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期间日本自杀率先降后升，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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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6日，日本发现了第一个新冠确诊病例，随后国内暴发了两波大规模的疫情。其间日本政府实施了各种防控措施，包括全国学校关闭和实施紧急状态（state of emergency，SOE）及地方商业限制。

据日本厚生劳动省2021年1月22日发布的统计数据，2020年日本共有超2万人自杀身亡，其中男性13943人，女性6976人。这是继2009年以来，时隔11年后日本自杀人数首次增加 [3]。

数据表明，疫情期间日本自杀死亡人数确实有所增加，且男性多于女性。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认为，疫情导致了日本死亡人数的持续上升，且男性遭受着更大的社会压力？本月发表在《自然-人类行为》上的一篇论文揭示了一个出乎意料的结果：新冠疫情期间，日本自杀率并非 “一路飙升”，而是先降后升，分为明显的两个阶段：

1. 第一波疫情期间（2020年2~6月），每月自杀率下降了14%；

2. 第二波疫情期间（2020年7~10月），每月自杀率增加了16%。

新冠疫情期间日本自杀率先降后升，为什么？-激流网疫情暴发后，日本新冠肺炎确诊人数变化图示：研究中，2020年2~6月为第一波疫情，7~10月为第二波疫情。图源：[4]

不仅如此，在第二波疫情期间，日本家庭主妇和青少年群体的自杀率大幅增加：女性自杀率增长37%，儿童和青少年自杀率增长了49%。而这也与厚生劳动省的统计数据相吻合：2020年男性死亡人数较2019年减少135人；女性死亡人数则同比增加了885人。

01.疫情初期自杀率缘何下降？

新冠疫情的暴发给日本带来了深远的影响：许多企业采取降薪或裁员政策、社会失业率连续9个月上升、社会流动性受到防疫政策的严重限制、恐慌和焦虑情绪在人群中不断蔓延。

自杀原因往往非常复杂，很少是由单一因素引起的，疫情期间的自杀事件也是如此。在疫情最初的5个月（2020年2~6月），日本月均自杀率下降了14%。论文揭示这可能是基于一些复杂的原因：包括政府的慷慨补贴、企业减少工作时间、学校关闭停课等，这些紧急状态下的防疫措施或有效缓解了因贫困、过劳、校园暴力带来的自杀风险。

为应对危机，日本政府向公民和企业提供了若干补贴和福利以减轻经济困境。2020年6月之前，所有公民都能获得政府提供的10万日元现金（约合6200元人民币），这一期间由就业、失业和退休造成的自杀情况有所减少，个体经营户的自杀率也并未增加。

在日本社会中，过度工作和通勤是公认的自杀风险因素，而防疫政策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工作过劳。2020年从4月到5月，由于疫情防控，全职和兼职员工的工作时间都大幅下降（10~20%）。工作时间缩短和居家办公减少了人们的工作压力，自杀人数随之下降。

对儿童和青少年而言，学校停课不仅可以减轻课业压力，还能有效减少校园暴力事件。因此，在2020年3~4月全国学校关闭停课期间，学生自杀率也大幅下降。

对于第一波疫情中自杀率显著下降的结果而言，虽出乎意料，但也并非孤例。论文中提到，数据显示疫情期间挪威、英国、德国和秘鲁等国的自杀死亡人数也有所下降。此外，据以往的研究报告，在重大灾难之后（包括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及2001年9·11恐怖袭击），一些国家或地区的自杀率往往会先下降，随后又缓慢上升。本次疫情中日本自杀率也出现了先降后升的现象，且各群体中自杀率增长不平衡。

02.疫情对女性、儿童、非正式员工带来额外压力

在分析了疫情期间自杀数据并对比历年数据之后，研究者发现，新冠疫情对日本社会各类人群的影响并不均匀。

据2016年11月至2020年1月的数据显示，日本男性的自杀率高于女性，是女性的2.3倍，在金融危机后的自杀率增长也大于女性，由此可见高压下的日本男人似乎面临更多的危险。

然而疫情期间，这种 “男危女安” 的情况出现了反转：论文显示，第二波疫情中女性自杀率增加了37%（IRR=1.37, 95% CI: 1.26~1.49），增幅大约是男性的5倍（IRR=1.07, 95% CI: 1.00~1.14）。这一增长在2020年10月最为明显，当时女性自杀率上升了82%。此外，儿童和青少年自杀率在第二波疫情中也有所上升（IRR=1.49, 95% CI: 1.12 ~ 1.98）。

新冠疫情期间日本自杀率先降后升，为什么？-激流网使用倍差法（DID）和事件研究方法研究新冠疫情对不同性别和年龄组人群自杀的影响。灰色虚线表示疫情之前的自杀率基准，蓝色折线表示第一波疫情期间的自杀率，红色折线表示第二波疫情期间的自杀率。第一波疫情中，男性自杀率下降14%，女性下降18%；第二波疫情中，男性自杀率上升7%，女性上升37%。图源：[1]

为什么疫情对女性带来的影响更大一些？研究指出，随着疫情的蔓延，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居家办公或由于失业等原因赋闲在家，这无形中增加了女性，尤其是家庭主妇的家务工作量和心理负担。第二波疫情中，家庭主妇（已婚且为从事雇佣职业的女性）自杀率上升了132%（IRR=2.32, 95% CI: 1.65 to 3.26），是研究中六种职业（被雇佣、退休、无业、个体经营、家庭主妇、学生）里自杀率增长最明显的一类。

研究指出，疫情中的女性还面临更大的失业风险和家庭暴力威胁。而据日本劳动力市场的数据显示，疫情期间女性失业率上升相比男性更为明显，对非正式员工的影响更大（日本有56%的女性和22%的男性都是非正式员工）。另外，在日本社会中，家庭暴力的伤害对象95%都是女性，疫情期间家庭暴力事件也有所增加。家务增多、失业、家庭暴力这些因素都可能增加女性压力并损害其心理健康，从而使其更容易产生轻生的念头。

此外，研究认为，新冠疫情对年轻雇员的影响尤甚。这类劳动者往往从事低技能工作且大多没有稳定的劳动合同，疫情期间他们也更容易失业。

对学生而言，第二波疫情暴发的时间与日本中小学重新开课的时间相对应。因第一波疫情期间而停课数月的他们回到学校之后，课业负担和校园暴力等风险因素也 “卷土重来”。研究者认为，这些都可能放大儿童和青少年的抑郁情绪，增加自杀几率。

03.依据具体情况，制定防疫和民众心理健康辅导政策

这篇论文是建立在大样本的基础上采用倍差法对比研究而成的：研究者使用了整个日本人口（超1.2亿）自2016年11月至2020年10月的逐月自杀数据，数据涵盖1848个行政单位。

“时代的一粒沙，落在每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大山。” 这场全人类的灾难深刻影响了每一个人，包括日本社会自杀率在内的变化都与新冠疫情息息相关。因此，对疫情期间社会动态的量化和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文的研究结果提供了一些值得注意的见解：首先，日本全社会的自杀倾向可能在长期内保持上升。在缺乏有效的药物治疗或全民疫苗接种延迟的情况下，疫情所带来的自杀危险因素（例如疫情反复、社会隔离和经济衰退等）将继续存在。

其次，国家层面必须对社会总体自杀趋势并采取适当措施。虽然政府的补贴和福利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在疫情初期控制自杀率，但钱袋子总有空的一日，这种财政支持可能无法长期持续。

最后，在这场灾难中，儿童、青少年和女性（尤其是家庭主妇）是弱势群体，政府的防疫决策应给予他们更多的关怀和考虑。

不过，这一研究不可避免地有一定的局限性。例如，研究者虽然提出了与自杀率有关的疫情潜在机制（如经济冲击、政府干预、财政支持和工作条件等），但他们也承认很难区分和量化其中每个因素的具体作用。另外，由于研究是在日本独特的经济文化和疫情防控背景下进行的，因此结果可能不适用于其他地区。各国政府及公卫人员需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制定有效的疫情防控和民众心理健康辅助对策。

据日本JX通信社的数据，截至2021年1月24日当地时间晚11点，日本新冠肺炎确诊人数超36万，死亡人数超5000人（见下图）[5]。雪上加霜的是，1月18日，日本静冈县发现3例源自英国的新冠变异毒株感染，日本国立感染症研究所认为变异新冠病毒可能已在国内形成社区传播。对于日本而言，居高不下的社会自杀率控制任重道远，而新冠疫情防控更是迫在眉睫。图片

新冠疫情期间日本自杀率先降后升，为什么？-激流网截至2021年1月24日当地时间晚11点，日本新冠肺炎感染人数图示（包括无症状感染者），图源：JX通信社[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