湖南衡阳的一个小山村中默默地当了两年的“村官”。
在这两年间，秦玥飞为所在的衡山县贺家乡贺家山村募集到了80余万元资金，帮乡亲们修建了灌溉良田的水渠，新建了一所田园风光式的敬老院，还为周边4所学校就读的700多名学生每人筹措了一台平板电脑。秦玥飞因其出色的“政绩”被乡亲们直选为县人大代表。
但凡对中国农村熟悉的人都知道，上面几件事中的任何一件，在农村都是一个异常复杂的庞大工程。就以修建水渠为例，贺家山村的村民们渴盼了几十年却一直没办到。不了解内情的人可能会误以为，秦玥飞能做成这么多事，可能是借助于他头顶的光环—耶鲁大学毕业生，或者借助于某些强大的人脉关系或背景，才能够向上级政府争取到财政资金的支持。但熟悉秦玥飞的人士则向《南风窗》记者证实，秦虽出身于重庆的城市家庭，但其父母都是普通工人。上述资金的确都是靠秦玥飞从社会上“化缘”得来的，只有极少一部分来自上级政府拨款。
与其他大学生村官惯于伸手向政府部门“要钱”的思路不同，秦玥飞更注重搭建平台，整合各种资源，借助外力“做事情”。在与记者交流时，秦玥飞会不时讲一些很有创意的新点子，而“新媒体”、“市场”、“风险投资”、“项目包装”、“营销”等词语更是挂在其嘴边的高频词汇。一个在别人眼中可能是异常艰难的创业行动，在他眼里则更像是一种充满着时尚感，听看起来很酷、好玩、靠谱，又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情。
在为贺家山村修建新敬老院之前，秦玥飞就了解到，村上有一家不足40张床位的敬老院，但村里的老年人不愿意搬进去住。除了传统观念外，原因更多的还与敬老院的设计及设施不符合老年人需求有关。如何才能设计出一个更尊重老年人需求的敬老院呢？秦玥飞通过朋友多方联系，长沙一家设计院得知情况后愿意免费提供设计方案。当这座包含有鱼塘、菜地、果树林的敬老院落成后，附近的老人们抢着去住。
在当选县人大代表之后，秦玥飞进行了选民走访，他发现，每家村民的具体诉求都不一样，但也有一个统一的诉求，那就是校车安全，因为几乎每个家庭都有孩子去上学。但在当地，二三十甚至三四十个学生挤进一辆准载7人的小面包车是家常便饭，其中的风险不言自明。秦玥飞便以县人大代表的身份向县里提出关于推进安全校车的议案，并一直跟进。终于，县人大通过决议，政府推广实施安全校车。但这其中牵涉诸多复杂的难题，比如经费来源（政府财力有限，无法承担全部经费），又涉及多个政府部门（教育、财政、税务、公安交警、交通等）的协调等，还涉及触动了个别人的既得利益的调整（“黑车”司机就很不满），等等，这些都需要统筹协调考虑。但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件事终于“跑”成了。
为了募集资金，秦玥飞有时要带上精心准备的项目计划书，自掏腰包坐火车几个小时去各地拜会企业家。有时在人家办公室门外一等就是几个小时，进了门往往谈了十来分钟就被人家客气地请出来，被拒是家常便饭。而为了结识可能捐资的企业家，秦玥飞经常到各地“蹭会”，参加各种企业家出现的论坛。一旦他有了演讲或发言的机会，他总会抓住最后的发言时间，请求在座的企业家提供各种资金帮助。
很多大学生村官发现很难真正融入当地，从最初下村时的满腔热情到最后离开农村时的伤痕累累。这些故事则会让后来者认为大学生村官可能在农村无所作为，遂安于现状，把村官当作基层“镀金”的经历，进而为考取公务员作为跳板，身在农村心在城。相比而言，大学生村官秦玥飞的样本价值不仅仅在于他为村民们办了多少实事，更在于他的经历证明了青年人在农村的广阔天地里完全可以“做成事”。这在当前大学生村官“治村模式”似乎走向穷途末路的当下，更显珍贵。
丰裕社会里的新新青年
这两年，一个由中国年轻人创办、名为“阳光书屋”的公益组织也声名鹊起。这家致力于借助互联网和信息技术改善中国乡村孩子教育不公平的公益组织的多名合伙人都是哈佛、耶鲁等世界级名校的毕业生或在校生。
“阳光书屋”的志愿者、同样留美的沈诞琦曾在一篇文章中点出了这家NGO的超强团队构成：它的联合创始人和执行总监杨临风曾就读于北京四中、伊顿公学，2011年从哈佛大学计算机专业毕业后，先是供职于波士顿咨询公司（BCG），后辞职投身于“阳光书屋”的营运；刘禹琦，从斯坦福大学大三休学，为“阳光书屋”全职工作；朱若辰，杜克大学毕业，高中毕业时就有一颗小行星以他的名字命名；杨歌，高中时获得过北京“市长奖”，耶鲁大学毕业后，继续在芝加哥大学攻读物理博士……
外界也许很难理解，这群出身于优裕家境、接受过最顶级教育的年轻人，选择的不是代表着财富和权力的华尔街、金融行业、世界500强、上市公司，而是中国偏远农村的孩子们的教育。然而，这或许正开启着走向未来的一种新的、规模不大的但新潮的社会趋势。越来越多成长于丰裕社会的“85后”们，以及更年轻的一代人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开始去选择一种能把个人的小兴趣与这个时代的大责任相契合的生活。他们的选择变得更为从容，眼光不仅不再紧盯着传统的热门领域和只用于谋生的职业，而是开始挑战传统世俗的主流标准，开辟更富挑战性、更有社会价值的崭新的选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在用看似不起眼的行动来推动中国的变革。
而这个“微趋势”转变的大背景则是，在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城乡差距的鸿沟越来越大，人才在乡村建设中呈现“断流”。城市像一个巨大的抽水机，不仅将乡村的蓝领劳动力“吸”到城市的建筑工地，也把关系到乡村未来的年轻一代精英们“抽”到了城市。这是数千年来中国乡村建设史上从未出现过的可怕局面。如今，随着一批知识精英的“倒流”，中国乡村的未来有了更多的可能。
“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好一点，但前提是国家好一些、社会上最弱势群体他们能够好一些。”在谈及为何创办“阳光书屋”时，杨临风说。中国现在的城市化率已超过50%了，未来要达到80%甚至更多，也就是说，还有30%的中国人口要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去。而目前生活在农村的这些孩子们，将是未来中国变革的一只非常重要的力量。如果他们没有接受良好的教育，没有足够的理解力、没有足够的创造力的话，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是没有办法进行下去的。所以他非常关注怎么能在尽量加强整个中国基层教育的基础上，“让这些将来会走入到城市生活中的农村学生也能够站在相同的起跑线上，让城市的人口跟农村的人口能够相互理解，共同一起工作，一起把中国变得更好”。
而沈之嘉也告诉《南风窗》记者，她之所以选择在基层的技校担任教师，是因为她在大学期间的田野调查和社会实践中与中国的工人阶层有过大量接触，深感自己作为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应为这个群体做出点事情。她因此投身于教育，希望能给中国未来的新工人提供更多的知识上和精神上的支持与帮助，让他们更懂得维护自己的权益、更懂得团结与合作，让这个庞大的群体变得更加有力量。
不抱怨的“行动派”
这群充满着理想主义的年轻人，在面对中国基层的真实社会情景时，又表现出对现实世界的惊人的理解力。秦玥飞在湖南担任村官后，地方上的一些干部有时会邀请这位耶鲁毕业的高材生去做一些经济形势的报告，但他婉拒了：“我就是一个很普通的本科毕业生，耶鲁是名校这不错，可一个本科生又懂些什么东西呢？哪有什么胆量和能力来纵论经济形势呢！”在与其交流时，你会发现，他的这种清醒不是故作谦虚的姿态表示，而是真诚地发自于其骨子里。
“阳光书屋”的运作模式是，通过免费向农村试点学校的学生们发放平板电脑这个终端设备，将北京四中等名校的教育资源同步“传送”给农村孩子们。在为农村的孩子们提供课件资源时，创办者们最初是想提供帮助农村的孩子们提高“素质教育”的内容，但后来增加了对提高孩子们考试分数有帮助的、更为实用的知识。他们在一些硬件设施细节的处理上也颇为用心，比如，为了适应农村学校电源插座少的现实，他们开发设计了充电箱，能把一个教室内所有的平板电脑放在一起充电。而当初为了注册这家非营利公益组织，杨临风他们跑了整整14个月，“非常的艰苦，每天各种磨”，但很少有人有过怨言。
沈之嘉到职校求职的目的就是当一名老师，每天和学生们在一起。在工作了一个学期后却发现，学校不断拿一些非教学任务向她“压担子”，比如参与各种行政事务等，而这占据的时间甚至要超过她的上课时间。记者问她，这种结果是否与她当初来当老师的目的有一些不一致。她回答说：“是不一致啊。但这就是现实，我不可能按照自己的想象去改造世界，那样的话，就真的变成了空想家了。我要做的就是，了解现实是怎么样的，现实如何能与理想契合、对接在一起。”
去年的此时，沈之嘉刚刚完成硕士论文，在她奔赴南京的职校实习前与导师告别时，导师和她打趣说，你的幸福的时光结束，今后想和朋友们一起喝个小酒啊、吃顿烛光晚餐啊，机会就很少了。时隔一年，沈之嘉若有所思地对《南风窗》记者说，“什么叫做浪漫呢？一支玫瑰花、一只高脚杯，这叫浪漫，没错。但是，你也可以这么认为，当你看到社会进步的一个方向，感觉自己跟那么多劳动群众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你做出一个自己认为比较自由，但在常人看来也许不那么正常的选择时，这何尝不是另一种浪漫呢？”
（应采访对象要求，沈之嘉系化名。作者：。来源：南风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