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张维迎等人以大义之名勒索青年毕业生支持的推墙事业

在最近四十年中间，中国最为显著的变化是出现了一个实力庞大的资产阶级，完成了质变意义上的资产阶级革命。由此，官学产媒各界的状况演化，都与这一次革命有着内在的联系。较新的状况是作为一个中国顶尖资本家群体的政纲--官学产媒四大同盟，已经到了新一个执行阶段，丛日云与张维迎的毕业生告别讲话，都以民主自由的大义，去向青年学生勒索政治支持，这可能意味着：推墙事业业已进入了动员群众的新阶段。在这个新的历史阶段上，非常有必要去追问一下假如中国民主了或者宪政了，真实的接盘侠是谁？接盘侠接手之后的，会不会有真正的政治宽松和经济让步政策出现？对每一个真诚爱好民主的人士来说，这两个问题都是至关重要的。

一

有一句毒鸡汤是这么说的：学生绕过的最憋屈弯路，都是青年导师的套路。

2013年中国政法大学丛日云教授给毕业生致辞时，以“站在正义事业一边”的大义去绑架毕业生们，要他们支持或者至少不反对他们可心的推墙事业；今年七一，北大名人张维迎也沿袭同一个套路，以“自由”和“北大人的骄傲”的大义为名，去勒索毕业生们支持他们的推墙事业。

丛教授和张教授之间有着异乎寻常的心灵感应，都以大义之名去勒索支持，也都同时不说清楚推墙事业的背后，其真实的接盘侠是谁？接盘侠们有没有一丁点可能代表真实民主或者自由的诉求？这个问题很大很大，需要仔细剖析。

在中国鼓吹民主宪政的人士，有截然不同的两种：一种是知道中国特色的民主宪政的真实“接盘侠”是谁，此类人如张维迎、贺卫方、丛日云；第二种仅仅是对美式政治有好感，或者对中国的统治阶级有恶感（或两者兼而有之），这些人以为中国政治的美国化转型会带来政治上一定程度的宽松和经济上对底层更高的补偿水平--这个可以称为“社会民主主义改良空间”（下文简称“社民空间”）。第一种人最关注接盘侠获得政权，重点关注推墙效果，要扩大推墙支持者的队伍；第二种人士多期待中国政治的美国化转型后，会自动地带来一定程度的社民空间，重点在社民空间。有一些激愤的小自由派，就是不加反思地跟着推墙言论走，连社民空间都不问问，那正是张维迎和丛日云所需要的傻子。

上层公知宣传说，只要政治美国化了，社民空间是妥妥的，不管中国是中心还是外围国家无所谓，社民空间只与民主宪政相关。很多人也愿意相信，这样，四大盟就节节胜利了，越来越自信和不觉得需要做任何让步了。这倒是像政治上的萨伊定律：供给能够创造自己的需求，形成了意识形态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相互支持--公知的言说业为自己造就出一个良好的社会接受机制了。在现象上看，公知们的成绩是很大，似乎凭空在中国社会中间创造出一个未来政制的支持者群体，但只要仔细观察中国社会的变化，劳资冲突的深化才是内在的原因。

就目前的中国情形看，劳资冲突中间最为直接的变化，是管理权的作用方式及其后果的演化。对中国政治美国化有好感的人群中间，较为特殊的一群人是小资白领阶层，由于这些人在收入中间包含一定数量的“准租金”，在个人素质方面包含相当数量的专用性的人力资本积累，这两者都受到改开后“管理权再封建化”过程之后专横管理权的深重压迫，易于贬值为零的“准租金”和“专业性人力资本”都成为横暴管理权可以据以“敲竹杠”的基础，一些披露出来的恶性事件表现出：在横暴的管理权面前捍卫个人尊严是相当艰难的（如民生银行关副总对女下属强奸未遂案），这种状况下在小资白领阶层中间产生了强烈的“民主革命要求”--需要对封建化的管理权进行规约。而公知们的言说中间就适时地满足这个心理要求，宣传公共领域的美国化，会自动地带来私人领域的民主化，满足小资白领阶层心底最迫切的愿望。

而在西方国家的现实中间，公共领域和司法介入私人领域的力度甚低，管理权的运作一样是按照私人领域的意思自治原则运行，公知们的许愿应该说是不真实的。根据过去中国的历史经验，管理权封建化的唯一解毒剂，是需要一场真正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向民众赋权让其组织起来，直接面对面地向封建化的代理人进行斗争，不仅借此讨还公道和权力，还要在私人领域之内确立新的政治平等或者民主监督规则，而且这样的斗争还无法一次完成，需要群众性的组织力量进行周期性的回火检测，这才是对私人领域封建化有效的民主改革措施。

也就是说，在管理权再封建化过程中间，受其压迫最为深重的白领雇员群体，产生了本能的民主革命要求，而公知们的贡献就是：把这样一种要求引导到推墙事业的方向上。由于对革命和毛时代的彻底的妖魔化，多数小资白领并不愿意去仔细考虑公私领域的民主化的作用边界和上限，在相当程度上愿意指靠公共领域民主化对私人领域的可能渗透后果。

前不久，又有人把中国政法大学的丛日云2013年的讲话翻出来，这个讲话想要忽悠更多大学生去支持他们的推墙事业，还说这就是支持正义，以大义去裹挟刚毕业的小青年。这个丛教授一不讲清楚推墙后的“接盘侠”是谁，二不代替接盘侠承诺社民空间实现的任何可能性，却忽悠毕业生去支持他们的推墙事业，不得不说，你丛教授才是毕业生遭遇到的那个“最险恶的江湖”“最深的泥潭”。大学毕业生其实就是候补的小资白领阶层，对于“民主革命本能”有着较高的认同，这个丛教授相当于是专门对“易感人群”发力，忽悠他们去支持推墙事业。

想要以民主或者宪政的名义夺权上位，却不给民众任何明确的许诺，象张维迎和丛日云等人借助自身的教师身份和发言机会，去向刚刚毕业的学生勒索政治支持，这种以大义的名义偷偷摸摸搞政治的行为，不仅是违背师德守则的，更是违背基本契约精神的，还是完全违背民主和宪政理念的。

二

温铁军前不久有一个内部讲话在网上披露，说中国这几十年最主要的变革是完成了一场“资产阶级革命”，产生了一个庞大而有力的资产阶级，在他们的对立面则站在人类历史上人数最庞大的无产阶级（甚或是半无产阶级）。资本革命之后，资本家群体业已形成了自己的力量体系和政纲--官学产媒四大同盟，如果中国开了党禁的话，这会是一个标准的政党，目前也是处于准政党状态，可以简称为“四大盟”。

在中国最近四十年来，最首要的质变是完成了一场资产阶级革命，资本家群体的社会影响力和资本数量都是空前的。在资本家的对立面上，业已出现了人类历史上人数最大庞大的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群体。粗略地划分一下，在资本家手下雇佣者群体中间，有两群差异较大的人士，一个是农民工群体，一个是小资白领群体。

农民工群体与小资白领的最大差别，是有没有完整的家庭生活，多数农民工没有完整的家庭生活--父母妻子的常年分离是常态，而小资白领阶层多选择斩断与老家的关系，在城市建设新家庭，追求完整的家庭生活。这样一来，依据家庭生活状况，小资白领阶层是业已无产化的状态，而农民工则是半无产化状态。无产化与半无产化之间的区别，隔着城市住房的高生活成本。这样，小资白领阶层的经济状况好坏，比农民工更加受到居住成本的压迫。

在过高的居住成本对立面上，是地产商、银行和地方政府组成的“房地产三头同盟”对于超级地租的攫取。老田曾经专门写文章分析过，地产三头同盟的出现，是朱镕基1993-1994年分税制和金融改革的“非预期后果”。社会学家曹锦清认为：房地产的实质是炒高级差地租并实现货币化。而货币化的超级地租，由地方政府、银行和地产商瓜分，并且这个超级地租还主要是由小资白领阶层负担的。从经验和现象角度看，“管理权的再封建化”塑造了小资白领的政治体验和诉求，而“超级地租带来的高居住成本”在很大程度上构成小资白领阶层的经济状况的度量指标，这是目前中国有着本能民主革命诉求的群体的两大生存体验。

来源：见水印

针对小资白领“选择无产化”过程中间的“高居住成本”，可以对照一下阿拉善协会第五任会长任志强的言论和主张。应该说，任志强在中国的资本家群体中间，是那种最接近本质的现象，作为太子党的一员其在文革期间就是那个表现--赤裸裸的权力欲望和暴力，到了今天任会长依然不搞美国传过来的公共关系，不屑于跟你说假的。不得不说，因为有了任会长及其言说，我们认识中国新统治阶级的难度下降了不少。如果按照任志强所述，目前共产党政权远较四大盟进步，而且对底层民众持有更多的口头善意，对公共性要求回应也更积极一点点。

经济基础的巨变肯定会提出上层建筑方面的要求，早期的阿拉善协会就是这群顶尖资本家的准政党组织，“官学产媒四大同盟”就是这个协会提出的政纲，这群人中间的一些知名人士对小资和民众的态度，早已为人们所熟悉，例如任志强就是阿拉善协会的第五任会长。“官学产煤四大同盟”原本是一种地产商的经商经验，然后是中国最顶尖的资本家群众的政纲，已经实施了十多年了，是一个政治同盟的运作实践，如果开党禁他们就是一个政党。他们的协会私下里提出的政纲是“官学产媒四大同盟”，表面上却公开说要“凝聚企业家精神，留住碧水蓝天”，这个还是蛮正能量的。这样一群人才是离中南海最近位置上的候补接盘侠群体，官场有着海量的沉船派是这个同盟中人，所以强大无比，中国下一步的民主宪政后的现实担纲群体。应该说，官场存在着海量的沉船派一事，与公知们宣传的截然有别，附件三专门讨论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为什么会选择推墙事业，算是一份较有说服力的分析。

阿拉善协会的进一步发展，是成立一个公募的壹基金会，这个基金会是双重构架--前台是影星李连杰，后台是那群中国最顶级的资本家。经济学家中间吴敬琏、许小年、周其仁、张维迎是其代言人，影星中间除了李连杰之外，还有赵薇也算是他们的圈内人。2012年雅安地震的时候，壹基金会号称筹得善款第一，超过官办的红十字会，上网查阅发现过半捐款来自中农工建四大国有银行（每一家的捐款都是千万数量级）。

政治和社会影响力方面的博弈，往往是“零和博弈”。从壹基金会的成功，映照出一件诡异之事，此前网络炒热炒红的“郭美美炫富”事件，极大地打击了红会的声望，事后得知郭某不过是一个高级妓女而已（王某事后交代每次交易付费5万元），把她与红会联系起来的中间人王某也不是红会内部成员--而是一个准承包商，但是这件事的网络发酵及其诡异效果，完全是让人跌破眼球。事后从其得益者壹基金会看，倒是能够得到部分解释，在投入产出分析之外，其实也可以从产出去追溯最积极的隐秘的投入者状况，投入成本和产出收益分析是人世间最强大的分析工具，大多数情况下投入者与受益者有着很密切的相关性，毕竟是“按下了葫芦浮起瓢”，葫芦按得越低就能够让瓢浮得更高些。

更可以对照的是，壹基金会募得最大一笔善款一年后，绝大多数善款还在银行账上躺着，未曾进入救灾现场。这个事情受到网友质疑之后，壹基金会相关人士的回应，那才叫精彩。会长李连杰说，他们基金会里都是大腕个个钱多，瞧不起这点钱，“哥几个瞧不起那几个钱”，也不想私分和贪污；李会长是通过炫富来鄙视各种质疑声音，同时还要人们从他们的豪富身份去相信他们的不贪污。秘书长杨鹏的回应，说他们是要“慢工出细活”，符合标准的公共关系学套路--只说对自身形象有正面价值的言辞，但这个并不能够回应网友的疑问：既然是救灾善款，灾民受灾都一年多了，你们都不管不问，真要是有人没吃没住，早就冻饿而死了，你们还救个什么灾？

在媒体方面，南方系很明显是四大盟的喉舌，网媒中间是凤凰网推墙最积极。而且，各种新媒体平台，基本上都掌握在这群资本家手里，诸如腾讯、阿里巴巴和百度等等。其他的门户网站巨擘如新浪、搜狐等莫不如此。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在网络上共产党都成了地下党了，也就是说，在网络平台上，四大盟业已占优。在传统媒体领域和高校讲坛上，各类官府雇员群体中间，百分之九十以上与萱萱有不同政见，而是与四大盟有共同政见，这些状况，才决定了是中国民主后的较为可能的方向与后果。

官方媒体逐步地丧失了对公众的良性影响力，这种状况由来已久而且与时俱进，以至于虽然官方媒体目前体量尚大，但很少能够深入人们的内心；从现象上看，明显存在着官方媒体自绝于读者和公众的经营方式，这个自污自晦的状况的存在，在其反面是极大地放大了公知媒体和网媒的影响力。

由于网络意见发布平台，大多掌握在资本手里，不公正地倾斜分配传播机会，导致右翼言论和推墙意见，在网络上被放大近五倍，而反对派左翼的声音则缩小了六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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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社科院政治学所在社会现实中间获得的调研数字，对照南方都市报的网络调查数字，可以较为粗略地得到这样的对比：经过网媒平台的传播机会放大和缩小之后，左派观点从现实中间占38.1%被缩小到网络上的6.2%；同时，右派观点在现实中间占比8%却被放大到38.7%，也就是说，左派观点被网媒缩小到六分之一弱，而右派观点则被放大近五倍，由于中间派很少在网络上参与论战和发声，这就更加放大了网络右派观点的优势。

网媒对传播机会的倾斜分配，与张明澍对现实社会成员调查的结果迥异：“中国人想要的民主，德治优先于法治；解决反腐败和群众监督政府问题优先于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重视实质和内容优先于重视形式和程序；协商优于表决。中国人想要中国自己的而不是外国的民主。”“右的比例低，左的比例高，社会上很大一部分人跟着主流媒体导向走，这三点很出乎我的意料。1988年的调查中，受调查对象的西方化程度比现在明显高很多。当时刚改革开放，社会对西方的东西是一种拥抱的姿态。”“反观这次，我们发现：一些在知识阶层看来左的、脱离时代的观点，事实上在社会上有相当的影响力。按照调查数据，当今中国社会的左派占38.1%，中间派占51.5%，右派占8%。这让我感到意外。但你冷静地去观察你身边，不要只往知识分子里面套，到你自己的家乡去，到街头去，你会发现这个比例是基本准确的。”【张明澍：《中国人想要什么样的民主》，转引自《调查“中国人眼中的民主”》，载《南方周末》2013年5月2日】

三

以民主的大义勒索政治支持，这个事业已经极其兴旺了。除了丛日云、张维迎等人在毕业生告别会上的公开大范围勒索之外，在网络论坛和微信群的小范围交流场合，从事这种勒索事业的热心人士，也很不少。老田已经遭遇到很多次了，不得不说，以民主自由的大义裹挟别人，试图要干点什么，这肿么看着都像是法西斯的路数呢？以大义裹挟别人手段过于单一乏味，何况还裹挟不动我，总建议那些人回到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向上。

老田建议那些勒索绑票者，少扯点空头民主，多说说四大盟准备给多少实际的“社民空间”--在政治上或者经济上是否预备过对底层做一点点让步，也都会有好的说服效果的。况且，你以大义绑架或者勒索支持的套路，还真是裹挟不了明白人，何必用个不停呢？有人把民主棍子抡出来都十几回了，至今都没有取得效果之后，还不知道反思。所以，老田总叫他们省省和歇歇，大义裹挟的效果差了之后，这样的套路就要少玩，还是回到讲道理比较好。

所以，对于那些喜欢形式民主的先生来说，有其需要现实社会的四大盟及其影响力的现实问题，假如不是选择充当四大盟的喉舌，而是对真民主有兴趣的话，那就需要说清楚如何在四大盟强化资源和机会垄断的趋势之下，找到一个与推墙事业相伴随的社民空间如何成长的路径，这才是负责任的态度和科学务实的眼光，要不然就是想当然的书面学理的空头争论，在四大盟造就的巨大社会存在目前，徒托空言是说服不了别人的。

在中国真实的民主或者宪政接盘侠问题上，可以针对事实进行反驳--四大盟是否存在？也可以针对四大盟的推理加以反驳--阐明四大盟对社会政治和经济政策的偏好和影响，还可以就四大盟在现实社会结构中间的地位与“社民空间”的因果关系分析进行反驳，用以证明四大盟接盘的宪政民主，会在何等程度上包含那些方面和程度社民空间，这几个方面的工作会更有说服力。

四大盟长期坚持推墙事业，还是以民主宪政的大义来进行，这一点不是什么秘密，他们从自身的追求出发，这样的事业也格外需要公开进行，借以影响全国民众的心态和接受机制。

官场沉船派着手推墙事业，要从2006年的“新西山会议”算起。这个会议就是四大盟中间的官场沉船派主导下召开的--据高尚全在会议上说，是某国务委员奉领导指示叫他出面召集的，目的是形成学者意见向上建议，必要时候予以实施。会议召开地点，是西山杏林宾馆--国务院机关事务局所辖。贺卫方就是以那个会议上的尖端言论--要走台湾的道路、共产党是未经合法注册的团体--而一炮走红的，一直红到了今天，算是经久不衰。贺卫方是官场沉船派选定的、或者其自己主动跳出来充当官场推墙派代言人，跟咱们老百姓一点点关系都没有，这个人除了谄媚官府沉船派之外，看不出任何其他特征。贺卫方的状况，说明官场中间对于沉船事务，业已到了可以公开谈论的时候了。

阿拉善协会在私下里提出“官学产媒四大同盟”的政纲，其会长之一任志强十数年如一日，在微博和网媒上公开推墙，这是人们早就熟知的事项。

而学界的著名公知诸如茅于轼、王长江、贺卫方等人，多年来一直坚持不懈的努力。在他们的影响下，体制外的推墙事业，逐步从个人奋斗上升到群体发声的阶段了。2008年，非官场人士搞了个宪章，是内应外合的呼应和造势。

在政治上要妥协还是要革命？四大盟就是要革命的，不愿意与党国和平共处，仅仅愿意与官场沉船派合作，这个相当于国共合作时期的先例：不是两党之间的党际合作，而是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党内合作。阿拉善协会有一位关键工作人员，老是劝说诸位大佬与党国和平共处，结果被赶出来了。说白了，对那群人来说，推墙是必需的且不可能妥协的，目前政策方面有些逆着民意行走的态势，似乎是要在别党的名义下进行最大化的榨取，机会主义和短期利益最大化打算是占上风的。就像是农村的谚语所说“借别人家的牛，力气最大”，反正牛不是自己家的，也只打算只借这一回，累死了拉倒。

“累死别人家的牛无所谓”，从这个可以解释，为什么许多符合民望的重大政策毫无效果，例如调控房地产的政策，执行了十多年效果之后，房价反而是一路走高的。迄今为止，房地产调控政策始终拒绝去调控地产商、地方政府和银行，始终在所谓的“炒房客”或者房贷方面转圈子，难道炒房客的需求拉动了房价，还是炒房客的资金数量特别巨大撬动地产市场？实际上，炒房客所提供的资金和需求拉动，对于房地产价格的影响，不及银行、地产商和地方政府这“三头同盟”影响力的十分之一。这个只要查一下统计局历年公布的房地产资金来源数字，就无比清晰，连续好几年房地产资金来源中间消费信贷比例都只占10-15%左右，政策调节对象老是去琢磨这个，明显是刻意地甩开了西瓜、专门去调节芝麻。老百姓都感觉到那些官面所说符合民意的好话，符合民众利益的政策，最终都得不到落实和执行，好政策的命运都是“政令不出中南海”，以此推断，官场可能还有一点点不得官心的保船派，人数很少，应该不占优势，因此他们宣示的政策在官场也是无人理睬。在官场中间，沉船派应该是占据绝对优势的，各种凿船打洞行为都成为最改革的象征了。

不得不说，对于房地产的调控政策能够出台，并坚持不懈，这说明小资白领阶层的经济困窘，还是政策制定圈子愿意回应的问题。但是，调控政策的长期无效，则是中央与地方、政府与资本、金融与实业等多重博弈的结果，也就是说，房地产调控政策能够出台及其选择无效的调控方向，应该是准确地反映了社会各个阶层的力量对比和博弈均衡。

从调控政策的博弈过程和参与者的情况看，中央政府较愿意反映小资白领阶层的经济困窘要求，所以出台了这个政策，地方政府、银行和地产商反对调控政策，博弈的均衡结果是：政策调控对象老是锁定芝麻放开西瓜，去调控所谓炒房客。而真实的金融力量地方政府权力都助长地产商炒高级差地租的努力（三方在此有共同利益），最终的房价走势是由这一股强势的金融资本和地方权力决定的，正是在调控过程中间房地产价格一路走高的，由此，中央政府丧失了公信力和民望，从张维迎的七一讲话看，这个后果好像是格外符合四大盟需要的。

在官学产媒强势联手的情况下，没有重大意外的话，肯定就是那个后果了。那么对于底层老百姓来说，如果是一个不搭配社民空间的纯粹推墙事业，就不见得那么值得期待了。那么，能不能在他们得手之前阶段，趁着他们还想要争取民心民意的当儿，以民众的力量逼迫他们答应一点点“社民空间”呢？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社民空间才至关重要，但是，目前四大盟不要说承诺福利改进向西方学习福利国家，就算是落实“劳动法”都受到公知们的竭力反对。在这种情况下，“社民空间”难道是可以奢望的吗？

四

上层公知是四大盟的代言人，下层的小右派（或者小自由派）实际上是痛恨四大盟之政治压迫与经济剥削导致其毫无出路，由此渴望“社民空间”。这是两种非常不同甚或是对立的状况。所以，宽泛地讨论民主和宪政是没有意义的，需要追问的是，如果民主了、宪政了，现实中间的接盘侠是谁？接盘侠接盘之后会带来进步还是退步？所以，真正需要讨论的问题是：如果四大盟得到政权，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让步是可能的吗？随心任意的猜测是没有意义的，可以看一下这个接盘侠群体中间许多名人业已公开的言论和主张，才能更为稳妥地把握到未来演变的趋势。

要以上层公知为对手，夺取意识形态领导权，揭穿他们的喉舌，诸如张维迎、贺卫方之流，把中国民主的幕后推动力量和最可能后果揭示出来，教育民众，争取民众，这个是很重要的。如果张维迎和贺卫方一流精英人物，还有着无穷的忽悠能力，那后果不说也知道的。

所以，真正关心社会进步的人士，至少应该提出两个要求：一是要求搞政治的话，四大盟需要公开进行，不能够偷偷摸摸，尤其是不能够通过谣言和谎言搞政治；第二个是事先要对民众作出“社民空间”承诺，否则将不能够无条件支持他们推墙，这是最低限度的要求。而且，仅仅有口头承诺是不够的，至少要设立平民院，对四大盟能够形成实质性的制约才行，这本身就是承诺可信度的应有之义。在推墙之先，什么承诺都不做，还要以民主自由的空头大义裹挟民众，那是不行，在一切至关重要的权力和利益分配领域，都应该有所承诺和制度安排，这才是不糊涂的支持。

短期内超过别人的力量和影响力，那是不可能的，如果明白人多起来，就可以消减他们的优势。这其中特别重要的是，要让那些幻想“社民空间”肯定会有的非既得利益者觉悟过来，这至少可以减低他们的强大性和癫狂程度--动不动裹挟民众以大义压人。民众的觉醒程度越高，逼迫他们让步的可能性越大，改“良”而不是改“劣”的后果，才有一点可能出现。

所以，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中间，盲目跟随好听的口号是不妥的，要透过概念体系的迷雾，看清楚现实社会的实际利害关系再分配后果和趋势才是最重要的。推荐北京的哥对四十年变化的总结：权抢钱叫市场化，权抢钱叫民主化。这就是四大盟主导下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后果，认真思考一下，这两个至为关键的判断到底靠谱不靠谱？如果是钱买权的话，还多一点点规矩与和平过渡的意思，推墙就已经是明火执仗地抢权了，不再是买了。

在钱抢权阶段，张维迎有过很杰出的表现，“为钱证名”就是张教授的名文和努力方向，张教授说哪个人钱越多说明他对社会贡献越大；同时，张教授还曾经客串牧师，对资本家群体赦免其“原罪”--这个剧目是在电视摄像镜头面前进行的--柳传志的走私、刘永好在饲料中间掺水等等；曾经一度张维迎还到处宣传说，是他本人在莫干山会议上竭力主张开通“价格双轨制”后来被接纳为政策的，这个是权抢钱在最初阶段的主渠道（此一说法受到莫干山会议亲历者华生和高粱的驳斥）。在改开的深入阶段，是国有和集体资产改制过程中间的管理层买断，这个时期的尖端主张“吐痰论”就是张教授的历史性贡献，这个和他的北大同事厉以宁的“靓女先嫁论”一起成为推进富贵人群走向“钱多贡献大”的更高阶段，提供了优质辩护服务；再后来，“钱多贡献大”的改革就走到房地产对于小资白领阶段进行定向人头税搜刮了；应该说，张维迎教授一直都处在服务于权抢钱事业的最前沿。现在，终于要修成正果了，进入到了一个“钱抢权”的新阶段，张教授现在是以教师身份和大义之名，去勒索学生们对推墙事业的无条件支持。不得不说，张维迎教授无论是在权抢钱阶段，还是钱抢权阶段，都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最贴心辩护人。

孔夫子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张维迎这么大的人物，在为权抢钱事业所做的贡献方面，是人所共知的。正是因为他过于卖力，以至于同属于公知阵营的教授都有看不过眼的，认为张维迎身上充满了“于连情节”--为了上等人的利益和自己向上爬到了不顾一切的地步。但是，更为难得的是，张维迎教授总认为自己的贡献还不够多，所以编造了他提出“双轨制价格改革”主张并被接纳的说法，编造这样的谎言显然是张教授认为自己对权抢钱的贡献还不够大，私下里还惭愧不已的结果，这是多么谦虚的伟大人格啊？！看来张教授总是“一日三省吾身”，与“权抢钱”谋而不忠乎？与“钱抢权”交而不信乎？推墙业不习乎？故此，我们总能够看到张教授时刻站在社会潮流的前头，从吐痰论开始，到公然勒索北大毕业生支持推墙事业的今天，到处都留下张教授毁人不倦孜孜不已的勤奋努力身影。

截屏

记得1980年代中期，著名经济学家戴园晨说过：改革本来是要去天津的但不方便说，首先说去通县，到了通县之后再说去廊坊，到了廊坊之后才说去天津。今天的状况，经济基础内部的质变业已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已经结束，新的问题是：到了天津之后怎么办？任志强、贺卫方、王长江、茅于轼、丛日云、张维迎等人，都给出了答案：推墙换班子搞美国化转型。

较新的情况如张维迎和丛日云等人利用教师身份的发言便利，以民主自由等大义勒索毕业生支持推墙，这个情况是否意味着，到了天津怎么办的问题，已经有了最新的时间表或者日程表：现在已经到了进行群众动员的阶段了？

二〇一七年七月九日

附录一：阿拉善协会的历史与成员

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成立于2004年6月5日，是中国首家以社会责任为己任，以企业家为主体，以保护生态为目标的社会团体。阿拉善SEE的使命是“凝聚企业家精神，留住碧水蓝天”，价值观是“敬畏自然，永续发展”。

2008年，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发起成立阿拉善SEE基金会（注册名为“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致力于资助和扶持中国民间环保NGO的成长，打造企业家、NGO、公众共同参与的社会化保护平台，共同推动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2014年底，阿拉善SEE基金会升级为公募基金会，以环保公益行业发展为基石，聚焦荒漠化防治、绿色供应链与污染防治、生态保护与自然教育三个领域。

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历任会长：刘晓光、王石、韩家寰、冯仑、任志强、钱晓华；

阿拉善SEE基金会历任理事长：吴敬琏、许小年。

（http://www.see.org.cn/Foundation/Article/Detail/26）

附录二：壹基金会的成员与构成

壹基金是李连杰先生2007年4月创立的创新型公益组织，2011年1月作为中国第一家民间公募基金会落户深圳。壹基金以“尽我所能，人人公益”为愿景，搭建专业透明的公益平台，专注于灾害救助、儿童关怀与发展、公益支持与创新三大领域，致力于成为中国公益的开拓者、创新者和推动者。

2007年，李连杰先生与中国红十字总会合作设立“中国红十字会李连杰壹基金计划”，以独立运作的慈善计划和专案的形式在中国大陆开展公益事业。

2008年10月，为了保证公益项目更高效地实施，在中国红十字总会、上海市民政局等多方管机构的指导和支持下，上海李连杰壹基金公益基金会以非公募基金会的形式注册成立。作为“中国红十字会李连杰壹基金计划”的执行机构，上海李连杰壹基金公益基金会严格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开展各项业务活动，向“中国红十字会李连杰壹基金计划”进行专项的汇报与结算，并接受年度审计。

2010年12月3日，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在深圳市民政局的大力支持下正式注册成立，拥有独立从事公募活动的法律资格。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注册原始基金为5000万元，发起机构为上海李连杰壹基金公益基金会、老牛基金会、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万通公益基金会及万科公益基金会，每家发起机构出资1000万元。

（http://www.onefoundation.cn/index.php?g=home&m=page&a=index&id=35）

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第一届理事会、监事会、秘书长

理事会成员：冯仑、李连杰、柳传志、马化腾、马蔚华、马云、牛根生、王石、杨鹏、周惟彦、周其仁

理事长：周其仁

执行理事长：王石

监事会成员：刘东华、马宏、宋立新、张敏

监事长：马宏

秘书长：杨鹏

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第二届理事会、监事会、秘书长

理事会成员：马蔚华、李连杰、冯仑、柳青、李劲、马化腾、马云、牛根生、王石、周惟彦

荣誉理事：柳传志

理事长：马蔚华

监事会成员：杜鹏、凌冲、刘东华、马宏、宋立新、张敏

监事长：杜鹏

秘书长：李劲

（http://www.onefoundation.cn/index.php?g=home&m=page&a=index&id=58）

附录三：官场沉船派之于推墙事业的利害关系分析

美国智库报告：瓦解中国很难吗？

（转自http://www.gnzs.cn/Article_Show.asp?ArticleID=1430）

按：此译文没有找到英文原文，不知其真实性，故仅作参考阅读。文中部分人名翻译错误（括弧内是正确译法）：高商圈（高尚全）、吴京连（吴敬琏）、胡得瓶（胡德平）、操四元（曹思源）、行旺（新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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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官员和商人财富同盟中间的新财富集团

由于邓小平领导了很成功的“改革开放”，在中国内部，已经成长起来一股强大的瓦解共产党和中国的势力。这些人就是那些在改革开放中间得到巨大好处的群体，一部分是共产党内部最有权势的官员，另外一部分是得到权力援助而获得了巨额利润的商人。

握有实权的官员――他们因为持有帮助商人赚钱的权力而得到了与权力对利润贡献相配的分红数量――这远远多于一般的商业贿赂，而且年年支付，就如同股票分红一样。通常，在共产党政权内部，只有那些权力最大的人，以及最接近实权的一少部分人，才有机会得到商业利润的定期分红。而商人也乐于付出这样的定期分红，因为如果没有权势人物的帮助，他们自己不可能维持一份盈利水平很高的事业。

在中国，最能够盈利的事业，通常是城市的房地产业，也许还要加上对国有企业的资产的低价处置。参与这两个行业的商人，如果没有权力人物在背后支持，几乎不可能开展他们的事业；有了权势人物的支持，商人们获得的利润简直令人咂舌。中国短时间内，已有许多个亿万富豪神话般成长起来，他们积累财富的惊人速度令人印象深刻。其中的数位资产十几亿乃至几十亿的富豪被查处，对他们的暴富过程的曝光，基本上体现了权钱合谋的中国惯例和逻辑。

在这个掌握了巨额财富的新集团中间，他们的财富积累过程，与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不相容，也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一般要求相悖。这个群体在中国已经稳步取得政权的支持，《物权法》最后被通过，实际上就是这个财富集团的一次胜利。但是，应该看到，只要是共产党政权还存在，他们的财富就无法完全合法化，甚至也不能完全避免法律风险，周正毅和陈良宇等人被追究就说明了这一点。

共产党政权的持续存在，是官员和商人运用权力和金钱进行相互支持攫取财富的一个条件；但是，共产党政权的存在，也是这一巨额财富难以合法化的威胁――富豪本人和支持他们的官员有可能在某种情况下受到法律追究。共产党政权既是这个官商财富集团发家的凭借，也是足以毁灭他们的法律巨兽，随着共产党政权掌握的城市土地资源的逐步枯竭，随着原有国企资产处置过程接近尾声，官员和商人财富同盟的选择和需要会发生变化，他们将越来越注重政权作为威胁因素的方面，从而激发出他们的主动选择和积极行动。

2、对官商财富同盟“政治能量”的评估

在表面上，共产党政权是强大的，不仅握有世界上人数最庞大的军队，也垄断了舆论。大体而言，这些有形的力量和舆论力量，很难对官商财富同盟起作用。除非直接动用解放军的力量，就不可能瓦解这个新的财富同盟，而这样的极端措施除非是毛泽东那样的人就不大可能运用。

因为共产党内部最有权势的人物，通常也是取得了最大财富分红数量的人，大体而言，商人总是按照权力对商业利润的保护和促进能力来支付红利的，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多年，共产党政权内部最有代表权力的位置，都得到了一份相应的商业红利。这些官员今天的要求和趋向，本质上就是前文分析的：只有把共产党解体之后才能恰当地降低他们面临的法律风险。

苏联解体过程中间，“党国精英”的作用是决定性的，他们根本拒绝戈尔巴乔夫的“民主改革”――这意味着降低了他们的特权，与他们的利益不一致。但是，“公开性”所隐含的机会――很多知识分子热心于揭露斯大林时期和赫鲁晓夫时期的黑暗，在舆论上迅速造就了新的氛围――社会主义不公正不人道，这迅速就被“党国精英”把握到了，他们中间很多人鼓励并支撑了这一舆论运动。社会主义丧失了道义和合法性之后，党国精英主导苏联快步走向新的体制，在苏联解体过程中间，按照原本的政治地位和实权，苏联数十年积累下来的财富，合法地转移给最有权势的人――基本上按照权势和影响力进行了合理的分配。

与苏联相比，中国通过改革开放的政策调整，造就了大批“有权有势”的富豪，他们的能力和意志，包括清醒的认识，都远高于苏联的同类。中国今天的舆论中间，对于毛泽东时代给予极低的评价，对于邓小平时代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同时，对于共产党革命和社会主义的评价，都远远不如对西方的民主市场体制评价高。这个舆论氛围，不仅反映了官商财富同盟的利益要求，也反映了他们对于舆论和学术的控制能力――不利于权势集团的舆论不可能在中国今天占据主导地位，甚至在共产党的媒体上根本就发不出来。很多“左派”人物，包括曾经有很高政治地位的“老左派”，都只能在网络上发言了。

中文网络中间，把竭力为官商财富同盟的新财富辩护的学者和这个同盟的两个主角连在一起，称为“铁三角”加以批判。这也许是真实的，在中国，巨大的财富、最有权力的官员群体和最受官方舆论支撑的著名学者，是紧密联系并协调一致的。非常奇特的是，由于共产党统治中国了很长时间，老的学者似乎未能及时学会应用最新理论，例如高商圈（音译）就是用“历史唯物主义”来为官商财富同盟新财富辩护的，最近谢涛也再次用“民主社会主义”用来为之辩护，虽然他们很老，学不会新的理论，但是他们也不愿意放弃为改革后的新财富辩护的机会，从这里可以看到中国的舆论趋势。按照行旺和吴京连（音译）的看法，中国的中间层（官员、商人和学者）是很统一的，只需警惕个别的高层人士有可能响应民间的情绪。但这似乎不足为虑，新西山会议上高商圈发言，就严厉指责个别高层人士是威胁改革“新财富集团”和不利于共产党团结的“分裂势力”，这个指责在事后并未受到追究，看起来高商圈在共产党官员中间的支持力量，远远大于他所指责的个别人。最近，共产党中央高官统战部长胡得瓶，就明确指责追问“新富豪”的发家史是否定“改革开放”，另外有不止一位省委书记级别的官员，也公开主张对“新财富集团”最大限度的宽容。

在苏联和东欧转型过程中间，对于共产党执政历史的否定，和对于西方社会体制的肯定，是近乎一致的，基本上没有不同声音，而且少量的不同声音也根本吸引不了民众。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出现了所谓的“新左派”，有人在网络上惊呼，中华民族又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支撑中华民族生存的“自然资源、思想资源和组织资源被破坏殆尽”，这可以理解为民间对中国“新财富集团”的极度不满，中国的不同声音也有其社会基础――新财富集团发家过程中间制造了大量的“未补偿损失”――特别是下岗工人和城市郊区的失地农民，苏东国家的转型之先并没有这样的新财富集团，这算是一个主要的差别。考虑到这样的声音和社会基础之间，缺乏有组织的链接也不可能发展出这样的链接，所以他们就不可能成为一股力量去形成压力，影响未来中国的走向。这种声音主要存在于网络中间，也很好地地表明了其消极性和无力。

与新老左派及其社会基础的远隔不同，官商财富同盟的舆论动员工作却有成效得多。一般而言，中国的大学生群体越来越成为受排斥的一群，最近数年毕业生就业比率低至百分之十左右（指专业相关而言），但是大学生的父辈却支付了毕生积蓄作为学费，大学生所受的剥削是双重的。但是，大学生通过的大学教育阶段，却是“铁三角”舆论作用效果最好的。因此，中国今天大学生们，有希望成为“官商财富同盟”最强有力的支持者，任何中文网络上都充满了他们因人生失意而发出的仇恨腔调，“铁三角”中间的知识精英成功地引导了失意的大学生们--他们把仇恨和攻击矛头指向共产党政权，所谓的左派都成为这个庞大网络群体的憎恶对象---被他们指为“极权政治”的拥护者。看起来，“铁三角”在影响失意的大学生方面，成功地利用了他们对于现政权和腐败的不满，在机会合适的时候，这一群年轻人有可能成为“街头政治”的前驱力量。

3、展望：一个可能的后果

不管官商财富同盟自身的意愿如何，也不管他们对于民族文化和民族利益的想法如何，中国的官商财富同盟最多只能完成省一级的政治整合，他们不大可降低极低自身的法律风险，此外并无共同目标。因此，只要发动共产党非法化过程――如同苏联叶利钦那样――中国的解体就是可以期待的。

中国的解体过程，将不会源自民族问题和分裂势力，而是出于地域化官商财富同盟在政治整合方面的最高限制。中国基于权力和商业利润的结盟，都不超过省一级的地域范围，从这些人中间，大概不可能发展出全国性的政治力量同盟，这就决定了共产党解体过程就是国家解体过程。只要不出现毛泽东曾经领导的那种全国性革命，就不大可能重新出现一个新的大中国，毛泽东的革命本质上是农业时代的产物，今天的中国已经不存在那种条件。

由于中国特殊的资源分布不均衡现实，国家的解体过程将十分痛苦甚至残酷。中国的东南方各省工业发达，但是缺乏煤和石油等能源，解体后将无法支撑工业；北方省份缺乏水，也通常是不发达的落后地区，缺乏资本，无法开展工业；中国的解体过程将伴随着巨大的工农业生产下降，考虑到中国庞大的人口规模和有限的人均生产水平，这样的下降只要持续很短时间例如一年，将威胁到绝大多数中国人口的基本生存资源。

官商财富同盟也许有能力瓦解共产党和中国，但是他们却没有能力维持中国人口基本的食物供应，被饥饿和死亡威胁的大量人口，无论他们的真实想法如何，都不会支持任何政治势力的稳定统治基础。

从共产党非法开始、经过国家解体和经济剧烈下降、再到大部分人口失去基本食物，这个过程只要一经中国的官商财富同盟启动，就会变成不可逆转的加速发展过程。只要考虑中国官商财富同盟所积聚的巨大财富和他们感受到的巨大法律风险的对比，这个过程不启动的可能性并不存在。官商财富同盟的活动，多数是秘密的，我们能够掌握的非常有限，但是他们的倾向表现得很明显，中文网络上的“左派”起来批判“新西山会议派”――受到共产党内部国务院首长层次官员的支持――这些人公开主张共产党解体，吴京连、操四元（音译）等人前几年就已经主张修改宪法和共产党改为“社会党”，一份到处流传的“邓小平遗嘱”也是主张共产党实现苏联东欧那种转变的，这些主张都共同体现了中国官商财富同盟的巨大财富和法律风险对比关系的。

现在还看不到中国内部有什么力量，可以挽回和对抗这一趋势，“网络左派”只要感动不了这个官商财富同盟中间的多数，促使他们洗心革面，那他们就不可能取得起码的成绩，无论他们的对于民众的影响如何。这一趋势发展下去，就肯定不是共产党和中国作为政治实体的存亡问题，而是中华民族作为一个种族群体的存在条件如何，到时候，要挽救中国庞大人口濒于饿死，除非美国预先动员全部农业资源用于生产粮食，并承担运输和分发费用，到中国去组织救济，将不会有什么别的力量可以挽救这个庞大的人口。从民意和政治家的倾向看，美国政府即便是要作如此选择，也不是没有障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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