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流网编者按】大卫·科兹是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苏联问题专家,著有《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等著作。波兰尼在分析二战灾难时指出,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正是市场失败所造成的结果,市场经济的扩张和“脱嵌”导致经济/逐利的原则侵入乃至主宰一切领域,导致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冲突加剧,并最终导致经济和政治体系全民瘫痪,法西斯主义由此而生。大卫·科兹的这篇文章指出,今天特朗普所代表的“右翼民族主义”在美国的上台和在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蔓延,根源于上世纪80年代之后新自由主义政策对全球的压迫,这种压迫导致了2008年严重的经济危机,并带来迄今为止无解的经济停滞。

    从2016年11月8日这天起,一个右翼民族主义政权在美国的崛起已经成为了一种现实的可能性,如果这不在当下发生,那么也将在未来几年内发生。这种政权会操弄民族主义和护国主义议题,蛊惑煽动对少数族群、宗教信徒和其他长期受压迫的群体的恐惧,空口允诺要解决普通群众面临的日益恶化的经济困境,但却将种种问题归咎于外国民众与外来移民,把他们当做替罪羔羊而不是面对真正的“病灶”。

这样的政权如果能巩固统治,总会采取种种手段限制人民长期争取得来的个人权利,在国内外倚重或强化法外的暴力手段。当下由此产生的冲击波对整个美国社会的震荡可能久久不得平息,包括对长期执政的建制派也是如此,从而创造出一种“一切皆有可能的”混沌之感。

其中最大的危险是在11月8日(选举中)浮现的政治联盟。这样的联盟在过去曾经也是支持类似的右翼民族主义政权的基础。它是由传统的右翼建制派突然与工人阶级中相当一部分群体结合而成的。如有了这种依靠上述的议题与允诺而纠合在一起的政治联盟,即使其蛊惑人心的领导人并没有赢得群众中的绝对多数,也可以使右翼的民族主义政权从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中“破壳而出”。

推动这种政治轨迹的动因恰恰是经济发展迟滞现象背后约25年来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压迫。这种压迫导致了2008年严重的经济危机,并带来迄今为止无解的经济停滞。

大卫·科兹:右翼民族主义政权将在美国崛起-激流网      当处于社会顶层的少数人在政府当局庇护下从增长乏力的经济收益中获取更多的份额时,经济停滞却愈演愈烈,并正在摧毁所有劳动人民的生活,不分其种族、族群、性别、国籍、性取向偏好。而与此同时,无论建制当局的哪一翼都无法在现有的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模式的约束下提供一个真正的解决方案。

这种条件也为今年早些时候唐纳德·特朗普和伯纳德·桑德斯在政治前台的突然崛起提供了土壤。尽管建制派媒体们发动全面行动反对参议员桑德斯,但是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桑德斯赢得了包括各族群青年人在内的约1200万工薪阶层的选票。与特朗普的仇视女性、种族主义、反移民和新法西斯主义的立场相比较,那些建制派媒体背后的金主们显然将桑德斯的改良主义纲领视为更为严重的威胁。

支持桑德斯的动力来自处于绝望中的普通群众,他们希望为他们自己、家人、朋友和所在社区所面临的问题寻求解决方案,而桑德斯的左翼方案对他们而言是言之有理的。

大卫·科兹:右翼民族主义政权将在美国崛起-激流网桑德斯

上世纪二十和三十年代,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都笼罩在经济停滞或衰退中,自那个时候起,世界还没有见到过类似于今天这样的经济危机。在那个阶段(1920-1930年代),(危机)最终(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三种不同的(政治)轨迹。

在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和日本出现了右翼民族主义政权。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北欧)、法国、英国和美国出现了渐进式的改良主义政权。在苏联、东欧、中国、朝鲜和北越,各种形式的国家社会主义模式得以巩固或者出现。

(世界各国)到底是出现反动政权还是改良政权的一个关键因素取决于当地左翼政治力量的作用,他们在(当时的)各国社会中有相当的支持。在德国,激进左翼没有联合社会民主党这样的中间派,这对希特勒看似不可能的崛起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在美国,当时快速增长的激进左翼在好莱坞(娱乐影视行业)中具有相当影响力,并且领导了1930年代产业工人工会发展的热潮,并且选择联合社会中间派力量与支持美国政府的新政。

罗斯福政府最初对如何推行新政并没有明确的方向,但中左联盟在推动罗斯福政府推行经济和社会改良政策中起到了主要作用,从而帮助缓解了尤其是美国南部劳动人民在内的各族群千百万劳动人民的痛苦。由此,右翼民族主义的煽动家们(例如神父考格林和休伊·皮尔斯·朗之流,1930年代美国国内利用种族主义与专制主义煽动右翼民粹的政治人物)从来没能在全国范围内获得政治支持,罗斯福决定性地赢得了每次选举。

二战结束不久,伴随冷战的爆发和美帝国主义在世界各地的军事干预,原新政的政治联盟演变成一个新联盟,致力于推动战后的管制资本主义制度,确保工资增长、低失业率,扩大社会保障体制。该体制也为其他一系列新社会运动提供了有利条件,例如结束对非裔美国人、女性和同性恋者的压迫,阻止对外国干预,限制资本主义扩张导致不断增长的环境成本与工人的健康成本。

对前述社会进步的反动本身是不可避免的,而大量绝望的劳动人民加入了这一反动行列之中,这导致我们今天走到了当前的境地。正如此前历史经验所展示的,这些相同条件也会在美国推动左翼的猛然崛起。其相关证据就是今年二月份爱荷华民主党党团会议上,43%与会者声称自己的政治身份是“社会主义者”。

固然11月8日(大选结果)开启了一个甚至比近35年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政策更糟的灾难性前景,但是未来谁胜谁负尚未定论。

在未来几年内,进步社团的一言一行都是至关重要的。我们不能简单地照搬过去的教训,但其中一个教训似乎是告诫我们,要取得些微进步都需要一个包括各种受压迫群体和他们的左翼与中间派的政治代表结成的政治联盟。这将需要认真对待每一个群体的不满和恐惧。

历史留给我们的另一个教训是,鉴于当前美国左翼力量薄弱的现状,为了实现阻止法西斯主义的目的,当务之急是需要建立一个不断增长的左翼运动。就在当下,在建立一场能够体现所有我们共同珍视的价值观的运动之时,其中包括合作、关怀、共享、平等、个人权利、经济保障,以及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环境可持续性;我们必须要开辟一条道路能同时保护受到威胁的所有群体和利益。

为了能真正完全地捍卫这些价值观,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超越资本主义制度。

(翻译:柴鸣。来源:红色中国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