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章龙回忆二七大罢工

“二七”斗争是中共建党一年半以后所发生的重大事件，我在党的领导下，协同北方区委诸同志躬亲其事，共同奋斗，倍历艰辛，今将事变过程纪要如下：

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

溯自一九二一年下半年起，中共北方区委所组织的八条铁路的罢工（陇海、津浦、粤汉、京绥、京奉、道清、京汉、正太），一般都取得了胜利，对全国均有影响，以后又组织了历时最长的开滦大罢工。

一九二三年一月，中共北方区委开了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总结了北方铁路、矿山罢工的经验与教训，并决定今后的斗争方向。认为过去罢工多偏重于经济斗争，以后要求各条铁路多组织政治斗争，在斗争中应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争取组织工会的自由权利等，把政治斗争口号放在首位。原则既定，便开始规划具体方案。当前的主要工作就是积极成立铁路总工会，首先是成立各路总工会，其中以京汉路总工会最成熟。早在上年四月，首由长辛店俱乐部发起筹备京汉铁路总工会，并成立了总工会筹备会，当时，全线十六个站已先后成立了分工会，连郑州原为交通系所辖的工人传习所的工人也都悉数加入工会，全路形成了统一局面，决定二月初在郑州公开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其它各路也分别筹组总工会。这一方案已向中央汇报，希望在适当时候，在全国范围内采取一致行动。这个决议随后提到在郑州举行的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会议上，经决定在二月一日在郑州公开举行京汉路总工会成立大会。

在这次区委会上，守常还提出：“现在北大放寒假了，我应湖北教职员联合会的邀请，在寒假期间，我准备到武汉大学去讲学，北方区工作请文虎负责。”（一九二四年二月十六日出版的《新学生》第十四期上曾刊载了李守常先生的《纪念“二七”并追悼列宁》一文，其中曾称：“去年‘二七’前几天，兄弟适因事情到汉口……在船上又知道流血事件”。在一九二三年一月，李写给北大周启明的信中，也说及武昌高师教授胡小石约请他到武汉讲学的事）当时，学校放寒假有一两个月的时间，我们考虑守常平时很忙，现在利用假期外出讲学，也可以换换环境休息一下。守常往常在寒暑假也要回到昌黎老家或附近的五峰山住一段时间的。因此，大家一方面同意他换换环境，另一方面也希望他快去快回，因为有的工作需他定夺。他鼓励大家说：“不要紧的，你们会搞得好的，我在不在都一样。”临行时，我去送他，握别时我问：“这次郑州开会，洛阳西宫（吴佩孚驻地）想无意外？”守常沉思片刻后，说：“吴子玉（即吴佩孚）近来正在忙着装点门面，笼络人心，想不致做出什么毁坏自己声誉的事吧！如果有什么事，你去找白坚武谈谈。”他离开北京到上海后，住在一品香饭店，曾给我来信，告知旅途情况，未及其他。

当时，大家也都未料到会由于京汉路总工会成立而发生突然事变，所以我们按原定计划到郑州开会去了。

京汉路总工会的筹备工作是公开进行的。上海、北京、武汉、广州等大城市的大报都刊登大幅广告，通知并邀请各团体来郑州参加成立大会。当年的报纸曾对大会筹备情况有如下的报导：“总工会组织，在数月前便已着手，现在才告就绪，定期二月一日，在郑州开总工会成立大会。因为郑州居京汉路中心，全路工人，赴会较便，先期并请了全国各工团代表，和各界人士，到郑观礼。武汉方面前往郑州的，共有三四百人，并赠送总工会匾额和其他物件多种。其他各处代表到郑的，亦颇不少，郑州各大旅馆，一时顿现人满之患。总工会会场，设在普乐戏园，座位极宽，预备大众听讲，其他设备，都费了好些时的布置，数千元的代价，满拟此簇新的工人团体，立时就要涌现在吾人的眼帘，发生吾人的许多美感。”

为使这次成立大会得以顺利召开，京汉路总工会筹备会将召开大会的时间、地点，事先通知了京汉路局局长赵继贤。赵继贤是个惯搞阴谋、诡计多端的政客。他表面同意成立总工会，假惺惺地允许工会代表可以免费乘坐火车去郑州开会，专为代表拨出头、二等车厢，还公告将一月二十八日星期例假移到二月一日，以便代表赴郑开会，并赠送锦旗，以此表示他支持工会成立。而暗地里他却于二十五日密电吴佩孚，加强反革命部署。二十九日，吴佩孚在给靳云鹗的密令中说：“郑州靳总司令鉴，顷接京汉路赵局长径（二十五日）电云，据报二月一日，本路全体工人，将在郑州开成立大会，各路与会者甚多，以未经地方官厅许可集会，竟敢明目张胆，聚众招摇，不特影响所及，隐患堪虞，即此目空一切，荒谬绝伦，将来群起效尤，愈演愈烈。蚩蚩愚氓，必将误蹈法网，而不自知。瞻顾前途，杞忧无极，务祈麾下迅饬预为防范，切实监视。本路幸甚，地方幸甚等语。即希预为防范，设法制止，为盼。吴佩孚。艳（二十九）。”

大会未开，已为隐忧所罩。

—月二十五日，我同史文彬等到了郑州。在这前后，全国各铁路工会代表已齐集郑州参加京汉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其中有：京奉路王麟书、梁鹏万；津浦路李宝臣、王荷波；正太路孙云鹛、张兴义；京绥路王学闻、张汉清；陇海路魏荣珊、王符圣、程圣贤；胶济路李青山、伦克忠；道清路魏宝鉴；粤汉路李书箴等。此外尚有北京、上海、武汉、广东等省市工会代表共三百余人。

我到郑州后，聆悉各方面报告，知道近日敌人对京汉路总工会召开成立大会非常恐慌，情势变化很快。据洛阳工会党团负责人报告：最近截获保定、北京致洛阳吴佩孚密电数起，其中曹锟与交通系赵继贤等认为京汉路总工会开会是有重大政治阴谋。电文称：“近来书记部工会声势日增，过激气焰嚣张，各路罢工影响铁路秩序极巨”，“最近全路总工会代表借口开会，群集郑州，据报有潜谋不轨情事，市面人心惶惶，一夕数惊。郑州当南北要冲，设有疏虞，后患何堪设想。应该当机立断，严令制止。并查拿该部（指书记部）首要分子归案究办，以遏乱萌”云云。同时又得悉交通系主脑曾偕京汉、京绥等路局长亲自到洛阳西宫向吴佩孚面陈北方铁路危机，请吴防止赤化，并且以危词激吴。说什么“赤党一声呼啸，全路为之震惊，此等声势，真要强过几师雄兵”。吴佩孚大为震惊。我们又从各站来信得知：曹锟屡电吴佩孚增兵京汉沿线各站。当时沿线驻防军警约二万人以上，其分布为保定一旅（第十四混成旅，旅长时全盛），长辛店二营（驻宛平县，由张国庆率领），琉璃河一营，石家庄、安阳、许昌、信阳等地各一、二营不等，汉口镇守使一旅，足见曹、吴已有与工会兵戎相见的准备。

得悉各方面情况后，我立即召集了京汉路总工会党团会议，讨论应付曹、吴问题。党团成员包括北京、郑州、武汉三处党员。京汉路总工会党团会议负责人为罗章龙（党团书记）、王仲一和史文彬、许白昊、林育南、李大汉（震瀛）、项德龙、吴汝铭、李求实、康景星、葛树贵等，皆为党团成员。这些人分住在郑州金台、福昌、五洲各旅店。另在钱塘里某号设党团办事处。

一月二十七日，据报：吴佩孚派副官某来郑州活动，并率便衣军警到工会代表寓所窥探虚实。第二天，郑州警察局长黄殿辰来工会谈话，自称奉上级命令禁止工人在郑州召开大会。接着，总工会筹备处又接到吴佩孚电请工会派代表到洛阳谈话。看来形势已剑拔弩张，冲突之势在所难免。于是，我们一方面大造社会舆沦，在报纸上揭露敌人的破坏阴谋，并指出工会坚强决心，严阵以待（如在北京《晨报》刊布消息）；另一方面经党团会议讨论决定派史文彬等五位代表，于三十日乘专车去洛阳见吴佩孚。吴佩孚非常狡猾，他在谈话中，对代表说：“你们工人的事，我没有不赞成的……不过，郑州是个军事区域，怎么能开会呢？你们不开会不行吗？……你们说开会没有什么，我也知道，不过……你们若是非开会不可，我也没有办法了……”吴所称军事区域，并非真实原因，因为当时郑州并非戒严区域。实际上，吴已接到曹锟密令，和听到交通系危言耸听的活，如说“书记部狼子野心，目前集中郑州、开封一带的代表近千人，均系来自南方的革命党人……”，等等，所以吴遂决定采取强硬的办法来对付我们。

三十一日晚，赴洛阳代表回到郑州，在党团会议上报告与吴佩孚谈判经过，知道吴佩孚态度狂妄，情势十分紧迫，求实建议我致函白坚武，晓以利害，要白向吴进言转圜。我说：“事到如今，已不是口舌所能争的了。”大家也都这样认为，赞成以实力与吴周旋。讨论结果，决定必要时以举行京汉路全路政治罢工来争取工人自由权，不达目的誓不中止。当晚并决定总工会按原定计划举行成立大会。

二月一日早晨，郑州警察局长黄殿辰临时宣布戒严，军警出动戒备，如临大敌，禁止工人代表进入会场。但代表队伍及群众仍冲入会场（普乐园戏院），在军警的包围之中，宣布开会。首由主席史文彬宣布组织总工会宗旨，并痛斥此次强权无理压迫工会的行径，遂即郑重宣布京汉路总工会的正式成立，群众高呼：“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劳动阶级胜利万岁！”群情激奋，奏乐欢呼，声震屋宇。既而黄殿辰到来，百般恐吓，显然非欲造成血案不可。但是看到工人势盛，未敢动武。延至下午四时，代表始冲出重围，宣布散会。

风云突变全线罢工

二月一日下午，军警强迫工会工作人员离境，代表驻地亦被军警监视，总工会在万年春饭馆所定的饭菜，亦不准出售，代表一时完全丧失自由，饮食不得。各团体所赠匾额礼物等亦被毁弃在路旁，总工会会址也被军警霸占，不许工人进出，文件悉被捣毁。

当晚，京汉路总工会党团召集各处代表举行全体会议，谴责吴佩孚摧残工会。成立会遭到如此严重摧残，代表们忍无可忍，在党团同意下，决定进行政治罢工，并决定成立罢工委员会，统一指挥全路罢工行动，当即通过一项决议和罢工宣言。宣言内容如下：

“全国工友们，各界同胞们：我们京汉铁路的工人，本着国家约法上所赋与的自由，和保障自身利益的宗旨，组织工会。一年多以来的努力，成立了全路十六个分会。我们的总工会筹备了半年多的工夫，耗费我们许多的精力、时间和血汗的金钱，惨淡经营，才得到组织完备，定二月一日在郑州开成立大会。期前邀请各业工团代表及各界人士参与盛典。届期来宾到会者数百人，一切设备完全，准备开会。
咳！意外的悲惨发生了，黑暗的势力横来了！万恶的军阀爪牙（郑州军警长官）用武力横加压迫，禁止开会，封闭会场，阻止我们和来宾在街上行走。所有各地工团所赠送的匾额对联，均遭遗弃道旁。我们神圣的最高机关——京汉铁路总工会——已经被军警占据了。会场中文件什物，均被抄查捣毁。各工团代表及来宾均被监视，言行不得自由，并勒令出境，洒席也被禁止了。满街军警林立，旅馆都有兵士驻扎。一时狂风惨雾，郑州全市陷于黑暗之境。工友们，同胞们，你们想想，这种横暴无理之策，怎么不教我们愤激痛恨呵！这种事，凡是有血性有人心的谁也不能忍受呵！
我们考察这件事发生的原因，实由本路局长赵继贤、南段处长冯澐丧心病狂，捏造谣言，唆使军阀吴佩孚命令郑州军警当局所致。工友们呀，被压迫的同胞呀！你们要看清楚，压迫我们剥夺我们的自由的，解散我们的工会的，侮辱我们的人格的，是误国殃民的军阀和他们的奸险的爪牙呀！我们要认清楚我们的仇人，我们不能忍受这种欺侮和宰割呀！我们要紧紧的团结，反抗我们的仇人，向我们的仇人进攻呀！反抗呀，进攻呀，我们是没有一点恐惧的，因为仇人——军阀财阀和其走狗——的势力都在我们被压迫的无产阶级手里。被穷苦压迫而去求生的警士和兵士，都是我们无产阶级的兄弟朋友。他们明白了，他们决不会帮助仇人压迫我们。我们无产阶级有最大的权力，我们劳苦群众的团结就是我们最大的权力。我们还有最精良最坚强的武器，我们现在为反抗我们的仇人——万恶的军阀，为保障我们的人格，为争回我们的自由，我们要拿出我们的武器了，我们要发出全体动员令了，我们要向前进攻了。工友们！同胞们！我们郑重的宣言：‘从本月四日正午起，京汉路全体一律罢工，不达到下列的条件，决不上工！’我们要求的最低限度的条件是：
（一）要求由交通部撤革京汉局长赵继贤和南段处长冯澐；要求吴、靳及豫省当局撤革查办黄殿辰。
（二）要求路局赔偿开成立大会之损失六千元。
（三）所有当日在郑被军警扣留之一切牌额礼物，要求郑州地方长官，用军队奏乐送还总工会郑州会所；所有占领郑州分会之军队，立即撤退；郑州分会匾额重复挂起，一切会中损失，由郑州分会开单索偿，并由郑州地方长官到郑州分会道歉。
（四）要求每星期休息，并照发工资。
（五）要求阴历年放假一星期，并照发工资。……”

罢工委员会的公开司令部是京汉铁路总工会，决策指挥机构是中共京汉铁路党团。由中共北方区委及劳动组合书记部负责人罗章龙、中共京汉铁路总工会支部负责人史文彬、中共北方区工委负责人王仲一（王震异）三人组成领导小组。罢工委员会还建立了包括罢工组织、宣传鼓励、纠察、交通、秘书等机构。

为了迷惑敌人，不致引人注目，决定京汉铁路总工会迁至汉口，而实际指挥机构——中共京汉铁路党团则移往北京，驻守北段，通过全路电讯系统，调动机车，指挥全路统一行动。

二日，我偕罢委会部分成员赴汉口，并南至长沙，会见湖南书记部负责人毛泽东、郭亮等，商讨声援罢工事宜，接着又赶回汉口。三日晚，我同罢工委员会委员五人、纠察队员十余人乘坐专车由汉口北开，沿途巡视罢工情况，在信阳、广水、郑州、新乡、安阳、石家庄、保定等站召集当地工会委员、纠察队长等负责人举行会议，要求他们加强团结，遵守罢工纪律，争取最后胜利。沿途所见，罢工准备就绪，秩序井然。

为了扩大声势，吁请全国支援，经京汉路总工会党团向中央负责人报告后，二月三日京汉路总工会罢工委员会向全路工人发出紧急通告。五日我又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名义于北京发出通电，檄告全国各工会团体共同奋斗，电文如下：

“全国各工团钧鉴：此次京汉总工会在郑州开成立大会，横遭军警压迫，已于本月四日上午十一时全路罢工以示抵制，此中经过想贵会现已闻悉。本部素知军阀怙恶，与我工界势不两立，此次郑州事变，不过初发其端。因此对于京汉工友宣言为争自由而战之旨，极表同情。盖军阀今日可施之于京汉者，他日即可施之于他处。如吾人今日饮泣吞声，不复与较，非但全国工会将悉受摧残，吾劳动界恐永无宁日，循至莽莽神州，尽变为军阀官僚游民出没之场，而神圣劳动永沉地狱不能自拔矣。我劳动界年来发扬蹈历，颇多明达好义之士，睹此惨状，讵能容忍？尚望本阶级斗争之精神，切实援助，是为至要！中国劳动组合书记总部冬。”

这样，京汉路大罢工就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引起了全同各地的注视。从三日开始准备罢工起至五、六日这段时间内，北段（郑州以北到北京）、南段（汉口大智门到郑州）统由工会派专人严格管制。沿站水泵、道辙、电报、电话、火车头、轧道车等，统归罢工委员会调度指挥，并预防破坏罢工行为。于是自四日十二时后，全路各项客车、货车、军车、车站、桥梁、工厂、道棚一律遵令罢工，参加罢工的按路局册共计三万人，其实则远远超过此数。

现在回头来分述京汉路几个主要大站，如长辛店、郑州和江岸等分工会罢工前的准备和罢工斗争情况。这些曾详载于我当年所写的《京汉工人流血记》之中，其中包括许多历史文献，现略作补充援引如下，以飨读者。

在长辛店：该处赴郑代表回来后，便召集一委员会，报告总会被蹂躏情形，及总会的决议案后，即开始准备一切罢工事项。越日复召集一全体会员大会于娘娘宫，到者三千余人，工会委员报告情形毕，群众热潮如狂，呼声动天地，均愿为自由而战。大会既散，罢工便随之开始。同时复发表一电，其文如次：

万急，北京大总统、国务总理、交通总长、参众两院、保定曹巡阅使、洛阳吴巡阅使、各师、旅长、全国各工团、各报馆、各邦人士钧鉴：敝分工会接本总工会急电，定于本月四日十二时全路一致罢工，此次罢工原因，完全是为着争自由争人格，敝分工会深恐奸人从中蛊惑，杯弓蛇影，淆乱是非，故将此次罢工原因涕泣详陈之：本路工人因生活困难，员司压迫，即起组织工会，先后成立，本路共组成工会十六所，乃设总工会于郑州，二月一日即京汉铁路总工会之成立日也。原定是日开成立会，约请各地工团代表及各行政机关人员和各界名流硕士与会，借此联络感情，指教我们的缺点。此会之正大光明，谅早邀各界人士洞悉。乃本路赵继贤局长，江岸分局长玛澐，郑州警务局长黄殿辰连电曹、吴两使，诬称工团为不法团体及许多不近人情之语，吴使即电黄殴辰有据某某电称，当相机制止，万勿激生争端。黄殿辰接电后，乃擅作威福，逞其恶性，即严行禁止开会。一月三十一号各地代表齐集郑州，馈送许多礼物，二月一号总工会即派代表迎接来宾，及所赠之匾额对联。其秩序为音队在前，次为代表，次为匾额，次为本地工友，由郑州之第一宾馆迎至总工会，秩序井然，并无喧哗杂错行动。乃黄殿辰召集许多军警，上刺刀，实子弹，阻止工人行走，并派军警数营包围工会。即会场、旅馆，亦使兵卒占据，严行监视各代表行动；饭馆茶铺，不许工人吃喝，工团所送之匾额，尽被兵士捣破。黄殿辰并声言：“我在郑州一日，即一日不许工人开会，所有打破之匾额也不许工人搬至工会之内。你们有能力即行全路罢工，使我黄殿辰屈服，我一步磕一头，将匾额亲送至工会。现在呢？你们快些滚蛋。”唉！民国约法上说人民有集会结社之自由权，工人亦为人民之一分子，何以我工人无之。语云：“不自由，毋宁死”，我们要争我们的自由，争我们的人格，我们只要与侵犯我们自由的人宣战，直接侵犯我们自由的人黄殿辰、赵继贤、冯澐三人而已，我们自不能与他甘休的。我们一切行动均听总工会指挥，请各界人士，伸张公理，为我们苦工人谋自由幸福，我京汉全体工人是感激不尽的了！谨此宣言，诸希谅察。
京汉铁路总工会长辛店分会叩

此电未直讦吴佩孚、曹锟，尚欲为之留些余地。又后来黎元洪发一献媚军阀的命令内说，此次罢工未经呈报云云，但文电俱在，岂能一手可以掩尽天下耳目？

罢工日正午，适有自保开来一列车，行抵辛店，即由工会命令停驶。是夜复有一自汉北来通车，至辛店亦行停驶。工人待遇旅客，极有敬礼：男子则为代雇车马，妇女则延至工人家住宿，次日派人护送至京。故社会上一般人士，对于工人均怀一种好感。

自北而南——京汉路工人惨遭屠杀

五日早晨，路局赵继贤已奉吴、曹两军阀密令，令他严厉处罝，但同时北京总局茶役亦举行同情罢工，总局更是死寂的了。是日赵即发一布告，里面说的均是恐吓的活，并限工人十二小时内恢复工作。嗣见工人不以为意，又派三宣慰员诱工会谈判，大意说先行开工，再论条件，经工会严辞拒绝，无结果而去。此时吴佩孚又来一电，说他有五百工兵，可以担任恢复交通，令赵放手办事。接着下午一时起，先后有军队多起开来辛店，均系全副武装，由员司开车运来的。计有游缉队张国庆一营，保定十四混成旅时全盛所部二营，琉璃河第六连。军队到时，分布各要隘列营，全体工人遂亦前往示威并向他们散发传单，一时兵士均为之感动。传单录下：

“兵士们！警察们！我等都是苦同胞们呵！你们为的是家里要饭吃要衣服穿，才出来当兵或当警察，我们也是为着家里的人要饭吃要衣穿才出来卖力气，寻工做。你们是月中关饷，我们是月中开支，唉！讲起你们的饷有二三月四五月或六七月没有关的，岂不是跟我们一样的苦吗？我们罢工是跟你们告老或解甲归田一样，因为我们不愿干了，是不犯国法的；你们这次来此，我们十分欢迎你们，感谢你们！但是外面的风传，实在是不好听，都说你们是來压迫我们的，我们不相信。因为我们同是苦同胞，应该互相联合互助，不应该残害。俗语说得好：‘强不欺弱，众不暴寡。’你们手里有枪有刀，有子弹，你们是强者，我们是弱者，你们若来残害我们，恐怕于心不忍吧？亲爱的军警们呵！我们愿和你们结成很好的朋友。兵、警、工同是苦同胞，有什么分别呢？如果你们不愿意，定要来残害我们，我们只拚着一条穷命，将来历史上留个好纪念。就是有强力，有枪刀的军警，残害手无寸铁的苦工人，好听么？我们知道你们来到这里的军警，全是我们的朋友，我们不疑心并且知道你们一定不会残害我们的。京汉铁路总工会长辛店分会启。”

军队六营将长辛店包围定了，于是禁止工人在路上往来，偶语，开会，每数十步设岗放哨，并有许多密探出没工会附近，调査工会中主要人物的住址。娘娘宫也不准工人前往集会了。但是奸猾的赵继贤此时态度竟变和缓了些，曾数次派人向工会代表接洽，意在调查工会的主要领袖，安排摆布他们的最狠毒的阴谋。

六日晨工会调查队报告，军队行动极可疑虑，并闻涿州方面尚有大军来到，一时全市空气益臻紧张。工人见辛店形势已如此严重，均知此番必致演一出大悲剧，但为自由而死，死亦何憾！故工人态度仍不稍变。六日，工会复发表第二次宣言以杜谣传，宣言说：

“全国父老兄弟姊妹们！我们京汉全路已罢工两天了，此次罢工原因，本分工会二月四日所发出通电，已说得很明白，南方各地，想必由江岸总工会，发布详细的宣言，务使各方面的人们，明白个中真象。乃北京的报馆，还有一二家登载些不十分的确的消息，现在再把我们为什么罢工及罢工后所取的态度简明的说出，并希望亲爱的同胞们给我们以充分的同情和援助。
我们此次罢工，是因为京汉总局长赵继贤，江岸的分局长冯澐，运动野蛮的郑州警务局长黄殿辰，以武力禁止我们二月一号在郑州所开的总工.会成立大会，并捣碎各工团送我们的匾额对联等礼物，驱逐各地代表出境，封闭郑州工会。还要胡说：‘我黄殿辰在郑州一天，就一天不许工人开会，如果你们有本事，就实行全路罢工’。我们认这件事是赵冯黄三人合伙以强力来侵犯我们应享的集会结社自由权，也就是这三人无端蔑视我们的人格的表示。所以当时聚集各地代表在郑州开了秘密会议，议决总会移江岸，再命令全路一致罢工，以争回我们应享的集会结社自由权和人格，并保持我们的第二生命——工会。二月三日晚上，江岸总工会的密电到了，京汉全线一致于四日停工。停工之后，我们本全路一致的精抻，各分会什么条件都不提起，专听江岸总工会的命令，总工会叫我们怎样办，我们就怎样办。在罢工事件未解决以前，除了听总工会的指挥：别的什么全不知道，这是我们至死不变的信条。我们希望这次宣言能使全国同胞都十分明白我们是受着怎样的压迫，而不得不出此最后手段，并希望他们的同情和援助。谨此宣言。
京汉路辛店分工会启•二月六日”

在郑州

二月四日上午十二时，即郑州遵总工会命令举行罢工之时，照例发一宣言向外界明白解释。又每一工人手中执有一种传单，其文如下：

“工友们！我们因受种种压迫摧残，逼得无法，出于全路一律停止工作，这是我们最痛心的事！我们要万众一心，坚持到底，要谨守秩序，静听总会解决，至要至要，切嘱切嘱。”

观此知此次罢工精神至为一贯。是日下午，第十四师师长靳云鹗，召郑州分会委员长高彬、姜海士、刘文松三人至司令部。靳见面大骂，出语鄙恶，无复有人类理性，高等置不与辩，将总工会所发罢工通告与彼看。彼看毕，谓“你们是听总工会命令的，你们无权，不同你们说罢。”三人遂退出。五日无事，至晚上，一巡官至高彬、姜海士家，言师长请彼等至第十四师俱乐部讲话。二人至彼，郑县巡警局长黄殿辰亦在彼处，命将二人拘留，加上脚镣手铐，如同大盗一般。刘文松闻讯，谓分会事，三人共同负责，现在二人受苦，彼一人决不躲逃，以图苟且，即时驰至该俱乐部，请与二人一同受苦。工人闻讯，大愤军警之滥用职权，又感刘文松之义气，敌忾之心，更为坚决。六日早又捕去二人，一名王宗培，一名钱能贵。王在家扫地，被便衣警察捕去，谓其时常出入，不是好人；钱从前因其子与警察小有嫌怨，警署挟恨，故借此报复，二人亦均上镣铐，钱双手被麻绳紧缚，两腕尽肿。是日上午五人同被驱至车站，意在借以示众，威胁工人，工人不惟不惧，反加愤激。是日下午，警署雇人鸣锣，招呼工人上工，工人置之不理。

在江岸

总罢工的第二日（二月五日），萧耀南派其参谋长张厚生至江岸，先使该地警官某，以强硬态度，要挟工会交出杨德甫、朱兰田、张濂光、罗海臣、林祥谦五人，工会答以“如有对于曹吴及交通部正当负责人来，总工会当然有全权代表与之正式接洽，否则，恕不能接待。”延至午刻，忽探报厂内已被大批军队占领，大智门车站已开始卖票，张参谋长在工人家，拘去开车二人，用军警压迫，即行开车。分会委员会闻此，即派纠察团进探，一时集于厂门者约二千人，冲破军警防线，将该二工友抢回。当日上午，军警忽拘去纠察团工友三人，工会特派代表张濂光、项德隆、罗海臣等四人，请军警释放无故被拘的三人，虽军警方面百般威吓，谓须枪毙斩首等语，他们毫不为动，军警无法，始将三人释放。这是敌人方面用破坏不成，继之以威吓亦失败。

先是武汉各工团代表自郑州归来后，各以此次所身历的压迫与不自由，当众发表，有痛哭者，有愤詈者，其奋发激昂的态度，实可动天地而泣鬼神。所以全体议决，愿以死力与京汉铁路工人一致进行。遂于大罢工的第三日，由各工团各派代表数十百人，各持旗帜来江岸慰问，即在江岸举行慰问大会，当时全江岸工友到者约万余人。首由京汉铁路总工会执行委员长杨德甫同志报告招待慰问代表的盛意，并申述此次大罢工之意义及希望。继由各工团代表及真报馆记者数十人演说，无不激昂慷慨。最后由京汉总工会秘书李震瀛代表总工会向众致辞，略谓：“我们此次大罢工，为我们全劳动阶级命运之一大关键，我们不是争工资争时间，而是争自由争人权。我们是自由和中国人民权利的保卫者，工友们！我们京汉工人的责任是如何重大呀！麻木不仁的社会，早就需要我们的赤血来薰染了，工友们！在打倒军阀的火线上，应该我们去作前锋，前进啊！勿退却！”群众高呼“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武汉工团联合会万岁！”“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啊！”群众于愤怒之余，遂举行游行大示威，由江岸经过汉口租界以抵华界，历二小时方散，此种闯入租界示威，实为创见。

由于双方斗争激烈，南北情况复杂，虽然当时大罢工的中心设在北段长辛店，我们对外宣称是把总工会移至南方。但军阀与交通系却很狡猾，他们知道京汉铁路工会主要力量仍在北段，认为只有破坏长辛店基地，才能根本解决罢工问题。所以敌人后来先从长辛店下手，于二月六日深夜，曹锟的直属军队率先发难，在长辛店把罢工主要领导人都逮捕了。然后推向南方，郑州、信阳、江岸十几个车站工人先后遭到屠杀。

从二月四日起，我和仲一、孟雄、君宇、梅羹等经常驻守前门车站，与长辛店、郑州及汉口各站联络。六日晚，长辛店消息紧急。印刷厂小赵（赵长润）专程来京报告连日敌我斗争情况，传达史文彬等捎来口信，说有要事，让我速往长辛店商量。

七日拂晓，天气奇寒，滴水成冰。我同书记部小刘（刘伯青）乘交通专车赶到长辛店。下车后，遥见芦沟桥附近军队活动不停，心知情况有异。沿途急行，到达工会时，只见屋内外挤满了人，还有家属妇幼，人声鼎沸。原来是拂晓前，当地驻军闯入工人住宅区，挨家搜索，将史文彬、吴雨铭、陈励茂、武把、洪尹福、吴春溪、杨锡珍、王永泰、卜润舟、李柱、易顺等十一位工会领袖捕去，所以群众愤怒非常，但一时不知所措。

工会干部杨诗田（党员）前来迎接我们，告诉我史文彬等十一人现正关押在火神庙军营。进到院内后，群众中有高喊：“书记部老罗来了”，当时大家都处于忙乱中，极想书记部来人出主意，形势非常紧迫。我向大家说，军队无理捕去我们工会委员十多人，咱们大伙应该一齐起来，去旅部把他们要回来。大家同意并应道：“好！咱们就去把老史他们要回来！”于是我和工会秘书立即动手写了旗帜标语和“要求释放被捕工友”，“还我们的工友，还我们的自由”等大幅标语。葛树贵吹哨集合纠察队，整理群众队伍，高举标语旗帜，工人大队齐向火神庙进发，一路高呼口号，市民围现，夹道助威，声势极为浩大！

我和葛树贵领队前进，杨诗田压队，工人群众队伍约三、四千人，由工会会址快速涌向火神庙，立即将警署包围。此时庙内有驻军和警察近两个营。先时，我们派代表韩连金持文告向前打话，说明来意，随后又派孙呈武、刘斌进内交涉。军队见群众队伍不断涌来，立即后退，举枪作射击状。不久，敌十四旅四团三营又驰至，双方开始冲突。军队即向工人队伍开抢，工人纠察队副认长葛树贵、杨顺起率领工人高喊：“敌人向我们开枪，我们去夺枪”，于是双方搏斗，卷入混战状态，一时枪声如沸，弹雨纷飞，当时我和葛树贵站在一起，敌人开枪后，均受伤倒地。这次工人惨遭屠杀，后经判明，抬往医院、重伤不治、当即牺牲的有葛树贵、杨诗田、辛克洪、刘宝善、赵长润等五人，其余负伤人员二十九人。除死伤外，又被捕去王永福、刘炳波等二十余人。许多工人同志伤治愈后，继续坚持参加罢工斗争。

我负伤流血倒地后，经由纠察队员救护，突出重围，即让纠察队员迅速将受伤工友救出，护送回家治疗，并通知罢委会诸人离开长辛店到北京集合，准备继续指导罢工。

回到北京后，袁之贞、杨宝昆等已分别派人到西便门及丰台迎候，随即召集紧急会议。当场决定将长辛店组织暂移前门工作，函派宝昆兄弟到丰台成立机关，从事被难工友及其家属救济工作，一方面又加派人到郑州、石家庄、南口、唐山、天津，就近指挥当地铁路同盟罢工。

七日下午，江岸工会遭到屠杀，第三日（九日）接列京汉南路报告称，“二月七日（农历十二月二十二日，过小年前夕）早晨火神庙浴血后，是日下午，汉口江岸车站亦发生萧耀南军队屠杀铁路工人的事，当场牺牲有三十二人，伤两百余人，被捕三十五人。当时江岸分会林祥谦被捕，壮烈牺牲，施洋亦被捕。汉口方面军队行凶者为萧耀南（湖北省长兼督军）、张木阶（参谋长）。与林祥谦同时牺牲的还有曾玉良（扬州人，三十二岁）、纠察队员刘文银（司机）、刘寿其（铜匠）、林材泳〈翻砂工）、林元成（林祥谦之弟，信阳升火工）、徐延发（钳工，湖北黄安人）等。长辛店、郑州、江岸既同遭惨祸，各小站分会，备受蹂躏，自不待说。保定分会执行委员长何立泉、白月耀则被曹锟捕去，处以极横蛮之站笼。五百余工会会员捕拿逃亡殆尽，工会财产被抄。高碑店工会干事二人及正定委员长康景星同日被捕，囚在保定陆军执法处。彰德工会办事人，亦先后入狱，或逃亡在外，不能回去。信阳执行委员胡传道，因军警强迫开车，不允，竟被断去一臂。此外，新乡电报生赵密，亦与郑州五工友被捕押保定严刑拷打。郾城南北诸站受祸略同。沿途各站无一幸免。

“二七”全路死难烈士约四十余人，他们是葛树贵、辛克名、刘宝善、杨诗田、林元成、施洋、林祥谦、徐言发、陈芝槐、陈道忠、王起鹏、叶志松、曾玉良、钱惠和、陈年伯、刘长发、朱仁斌、秦均、梅启发、吴采贞、王先瑞、李开元、龚德咏、陈端炳、刘文银、叶青山、梅才咏、刘耀亭、姜和顺、杨庆寿、郑成、李玉、柳成有、胡兴顺、邵成鹰、张福狗、刘寿真、林开广、武把、高斌、丁道启、晏佑来、吴海发、高顺田、胡如树等。

罢工遭到曹吴军阀残酷镇压。京汉南北各站在全路斗争中牺牲四十余人（见上），入狱百人，负伤者五百余人，失业兼流亡估计将达一千户，家属牵连被祸者不计其数。

“二七”大罢工，由于京汉工人阶级遭到了反动军阀的残暴镇压和血腥屠杀，当时所发生的对外对内各项问题，头绪纷繁，集涌而至，同时得悉京汉沿线军队集结益多，敌人势将继续运用武力扑灭工会，如坚持、扩大罢工，其结果必致战线扩大，造成更严重牺牲。于是经北方区委扩大会议反复讨论，会上虽有人主张绝不复工，坚决与敌人斗争到底，但是区委考虑到，这样做事实上是办不到的，会招致更大的损失，遂决定忍痛复工。

复工通电发出后，区委会议继续讨论善后方略。会议决定：（1）京汉铁路总工会迁往天津办公，由各路加选委员以加强工会组织。汉口江岸京汉总工会办事处立即撤销，原有罢工委员会委员一律齐集天津开会。（2）各铁路同盟罢工一律停止。〈3）组织“二七”善后委员会，立即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办理抚恤伤亡，慰问在狱诸工友，登记失业，安置烈士墓葬及家属生活等事务。（4）在北京及其他城市，工矿区举行追悼“二七”烈士大会，编印“二七”斗争的小册子等。会后即派人到京汉沿线各站，京汉以外各线路传达上述决议。北方区委在二月底三月初派人分途到京汉路各站抚慰工人及被难家属，并在北京、长辛店、丰台、天津等处分别设立失业工人及流亡家属住宿站，从事救济抚恤工作。各工会负责人推选代表组织救济抚恤委员会。工人群众对此项工作一般表示满意。

北方区委扩大会议后，党与工会各级组织正在开始根据决定部署各项工作，准备付诸实现的时候，交通系和北京军警机关正暗中勾结，向中共北方区委与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强烈进攻。交通系为赵继贤主谋定计，迭向曹锟、吴佩孚、王怀庆等多次提出过激党“黑名单”，企图借曹吴之手将书记部人员一网打尽，当时王怀庆在北京通衢大街张贴布告，内云：“主张共产，宣传赤化，不分首从，一律处死。”自此，北京军警手持“黑名单”大肆捉拿中共与书记部人员，灯市口工会招待所被查封，捕去负责人；草厂胡同二号曾被捜查一次，捕去同志一人；北大印刷所《京汉工人流血记》浇铸纸版亦被查获；査封《工人周刊》，捕去工人。此外在天津，《工人周刊》发行人被捕；郑州、丰台等处工会组织亦被査封，逮捕工人、学生达四十余人。一时造成北方空前恐怖状况，真是缇骑密布，陷阱纵横，大有寸步难行之势。

在北方军警大规模搜捕期间，北方区委决定仍按原计划在京召开京汉路“二七”死难烈士追悼大会。随后在上海亦举行“二七”烈士追悼大会。北京追悼会由南城高师学生会名义负责筹备。一九二三年三月二十二日，在琉璃厂高师风雨操场召开追悼“二七”被难诸烈士大会，由书记部代表王铮，京汉路工会长辛店参加火神庙斗争的工人刘监堂和施洋夫人等来做报告，到会者千余人。大会还通过严惩凶手决议案。来自全国各地的学校、机关、工会代表登坛演讲的有三十余人，悲歌慷慨，震动幽燕。会毕举行火炬游行示威，队伍直达民贼盘踞的总统府，高呼惩办祸首，为死难烈士复仇，实现民主自由等口号，并提出七条要求：立即撤退长辛店驻军、释放被捕工人，惩办凶手、启封工会等。群情激奋，誓为争集会、结社、罢工自由的后盾。

“二七”追悼会还收到来自国内外的花圈、挽联、诗文、悼词等约五百余件，会场临时编印《“二七”悲愤录》，传诵一时。

远在南国的中国海员总工会在追悼大会召开之际，也拍来电文：“二七烈士们，你们是中国工人革命的先行者！你们所作是象征人类崇高的道德，无限的智慧，热烈的情操与最大的勇敢。中国人民的真正自由平等，只有追随你们的足迹奋斗才能实现！”

从此以后，全国各城市工矿地区年年此日多举行纪念，“二七”成为中国工人哀思奋进的日子。当年有一首流行的“二七”纪念歌词云：“二月七日，正是那年今日，怆神时，芦沟桥畔血，丹水池边雪，保定狱中链，辛店站前旗，万众同仇感，四海知！‘二七，烈士永垂革命史册。”

北方书记部素来纪律严明，在历次斗争中，党员不得擅离职守或撤出战斗岗位，因此全体工作者在复工后，迅速转入地下，继续坚持斗争。“二七”被迫停刊的《工人周刊》，于一九二三年五月又重新复刊。半年以后各路工会渐次恢复，一年后，成立了全国铁路总工会。

当时监禁在保定直鲁豫巡阅使署军政执法处监狱的所谓“二七案犯”三、四十名，军法处审汛数次，均无确实口供。军法处法官追问罢工谁指使，党羽为谁？工会幕后人物为谁？工会与书记部关系？在狱工人坚不吐实，只申辩工会为拥护自由民主，为约法而罢工，不知其它。军法官云：“你们工人都是老粗，懂得什么约法？显见受共产党利用，受北大学生利用，陷罹法网，你们只要供出书记部主持人姓名、住址，政府把他们抓起来，就可以释放你们出去。”工人们故作不知，纷起抗辩，据理力争。法官只得说：“主犯未获，不能结案，你们就不能出去，今后当继续通缉主谋的人犯归案究办。”这些同志坚贞不屈，直到直系军阀倒台后，才由党营救出狱，历时两年多。

《京汉工人流血记》

直到一九二三年六月召开党的“三大”时，我一直留在北京负责北方区委工作，处理“二七”善后事宜，召集“二七”纪念会等。在这段期间编印了《京汉工人流血记》。

关于《京汉工人流血记》的编写经过，先是二月二十一日，我综合京汉全路各站报告，写成《二七大屑杀经过》一文，于同月二十七日在《向导》第二十三期上刊出。但此文限于篇幅，未能将事变因果全貌记述出来。旋接中央来信，嘱编一书详记始末，于是乃动手编写。开始在“二七”后的二、三个星期，曾由长辛店支部和北大支部组织力量，到“二七”罢工沿线，搜集资料、照片。一九二三年三月初开始整理，起初材料太多，后精简大部约有十万字左右，至三月下旬完成。剩下的资料照片，原准备以后有条件再印，后因地下机关被破获，都丢失了。开始动笔时在高师宿舍，后因环境纷杂，敌人眼线很多，工作未便，乃在沙滩附近骑河楼临时找了个小房子继续写作，由李梅羹助理缮校诸事。当时天寒无炉火，二人用芦花败絮裹腿，盘坐在土炕上呵冻挥笔，日夜不辍，边写边印。当时市面上找不到印刷的地方，后由北大印刷厂工人党小组想办法，由他们全包下来的。当时还收集了几十张照片和图片，由于做铜版很贵，受到限制，未能刊出。在编排时，中间有些空白，我们就把平时学习翻译的马、恩、李卜克内西的原著（如《共产党宣言》自译稿）择其名言，以革命语录形式付印其间，还把德国革命诗人海涅的诗《宝剑火花歌》和自编的诗句补在空白处。全书的排版和封面设计悉由刘伯青负责，封面是三色套版，绘一挥大锤的工人，封面题字是由宋天放书写的。编成后，我写了序，由高君宇写了一篇后记。当时由于印刷工人不多，且都是以义务劳动额外承担的，人手不够，于是我们支部的同志们都帮助排字、组版、摆车、印刷和装订。所以这本书完全是党员们自己亲自劳动印刷出来的，对我们支部也是一次锻炼，使我们学会了从写稿到排字、组版印刷等全部工序。后来对这些工作我们都能干得很好。

《京汉工人流血记》除序言及后记外共十章，并附有“二七”罢工工人死伤调查表和第三国际执委会告中国铁路工人宣言。各章题目是：

第一章　京汉工人的狂飚运动

第二章　二月一日军阀进攻

第三章　如火如荼的京汉路各站鏖战情形

第四聿　惨杀以后

第五章　六路及京沪武汉工团援助纪略

第六章　北京市民空前大游行

第七章　献媚军阀的北政府及奸商

第八章　全国一致的不平鸣

第九章　国会方面的调解

第十章　结论

在书的序言中，我首先向世人扼要地讲明了编写《京汉工人流血记》目的，并批驳了种种诽谤“二七”罢工的谣言，指出，

“这次京汉路二万多工人因争开会的自由举行总同盟罢工，大招军阀的嫉妒，致演出二月七日的大惨剧，凡是稍具常识的人没有一个不说是民国成立以来极重大的事变；凡有血气的人也没有一个不愤懑填膺的。但是社会上知道此事底细的人却是很少，因为：第一在罢工期内万恶的北政府禁止此项消息的传播；第二洋资本主义国家和中国资本家走狗所办的报纸及通汛社等，故意登载些淆乱黑白颠倒是非的新闻，冀以扰乱社会的视听。此外更有一派糊涂可笑的记者，疑心此事是为所谓政争内幕的一幕，恐为他人作宣传，不愿意忠实的登载，因此，社会一般人士竟不能对于社会这样严重的事变，得到一种正确明了的印象。我们对于前二项原因，自然是认为当然的；对于后项的‘记者’也只有怜悯他们无知识。倒是‘二七’大牺牲的事实，本社同人至今不能向社会作个忠实的报告，这是我们日夜不安的。
本社同人于役劳动运动，前后三年，本想将这回事变的详细情形，乘此机会，尽情的说出来，但是后来因为各地详细报告尚未寄到，而又限于时间和经济，不能尽量编入，才决定先行出这个小册子。所以论到这本小册子所介绍的材料未必便能满读者的意，但是那些被军阀与帝国主义摧残和蹂躏的资料，吾人天天处处耳闻目见，不啻千万，何待陈述？所以我们愿读者记取的倒是应该注意这些材料所代表的真意义和价值，这又是我们引以自恕的。”

为进一步从理论上批驳资本家及其走狗们所散布的颠倒黑白的谰言，更重要的是促使社会上一般人士对当时中国社会问题的严重性有所认识。序言以较多的笔墨论述京汉路二万多工人举行罢工的历史必然性。

“我们知道，无论什么事实，决不是偶然发生的。这回二月七日的事，可说并不是发于京汉路的二万余工人，也不是兆于二月一日郑州禁止开会，更不是单为着京汉总工会所提出的几个简单条件——我们如果稍加思索，便能知道二七事变，至少也包含了下列的几个蕴义：
中国自辛亥运动以还，政象纷变，元恶巨憝，迭为起伏，遂形成现在割据的封建政治。封建政治的基础是建筑在黑暗的暴力上面，他们盘踞疆土，瓜分政权，霸占铁路（现在北方铁路已是曹锟，吴佩孚的家产，关外的铁路是张作霖的私有物），他的表现是与任何进步的思想相反对的，代表这个态度便是荒谬的北洋正统观念！他们反对约法，反对民主.主义，反对新文化运动，反对社会主义……反对一切的民众进步的思想。无论哪一个贼目当政，都是取同样的态度。今京汉路工人的团体既是民众觉悟的组织，京汉工人所争的既是约法的自由，这均是他们黑暗暴力的劲敌，北洋正统迷梦的仇雠，所以我们知道即使没有二月一日的事，他们也是要图谋倾陷的，因为他们卧榻之侧决不容有觉悟的群众的团体和活动。从这一点看来，二七事变是国民直接与军阀抗争，是封建势力与光明的势力抗争，是被支配者与支配者抗争。
“然而同时我们又知道，这种封建式军阀的存在和兴盛，是全仗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扶植的。除去现在的苏俄而外，无论英法日美……任何国的政府都是资本帝国主义的政府。他们的基础建设在资本主义制度上面，他们的表现便是经济侵略政策，他们利用中国有卖国丧权的政府，做他们忠实的走狗。利用中国常在内争之中，而不能发展国民经济的能力，以便销售他们的洋货，榨取中国的财源。他们为种种自利起见；于是一面供给军阀的枪械子弹，高利借款供给军阀的饷源，间接的来压迫中国民族；一面又管理税源，开设银行，发行纸币，安设驻防军警兵舰直接的来压迫中国人民。在这种设施之下，他们几无时无地不伙同他们所豢养的军阀政府，来妨碍民众的觉悟，禁止民众的团结；其所取的态度和方法是比较国内军阀更狠毒的。所以这次京汉工人的举动发生，东交民巷的公使团——即北京政府的太上政府——便严厉的训诫北廷要他严厉处置。由此，我们便可以知道二七事变是中国的劳动者与外同资本帝国主义抗争的表现，是中国民众受外国酷虐侵略后的一种反映。京汉流血的工人便是开始进攻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先锋。”

在序言的结尾，我们作出这样一个结论：

“我们断定工人们的运动反对国内的军阀是直接的形式，反对外国资本帝国主义政府是联带的结果。他们进攻的失望，虽然这般的沉痛，但是他们运动的意义却是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明白无比的——所以二七惨变实在是中国民族革命史上阶级斗争的一段。大家必须在这个沉痛记载上去体认阶级斗争的真意义。
“最后，如果我们相信中国将永远沉沦，世界人类将必归毁灭，现在就不必多说。要是我们尚有一点为中国民族求自拔，为世界人类谋拯救的意念，我们便应当不迟疑的实行内与封建式的军阀外与资本式的帝国主义作战，我们便应当谋中国民族的革命和世界民族的革命。但是这般伟大的事业，在中国究属哪一个阶级负担，自来有许多学者教授们是很怀疑的。他们的意思：中国劳动者的能力和意识远在西欧诸国劳动者之下，决不能担这般重大的干系，所以近年来有许多革命的青年投身劳动运动，他们见着总以为是愚公移山的笨举动；此外有班堕落的人们满存着传统的鄙夷劳动者的成见，那就更不消说了。自二七事变以来，却表示了中国劳动者的伟大能干和魄力，证明中国无产阶级确能担当中国的革命——甚至于世界革命的责任。这不能不说是惨淡无光的旧社会中得到了一度新的兴奋。从此中国全体劳动者的脑筋里也加了一种新鲜的印象，将自然而然地向革命的趋向进行了。
“至于革命的青年们对于这次惨变，本当无所用其留恋，也无所用其悲哀，更无所谓失望，霎时起灭的报仇雪恨的浪漫心情尤不是真正革命者唯一的态度。我们唯知道以后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责任，是永远在无产阶级的仔肩上，大家只有前仆后继的在此革命长流中涌进，最后的成功，终归于最后努力的人！”

接着，该书分章叙述了京汉路工人斗争的史实和“二七”惨案及其后的救援工作。该书于三月底在北京初版，约印五千册，后改由广州人民出版社重印多次，前后约印五万多册，先后在北京、上海、广州发行，畅销南北。

—九二三年五月及一九二四年的《向导》上曾介绍此书，说：“二月七日京汉路的大惨杀，不仅是中国劳动运动史上一大事；而且为民权运动史上一大事。发踪指使的不仅为直系军阀吴佩孚等，而且为英国领事、英国烟厂、棉厂各大班。故是役之意义不仅为军阀与外国侵略家打破劳动运动的新势力，而且为军阀与外国侵略家打破国民运动的新势力。是书记载详明，分析精到，一字一句，可歌可泣，凡留心中国新兴势力发展的人，皆不可不人手一篇。”

《京汉工人流血记》的出版、发行，其影响有一点我们当时未曾意料到的，即这本书对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加强国共两党的合作也起了一点作用。有一次，孙中山的代表张溥泉在上海曾当面告诉我说：“一九二四年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见孙中山，向他提出国共合作问题。孙开始对同共产党合作理解不足。马林曾把《京汉工人流血记》、《向导》等刊物送给孙中山阅看，孙看后向左右亲信说：‘我想和共产党合作，你们却不赞成，你们自高自大，自以为有军队，有广州地盘，瞧不起共产党，而实际上共产党力量比我们强的地方很多。我当年开始搞革命时，策动群众，少则百、八十人，多不过几千几百人，你们看共产党发动群众斗争，动不动就是几千、几万，甚至几十万人。“二七”罢工就是例子。从这一点看，我们还不及共产党。’”孙中山从中国南北多次大罢工认识了共产党的群众基础。所以，后来马林再访孙中山时，孙对共产党有了正确的认识和评价，国共双方在平等基础上开展了革命合作。

《京汉工人流血记》是记载当年“二七”大罢工的重要革命历史文献。它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第一次跃登世界革命舞台的伟大斗争。“二七”斗争距今已六十年了，在此悠长岁月中，年堙代远，史迹沉霾。本书从三十年代起被列为禁书，几历沧桑，始得于一九八一年重版，获见读者，此书的重版，也可以说是对“二七”烈士们的一种纪念。

综计自《京汉工人流血记》出版后，当时，中外出版机构以“二七”大罢工史实为题目出版的书籍、画册等约几十种，其中内容正确的固然不少，但亦有少数材料和党的文件与当时史实不符，如马超俊写了一本书，说“二七”罢工是国民党领导的，有很多国民党员参加等；又如《二七工仇》一书是杨德甫、陈天等人投靠奉系军阀后，假借湖北工团联合会及京汉铁路总工会上海办事处的名义编印的。杨德甫等人在罢工紧急时逃往庐山，离开岗位，只有施洋、林祥谦、曾玉良等共产党人坚守岗位。这几个离开的人在罢工失败后，对党抱怨，发起宣传攻势，攻击共产党。这些人到上海后与反共的军阀政客相勾结，在上海租界挂起了京汉铁路总工会的牌子，同共产党对抗。他们将《京汉工人流血记》的文章剽窃了一些，又加以篡改，改头换面，编成《二七工仇》这本小册子。例如，说他们是真正的工人，暗示中共是知识分子；又说他们不卷入政治漩涡，不介入政治，不跟共产党走。《京汉工人流血记》中有第三国际高度评价二七罢工的电报，他们给删掉了。后来，主持编印《二七工仇》的杨德甫等人曾到东北，找到张作霖说：我们是反对吴佩孚的，是京汉工人。张作霖讲：反吴佩孚是好事，你们有什么要求？杨等讲：我们名义上反对吴佩孚，实际反对中国共产党。于是，张作霖送给他们几万块钱，他们用这笔钱作活动经费，进行反共，到后来，这些人彻底降附军阀，干着工贼的勾当。

“二七”后，党内外议论纷纭，不少人还投来书信，指责、非难这次斗争，有的则表示怀疑，还有一些好心人规劝以后不要采取这种得不偿失的斗争方法……。为了回答某些人的责难，向那些不明事实真象的人们说明“二七”罢工的原因，除编印《京汉工人流血记》外，北方区委还让席咏怀代笔，作了“二七”复信，信中指出：目前，罢工斗争是我国工人阶级反对军阀、财阀，所必不可少的斗争手段，工人阶级为全国人民争自由、争民主，为的是使我们国家摆脱列强侵略和军阀统治，建立一个繁荣富庶、人民丰衣足食、礼让廉洁的新社会，今天流血牺牲是值得的，今天流血斗争，就是让我们的后代不再进行这种斗争。

党内也存在着不同的意见，这时，第三国际发来一个正式电文给中共中央，转到北方区委，表达了第三国际对“二七”斗争的支持。

第三国际认为“二七”是近代革命史上的重大事件，应很好地总结经验教训。后来，党中央在“三大”上作了总结。第三国际的这封电报是党中央在“三大”做“二七”总结的重要依据。

第三国际、职工国际还几次派专人了解“二七”斗争情况，还请工人代表到国际去作报告。共产国际也写过一本有关“二七”的书，一九二八年我去参加“六大”时，他们送给我一本留念。

“二七”烈士，不怕流血牺牲，前仆后继的大无畏革命精神，是令人永志难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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