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流按：近日，电影《八佰》火爆上映，票房已破10亿。谢晋元率领八百壮士浴血奋战的事迹，国共双方均给予高度评价，毛泽东赞誉八百壮士为“民族典型”。导演管虎称：“那个年代的普通民众，从事不关己的看客到被感化、再到觉醒，这一路，正是中国军人用生命之火为之照亮的…！”然而，当代的人们可以轻易被文艺作品感动，“普通民众”的觉醒绝不是一朝一夕、一场战斗所能解决的。八百壮士的悲壮事迹，愈加衬托出国民党消极抗战、片面抗战路线的整体无能。而共产党的全民族抗战路线，强调“民力和军力相结合”，这条抗战路线的实行，必须践行彻底的群众路线，进行艰苦细致的群众工作。“抗日两面政权”就是当年灵活运用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相结合策略的典范，把敌人建堡驻军的村庄变成了隐蔽的根据地，为最后消灭敌人创造了条件。革命老人李成瑞，抗战期间曾在晋察冀边区政府工作，多次被派往游击区作调查研究，为我们留下了当年游击区两个“两面”村政权的详细调查报告，为我们留下了异常珍贵的抗战一线工作记录。而李成瑞的父亲李登魁就是当年的党任命的“两面”村长，最后牺牲在日寇的枪口下。这样的村长既要应付敌人，又要完成抗日任务，随时有被敌人逮捕杀害的危险，被人们称为“脑袋掖在腰里干革命”。纪念伟大的战日战争，我们不能忘记孤军奋战的谢晋元们，更不能忘记千千万万扎根于群众之中、脚踏实地、默默无闻奋斗牺牲的人们。

1945年，涞源，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工作时期的李成瑞（时任晋察冀边区政府财政处财务科科长）

敌寇碉堡下的报告：脑袋掖在腰里干革命的人们（一）

——晋察冀边区曲阳县东邸村村政权情况调查

（1944年3月)

李成瑞

前言

抗日战争期间，我在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又称五台山根据地)政府工作，曾多次被派往游击区作调查研究。保存至今的，尚有曲阳县两个村政权的资料。本文所介绍的东邸村是敌人建立炮楼（碉堡）的村庄，周围各村也都是炮楼林立。但由于中共曲阳县委领导和依靠广大群众，在武装斗争的支持下，坚决而灵活地运用了党的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相结合的策略，建立和坚持了抗日两面政权，把敌人建堡驻军的村庄变成了隐蔽的根据地，为最后消灭敌人创造了条件。1944年村抗日根据地已开始进入恢复和再发展时期，但这种抗日两面政权的村庄在边区仍占多数。东邸村属于抗日两面政权中基础较好、斗争水平较高的一类。这个资料的初稿，是调查组经过半个月的蹲点，在炮楼附近老乡家里一间有地道的小房子里完成的。

一、东邸村简况及周围环境

曲阳县位于河北省西部太行山的东侧，属于晋察冀边区第三专区（第三军分区）。东邸村在曲阳县城南30华里，地处平原，但与山区接壤，是第六区管辖的一个行政村[①]。

全村共389户。内有：农户377户，商户6户，单位户（学校等）5户。人口1961名，男1008名，女953名。

男人中有：老年——439名，壮年——170名，青年——117名，儿童——286名。

女人中有：老年——356名，壮年——169名，青年——167名，儿童——206名[②]。

全村土地自然亩6673.8亩（其中井浇地1025.15亩），每人平均3.4亩。该村距沙河仅有十里路，但85%是旱地。为了引河水灌溉，边区曾发动当地军民修建“荣臻渠”，群众踊跃参加。不久，敌人在附近筑堡驻军，修渠工程被迫停顿。

全村产粮估计常年大约为3500大石（每大石300市斤，共105万市斤）。

农家副业。七七事变前有五六十户常年纺纱织布，现只剩2家。前一二年群众（妇女居多）到新乐县和明月店背棉花、布匹、食盐，向山区根据地贩运。因要穿越敌人控制的平汉铁路，相当危险，但收入较多，从事者一度达到200多户，占全村户数一半一上。近来因为敌人加紧经济封锁，从事这项贩运的人已经很少了。

该村有7家店铺：醋油铺2家、肉铺1家、卷子（馒头）铺1家、染坊1家、皮条铺1家、杂货铺1家。每户资金一般在2000元（边币，下同）以上，最多的10000元。

该村的阶级构成[③]：

地主——3户（内经营地主1户）。

富农——13户。

中农——172户。

贫农——175户。

雇农——3户。

土地佃租关系：

出租户——82户，共出租922.4亩（其中两户地主出租二百几十亩）。

租入户——147户，共租入944.3亩（其中从邻村地主租入的土地22亩）。

自耕户——146户，自耕地5751亩。

从以上数字看，这村土地不很集中。一是由于村中土地原来就比较分散；二是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后，实行合理负担（后改为“统一累进税”）和减租减息政策，地主富农卖掉了一些土地，中农和贫农买进了一些土地。

1941年敌人在该村西南边缘建立炮楼，经常驻有敌伪军20余人。同时，在该村北面的东诸侯村、东南的平乐村、西南的岸下村、西北的羊平村，也都建立了炮楼。其中，羊平炮楼驻有伪曲阳县政府第五区的区公所和警察所，加上曲阳县的敌人也经常到这里活动，使东邸村处于敌人炮楼的包围之中，形势是十分严峻的（见下页“东邸村周围形势图”）。

但另一方面，曲阳县与晋察冀边区以阜平县为中心的腹地相毗邻，那里经常驻有军区的主力部队，常常到曲阳平原游击区打击敌人，对敌人构成很大的威胁。这就为曲阳县以山区武装力量为依托，充分发动广大群众，发挥我方政治上的强大优势，运用革命的两面政策开展对敌斗争，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有利条件。

东邸村周围形势图

二、从抗日一面政权到抗日两面政权

七七事变前，村政权掌握在地主、富农和流氓手里。当时该村有24家财主，轮流当村长，一般群众无权过问。

七七事变后，日寇入侵，国民党县政府随国民党军队南逃，村中秩序十分混乱。

1937年10月8日，八路军115师骑兵营收复了曲阳县城。1938年2月，成立了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边区政府）。曲阳县也建立了抗日政权和农民抗日救国会、工人抗日救国会、妇女抗日救国会、青年抗日救国会等群众组织。开始时有些人认为农会要“共产”，青年救国会是动员青年参军。经过宣传教育，群众才逐渐有了正确的认识。广大农民都知道“八路军是真正抗日的”，“共产党是为穷人的”。东邸村在群众初步组织起来的基础上，选举了村长，并开始按“有钱出钱、有粮出粮”的原则推行合理负担（救国公粮）。

1939年改选村长，下半年开始设置村公所下属的民政、教育、财粮、实业等委员。减租减息工作逐步展开。

1940年边区开展民主选举运动。几年来，在参军、支前的运动中，在推行合理负担和减租减息的斗争中，贫农和中农的政治觉悟逐渐提高，政治优势逐步上升，该村的抗日民主政权逐步走向健全。

从1938年初到1941年敌人在本村建炮楼前，该村属于边区的“巩固区”，村政权是抗日一面政权。

1941年敌人在该村和附近各村建起了炮楼，秩序一时混乱，抗日工作难以继续开展，群众情绪低落。

正在干部和群众不知道如何应付时，上级传达：在敌人军事力量处于相当优势的游击区，可以实行革命的两面政策，把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结合起来，村政权可以转变为抗日两面政权。根据这一指示，该村面目红的干部与抗日组织都隐蔽起来，找出一批合法干部在表面上来应付敌人。由于合法干部缺乏新形势下的斗争经验，素质较差，这时政权有一种右倾的偏向，随着应敌工作繁重与问题繁多，事实上有些问题抗日村公所是控制不住的。抗日工作除征收“救国公粮”外，许多工作陷于停顿。经过认真整顿，指派一些共产党员（面目不红的）和抗日坚定的群众充当合法干部，情况才逐步好转。

1941年敌人对共产党员和抗日干部实行“大自首”，如不自首，即抓走严办。一般村很被动，但东邸村没有受到重大损失。主要原因是他们接受了其他村的经验教训，有计划地让一些无关紧要的干部自首；另一些干部由老娘或老爹代他自首，说儿子跑了（事先布置好的）。另外，合法干部对敌人说，村长、自卫队队长、农会主任等干部都跑了。各村相互供称（事先布置的），枪早已被人收了，村里没有枪。这样就把大自首应付过去了。虽然有人曾经挨打受骂，但党员和主要抗日干部都保留下来了。

该村民兵积极开展武装斗争。“三福“（李邓福、董铁福、王季福）活动出现。这三个青壮年以他们的勇敢和智慧打死过日本小队长、伪军小队长和几个敌伪军。在他们的影响下，许多群众由害怕武装斗争（因为每次打仗后敌人都要对该地居民进行残酷的烧杀报复），走向了积极支持武装斗争。“三福”现都到区里工作去了，但他们对本村工作的影响仍是很大的。

1942年夏初，东邸村炮楼曾被我军拿下来一次。这一行动因为有很好的准备工作，事先已埋伏我们两个内线，所以顺利成功。敌人在我们拿下炮楼后两三个月，没有再来。因此村政权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与巩固。敌人为什么没有报复呢？主要是我们应付得好。跑楼一拿下，即报告敌人说：“八路把炮楼拿下来，村长和村副都被八路带走了。”敌人未再追究。我们有关干部已躲到别的村去了。当然，由于主要干部的隐蔽，使村政权工作一时失去中心。这时，农会、青救会等群众组织起到了骨干作用。过了几个月，才又恢复了原来的工作秩序。

1943年敌人对该村没有进行大的清剿。群众情绪高涨，村政权进一步走向健全。根据县区指示，1944年春，又对村政权进行了一次整顿。

三、目前村政权的组织领导情况

（一）村政权机构的整顿和变动

根据县、区的指示， 这次整顿在组织形式上有变动，这些变动主要是依据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与简政的原则而决定的。

设村长1人，村副2人（1人是协助村长办事的机动干部，1人是专门应付敌人的合法村长）。

民政教育合并，设民教委员1人，干事3人。财政、粮食合并，设财粮委员1人，干事3人。

生产委员1人，干事1人。

民兵中队长1人，副中队长2人，指导员1人。

治安员1人，副治安员1人。

“合法摊”除合法村长1人外，另设报导员[④]2人，管账的2人，敛差的（向各户收集对敌负担的钱粮）2人。

以合法村长（村副）为主持人，成立本村对敌斗争委员会，其任务是在村长领导下研究与掌握对敌斗争的具体问题。

在“合法摊”骨干以外，该村还设有十几个办公人，以有胆量的老年人来充任。他们平时即分好工，确定哪几个人照顾哪一闾，待敌前往该闾时，他们随即到该闾负责应付敌人。其好处是敌人到各闾活动，都有可靠的人应付，可以防止坏份子乘机与敌人接头。这个办法是该村自己创造的，后来在反清剿中起到了好的作用。

这次整顿机构的最大特点，是将从事非法斗争的干部与从事合法斗争的干部分成两套班子：一套是村长、各个委员以及中队长、治安员等人，他们都不见敌人（偶尔遇到敌人时，即充作“办公人”）；一套是合法村长（村副）和“合法摊”，专门应付敌人。同时，在财政上，对我负担帐目与对敌负担帐目严格分开，各记一本账。村长和财粮委员对两本账同时进行监督。

之所以明确分开两套班子，是由于：①过去村长在群众面前以抗日工作领导身份公开出现，同时又上炮楼应付敌人，很容易被敌人发觉，增加了干部的危险性。②非法斗争（包括武装斗争）与合法斗争由一人“双肩挑”，容易向右的方面倾斜。因为非法斗争打击了敌人，在应付敌人时不仅常常遭受痛打，而且有性命危险。③应付炮楼敌人事务繁琐，情况多变，占用很大精力。如果是一套班子，绝大部分精力将被应敌事务占去，不能系统地开展抗日民主政府领导的各项工作。两套班子分开后，可以避免或减少上述缺陷。当然，两套班子，必须强调在抗日大目标下的一元化领导，相互配合，以非法斗争支持合法斗争，以合法斗争掩护非法斗争，保护国家和群众的利益。

（二）村政权干部的配备

从该村政权干部情况表中看出：这个村政权的组成，以中农、贫农为主，同时也有地主参加，是符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的。

东邸村政权干部情况

据村长介绍：村政权的两套班子的人，都是抗日坚决的人。不仅抗日一面、不见敌人的班子是这样，应付敌人的班子，包括合法村长、报导员等人也是这样。其中有共产党员，其他的人也必须是政治可靠的。他们经常上炮楼，一方面是按我们的安排，送假情报、过时的情报、无关紧要的情报；一方面还有观察、了解敌情的任务。他们不仅要忍受鬼子汉奸的打骂，还时时有生命危险。人们说他们是“脑袋掖在腰里干革命的人”。就连给炮楼上的敌人送东西、送水、送信的夫子，也必须挑选老实可靠的人，不能让有问题的人去，以免敌人从他们口中侦察我们的真实情况。

村长还说，刚刚建立抗日两面政权时，动员党员（面孔不红的）和抗日坚定分子当合法干部，他们想不通。因为见了鬼子兵要鞠躬，称“太君”，这不是丧失了民族气节吗？经过反复说服动员，他们的思想才慢慢通了。但应付敌人还不熟练，个别人曾把敌人叫“同志”。经过两三年斗争的锻炼，他们逐渐熟练了，而且应付敌人、欺骗敌人的点子也越来越多了。

村政权中，除少数重要干部脱离生产或半脱离生产、有一定工资或补贴收入外，大部分是不脱离生产的。但在炮楼村，“合法摊”上事务繁杂，干部们常常在摊上吃饭，有时吃喝较好。他们说：“鬼子汉奸要走了那么多好东西，我们吃的不过是个零头。”还有的人说：“干这种差事，不知哪天掉脑袋。活一天就不能叫肚子受屈。”群众对干部吃喝是有意见的。

（三）各种制度和简政情况

村民代表会。去年（1943年）开过8次。第一次是讨论决定村长改选后村干部的分工。以后几次，有的是上边布置了重要工作，如征收统一累进税；有的是为了解决对敌负担的分配问题。至于本村的生产问题，如打井灌溉等，还没有排上代表会的议程。

政民联席会。他们很重视，常常开。参加的人员有村政权的主要干部和工、农、妇、青和抗联等群众团体的主要干部，大家一起商量。他们认为，村里的大事，没有各团体的同意和帮助，是行不通的。该村的政民联席会，实际上是部分地起到了村民代表会的作用。

村务会议。大体每月开一次。一般是讨论如何对付炮楼，如何贯彻区里布置的中心工作。具体问题由村长或各委员临时提出，缺乏准备，也有“议而不决”的现象。据说有会议记录，但在敌人清剿时被毁坏了，我们未能看到。

简政问题很迫切。现在各项工作制度大都没有建立起来，或者建立了没有坚持。事务工作从早跑到晚，最忙的是村长、村副（合法村长）、财粮委员、民教委员。我们请村长谈了他每天的工作情况。他说：“早饭前一般不办事情，因为睡得晚，起的晚，早饭后去村公所，或者‘合法摊’，呆上两个钟头，打问报导员有什么新情况。炮楼上要的东西（隔几天送一次），不得不送部分准备的情况。‘缺少东西’，报导员不愿去，怕挨打，还得做工作。还要帮助民教委员解决减租中“换约”的纠纷。下午一般找财粮委员、民教委员或民兵中队长、游击组长、治安员，在家里或村公所，说一些具体事。晚饭后比较忙，要打问报导员，炮楼上讲些什么，有什么情况和问题。如有问题就要找人来讨论对策。区干部来了要谈话，一谈就谈很长时间，很晚才能睡。村里临时性问题很多，一天不知发生多少起，不知多少人找，真是烦人。”我们问他，上级干部下来，是不是给你们增加很多麻烦？他说，这也是重要的事。上边来了人，为安全起见，一般安排在可靠的老乡家里，有地道口的房子里，还要指定专人照顾，有敌情马上通知。要给来人找被子、做饭（财粮委员办公室）。离开时要派人送，以免发生意外。这当然要花费力量的。

在调查组的建议下，他们召开了一次村务会议，讨论简政问题，决定了一些办法。包括：加强部门分工，委员干事们各负各责，不要事事找村长或主要干部；每天晚上开“碰头会”，解决当天发生的问题，布置第二天和以后的工作，减少白天人找人、互相等待的时间；村里准备了十几条被子，放在财粮干事那里，供上边来的干部使用，减少半夜到各家借被子的麻烦；等等。他们准备试行。不过，他们说，我们这里是游击区，形势不稳定。过去建立过一些制度，敌人一“清剿”，就都冲跨了，乱一阵子，以后形势比较缓和了，就慢慢地好一些。

四、社会政策（减租减息、优待抗属）的执行和生产工作情况

（一）减租政策

这项政策是经过反复的斗争，逐步贯彻落实的。它不仅是关系到农民生活改善的一场经济斗争，而且是一场地主与农民政治上的较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阶级力量的消长。斗争主要是围绕以下几个问题展开的。

1．明减暗不减问题。1938年开始执行减租政策。最初两三年，多是明减暗不减。原因是地主势力还比较大，不愿减；农民觉悟不高，怕“得罪老东家，土地不让种”。到1942年，这种情况已经没有了。

2．减租后的租额问题。按边区政府颁布的减租条例，地租一律按原来的租额减少25%（“二五减租”）；减少后租额仍高于土地产量37.5%的，应减少到37.5%（“三七五”最高额）。按这一法令，减租后低于25%的就不能再增了。但在该村减租后“换约”过程中，地主们坚持要求减租后一律达到土地产量的37.5%（即所谓“三七五标准”），并硬说这样做“不违法”。村政权干部和农会干部与地主的争论很激烈，地主不让步。于是，村干部和农会干部在评定土地产量上下工夫，故意把产量压低。这样，最后结果，租额还是低于37.5%的。从法律角度说，村干部没有坚持用法律的武器进行斗争，但村干部和佃户们，却认为他们的这种做法非常巧妙并为此感到满足。

个别孤儿寡母，靠出租少量土地过活。“二五减租”后生活有困难。农会经过讨论认为，如佃户生活还好，可以多交一点。这种的情况有一两家。

3．退租问题。农民多交的地租，农民要求当时退还；地主不愿当时退，主张在秋后交租时扣下。后来经过反复协商，采取灵活办法：佃户生活暂时可以维持的，秋后再退；佃户生活困难的，就要当时退租。

4．夺佃问题。有些地主以收回出租土地对减租的佃户进行报复。如：郭东海租种刘老常5亩地，去年二五减租后所交地租，还差4斗。地主就以此为理由把土地收回了。后来农会调查，这5亩地二五减租后仍超过产量的37.5%。按三七五最高额计算，佃户不但没少交而且多交了。经过说理斗争，地主退还了多交的地租，土地仍归原佃户耕种。又如：地主刘士忠将20余亩土地出租给一个佃户，已经20多年了。在这次减租换约中，地主坚持要写明3年至5年的年限。契约是换了，但佃户失去了永佃权，要求修改，现这一问题正在解决中。再如：一个地主前年以佃户连年受灾、未交地租为由，将他的8亩地收回（经调查该佃户确实一点收成也没有）。今年检查贯彻减租法令时，佃户要求还要租种那块地，但地主在去年已将土地买掉。这个问题尚未解决。

此外，有些地主愿将某些“园子地”（对敌负担最重的一类土地）典当给佃户，每亩只收1元钱，所有该地的统一累进税和对敌各种负担，都由典入户出，时间3—5年。但佃户不干，因为“敌差”太重，纳不起。地主的想法未能实现。

全村租入土地的147户，减租后已完成换约的有百来户，其余正在进行中。

总的看来，该村贯彻了党关于减租同时又交租的政策，这样使农民得到了好处，同时也照顾了地主的利益，体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要求。但政策的贯彻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行政力量实现的。如在减租后让地主退租，佃户不直接去找地主，而是找村政权的民教委员或农会干部，自己“吃现成饭”。原因是觉得自己去找地主，地主不会退；同时对地主还有“怕情”，不敢理直气壮地依法进行说理斗争。这说明，对农民群众还要进一步发动，提高政治觉悟。

（二）优待抗日军人家属

全村共有12户抗日军人家属，村政权按季发放优抗粮。去年优抗粮的征收，是按统累税分数分派的，每“分”1斤米。全村共征集3020斤。前三季共发放900余斤，其余全数调给了几个邻村（区里决定的）。冬季没有发优待粮（区指示）。

今年1月内发放优待粮442斤。这次发粮除了今年春季的优待粮外，还补发了去冬的优待粮。今年发的优待粮是从公粮中开支的。

抗属中生活困难的有4户：

董老有：种二三亩旱地，儿子当抗日军人，本人是手艺人——剃头的。全家7口人，其中4个小孩。全年优待粮380斤，加上自己生产的不够吃，差两个月粮食。村里另外募集来补助他。去年还慰劳他米42斤，菜400斤。

田老庄：儿子去抗日，家里现有2口人。当入2亩多地，不够吃。去年优待他200斤，生活仍很困难。

王老彩：7口人，他儿子出去抗日，有3个劳动力，七八亩地。优待的不多。另租种十来亩地，同时兼营小买卖，生活刚能维持。

张振海：5口人，儿子出去抗日，有两个劳动力，二三亩地，有一个去做长工，另一个做小买卖，贫困一些。

其余8户，有7户中农、1户富农，生活较好些，也有劳动力，但劳动力不够用，部分土地是由村中派人代耕。其中两家因有劳动力和牲畜，仅仅在秋收农忙时帮一些工。

抗属在负担上，是酌量减轻的，但没有一定的标准。因为村政权一般按时发放优待粮，抗属意见不多。但对代耕有些意见，因为代耕的地种的不好。村干部说，今后一定要注意克服这一问题。今年决定为抗属代耕的人就不出其他勤务了。这个办法可能有助于纠正以上的问题。

（三）生产工作

县、区召开生产会议后，村干部于3月2日召开了群众大会传达动员，每户1人。会后分闾开小会座谈。第一闾拟组织19个互助组，第二闾拟组织17个互助组，第三闾拟组织12个互助组。每组4家到7家，以自愿为原则。在编组时照顾以下几个条件：人力多的和人力少的，有牲口的和无牲口的，贫的和富的。村干部对各户劳力、车马、土地情况作了一些调查，作为编组的依据。

全村共有牲口百余头，车百十辆。平均每组有二三头牲口，车一辆。

在生产会议上提出每闾产生一个劳动模范，并初步提出互相竞赛的办法。

全村农具，虽然敌人“清剿”时毁了一些，但大体还够用，每7个人能分配1个犁、耧。现在还在动员补充。全村有12家种子被敌人烧了，准备给予补助。还有些人家因为去年种的是荞麦，缺少高粱、谷子种子。现合作社在在统计购买中。

全村共需170眼井，现在只有40余眼。打井一口，需13500元（砖9759元，工钱3750元），再加上绳子、转盘等设备共需17000元。今年争取增加4眼。

该村对生产工作做了一般性号召和部署，但还没有真正行动起来。原因是：区干部还在“示范村”忙着，没有下来具体指导，而村干部又不懂得究竟该怎么办。同时，忙于对敌斗争和其他事务，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四）教育工作

该村有小学一所，学生100名左右，许多学龄儿童没有入学。但在炮楼村的游击区，能坚持办校，已属不易。小学校晚上是成年人的夜校，公开宣传抗日，讲国内外反法西斯斗争形势，是一个有力的教育阵地。

五、对我负担、对敌负担和村财政情况

自1938年年初抗日政权建立后，由于逐步实行了合理负担、减租减息等政策，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生活有了一定的改善。1941年敌人在该村建立炮楼后，增加了对敌负担，人民生活受到了很大影响，连地主生活也明显下降。下面是该村对我、对敌负担和村财政情况。

（一）对我负担情况

1938年开始按“有钱出钱，有粮出粮”的原则实行“合理负担”。当时征收的对象，主要是地主、富农和一部分富裕中农。负担面（负担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率）在20%—30%。1941年边区实行统一累进税（将工商营业税并入农业税），负担面扩大到80%以上。但因为有每个人扣除一个“免税点”和累进税率的规定，贫苦农民仍然得到了照顾。群众对抗日政府的粮税，是踊跃交纳的，村政权也年年完成征收任务。统一累进税主要以粮食的形式交纳，也交一部分现金。1943年总共折合现金24万元。

（二）对敌负担情况

1941年敌人在平原各村建立炮楼，向村中强索财物，各村抗日干部坚决抗拒，决不“资敌”。这引起敌人在许多村中大肆劫掠，抓人、杀人，群众惶惶不安。这时，上级传达：在游击区可以实行革命的两面政策，对敌人强索的财物，在千方百计进行非法斗争与合法斗争之后，可以提供一部分，以利于保存阵地，坚持长期斗争，最后完全战胜敌人。从此，即由抗日一面负担转为两面负担。东邸村的对敌负担都是些什么呢？敌人勒索的项目主要有：

1．“大款”：地亩捐，上下忙。

2．杂税：牲口税、修炮楼的费用等。

3．炮楼上敌人的吃用：柴、米、油、盐、酱、醋、茶，还勒索香烟、鞋袜等用品。

4．贴价：敌人买车辆或其他东西只给很少的钱，村里要补贴，这也是一大笔款。

东邸村经常受4个炮楼的勒索：本村的、羊平的、岸下的、平乐的。最近平乐停了，又加上了诸侯的炮楼。

对本村炮楼与岸下、诸侯的炮楼，大体5—7天送一次，羊平9—12天送一次。

各个炮楼敌伪人数不同，情况不同，所以送东西的数量也不同。本村炮楼每次送的东西是：白菜20—30斤，香油8—12两，酱油8—12两，干粉5—8斤，碱面4两，盐8—10两，醋1斤，火柴9盒，茶叶10包，共折250—300元。隔个十天八天，还要买三五斤或七八斤猪肉送去。

东邸村1943年的对敌各种负担，大约19万元。它是反勒索斗争比较有办法、对敌负担比较轻的一个村，其他村庄比东邸村高二三倍。关于东邸村的反勒索斗争，后面再谈。

对敌负担如何分配到户？这在游击区是关系各阶级、阶层利益的一个重要政策问题。如果说减租问题，只涉及占该村总户数38%的租地农民的利益，那么，对敌负担则关系到所有农户的利益。特别是由于对敌负担办法上级没有统一的规定，而是由各村自定的，这就更成为各阶级、阶层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东邸村的对敌负担办法，经过村代表会讨论，几经变更。最初是按自然亩分摊，好地坏地同样负担，这引起群众特别是贫苦农民的不满。后来将好、坏土地分等，折成“标准亩”，按“标准亩”分摊。再后又规定每人扣除1个标准亩，其余部分再按五级累进的办法负担。这实际上是参照抗日政府统一累进税的原则制定的一种简单负担办法，基本兼顾了各阶级、阶层的利益。至于商户如何负担敌差，该村还没有定出统一的办法。从实际情况看，“合法摊”常常赊用面铺、肉铺、油坊等商店的东西去应付敌人，不给现钱，以后物价涨了，仍按过去价钱给钱，而且要低于当时的市价。这是加给商户的一种实际的负担，不过没有任何规范，显然是存在问题的。

（三）村财政情况

游击区的村财政一般比较混乱。据区干部讲，东邸村还是比较好的。据管账先生提供的数字，1943年该村共开支53441.49元。其中主要有以下几项：

1．办公杂费：28008.9元，占村财政开支52.4%。一部分用于办公和规定的干部补贴，大部分是村干部吃喝了，特别是“合法摊”，每天不少干部在那里应付敌差，经常在那里吃饭。其中也包括一部分县、区干部下乡的办公用费和菜金补贴。

2．教育经费：9812.0元，占18.4%。

3．灯油费：主要是挖地道用油，也包括日常办公用油，共5580.89元，占10.44%。

4．我军短期驻村补贴：874.5元，占1.6%。

5．个别区干部在村里隐蔽养病：1823.9元，占2.4%。

以上各项合计45560.28元，占村财政开支总数的85.2%。还有15%左右的开支，经再三提问，管账先生也没有报出来。由此可见，账目是相当混乱的。看来，整顿游击区村财政是一个重要任务。

以上，该村对我负担24万元，对敌负担19万元，村财政开支5.3万元，共计48.3万元。这就是1943年压在全村389户、1961人头上的沉重负担。积极开展武装斗争，配合合法斗争，千方百计反勒索，减轻对敌负担，同时整顿村财政，减少浪费开支，是游击区各阶级、阶层人们普遍的、迫切的要求。

六、武装斗争和地道的修建

（一）抗日自卫队和游击组的组织情况

抗日自卫队（民兵），本村编为一个中队。设中队长1人，中队副2人，指导员1人。中队部的人都不脱离生产。中队部受区大队部和本村村长的双重领导，是村政权的组成部分。

抗日自卫队，由村中的青壮年男子组成，其中青年编入“青年抗日先锋队”。自卫队员的武器一般是矛子枪和大刀片，主要负责站岗、放哨、送信、送物资、抬担架等战勤工作。

抗日自卫队的核心是游击组。该村游击组组员20人，分两个班。武器有：步枪6支，“抉枪”（一中土造短枪）9支，修理中的2支，手榴弹35个，新发来的手雷6个（备作保卫地道口使用）。

（二）游击组的活动

1．封锁炮楼，监视奸特。

游击组日夜监视炮楼，白天常常化装成拾粪的老百姓，接近炮楼进行监视。敌伪军知道这个村曾出现过“三福”这样的狙击手，现在“三福”虽不在村里，但他们仍害怕出了炮楼遭受袭击。平时，敌伪军不敢轻易出来。同时，我们在炮楼内有“内线”，如敌人有较大行动，事先可以得知。

游击组还监视和检查任何上炮楼与敌人接触的人，从而严厉打击了汉奸特务的活动（与治安员相配合）。

除了敌人成批出动进行清剿之外，在大部分时间里，游击组封锁炮楼和监视奸特，在一定程度上为该村村民的日常生产生活和抗日活动提供了比较稳定的环境。因此，群众都把游击组看作他们的一支依靠力量。

2．配合反勒索、反派夫斗争。

去年有一段时间，炮楼上勒索的财物增加，经了解，伪军不但要自己吃用的东西，还要把一部分东西送回曲阳城供家属享用。伪军沙班长向村里要了一辆大车，要让家属带东西回城，游击组得知后即埋伏在路旁，进行武装拦截盘查。伪军家属很害怕，说出勒索的全部实情。游击组对家属进行了严肃的说理教育，说明老百姓生活如何困难，该家属唯唯称是。从此，伪军不敢再为家属进行勒索了。

去年冬季，敌人企图挖通东邸村同另一个村之间的封锁沟，从外村和本村要了许多民夫挖掘。游击组派人化装成民夫混入其中作为内应。每当敌人监视松懈时，游击组就在附近打枪、摔手榴弹，民夫们就乘机逃散。一连几日都是这样，迫使敌人停止了挖沟。

3．在反“清剿”中的活动。

主要是保护地道，掩护地道中的抗日干部和群众。敌人如敢进地道，就同他们打地道战。在反“清剿”中，按照中队长的部署，全村5个重要的地道口，每个口上配备3个游击组员，步枪1支，“抉枪”1支，手榴弹每人2个。有些地道口的“翻口”（地道中一种垂直的便于打击敌人的峡口）上配备“抉枪”1支。队长指派2—3人随时与各重要洞口联络。敌人在村中“清剿”了一整天，没有敢下地道，村里没受大的损失。

过去曾有一段时间，中队部、游击组同村长的关系不太协调。村长思想有些右倾，怕进行武装斗争“惹祸”。游击组有时也不大考虑武装如何同合法斗争相配合、减少群众损失的问题。有时埋地雷不及时通知保长，或扣掉一部分报导员给炮楼上送的东西自行吃用等等。今年经过整顿村政权，强调“一元化领导”，加强非法斗争与合法斗争的配合，这些问题一般不存在了。

（三）地道的修建

地道活动的开展是在1942年，由区里布置的。主要是运用地道进行对敌斗争与隐藏群众。地道（群众用之大洞）和地洞（群众用之小洞）是随着斗争形势发展而发展的。大“清剿”后群众对地道和地洞又有了进一步的依靠和利用。

关于保守地洞的秘密，在挖洞时谁家也不许串门，门口上自己站岗，谁挖谁知道，旁人如果知道了，他必须保证保守秘密。如该洞被人知道或破坏，他要受追究。

地洞是群众自己用的，现在不许通地道。但必要时可以与地道打通，以便转移。

地道，开始时挖的大都是直的，没有“翻口”，不利于打击敌人。洞口开始时伪装的也不好，容易被敌人发现。现在加了不少“翻口”，并改善了洞口的伪装（上面是锅灶、牲口槽、土炕、磨盘、水缸、粮瓮等等）。

目前的地道仍有一些缺点。据我们在其中的实地观察和体会，存在着通气孔少、大小便处和贮水池少，以及没有休息室等问题。经调查组提出后，该村准备改进。

（四）治安和锄奸工作

该村政治情况比较复杂，有特务分子的活动（有的是国民党特务）。经加强侦查，已破获数起，刘二周等人已逮捕法办。另有秘密会道门（白莲教）的活动，但影响不大。

七、反勒索斗争

对于敌人勒索的财物，要用软磨硬顶等多种灵活方式，力争少给甚至不给。采取什么方式，要看当时的情况：是敌人清剿、扫荡时，还是平时；是敌人力量上升时，还是我方力量上升时。多数情况下争取推、托、磨，以及“当面应承。背后不办”等办法，使勒索财物由多到少。实在不得不交时，数量少的，就交去一些。数量大的（如敌人秋后大批要粮），就把“粮食”（伪装的）装上大车，送到炮楼跟前，到时让游击组（有时加上其他村的游击组或区小队）打枪，把粮车劫走。同时，报导员向敌伪报告：“八路军把粮食劫走了，请你们赶快去打八路军！”敌人不知八路军有多少，一般不敢下来追赶。这种办法，开始使用时，很灵，敌伪军都认为真是八路军弄走了。但用了几次之后，伪军（特别是当地伪军）大都知道是我们自己安排的民兵，但日本人仍不了解实情。我们就给伪军队长送些钱，贿赂他，请他在日本人面前说真的是八路军弄走了。

东邸村干部还利用合法斗争的方法反勒索。去年6月东邸村炮楼的伪军队长谷文生每次要东西很多，不送来就打，这样报导员不敢上去了，但仍然要得很紧。以后他们决定到县城里去告他，对城里说他如何欺诈群众，如何打骂报导员，城里听到后不多几天就把他调了。但这个队长不知道城里究竟怎么办他，不敢回城，开小差跑了。于是，炮楼的伪军对群众说，这个坏蛋跑了，我们对老百姓没有什么，只送上吃的东西就成了。以后又新来一队长，但已不像先前队长那样凶了。

平乐敌人修炮楼，向每个村都要三四万块砖（每块砖2元）。当时没有地方去买，另一方面也花钱太多。于是就暗中和炮楼敌伪军队长商量，把以前在炮楼附近的小学拆毁，暗中送给他400元钱，队长同意了。这样只花了400元钱，省了七八万元钱，拆了小学最大的好处，就是敌人不能增大兵力来此驻扎。因没房子，炮楼又住不下。

“三福”的名字在敌人面前本来就很威风。报导员在敌伪面前还有计划地给他们“吹”。敌伪打听“三福”时，他们就说时常回来，一回来就带十几个“马弁”，都带着盒子枪，听说在八路军里当什么队长，能双手打盒子枪，十个八个人都不敢接近他。于是敌人说，他再回来时，你们把他抓来。报导员说，谁敢抓他呢？连接近都不敢接近他，同时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我们可抓不了，要抓你们亲自去抓吧。

村里还时常用八路军的力量威胁、对付敌伪人员。有时看到敌人要东西多了，下炮楼多了，报导员就停止报道，过了几天再去。炮楼上的伪军问报导员：“为什么这几天不来呢？”报导员们说：“别说啦，这几天可忙啦。”“为什么忙啊？”“八路军给我们开会了。”“八路军开会讲些什么呀？”报导员说：“人家给我们讲国际形势，说希特勒快完了，小鬼子也等不到多时候了，还问炮楼的情况呢。”于是伪军进一步追问：“八路问炮楼什么了？”“他们问炮楼的人对待老百姓好不好，要东西多不多，常到村里闹坏事不？”“你们怎么讲？”“我们说这部分还不错，很好。八路军说，要是坏，你们告诉我们，去打他们狗日的！你告诉他们，让他们好好待在炮楼上，不要下来。”“他们还问什么啦？”“还问这个队长怎样？”“你们怎么说的？”“我们说队长不错，很好……”村干部用这一套把炮楼上的伪军吓了一通，至少20天不下炮楼。

有时他们还看到炮楼上伪军下来到老百姓中间乱窜，勒索东西，于是第二天报导员去的时候，在情报上写：“昨夜八路军由西向东路过我村，在村边休息了一会，服装整齐，枪支齐全，情况很紧。”于是伪军就问：“有多少八路军？”“那谁知道啊，看样子至少有五六百”，“都有什么武器啊？”“我看一个人抗着一支枪，还有三条腿，你说那是什么？”“那是机关枪。”伪军追问还有什么？报导员们说：“还有一个铁筒子，很粗，我可不知道是什么。”“那是迫击炮，有多少那样的东西？”报导员说：“那可多啦，谁数得清，横竖有十几个吧。天黑了谁看清呢！”这样一来，他们就会老实一些时候，勒索财物也少一些。

东邸村有一条经验：报导员不能随便调换。老的报导员积累了经验，新的人一时不容易掌握。

八、反派夫斗争

（一）敌人派夫的用场

1．修炮楼，挖封锁沟，修公路；

2．到山区扫荡需用的民夫和车辆；

3．转移驻防或转运东西需用的民夫与车辆；

4．经常性的炮楼勤务（挑水、煮饭、送信、杂务）。

前两年，修炮楼、挖沟、修路，强派民夫数量很多，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近一年来由于这些工程已大部修完，加上反派夫斗争加强，已明显减少了。对于扫荡要夫要车，硬顶着（找各种借口）不出。转移驻防用车酌情出一部分。经常性炮楼勤务是出的，出这种勤务也为我们了解敌情提供了机会。近一年来，该村平均每户每月出不到一个工（工作日）。

最近两三个月，敌人只要过两次夫，每次要50人。村里只给20几人就应付过去了。平时炮楼用夫二三人，另有经常挑水的2人（由村雇用）。上炮楼的民夫，一定要挑选抗日坚决、立场可靠的人，绝不许有问题的人去炮楼上当夫。

（二）村里怎样派夫

按什么原则出夫，上边没有规定，村里争论很大。地主、富农主张按人力（劳动力）出夫，贫苦农民主张按土地出夫。经过村民代表会反复讨论，人地兼顾，以地为主：土地占80%，人力占20%。土地多劳动力少的户可以雇人出夫。

派什么人出夫，要根据具体情况掌握。形式比较缓和时，以50岁以上的老年人为主，也派少量青壮年去；形势恶劣时，全部派老年人，身体健壮的老年人不派。村里还规定：抗日军人家属不出夫，抗日一面干部不出夫。这样，几年来，在出夫过程中，没有遭受意外的重大损失（如人被扣等），但挨打挨骂的事是常有的。

出夫出车也要有组织，有制度，以避免发生混乱和矛盾。村里指定队长带领。开支的制度是：一天以内本人自带干粮，一天以上村中开支，每人每天2斤米，1元菜金。一头牲口一天10斤草，3—5斤料，由村开支。队长和民夫中的骨干分子还有一个任务：监视和阻止不可靠分子乘机与敌人联系。

（三）反派夫斗争的方法

1．经常的办法，就是要的多去得少，软磨硬抗，尽可能少去或不去。

2．在春耕或秋收农忙时，说老百姓如何忙，如种不上地或收不起来就会饿死，必要时暗中再花一点钱送点东西，亦可少出或不出。有时就硬挺，但事先须和报导员说明，并鼓励他说这是为全村的事，在炮楼上挨几下打也是值得的。报导员也只得硬着头皮上炮楼去“摆肉头阵”。

3．与武装斗争相结合，用这种办法多是出夫特别多，区里统一布置的。村个别时候也用过。即事先安排游击组在民夫必须经过的地方打埋伏，放枪，放手榴弹，民夫就趁机逃散了。

九、联庄对敌斗争委员会的建立及活动

各村孤立地对敌斗争有许多局限性，于是发展为联庄斗争。联庄对敌斗争委员分两种：一种是以炮楼为中心的斗争委员会，由向同一炮楼报导的各个村庄的村长（或村副）组成，以炮楼所在地的村长为委员会主任；另一种是以区为中心的领导全区对敌斗争的对敌斗争委员会，是由各炮楼村村长及有经验有能力的报导员组成，现该委员会主任是刘古城（西羊平村村长）。两种斗争委员会性质和任务是相同的，斗争是密切结合的。

区联庄对敌斗争委员会的情形如下：

（一）区联庄对敌斗争委员会的建立

在反对敌人封锁食盐配给的斗争中，由于各村在区统一指挥下采取一致行动，取得了胜利。因此，各村认识到：对敌斗争一定要有广大群众力量与统一步调的行动。于是，1943年10月各村联合成立了区联庄对敌斗争委员会。它的任务是：①加强全区对敌斗争的统一领导与斗争策略的掌握；②在力争减少对敌负担的前提下，对炮楼的供给开支应付，采取一致步调；③检查对敌开支账目，杜绝贪污浪费；④交流经验，培养提高合法干部斗争艺术；⑤对敌斗争中互相帮助协调，克服村本位现象。

组织与分工：委员会下设主任1人（刘古城），设先生4人（其中1人由羊平民教委员兼，其余3人是另聘的）。主任负责召集主持会议，先生负责掌握各村对羊平炮楼供给开支账目。各村往炮楼上送东西必须经过所在村的斗争委员会管账先生登记许可，才允许送上炮楼，否则是不能送的。到一定时期各炮楼村先生的账目与各村对照检查一次，以杜绝贪污浪费。每个炮楼村的先生都有检查各村给炮楼所送东西的权力，如认为过多，或不需要，即可提出少送或不送。

开会时间：每当敌人要东西或款项时即召开会议，议论和决定对策。大家一致行动。每次开会，区长都要参加。

（二）已进行过的几次斗争

1．去年敌人对边区扫荡，敌人（伪五区区公所和伪警察所）要大车300辆、夫子500—1000人。区联庄对敌斗争委员会召集各村村长开会，决定抗交。对敌人提出的理由是：山里（根据地）地雷爆炸太厉害，太危险，老百姓不敢去，根本派不出人，花钱也雇不到人，人们都逃跑了。各村报导员对警察所这样说了之后，伪警察所长说：不能多去，可以少去一些，但不能不去。后来，我们一个也没有去，伪警察所长召集报导员开会说：“大车夫子一个也不来，日本人要撤我的差，请帮帮忙吧！”

对敌斗争委员会经过研究，认为如果按原办法简单地硬顶，可能出乱子。于是换了一个办法：让报导员报告伪警察所长，马上派一部分车和民夫去，然后让50辆车和100名民夫从炮楼前经过，让警察所长亲眼看见。然后让埋伏在附近的游击组打枪，打手榴弹，车和夫子一哄而散（事先已告知他们）。报导员上去报导说：“八路军大大的，你们看怎么办？”伪所长没办法，事情就这样结束了。

2．去年9月，伪县长和新民会又让各村共产党员和抗日干部去自首。对敌斗争委员会决定进行斗争，准备斗到一定程度花一两千元贿赂一下。于是，一方面反复向敌人说，党员、干部早没啦，没法自首；一面扩大和利用新民会、警备队和伪县长之间的矛盾，向警备队说新民会要领导警备队，又向新民会说伪县长要同警备队分钱（在自首中敲诈来的钱），伪县长出来否认，如此相互猜忌，拖了很久。敌伪自知此事难办，就不了了之，我们也没有花钱。

3．伪区公所和警察所过去要柴草，后来说要把柴草折成钱，交钱。这样，他们就可以随便花。对敌斗争委员会决定抵制，仍然交柴草，硬顶过去了。

4．伪警察所弄来一个盖有日本军队图章的条子，说皇军要50头牛，限期交清，对敌斗争委员会决定，一面抗交，一面到县城了解情况，得知其他各区都没有要牛的事。就让报导员对伪警察所说：“这不是给所长难堪吗？为什么不向别处要牛只向这里要牛？”伪所长自觉理虚，说交不上就算了吧。后来才知道，那个盖有日本军队图章的条子是假的。

（三）最近斗争的新发展

我们的对敌斗争取得了节节胜利，敌人的阴谋越来越不能得逞。在这一斗争过程中，日本人也逐渐了解了我们的革命两面斗争的策略（过去许多伪军汉奸比较了解，但日本人不了解）。于是，曲阳的敌人对南部几个区发动了一次“清剿”，在“清剿”中抓去了三个村长（合法村长），说：你们表面上给皇军办事，实际上都是八路安排的赤化分子！你们欺骗皇军，良心大大的坏了！于是把这三位村长残酷地杀害了。在这种严峻形势下，曲阳县委决定把被杀了村长的村庄和附近几个村庄（不包括东邸村）的政权，干脆临时转为抗日一面：敌伪军一进村，游击组就打；对炮楼什么也不供应，只留个别报导员。敌人要报导员送东西，报导员说：村长都没有了，敛差的人也没有了，哪里有东西送？你们说村长都是赤色分子，杀了，没有被杀的村长也吓跑了，谁还敢当村长呢？我方的这种做法，使敌人感到十分被动，受不了。只好由伪县长出面说：还是要有个村长才好办事，我们以后要很好地对待村长。报导员说：你们手里有枪，说杀谁就杀谁，反正没人敢当村长啦！这一斗争目前还在继续。

这种情况说明：抗日两面政权的存在，是敌我双方军事和政治力量对比在一定条件下的客观产物，敌人也不得不接受这一现实。曲阳县领导根据目前形势，准备不久仍恢复这几个村的抗日两面政权（但要对敌伪提出一些条件），继续坚持斗争。待到敌我双方力量对比进一步发生变化、条件具备时，再转为抗日一面政权。

附注：

1．本资料有两个附件：《反清剿》和《治安工作与反汉奸特务斗争》，现已遗失，故本资料中有关这两方面的资料很单薄，是一缺憾。

2．曲阳县东邸村的抗日两面政权，有中共村党支部强有力的领导。因当时党支部的活动严格保密，我们没有调查，资料中也没有说到。

3．本资料的调查是由调查组3人共同完成的，可惜时隔60年，我已忘记了那两位同志的名字，特致歉意。

注释

[①]边区政府没有多少乡的建制，行政村是一级政权。

[②] 所列分项数字与合计数字稍有出入，现按原文列入（另外一些数字也有类似情况）。

[③] 当时村中并未划分阶级，文中个各阶级户数是调查组与村干部估计的，不够准确，但是可以供参考。

[④] 报导员：敌人强令各村每天派（亦作“报到员”）到炮楼上报告八路军游击队的活动情况，并送交敌人勒索的东西。抗日两面政权派抗日立场坚定而且比较机敏的人担任这一工作，因为他们是在第一线运用革命的两面政策直接同敌伪周旋的重要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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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郭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